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生法

1、《黃帝四經》：“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繩，而明曲直者也。故執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廢也。故能自引以繩，然後見知天下而不惑矣。”

2、《管子》：“法出乎權，權出乎道。”

3、《鶡冠子》：“賢生聖，聖生道，道生法。”

谷斌、張慧姝、鄭開在注《黃帝四經·道法》“道生法”一語時説：“這是道家黃老學派的重要命題之一。意謂治理國家的法律、政令均為道所派生。黃老學派的一個重要理論特徵是以天道推演人事，以形而上學為治國之術確立理論依據。由於法律、政令均由道所派生，從而道的屬性與運行規律決定了法律、政令的屬性及其所應遵從的規律”（《黃帝四經註譯·道德經註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

白奚則評論説：“這一命題首次將道與法統一起來，明確地揭示了道與法的基本關係——法是由道派生的，是道這一宇宙間的根本法則在社會領域的落實和體現。這就不僅從宇宙觀的高度為法治找到了理論根據，從而使之易於被人接受，而且也為道這一抽象的本體和法則在社會政治領域中找到了歸着點，使道不再高高在上、虛無飄渺，從而大大增強了道的實用性”（《稷下學研究——中國古代的思想自由與百家爭鳴》，三聯書店，1998年，第120頁）。

道家設想人間的秩序應仿照自然之道的秩序進行構建。無論是自然界還是人類社會，其本源都是同一的，只不過作用的形態不同罷了，故而“一”和“道”可以看作同義詞。老子的“侯王得一為天下正”，“聖人抱一，為天下式”的思想，已包括了法由道生的含義，即要求統治者按道之“一”的標準立法。由此可見，“道生法”的過程，亦可以表述為“道→聖人→法”。聖人體知天道，運用在法制的擘畫上，最終以法治天下。

道生法是道家黃老派的基本主張，它不但説明了法律本身合法性的來源，也為道家治世鋪平了道路。同時這一理念標誌道家黃老派與法家沒有區別，韓非“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法家主張“法自君出，君要為公“，而道家黃老派主張君主或者聖人必須“因道生法“，制定的法律必須考慮民俗民情。正如黃老道家代表人物慎到所説“法非從天下，非從地出，發於人間，合乎人心而已。”兩者實際上是一回事，這樣“道生法”的命題就有了與西方自然法類似的意義。 ^[1] 

在戰國時期，由於現實政治的需要，黃老道家確立了“道生法”的原則，不但説明了法律本身合法性的來源，而且為道家思想治理國家鋪平了道路。慎到等人繼續在這一領域耕耘，以致於後世學者以“道法家”來稱呼他們；戰國後期，鶚冠子等人又對立法問題進行探索，使這一問題的研究又深入了一步。黃老道家的這些觀點，又都被當時的法家所吸收和借鑑，成為秦國和秦朝的治國指導思想，廢除了一系列酷刑，比如人殉。但是，法家在秦國一波三折，隨着商鞅被害，秦始皇去世，出現反覆，奴隸時期的嚴酷刑法重新出現，

以致於惡法橫行，民怨沸騰，最終導致了秦王朝的滅亡。西漢王朝建立後，統治者吸取了前朝的經驗教訓，重新啓用黃老道家治國。他們一面全盤接受前朝的法律制度，並任用循吏來嚴格執行這些制度，堅持了法治的原則。另一面又回到了“道生法”的立場，用道的原則修正前朝的法律，寬刑簡政休養生息，先後廢除了挾書令、連坐和肉刑等，才有了後來的文景之治。 ^[2]  直到漢武帝出現，又出現變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