邾城

古邾城位於武漢市新洲區邾城街，在秦置邾邑時始建城堡，地址在今南街老石基山處，有古城堡遺址，地基較高，人們習慣稱為石基山。據傳，古城堡面積約2萬平方米，南面正門臨街，西、北面各有一耳門通街道，街道不在城堡內。後來的衡山郡治所和衡山國王府都在城堡內。至三國時期，吳魏相爭，戰事頻發，古城堡成為殘垣斷壁。吳赤烏四年（公元241年），吳軍都督陸遜再次攻魏，奪得邾城，置3萬兵戍守，並另築新城於古堡東北（今華帝花園小區處），面積約4萬平方米，置有4門，東曰朝宗門，南曰向陽門，西曰龍鳳門，北曰鎮武門。城西臨附池，東、南、北三方由人工開挖的護城河。 ^[1] 

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黃州衞新洲分司指揮使黃榮，集附近八奎半民工8,000餘人重築新洲城，新城將舊城全部圍在城內，東起黃家畈、祝家畈，西臨舉水河邊，北到蔡家濠，南抵黃茂壪，城型呈圓椅狀，東、南走直線，西、北走曲線，城區面積約2平方公里，城高12米，城頂面寬3米，城東、南、北三方臨城開挖有10米寬護城河。新城置9門，正東是清安門，正南是阜財門和繼照門，正西沿河有資生門、長庚門、鳴岐門、麗澤門，正北有武勝門和壬癸門。此城在明末、清代和民國時期的戰亂中多有毀損。 ^[1] 

1938年日軍入侵新洲時多架飛機狂轟濫炸，致大部分城牆嚴重毀壞。1949年時，城四方只有土圍牆，護城河仍在。1980年後，隨着城市建設的發展，土城牆被夷為平地，護城河也逐步被改造，其上建成街道。 ^[1] 

戰國時期，秦國的嬴政在統一六國之後，建立秦王朝，成為秦王朝的第一代皇帝，自稱始皇。據《中國名菜譜》載，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6年）時，他第二次南巡，過雲夢澤，途經邾城，在館驛駐宿，點名要吃邾城魚，館驛的驛官知道秦始皇酷愛吃魚，卻又特別怕吃到魚刺，也知道秦始皇的脾氣，不少御膳名廚，因所烹調的魚肉中有刺，常在其盛怒之下被殺。當秦始皇的隨行官員告知秦始皇要吃魚的旨意後，驛官不敢違旨，惶恐地指令廚師做御膳，一定要把魚食烹調好，並把秦始皇的愛好和脾氣告訴給廚師，要廚師特別小心。廚師聽了，深為惶恐，不做就會賜死，做得不好也會被殺，感到厄運臨頭，又無法脱逃。就在剮切魚肉時，緊張地用刀背亂擊魚肉，在慌亂中卻意外地發現，魚刺在擊打成茸的魚肉中伸露出來，廚師見魚刺露出，就迅速剔除，並將魚肉攪拌成漿，然後一團一團地擠入沸騰的豹胎湯中，很快，潔白鮮嫩的魚肉團飄浮湯麪。在傳膳聲中，廚師將煮熟的魚團，加上佐料，送上筵席，秦始皇吃得津津有味，非常高興，連聲稱好。陪同進膳的大臣們，見秦始皇一反常態，就在席間為這位廚師烹調的美味佳餚奉獻雅名為“皇統無疆鳳珠氽”。秦始皇大喜，並下旨將這位廚師帶回皇宮主持御膳。此事後來傳到民間，文士稱為“魚氽”，老百姓稱為“魚團”或“魚丸”，歷來是邾城乃至全新洲的一道名菜。 ^[2] 

在楚漢相爭時，抗秦義軍將領吳芮曾受西楚霸王項羽封贈為衡山王，以邾城為王都。據《史記·項羽本紀》載：“鄱君吳芮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為衡山王，都邾。”時為秦二世去世，太子嬰繼位的第一年。就在這一年（公元前205年）2月，項羽自封為西楚霸王，另封十八王，吳芮就是十八王之一。吳芮何許人也？據《史記·陳涉世家》載：秦末，吳芮為鄱陽縣令，當時“諸郡縣苦秦吏者，皆刑其長吏，殺之以應陳涉”。唯吳芮不以秦之苛政施於民，很得百越民心，許多江湖豪強相與歸附，過從甚密。至秦末，各地諸侯羣起反秦時，吳芮就集聚百越地方勢力，從以項梁為首的義軍反秦。後項梁戰死，即隨其侄項羽。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閏九月，楚懷王與各路義軍將領呂臣、宋義、項羽、劉邦、吳芮等約定兵分兩路西進滅秦，以項羽為一路，以劉邦為一路，“先入定關中者王之”。吳芮認為項羽“剽悍猾賊”，有勇無謀，並非大器，而劉邦則是“寬大長者”，可能成功。於是便派部將英布率軍隨項羽北擊章邯，自己帶領部將梅鋗策應劉邦西擊咸陽。結果是劉邦一路順風，先入定關中，項羽心中不服，駐軍灞上，設“鴻門宴”，企圖刺殺劉邦未果，就自封為霸王，封劉邦為漢王。在項羽駐軍灞上時，吳芮就在劉邦軍中，他認為項羽決不會遵懷王盟約甘心為臣，必與劉邦相爭，就託故先行離開劉邦，移師邾城以觀其變。項羽知吳芮隨劉邦進咸陽後離劉邦而去，認為吳芮尚可爭取，在封王時，聽説吳芮在邾城，此地是衡山郡治，就封芮為衡山王。項羽分封十八王后，移軍彭城（今徐州），並強行將楚懷王遷移於江南（今湖南郴州），同時密令吳芮在途中將懷王殺死。吳芮接到密令後，十分不滿，認為項羽背信棄義，不守承諾，就按兵不動，沒有發兵去途中截殺懷王。後楚漢相爭，吳芮在邾城三年未動，直至楚滅漢立，劉邦念其舊功，仍封吳芮為長沙王。班固在《漢書·吳芮傳》後説：“昔高祖定天下，功臣異姓而王者八國……至其子亦失國。唯吳芮之起，不失正道，故能相傳五世，以無嗣絕，慶流支庶。著於甲令而稱忠也。” ^[3] 

