錫良

錫良的仕途是從任山西知縣開始的，之後又歷任直隸州的知州、候補知府等職。他在山西任職二十年，以廉潔、仁愛、為官認真、作風樸實而受到山西百姓的愛戴與感激。 ^[2] 

光緒二十年（1894年），錫良調任山東煙台，總理行營營務處，恰逢當地發生“大刀會起義”，便率清軍予以鎮壓，此後連續升遷至湖南布政使。 ^[3]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義和團起義進逼京、津，錫良受命率部北上保衞京師，後得知慈禧、光緒一行逃往西安，便改道奔山西太原護駕，被光緒帝任命為山西巡撫，防守後路。他積極佈防，嚴令廣大將士堅決抵抗，多次挫敗了侵軍對山西進犯的企圖。 ^[4]  但他的主戰思想自然遭到朝廷議和派的非議，不久，錫良便被撤職，後經人舉薦覆被任命為河道總督。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12月，錫良署理河南巡撫，兼管河工事務。這期間，他積極整頓吏治：河南的官員因為貪狡而被降職、調離；因為勤政而被獎勵提拔，積極性被大大地調動了起來，河南一度“政紀肅然”起來。 ^[5]  他還在辦好豫豐公司、福公司的基礎上又開辦了豫南公司，以便開採河南南部礦產，更好的興辦豫省鐵路礦局。他還竭力從外省引進人才，並在原開封遊擊署衙的基礎上創建了河南大學堂，還聘請德才兼備的人才擔任學校的總管與教習等職務。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4月，錫良擬調任熱河都統，南陽外國主教安西滿得知此事後，發電給湖北督撫張之洞、端方，讓他們加以挽留，張、端二人竟轉電清廷軍機處和外務部。錫良得知後，認為此舉不妥，遂不顧個人得失，向清廷上折陳明其中的利害關係，並強調中國官員的任命如果受到一個外國人的左右，則無疑是國之屈辱的道理。光緒帝採納了他的意見，錫良於是帶病北上赴任。

在熱河任上短短的半年時間裏，錫良積極整頓吏治、財務、興辦礦業、開墾荒地、整頓巡防，並興辦育才、開發民智，為改變熱河地廣官少，難以管理的狀況付出了艱辛的努力。 ^[6]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錫良調任四川總督，開始在四川積極推行清廷所提倡的“新政”，他不僅在當地設立各種學堂，還派大批學生赴日、美、法等國學習。在四川任職期間，發生了著名的爭奪路礦權事件。當時外國侵略者認識到“鐵路所到之地，即勢力所及之地”的道理，瘋狂爭奪我國的築路權和開礦權，而清廷也似有支持之意。錫良為了保住國家的主權不受外寇染指，在這危急時刻挺身而出，力主自辦，他不僅反覆上折強調其中的利害關係，而且還在數年內積極籌措股款達千萬以上，在四川民眾的努力支持與不懈鬥爭下，錫良最終取得了川漢鐵路修築的自主權，粉碎了外國侵略者妄圖藉助鐵路在我國延伸勢力的美夢。 ^[7] 

光緒三十年（1904年），錫良開始在西藏巴塘地區進行拓民墾荒。並於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派員平息了由上層喇嘛和土司勢力挑起的“巴塘事件”。 ^[8]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3月，錫良奉旨調任雲貴總督。在兩年的任職期間，他針對當地地理位置雖然險要但當地守備軍紀渙散、疏於訓練等弊病以及教育落後、財政拮据、外交棘手等情況進行了大力的整頓，他重點抓了整頓吏治、興辦學校、整頓軍備、修築鐵路、禁止鴉片等工作，並且都取得了顯著的成效。 ^[9]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黨人在雲南河口發動起義，錫良奉命親自督師前往鎮壓，起義軍最終因糧食子彈缺乏而遭到了失敗。

宣統元年（1909年）2月，錫良被授為欽差大臣，總督奉天、吉林、黑龍江東三省的事務，兼任熱河都統。他一上任就親自進行考查，目睹了當地利權外溢、財政艱窘的困境。為挽救日益危急的局面，錫良多次上疏朝廷，提出了以開設銀行、移民、設治、分防、通道等內容為主的解決東三省存在的諸多問題的方案。 ^[10] 

不僅如此，錫良還意識到當時的東三省由於不能掌握鐵路擴展利權而受到日俄侵略者的挾制，這就意味着東三省的實權實際上已經被外寇所控制。這是關乎國家主權的大事，錫良於是向清廷提出了向美國借款的建議，這樣做既解決了清廷無力支付修路鉅款的問題，又在勢力上牽制了日俄的囂張，可謂“一舉兩得”。然而，由於清廷的腐敗導致機密被泄，此舉最終未得以實施，錫良為此憂憤交加，多次舊病復發。日俄戰爭後，腐朽的清王朝統治搖搖欲墜，迅速地衰敗下去。錫良深知局勢已定，此時再多的辛勤努力和實幹也無法阻擋封建政權的滅亡了。

