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集體化

對於把食物當成意識形態的工具來運用，蘇聯的領導人約瑟夫·斯大林（JosefStalin）絕非生手。當他在1924年掌權後，便推動了一項急速工業化的計劃，目標在於趕超西方的工業化國家。食物在其計劃中佔有核心地位。當時，蘇聯是主要的穀物輸出國，而且，它打算增加這類出口產品的數量，藉以籌措資金，向外國購買工業機械。本來由個別農民及其家人經營的小型農場，將被壓縮在一起，形成由國家擁有的“集體”農場。斯大林希望，通過這種方式將農耕置於國家掌控之下，將可提高產量。

斯大林在1929年公佈其計劃時宣稱：“大約在三年之內，我們的國家將成為全世界糧食產量最高的地區之一，甚至就是糧食產量最高的地區。”這種做法將產生額外的谷糧以供外銷，賺取更多強勢貨幣，以資助工業化的計劃。斯大林設定目標：5年之內，要讓鋼的產量加倍，鐵的產量增加為3倍。其計劃若是成功——在一起工作的農民生產出更多食物，蘇聯則快速工業化——便證明了社會主義的優越性。 ^[1] 

就某些方面而言，他的計劃試圖複製曾經發生在西歐而肇始於英國的狀況——在英國，先有農業生產力的急速提升，然後才出現工業化。這種發展將勞動者從土地中釋放出來，使他們能夠成為產業工人。正因如此，亞當·斯密稱工業活動為“農業的後裔”。但是，蘇聯的取向非常不同，因為，在英國的工業化發展中，國家所發揮的策劃作用非常有限；英國的工業化並不是刻意籌劃的結果。相對地，斯大林的工業化計劃是一項由國家來規劃的努力，其募集資金的方法，則是將農場“集體化”，意味着這些農場的產品屬於國家，因此，政府能夠更名正言順地拿去外銷。 ^[2] 

毫不令人意外的是，農民本身對這項新政策並不熱衷。實際上，生產力較高（因而也較富有）的農民尤其不願接受這種安排。在某些案例中，他們寧可選擇焚燒農作物或宰殺牲畜，也不願被迫將它們交給集體農場。斯大林下令，由於所有的作物、牲畜和農產品如今都屬於國家，任何拒絕交出它們的人，或是摧毀它們的人，都是人民的敵人或陰謀破壞者，應當被驅逐到蘇聯的勞動改造營。 ^[3] 

由於生產力最高的農民最可能反對集體化，新制度對於農業生產力的衝擊可想而知。既然他們的農產品都屬於國家，農民便不再有盡力提高產量的動機。乾旱、惡劣的氣候，以及缺乏馬匹在田裏工作等因素，也導致1931年和1932年的收成比平常少。結果是，正當斯大林需要更多農產品來資助其工業化計劃的時刻，糧食生產的水平卻下降了。但是，對於蘇聯領導層來説，要承認集體化的措施降低了農場的生產力，將是件不堪設想的事。斯大林反而堅稱糧產有空前的大豐收，只是某些農民將產品藏匿起來，以免被迫上繳。這個解釋將國家持續收取大量穀物的做法合理化，但它也意味着許多農民最後落得沒有足夠的食物可吃。而且，那些達不到穀物繳交額度或是被懷疑藏匿穀物的人，所遭受的懲罰是讓政府把其他農作物當成“罰金”拿走，留下更少的食物給他們。另一方面，城市裏的產業工人有豐足的糧食可吃，穀物出口加倍，讓外面的世界以為斯大林的方案正按照計劃進展。

平均而言，農民最後能留給自己食用的谷糧，比他們在集體化之前所擁有的少1/3。但在某些地區，情況要更糟得多。特別是在烏克蘭——這個富庶的農業區所生產的穀物一向遠超過所需——政府設定了非常高的收取額度。當預期中的大豐收沒能實現時，地方官員奉命加強搜索被藏起來的存糧。斯大林下令，即使只保留一穗小麥不交給國家，也將處以死刑或10年監禁。一位參與者回憶：“我自己也參加了這場行動，在鄉村搜索，尋找藏起來的穀物，用鐵棒在地上探查鬆軟之處，有時可循此找到藏匿的穀物。我和其他人一起掏空鄉民的儲物櫃，對於兒童的哭喊和婦女的號啕聲充耳不聞。因為我深信自己正在完成鄉村的轉化。”當人民開始捱餓時，士兵被派去守衞大倉庫，裏面存放着政府搜來的谷糧。蘇聯作家瓦西里·格羅斯曼（VasilyGrossman）記錄下農村饑民的絕境：“人們的臉、腿和胃都腫脹起來……現在他們已飢不擇食。他們捕捉小耗子、大老鼠、麻雀、螞蟻、蚯蚓。他們把骨頭磨成粉來吃，也將皮革和鞋跟如法炮製；他們把舊皮毛切細，做成麪條般的東西，他們煮膠水。當青草長出時，他們開始挖出草根，吃葉子和新芽。”

在1932年11月的一場演講中，斯大林論稱，蒐集谷糧之所以如此困難，都是陰謀破壞者和“階級敵人”所造成的。他認為農民故意阻撓他的集體化方案，藉以挑戰政權的威信。他宣稱：“某些集體農場和農民如此打擊國家，對此，共產黨員若不回以致命痛擊……那就太愚蠢了。”1933年2月的另一場演講中，斯大林贊同地引述列寧（Lenin）的名言：“不勞動者不得食。”一份3月的官方報告陳述：“農村組織不折不扣地採用了‘不勞動者不得食’的口號：讓他們去死吧！”斯大林的本意並不是要執行集體化而導致人民捱餓，但若那些拒絕變革的人餓死了，那將是他們自己的錯，因為他們太過懶惰，以至於沒能種植足夠的食物來餵養自己。