漢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5年）十二月，劉邦封其少子劉長為淮南王。劉邦死後，立劉盈為惠帝，惠帝年幼，由高後呂雉專權，劉長心懷不滿，遂起反朝之心。當時衡山郡為淮南國所轄，衡山郡治邾城，處大江之側，雲夢澤旁，近山濱水，地勢險要。劉長令其心腹，在邾城集結各諸侯國有用人才及對朝廷不滿者，賜以財物、田宅、安置家室，為其反朝出謀劃策。至漢文帝六年（公元前174年），劉長與大夫伹、仕伍開章及棘蒲太子奇等舉事反朝，朝廷派大軍征剿，執劉長於陣，因劉長與文帝乃同父異母兄弟，免其一死，放逐四川，劉長憤然絕食而死。據《史記·淮南衡山列傳》載，劉長死後，劉長原在邾城收養的食客作歌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親兄弟，不能容……”有人將此歌詞上奏於文帝，文帝心起內疚，就將原劉長所在的淮南國一分為三，封給劉長的三個兒子，以劉安為淮南王，劉勃為衡山王，劉賜為廬江王。至景帝四年（公元前154年），景帝徙劉勃為濟北王，遷劉賜為衡山王。劉賜到衡山後，想起其父劉長乃高祖愛子，本可繼位為帝，因呂后弄權而不能得，曾有反意，“今上遷我至衡山，必是疑我”，自此又起反朝之心。據史籍記載，劉賜在衡山王府所在地邾城“結賓客，山東儒墨盡集於江淮間”。他與賓客奚慈、張廣昌等四出征召懂兵法、氣象及善於冶煉金、銀的人士，並令其子劉孝使客居邾城的江都人陳喜等作輣車、鏃矢，還刻制天子璽及將、相大印，準備反朝。至漢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劉賜與其兄淮南王劉安同時赴長安例朝，返回時，劉賜與劉安互吐心曲，均有反意，兩兄弟一拍即合，即同到淮南王府密謀反朝計劃。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兄弟倆終於決定起兵，不料起兵之事，被朝廷委派在淮南國任丞相的伍被先行告密，武帝親率大軍征剿，反軍未動，而朝廷大兵壓境，激戰數日兵敗，劉安被迫自殺，劉賜自知大勢已去，亦在邾城自刎。 ^[4] 

東漢桓帝時，江夏郡（郡治在今邾城）太守趙仲讓，是一位德才兼備的高士，在地方頗負盛名。據東漢應劭撰《風俗通義》所載，趙仲讓初為州牧舉茂才，被委任為西陵縣令（時西陵縣治所在邾城），按東漢時的制度，新任縣令到職親事前，應先拜謁上一級的郡太守，然後再到縣府就職。而趙仲讓卻一反常規，沒有去郡太守府報到，卻是微服單身私出，變易姓名，默不作聲地乘車進入西陵市裏，逗留亭中十餘日，深入街頭民間，觀省風俗，考察民情，瞭解吏治，調查市場。在廣泛接觸羣眾，瞭解當地實際情況之後，就去找當地的亭長（按漢制，十里為亭，亭有亭長），問新縣令是誰？從何處派來？何時到任？亭長答曰：“縣府已派人去迎接，很快就會到！”趙當即告知亭長：“我就是新任縣令趙仲讓！”亭長見新任縣令到來，深覺失敬，惶恐之下就地拜迎，之後與百姓隆重地將縣長送至縣府。次日，趙仲讓帶領隨從去郡太守府報到，太守趙有才，宿有重名，恕而不究，並以禮相待，還與之暢談施政方略。後因趙仲讓在西陵縣施政頗有政績，被擢升為江夏郡太守。 ^[5] 

甘寧，是三國時吳國八員大將之一。據《三國志·吳志·甘寧傳》載，甘寧，巴郡人，原是益州刺史劉璋的部下，漢獻帝興平元年（公元194年），反璋，不勝，遂帶800弟兄投荊州劉表。甘見劉表系一介儒人，不習軍事，終必無成，“恐一朝眾散，並受其禍”，於是，欲投東吳孫權。時劉表的愛將黃祖任江夏太守，鎮守夏口，甘寧無法通過，只好暫投黃祖，而黃祖認為，甘寧不過是一介武夫，三年未予重用。有一次，東吳孫權為報其父兄之仇，出兵西討黃祖，在戰爭中，黃祖遭遇孫權校尉凌操，雙方戰鬥幾個回合，黃祖敗逃，凌操緊追不捨，甘寧本善騎射，見黃祖臨危，就拈弓搭箭，從旁射中凌操，吳軍大亂而退。甘寧救了黃祖一命，可在收兵回營後，黃祖對寧並未讚賞，看法如初，自此，甘寧終日憤懣不平。黃祖帳下有位將校蘇非與甘寧友善，曾多次向黃祖推薦甘寧，黃祖無動於衷，蘇非也認為黃祖不重用人才，以致甘寧無用武之地，就向黃祖進言：“太守若認為甘寧不可重用，不如讓他去邾縣作邾長，也可發揮他的作用。”黃祖應允，此任正合甘寧想借機脱身之願。甘寧受命，仍帶領他的800弟兄赴邾城就任。甘寧脱離了黃祖，也得到邾城一席立足之地，就借邾城擴充兵員，演習軍事，以待時機。一年以後，漢獻帝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春，曹操率軍南下擊劉表，劉表驚恐，急召黃祖到荊州議事，甘寧見時機已到，就帶領邾城所有軍士東投吳國而去。甘寧投吳後，受到較高禮遇，孫權“初遇即情同舊臣”，甘寧深受感動，就向孫權建議，破黃祖，奪荊州。孫權大喜，即以甘寧為先鋒，發兵西擊黃祖，甘寧熟知黃祖軍情，率領吳軍經邾城，擊夏口。戰鬥中甘寧追殺黃祖，斬其頭顱以獻孫權，吳軍因此奪取江夏郡。 ^[6] 