宣統二年（1910年），中俄邊境發生鼠疫，很快就蔓延到了東三省。為防止帝國主義以此為藉口而入境滋事，錫良堅持拒絕他們插手，而是自己部署力量全力投入到滅鼠疫的活動中，錫良直接負責奉天的檢疫、防疫。他謝絕了日本多次要求任命日本醫生為防疫總負責，聘請與之私交甚好的英國傳教士醫生司徒閣作為總顧問，全權負責整個城市的檢疫、防疫事務。 ^[11]  經過三個月的努力，終於遏止了鼠疫的蔓延。消息傳出，十一個國家派醫生到瀋陽考察，並且在瀋陽召開“萬國鼠疫研究會”，由錫良主持，大家對錫良防治鼠疫的功勞和方法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在抗擊東北鼠疫期間，錫良極力支持“東三省防疫全權總醫官”伍連德。當資歷更老的梅斯尼對伍連德提出質疑時，也是錫良堅定地給予伍連德支持和信任。在這場鼠疫大戰中，錫良可謂恩威並用。一方面，他奏請“出力人員，照軍營異常勞績褒獎。其病故者，依陣亡例優恤”。他的請求也很快得到清廷的批准。“吉林、黑龍江兩省都分別制定了有關防疫捐軀人員的撫卹金，比如醫生撫卹銀1萬兩，學生撫卹銀5000兩等。”。另一方面，錫良對一些官員也毫不軟弱。吉林西北路道於駟興、吉林西南路道李澍恩都以“防疫不力”而被革職。錫良還十分注重信息透明，發電中東鐵路各州縣，要求把每天鼠疫在各地的流行情況及時用電報進行彙報，而且“所有關於防疫電報一律免費”。 ^[11] 

錫良在任，嚴吏治，肅軍制，清理財政，整頓鹽務，籌辦八旗生計，成績十分突出。但是，他目睹內憂外患日危一日，而他為東北邊防所作的策劃，大都不能實施，而朝政日漸敗壞，民心日漸離散，又無法挽回，就多次託病請求離職。宣統三年（1911年）6月，朝廷才允許他離職修養，其職務由趙爾巽接任。

宣統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後，清廷召見錫良詢問應對方略。朝廷的意思本來是讓錫良擔任山陝總督，但是由於一些人的反對，改任熱河都統。他帶病到任不久，宣統帝宣告遜位，錫良即告病休養。

在卧病的六年當中，錫良始終拒絕醫治和服藥，終於1917年病逝，終年六十六歲，賜諡“文誠”。 ^[12] 

《錫良遺稿》 ^[16] 

錫良是清末雲南地方統治集團的一類代表，對清王朝竭力效忠，力圖振衰起弊，挽救正在動搖的統治。錫良上任雲貴總督後，大刀闊斧地在雲南推行新政。主要舉措有：①編練新軍，開辦新式軍事學校。②徹底裁汰雲南綠營。③在全省範圍厲行查禁鴉片。 ^[13] 

錫良在3年任期中，教育方面，還設立學務公所，編印《教育官報》，改革新式學堂，改建新式校舍；司法方面，在省城創建新式模範監獄；軍事方面，辦理改編防營為巡防隊，釐定營制餉章，籌辦新軍營房；交通建設方面，從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起將隨糧認股章程推廣全省，籌集滇蜀騰越鐵路路款；辦理地方自治方面，在省城設立諮議局籌辦處，作為地方議會之基礎，等等。 ^[13] 

錫良在東北任職期間，特別注重協調與蒙旗之間的關係。如針對丈放達爾汗王旗採哈新甸荒地抵償債款一事，錫良從該旗實際出發，認為放荒一定要照顧到蒙旗和民户的利益。他指出:“蒙旗既無荒價可得，自無報效國家之款。…蓋為蒙旗抵債，地價不能不略事提高，為民户息訟，又不能不優加體恤，似此酌中斷給，庶可兩劑其平。” ^[14] 

錫良為官三十七年，以正直清廉、勤政務實而著稱，是晚清時代一位政績頗佳，貢獻較大的歷史人物。錫良在他的每一任上都做出了應有的貢獻，他的一生不為大勢所屈，不媚同僚之俗，在中國最黑暗的歷史中留下了閃光的一瞬。

在晚清風雨飄搖的殘局中，錫良的種種手筆，為他贏得了晚清名臣、“一代能吏”的名聲。 ^[11] 

《清史稿》：①錫良強直負重，安內攘外，頗有建樹。②錫良性清剛，自官牧令，即挺立無所倚。嫉惡嚴，所蒞止，遇不職官吏，劾治不少恤；非義之財，一介不取；於權貴尤一無饋遺，故遇事動相牽制雲。 ^[15] 

《清史稿·卷四百四十九·列傳二百三十六》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