明弘治《黃州府志》載，邾城“三國時，吳魏相攻，互為重地，滿寵預西陽之備，而吳主撤師，陸遜重邾城之守，而魏人息志”。説的是公元238年前後三國的軍事形勢，主要是吳魏相攻。其時北方有魏國的豫州，南方有吳國的荊州，邾城正好處於豫、荊之間，吳魏雙方都視邾城為戰略要地，相互爭奪，發生過多次戰爭。是年，孫權準備遷都建業，即命陸遜在邾城北面的虎頭、隘門二關埋伏重兵，準備襲擊魏之安城。魏豫州刺史滿寵已預料到吳軍軍事意圖，早以重兵加強了西陽（今河南光山縣西）的防備。陸遜得知滿寵早有西陽之備，不敢貿然行動，只好撤師退守邾城。吳赤烏四年（公元241年），陸遜在邾城修築起戍軍城堡，並以3萬兵力駐守，作長期戍兵打算。滿寵知道陸遜加強了邾城的防守，有很長時間沒有攻襲吳地。 ^[7] 

東晉政權完全移到江南以後，只想偏安江南，憑江守險。據《晉書·陶侃傳》載，東晉永嘉七年（公元313年），陶侃任荊州刺史，坐鎮武昌（今鄂州），收羅了江北江南一大批文人、武士，以殷浩、庾翼等人為佐吏，商討抵抗後趙石虎和加強長江防線之策。當石虎軍進淮南時，武昌守將莫衷一是，多數人説，武昌江北有邾城，是控制五關（虎頭關、黃土關、白沙關、木陵關、大城關）的重鎮，應立即派重兵駐守，以保江南，陶侃不以為然。後來有一羣當地知名人士集體獻策，建議快速派兵守邾，陶侃無奈，只好帶領將佐渡江到邾城考察。當時，邾城名義上屬弋陽郡管轄，實際上已被蠻左所據，這蠻左系漢時從巴蜀遷來的少數民族，已經形成佔據江北水域的地方勢力。陶侃經過考察和綜合分析後，對隨行將佐們説，這邾城雖是重鎮，為蠻夷所據，城內無所依賴，地方吏治混亂，外來勢力與當地官府對抗情緒強烈，外侮一到，內亂即起，守之無益，不如加強江防，力保江南。陶侃遂決定放棄邾城，堅守“一線長江”。 ^[8] 

東晉朝廷重臣庾亮，就任徵西大將軍都督江、荊、豫、益、梁、雍六州諸軍事，領荊、江、豫州刺史銜後，即着手改變被動守江軍事部署，實施西進戰略措施，以圖趕走後趙，恢復中原。他首先將豫州一分為二，置南豫州於邾城，授毛寶為南豫州刺史，率精兵1萬，與西陽太守樊峻共同駐守邾城以御後趙。同時將大別山通向淮南的虎頭關、白沙關、黃土關、木陵關和大城關進行封堵，嚴加控制，以阻止後趙石虎南進，並以陶稱為中郎將，領江夏相，率5,000兵力守沔中，又以其弟庾翼為校尉，領南郡太守，鎮守江陵；以武昌太守陳囂為輔國將軍，領梁州刺史，守子午谷。亮自率大軍10萬，據石城（今襄陽東南），為諸軍後盾，形成以守邾城為核心，以抵禦後趙南下為目標的左右呼應、上下聯動的軍事部署，大有“便下襄陽向洛陽”之勢（《晉書·庾亮傳》）。洛陽是晉故都，向洛陽，就是東晉迴歸故都，恢復中原，這是庾亮的最終目的。庾亮軍事部署完畢，其身尚在武昌，還未能全面落實設防措施時，突聞邾城失守，庾亮大為震驚，昏厥倒地，不久病逝。據《晉書·庾亮傳》載：“計之以事，則功歸聖主，推之手運，則勝非人力。” ^[9] 

東晉鹹康四年（公元338年），後趙石虎命大臣夔安的中路軍2萬步騎，由張貉度、李蒐率領直奔邾城，首先一舉攻破邾城北面的虎頭關（在今麻城境內），後長驅直入，兵臨邾城城下。邾城守將毛寶，本是東晉名將，戰功卓著，在任廬江太守時，曾在湓口與祖約部激戰中中箭，仍“貫髀徹鞍，使人踏鞍拔箭，血流滿靴，仍馳馬揮戈奮戰，擊退祖部”（見《晉書·毛寶傳》）。面對趙軍兵臨城下，毛寶、樊峻整軍迎戰，無奈敵軍乃匈奴北軍兇猛善射，剽悍異常，幾次出戰，均告失敗，軍士傷亡甚多。毛寶與樊峻商議決定，派人緊急出城，奔武昌向大將軍庾亮求救。時沔中已失，廬江兵敗，石城告急。庾亮認為邾城堅固，易守難攻，令毛寶死守勿戰，自帶兵奔石城而去。毛寶、樊峻既無外援，只好死守不戰。三天後趙軍終於攻破城池，蜂擁而入，情急之下，毛寶即命樊峻沿城傳令：“不怕死者，從西門泅水突圍！”於是，將西門大開，軍士、百姓泅水奔逃，死者萬餘。毛寶、樊峻亦同時殉職。 ^[10] 

在南北朝梁武帝蕭衍時期，曾有一個千金買鄰的故事，後來“千金買鄰”竟成為一個成語典故，這個典故就出自邾城。據《文史知識》1986年第二期所載，在南齊時曾任衡州（府治在邾城）刺史的宋季雅，博學多才，素與呂僧珍友善。據《南史·呂僧珍傳》載，呂僧珍為梁武帝首輔大臣，功高位顯，廉潔自勵，品格高尚，為時人普遍尊崇。時宋季雅在南齊失國後，賦閒在家，與呂常有交往，深知呂僧珍的為人，心存敬仰。後因住宅有變，特在呂僧珍宅院旁買房居住，呂問房價多少，宋答一千一百萬。呂覺得房價太貴，就問宋：“為何買此高價住房？”宋説：“我用一百萬買住宅，用一千萬買鄰居！”兩人相視一笑。後來，宋即成為呂家的座上賓，常在一起談經論道。有一次，呂僧珍生了兒子，宋季雅前去祝賀，他在裝賀禮的袋子上寫“一千錢”三個字，送上門時，接待的人笑他送禮太少，故意不向主人通報，宋就説：“禮輕情義重！豈知寒士千文，重過富翁百萬！”接待的人就去通報，並將宋季雅所言對呂僧珍講了。呂僧珍覺得宋如此作為，必有緣故，當即將禮袋打開，原來袋內裝的全是金幣。呂僧珍不動聲色，請宋入席，待席散送客時，呂僧珍將宋季雅送來的禮袋更換，將所送金幣原封不動地裝在其中，並在袋上寫“回贈一羽，以示謝忱”八個字，轉送給宋季雅。後來，呂僧珍向梁武帝蕭衍介紹宋季雅的才能，並予以推薦，宋季雅遂被任為衡州刺史。宋在赴任前叮囑其親屬説：“吾家不可以負呂公！”任職後，恪盡職守，整頓吏治，發展農商，興辦教育，頗有政績。 ^[11] 

周法尚系南陳江北大都督周炅之子，亦南陳名將，因與陳皇室長沙王叔堅不相容而屢遭誣陷，被迫投北周。隋文帝楊堅取代北周後，周法尚因從柱國王誼抗擊南陳有功，由巴州刺史遷任衡州（治邾城）總管，統領蘄、黃、安、沔四州諸軍事。隋文帝開皇三年（公元583年），廢衡州，改以邾城置黃州，周法尚首任黃州總管，仍統領四州軍事，並受文帝密詔經略江南，伺機行動，準備伐陳。隋開皇九年（公元589年），文帝以周法尚為行軍總管，率舟師3萬，自黃州進擊南陳重鎮樊口，南陳鄂州刺史熊門起領軍迎戰，熊戰敗登岸，據西山死守。周法尚領軍棄舟登岸，乘勝圍攻，生擒熊門起斬於陣前，隋破鄂州滅陳。實現南北統一後，周法尚奉調定州總管，去安定嶺南。

周法明系周法尚之弟，北周時，任河北真定縣令，乘隋亂歸黃岡，沿父兄老路，在家鄉招募鄉勇，起兵反隋。據《資治通鑑》185卷記載：“前真定令法明，法尚之弟也，隋末結客，襲據黃梅，遣叔子孝節攻蘄州，子紹攻安陸，子德攻沔陽，皆拔之。”周法明奪此四地後，先歸附於瓦崗軍首領李密，李密投唐時，周即隨李歸唐。後李密反唐時，周法明不從，唐高祖李淵見其無二心，於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委任周法明為黃州總管，統領黃、蘄、亭、南四州。時南梁族將蕭銑在湖南嶽陽自立為後梁宣帝，遷都江陵，統兵40萬，攻取安州（今安陸縣），置安州總管府，以馬貴遷為安州總管。周法明聞報後，親率黃州軍馬，連夜奔襲安州，擒馬貴遷於陣。時蕭銑又攻下漢陽，在魯山置鄂州，以雷長穎為鄂州刺史。周法明奉趙郡王李孝恭命，領軍出夏口，擊雷長穎，雷不能敵，以州降唐。唐武德六年（公元623年）七月，淮南道行台僕射輔公祏反唐，稱帝于丹陽，並與西南總管張善安聯軍，分兵東攻徐州，西攻夏口，企圖合圍江淮。唐高祖李淵詔令黃州總管周法明，統領淮南十二州諸軍事平叛，周法明自黃州出兵，經陽邏達武城口（今青山磯），與據夏口叛軍張善安部遭遇，兩軍水上交鋒，張善安部敗退。入夜，周法明在軍船上飲酒進餐，不料張善安暗派刺客突然從水中躍上軍船，將周法明刺死。後輔公祏、張善安叛軍被唐將李大亮等剿滅。 ^[12] 

唐廣德元年（公元763年）“安史之亂”平息，7年多的戰爭動亂結束，然而百姓生活並未得到改善，時各項稞税租調徵繳甚繁，百姓不堪重負，民不聊生。據《資治通鑑·唐紀三十八》載，在唐肅宗李亨時，派度支使元載巡視江淮，其中也到過黃州，他並沒有真正地體察民間實情，而是為了多徵賦税，替朝廷解困，他呈報朝廷：“江淮雖經兵荒，其民比諸道猶有資產。”要黃州各縣按户籍一次追徵八年租調（田租、力租、户調三種賦役的總稱），其理由是黃州百姓因戰亂而“違負逋逃”，長期拖欠未交，“今不問有無，一律計其大數而徵之。”還指令地方官吏，挨户徵繳，有錢交錢，無錢交物（糧食、布帛、衣物等），不交就押人。如此橫徵暴斂給百姓造成難以承受的租調之苦。唐肅宗上元二年（公元761年），當黃州百姓處於不堪重負的苦難之際，朝廷的御膳大夫左震受命出任黃州刺史。左震是一位長期在皇帝身邊侍駕的大臣，玄宗、肅宗兩朝元老，在朝野負有盛譽。當他到達黃州治所邾城時，人還未下轎，羣眾就一擁而上，將他包圍在人羣中，其中有人涕泣而歌：“我欲逃鄉里，我欲進墳墓，左公今既來，不忍棄之去！”左震問眾人：“為什麼要逃鄉里？為什麼要進墳墓？”百姓紛紛跪地哭訴：“上元官吏務剝削，黃州百姓多白著，所以要逃，所以將死……。”左震到職後，對百姓反映的賦役負擔問題十分重視，經過下鄉入户詳細調查，發現賦役科目確實繁多，羣眾生活困苦，難以承受，而地方官吏強收硬要，一次徵繳八年租調，更加引起民怨。他就將黃州的經濟、民生和有關征繳租調的問題，如實向肅宗皇帝寫了一份陳情表。後來朝廷採納他的意見，依照舊制徵繳賦役；停止一次強徵八年租調；整頓吏治；賑濟貧困，安撫百姓；發展農桑，改善民生。左震因此深受民眾讚揚和擁護，被尊稱為“左黃州”。據《次山集》載，唐代著名詩人元結在其“左黃州表（二）”中有一段記述：“乾元己亥，贊善大夫左震出為黃州刺史。下車，黃人歌曰：‘我欲逃鄉里，我欲進墳墓，左公今既來，誰忍棄之去！’嗚呼！天下兵興，今年七矣。淮河之北，千里荒草，自關以來，海濱之南，屯兵百萬，不勝徵税，豈獨黃人？能使其人忍不去者，誰曰不可頌乎？”

左震任黃州刺史期間，唐肅宗患病，因肅宗崇信鬼神，內臣王璵請來巫婆祈禱，巫婆説是山川鬼神作怪，要到全國各名山大川祈禱，肅宗應允，派內侍和太監護送巫婆出京到各地，還招來數名惡少作護衞。這些巫婆每到一州縣，有恃無恐，肆無忌憚地干預政事，索要財物。在巫婆中，有一個是黃州籍的巫女，到黃州後，在家鄉大出風頭，左震對此早有耳聞。在她們進城入館驛就宿後，左震出於對皇帝的臣服，於次日早起，主動去館驛聽候“吩咐”，不料巫婆閉門不理，左震見三謁其門不開，就叫衙役破門而入，巫婆傲慢地厲聲斥責刺史，令其跪地謝罪，左震不服，一怒之下命衙役將巫婆綁出斬了，所隨惡少一同正法，並將巫婆一路所索財物全部沒收交公，代黃州民眾抵交了“租調”税費。同時將其罪行表奏朝廷，肅宗也未加追究。此事在《國史補》中元結的“左黃州表”有一段文字記載：“左黃州表在黃州舊治。肅宗以王璵為相，尚鬼神之事，分遣女巫遍禱山川。有巫者、少年，盛服乘馭而行，中使隨之。所至之地，索求金帛，積載於車。又與惡少數輩，橫行州縣間。至黃州，左震為刺史，震至驛，而門扃不啓，乃壞鎖而入，牽巫者斬之階下，惡少皆死。籍其緡錢鉅萬，金寶堆積，悉列上而言曰：‘臣已斬巫，請以所積資貸代貧民輸税，其中使送上，臣當萬死’。”在《次山集》中也有一段文字記載：“後又歲，黃人又歌曰：‘吾鄉有鬼巫，惑人人不知。天子正尊信，左公能殺之’。嗚呼！近年以來，以陰陽變怪鬼神之説，罔上惑下，得尊重於當時者，日見斯人。黃之巫女，亦以妖妄得蒙聖澤，朝廷不問，州縣唯其意，左公忿而殺之，則彼可誅戮，豈獨巫女？如左公者，誰曰不可頌乎！三拜遷侍御史，判金州刺史。將去，黃人多思念，故為黃人作表。” ^[13] 

唐武宗會昌二年（公元842年），監察御史杜牧因受當朝宰相李德裕的排擠和陷害，被武宗降職外放到黃州任刺史。牧是宰相杜佑之孫，也是晚唐著名詩人，曾與唐代大詩人杜甫齊名，人稱杜甫為“大杜”，杜牧為“小杜”。當時黃州府的駐地就在今邾城。據杜牧《樊川文集》（杜牧外甥將杜的詩文稿收集整編）記載，杜牧到黃州就職，雖心懷憤懣和憂悶，但還是誠惶誠恐，不敢怠慢，他到任後，迅速瞭解黃州地方的施政狀況和民情風俗，如實地向當朝皇帝上奏。他在《黃州刺史謝上表》中説：“黃州在大江之側，雲夢澤南，古有夷風，今盡華俗，户不滿二萬，税錢才三萬貫。風俗謹樸，法令明具，久無水患疾疫，人業不耗，謹奉貢賦，不為罪惡。”“臣牧官授黃州刺史，到任上訖。臣自出身以來，任職使府，雖有官業，不治親人。及登朝二任，皆參台閣，優遊無事，讓奉朝謁。今者蒙恩擢授刺史，專斷刑罰，施行詔條，政之善惡，唯臣所繫。素不更練，兼之愚昧，一自到任，憂惕不勝，動作舉止，唯恐罪悔。”他在黃州生活和工作條件很簡陋，“使君家似野人居”，但“政之善惡，唯臣所繫”，深感自己責任重大，所以“一自到任，憂惕不勝”。《黃州刺史謝上表》在頌揚唐王朝“聖明睿哲，廣大慈恕，遠僻隱阨，無不歡戴十四聖之生育，張二百四十年之基宇。”之後，向皇帝表示“臣於此際為吏長人，敢不遵循國風，彰揚至化。小大之獄，必以情恕；孤獨鰥寡，必躬問撫。庶使一州之人，知上有仁聖天子，所遣刺史，不為虛受。”

杜牧在黃州供職，確實也是恪盡職守，他在其《祭城隍神祈雨第二文》中，表達出他對黃州地方情況的看法和他所實行的吏治：“黃境鄰蔡，治出武夫，僅五十年，令行一切，後有文吏，未盡削除，伏臘節序，牲膠雜須，吏僅百輩，公取於民，里胥因緣，侵竊十倍，簡料民費，半於公租，刺史知之，悉皆除去。鄉正里長，強為之名，豪者屍之，得縱強取，三萬户多五百人，刺史知之，亦悉除去。繭絲之租，兩耗其二銖，税谷之賦，鬥耗其一升，刺史知之，亦悉除去。吏頑者笞而出之，吏良者勉而進之；民物吏錢，交手為市；小大之獄，面盡其詞；棄於市者，必守定令。”他還在文中坦誠表白：“牧為刺史，凡十六月，未常為吏，不知吏道。”但“刺史年少，事得躬親”。經過他精心治理，在黃州這個地方，“人户非多，風俗不雜”，“不侵不蠹，生活自如”，“公庭晝日，不聞人聲”。杜牧謫居黃州三年，悉心吏治，盡職盡責，政績斐然，受到朝野一致好評。所以，在會昌六年（公元846年），李德裕罷相後，杜牧被召入京任司熟員外郎，一年後，以考功郎中知制誥，遷任中書舍人。 ^[14] 

原黃州府、黃岡縣治所都在邾城，直到晚唐東遷，此事在新舊唐書及五代史均無具體記載。時過百年後的北宋樂史在《寰宇記》中，説到唐光啓元年遷黃州一事，並注原黃州城為舊州城，在黃岡西北百二十里。其後在《元豐九域志》亦有此説，但不詳。

晚唐僖宗乾符至光啓年間，唐室政治衰落，王仙芝、黃巢等起義反唐，僖宗外逃四川，國內一片混亂，各藩鎮紛爭割據，各地節度使、刺史、留後、知縣等軍政要員，多數是自命的，誰有地盤、有實力，就可以自封，朝廷無奈只好認可。據《資治通鑑》記載，唐中和三年（公元883年），杭州鎮守使董昌反，拒絕朝廷派去的刺史路審中入城，路審中只好退佔黃州（今邾城），次年元月，路得知鄂州刺史崔紹病故，就帶領黃州的3千兵馬以弔喪為名，輕取了鄂州。當時，按唐制，鄂、黃、嶽三州同屬一個軍事統領區，路審中取鄂州後，派牙將杜洪帶兵攻佔了嶽州，杜洪自封為嶽州刺史。那時，在北方的朱温（即五代時的後梁太祖）和淮南的楊行密等也都起事反唐，並對黃、鄂造成威脅。路審中為鞏固自己的地盤，擅自將黃州府和黃岡縣治所從邾城東遷到汝王城，因汝王城的江對岸有個武昌寨，是武昌軍的大本營，對戰爭攻守可以呼應。這個遷移的時間，一説是中和五年，一説是光啓元年，兩説並不矛盾。因僖宗逃亡四川，於中和五年回朝，就將中和五年改元為光啓元年（公元885年）。至光啓二年，鄂州永興的吳討，以土團帥起據黃州；安陸周通攻鄂州，路審中逃亡；嶽州刺史杜洪乘虛進入鄂州，自封鄂州留後。後杜洪投靠了朱温，吳討降了楊行密。 ^[15] 

宋太宗太平興國九年（公元983年），翰林院大學士王禹偁修《太祖實錄》，因直書史事，遭宰相指責，於真宗鹹平元年（公元998年）貶職黃州。當時的黃州治所雖已東遷江濱，王禹偁作為副史，駐故城齊安（今邾城）。他到齊安的心情是憂鬱憤懣的，他在其詩作《詩碑》中就直言不諱地感嘆“儒服假郡印，踐更若公郵”。就是説他被貶到黃州，居在齊安古郡，只不過是穿着儒士的服裝，坐在有職無權的位子上，像個打更的更夫和跑腿送信的郵差一樣，只是還有一份俸祿，不至於回鄉耕田而已。

黜居齊安的王禹偁，在邾城三年，並無顯著政績，政治上雖失意，但其詩文寫作頗豐，其中比較好的作品有《齊安永興禪院記碑》、《月波樓詩碑》、《黃岡竹樓記》等，因而成為宋代詩壇名人。他的詩文對於研究古齊安的人文地理有一定價值。他在《月波樓禪院記碑》中説：“唐時，舊州在齊安河上。”説明黃州、黃岡府縣東遷後，留下的舊城稱舊州（即今邾城）在舉水河上，這舊州也是古齊安郡治所在地，亦即古邾城。 ^[16] 

北宋詩人張耒，熙寧進士，是“蘇門四學子”之一，曾在潤州、宣州任知州，於徽宗崇寧初貶職居齊安五年。他在齊安與郡人潘大臨、何斯舉等文人唱和甚多，很多詩作真實地反映了齊安的風俗人情，他曾作詩盛讚齊安東山的“壓茅柴”醇醪，暢飲後戲作《齊安酒最醇》：“我初謫宦時，帝問司酒神。曰此好飲徒，聊給酒養真。去國一千里，齊安酒最醇。失火而得雨，仰戴天公仁。”他在詩中自嘲為酒徒，不料被放逐到齊安，喝到了齊安的醇醪美酒，正像失火的人家遇上天降大雨，得到天助。此外，以齊安為題的還有：《齊安行》、《齊安春日五絕》、《齊安早秋》等詩作。他在《齊安行》中寫道：“最愁三伏熱如甑，北客十人九患病。百年生死向中州，炎天莫作齊安遊。” ^[17] 

進入宋代以後，由於金人的不斷侵擾，戰爭頻發，特別是高宗趙構南逃，致金兵直逼江淮以至江邊，齊安城鄉即成為宋朝兵將與金兵拉鋸戰的戰場，金兵打過來，是一場燒殺擄掠，宋兵打過去，又是一場劫搶，如此來回拉鋸，民眾飽受戰亂之苦，死者填於溝壑，生者逃離家園，齊安境內出現“不耕之田，千里相望”的悲涼景象。據徐松的《宋會要輯稿·食貨》記載，當時的江淮地區，包括齊安全境，“膏腴之田皆為品官形勢之家佔佃，久不耕種，遂成荒田。”至孝宗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南宋宰相虞允文派大理寺主簿薛季宣到齊安屯田。薛至齊安，經過實地查勘，確定將齊安故址東北平原荒地作屯墾區。據《宋史下·薛季宣傳》載：“時江、湖大旱，流民北渡江，邊吏復奏淮北民多款塞者。宰相虞允文遣薛季宣行淮西，收以實邊。季宣為表廢田，相原隰，復三十六圩，立二十二莊於黃州故治東北，以户授屋，以丁授田，頒牛及田器谷種各有差，廩其家，至秋乃止。凡為户六百八十有五，分處合肥、黃州間，並邊歸正者振業之。季宣謂人曰：‘吾非為今日利也，合肥之圩，邊有警，因以斷柵江，保巢湖。黃州地直蔡衝，諸莊輯則西道有屏蔽矣’。”薛季宣確定屯田區域後，就廣泛招募因戰亂而流亡的江淮難民，進行立莊授田。據《湖北通史》援引《東萊集·薛常州墓誌銘》載，薛季宣至齊安，確定在齊安東北大片荒蕪地區，將招募來的341户，2,111口流亡難民，立22莊，授田614人，444頃。還為受田户蓋房住宿，借給耕牛、農具、種子，每5户配給二轆軸、一水車。據有關史籍記述，薛季宣這次齊安屯田，是按屯軍的營田形式進行屯墾的，每一莊就是一個軍營，平時屯田墾荒，發展生產，又可作戍守邊防的軍事組織，戰時便於徵召，堪稱安民、戍邊的創舉。 ^[18] 

吳汝，又名吳國棟，元順帝左丞，新洲人氏，曾佐元威順王寬徹不花鎮守湖北。元至正二十二年（公元1362年），陳友諒的起義軍“紅巾軍”在江西起事反元，陳已在江州採石磯稱帝，擬領軍西行。時順帝命吳汝率軍南下抵抗，吳奉命出京，並帶3個兒子隨軍出征，駐軍新洲，以待陳軍決戰。陳友諒移軍西進，打下黃州後立即進軍新洲城，在城東門外佈陣。吳汝父子出城迎戰，雙方鏖戰三晝夜，吳之三子先後戰死，吳汝親自上陣與陳決戰，最後陣亡兵敗。據清道光《黃岡縣誌》載，吳汝父子戰死新洲一年後，本地鄉紳悼其忠勇，立廟祀之。至清時，有詩人題詩於廟壁曰：“孤城百戰答君恩，碧血流光萬古存。丞相有靈依屋社，忠臣無命哭軍門。紅袍白馬抒前忿，紫電青霜及後昆。廟祀莫嫌空一滴，坐聽樵牧説淵源。” ^[19] 

陳友諒是元末反元起義軍首領之一。據《明史稿》載，陳友諒，沔陽漁家子，本姓謝，因其祖父入贅陳氏，因從其姓。友諒曾任縣吏，稍讀書，略通文義。元順帝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羅田人徐壽輝和麻城人鄒普勝等在蘄、黃地區聚眾起義，以紅巾為記，稱“紅巾軍”，起兵反元，並在浠水建立臨時政權。陳友諒聞信，往投徐壽輝，被安置在倪文俊部下為簿椽。元至正十七年（公元1357年）九月，倪文俊在漢陽謀殺徐壽輝未遂，率眾奔黃州。陳友諒因助倪文俊有功，倪文俊委以領兵元帥，諒得勢後，乘釁襲殺倪文俊，並其兵，並挾持徐壽輝，掌控了起義軍的指揮權。陳友諒隨即率兵東進，攻克安慶，自稱漢王，成為江南一支兵力最強的起義軍。元至正二十年（公元1360年）五月，陳友諒進軍江州（今九江），在採石磯將徐壽輝殺害，遂以採石磯五通廟為行殿，即皇帝位，國號北漢，改元大義。次年，與朱元璋所領導的起義軍戰於龍灣、慈湖，兵敗，失江州，擬退軍武昌受阻，只得走江北退入新洲，又遇元順帝左丞吳國棟父子守新洲城（邾城），陳友諒再次受阻，於是列陣於新洲城東南，與吳國棟父子決戰。在這場激烈的拼殺中，吳國棟父子4人戰死，守城元軍敗逃。陳友諒乘勝入城，佔領元軍營寨臨時駐軍。時陳隨從中有懂風水者言，此城乃九龍奉聖之地，可以立朝議事。九龍者，系城周九條河也，河水龍屬。陳聽後大喜，即以東嶽廟為北漢皇帝行殿，設朝議事。後為朱元璋所敗，陳引敗軍重返江西，在同朱元璋大戰於鄱陽湖時，陳腦部中流矢身亡。 ^[20] 

元朝末期各地反元起義風起雲湧。當時北方以韓山童、劉福通為首的起義軍，在河北永年縣起事，以紅巾為記，稱“紅巾軍”；南方有以徐壽輝、鄒普勝、彭瑩玉為首，在湖北浠水、黃岡起事的起義軍；還有以芝麻李、趙君用為首，在江蘇邳縣、豐縣起事的起義軍；以布王三、孟海馬為首，在湖北襄陽、樊城起事的起義軍；以郭子興、孫德崖為首，在安徽濠州（今鳳陽縣）起事的起義軍，都以紅巾為記，均稱“紅巾軍”。由於沒有統一指揮，各路起義軍之間常常互相爭戰，形成元朝末期的農民戰爭。朱元璋，安徽鳳陽人，初投郭子興紅巾軍，郭子興以其養女馬氏配朱為妻。北方紅巾軍首領韓山童被害後，韓山童之子韓林兒率眾投郭子興。元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二月，北方紅巾軍劉福通率眾南下與郭子興夥並，推韓林兒為小明王，即皇帝位，朱元璋任副帥。韓林兒死後，朱元璋即任統兵主帥，曾與陳友諒進行過多次戰鬥。在江州一戰擊敗陳友諒後，朱元璋乘勝追擊，直逼岡西（黃岡西部），陳友諒據城守隘，分兵在外圍迎戰朱元璋，皆敗，最後朱元璋合兵圍城（今邾城），陳友諒從北門突圍，棄城奔鄱陽。朱元璋進城後，用謀臣劉基計，出榜安撫城中百姓，在城中作短期軍事休整。休整期間，劉基對朱元璋談及古邾城滄桑變化，並寫《邾城懷古》抒發感慨。詩曰：“孤城寥落遍蒿蕪，萬里蕭條近楚符。鴉帶夕陽歸舊壘，雁將秋色下平湖。遺墟渺渺生禾黍，古木蒼蒼接里閭。故事豈勞重借問，漢江流水自縈紆。”後來，朱元璋經過幾年的戰爭，在徹底打敗陳友諒後，繼小明王韓林兒的國號，正式建立明王朝，成為明朝開國皇帝，稱明太祖，改元為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後率軍北上，推翻元朝最後一位皇帝元順帝的統治，建都南京，在位31年。 ^[21] 

據黃州府和黃岡縣地方誌記載，邾城南北及河西的河堤修築，始於明代的正德年間，自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始，連年大旱，邾城城南、城北及城西的灘塗、湖地大面積乾涸，各姓居民在本户族長的組織下，修築圩堤，開墾耕地，在三、四年時間裏，在邾城北、西、南三方形成48圩。明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進士簡霄由石首縣遷任黃岡知縣，他到任後，考察邾城以西的平原河谷地區，發現該地曾是前朝的屯田區，民眾圍墾無序，河道蜿蜒曲折，不利抗洪，難以保收，於是常駐邾城，督修舊州長河堤、中州堤、鍾咀坪堤、溝兒口堤、邱陵湖堤、龍坑堤和白湄河堤，使河堤得到治理、河道得到疏浚，抗洪能力增強。故舊志稱簡霄“敏肅而文，能勵士氣，督修諸堤壩，為民興水利”。

明萬曆二十八年（公元1601年），進士茅瑞徵從山東泗水縣遷任黃岡知縣，茅到任後，重視岡西（黃岡西半縣）水利，他經過全面考察，寫了一篇《上御史台條議》的報告，上報知府和朝廷御史衙，其中一段文字説：“本縣枕據大江，而湖州所在如襟帶，引水灌田實為民利。但堤塍低薄，水患易侵。如白塔河、姚二渡、新洲、柳子港等處，一遇淫雨，便苦奔溢……”，後常駐邾城督修舉河水系多條河堤，將城北的龍坑圩、城西的江家圩、程家圩等各處堤圩改進、合併、加寬加高，提高抗洪能力，減少災害發生。故舊志稱茅瑞徵“於水利，郵傳備極經畫，有大功於民”。茅瑞徵治水，政績卓著，後升任湖北布政司副使。 ^[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