1933年初，蘇聯實施國內護照的制度，以防止人民從烏克蘭和北高加索鬧饑荒的村落逃往城市。一份俄共政治局的備忘錄抱怨“在烏克蘭的偏遠地區，蒐集谷糧的行動完全失敗，十分丟臉”，並呼籲官員“粉碎阻礙谷糧蒐集的陰謀”，而且要“根絕面對陰謀破壞者時所懷的消極、自滿心態”。1933年3月，負責烏克蘭集體化計劃的斯坦尼斯拉夫·柯希歐（StanislavKosior）在呈交給斯大林的報告中指出，農民尚未從饑荒中得到足夠的教訓。柯希歐宣稱：“在災情最嚴重的地區，為播種所做的準備並不令人滿意，這表明飢餓尚未將正確的判斷力教給許多集體農場的農民。”

烏克蘭的一位高級官員哈塔耶維奇同志（ComradeHatayevich），將這場饑荒的政治性質赤裸裸地勾勒出來。他解釋，1933年，“饑荒奪走了好幾百萬條人命，但集體農場制度會在此延續下去。我們打贏了這場仗！”饑荒結束於1934年。當時，斯大林縮減國家收取的穀物量，並勉強讓步，允許農家擁有一小塊田地種植蔬菜，飼養一頭牛、一頭豬，以及至多10只羊。接下來50年，為國家提供大部分糧食的是這些私有土地，而非集體農場。

1927年－1928年，由於蘇聯國家規定的糧食價格太低，農民並不急於賣糧，使糧食收購出現短缺。斯大林認為造成危機的原因是富農階層的蓄意破壞，他不顧布哈林等人的反對，一方面採用特殊手段打擊富農，強迫他們按指定價格賣出餘糧；另一方面推行農業集體化政策。1927年12月，斯大林又提出了“消滅富農”的口號，命令沒收富農的財產並將他們放逐，不准他們加入集體公社。 ^[4] 

蘇聯農業集體化(7張)

由於對“富農”概念缺乏準確界限，集體化開始時國內“富農”佔農户總數不到3%，而最後被剝奪的農户卻達到農户總數的6%－8%，部分中農和貧農也被當作富農剝奪。1929年11月蘇共中央全會通過決議開始全盤集體化，從此集體農莊的規模以驚人的速度增長（兩個月內集體農莊的比例從15%增長到59.3%），執行過程中，底層執行者經常採用威脅、恐嚇等手段強迫農民入社。 ^[5] 

1930年3月2日，斯大林在《真理報》發表了《勝利衝昏頭腦》一文，批評全盤集體化運動中違反農民自願原則的過火行為，於是引發了大規模退社的浪潮。1930年6月，集體農莊的比例已經由60%降到了23.4%，斯大林不得不在6月召開的蘇共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上再次改變態度，讚揚全盤集體化的成就並批評反對者是“和共產主義的敵人勾結在一起的人”，又一次掀起了集體化運動的高潮。到1933年底未加入集體農莊的農户僅佔0.2%，至此全盤集體化的目標基本實現。

農業集體化政策引起了很多農民的不滿，他們在入社前屠殺和出售牲畜，到了1933年，蘇聯的牲畜總量將近損失了50%。部分農民在絕望中毀壞工具、焚燒穀物，還時常參與縱火、暗殺等破壞活動。全盤集體化也沒有給農業生產效率帶來明顯提高，1932年－1934年之間，蘇聯出現了嚴重的饑荒，農業總產值下降了23%。而且在1936年－1940年集體化完成後，農業總產值也只是維持在1924年－1928年的水平。 ^[6] 

蘇聯1928年－1934年間農業集體化過程中，穀物的總產量下降了7.8%，而同期的國家收購量卻增加了150%，這直接導致了波及烏克蘭、北高加索、伏爾加地區、哈薩克斯坦、西伯利亞等地的嚴重的饑荒。 ^[7] 

在此次饑荒中死亡的人數大約在600萬－1000萬之間，其中以烏克蘭大饑荒最為慘重（餓死250萬－500萬人）。為了控制農民向人滿為患的城市轉移，政府恢復了沙皇時代的內部護照制度，宣佈農民不經許可滯留城鎮為非法行為。在此期間國內數以萬計的農民暴動此起彼伏，蘇聯當局不得不使用正規軍以剿匪的名義鎮壓反抗農民。

1947年二戰結束後，蘇聯再次出現了饑荒，約有100萬－150萬人因此而喪生。

1918年1月通過的《土地社會主義化》法令,提出在農業中發展集體經濟的任務。1923年1月,列寧發表了《論合作制》一文，從理論上論證了合作社的性質，具體地規定了改造小農經濟的途徑。 ^[8]  　

集體農莊的初期形式：初期，蘇聯的集體農莊有三種形式：①農業公社。生產資料與生活資料公有，實行“按需分配”，實際上是平均分配。②共耕社。社員在播種、中耕、收穫時共同勞動，生產資料（除土地外）仍歸社員私有。③農業勞動組合。基本生產資料為集體所有(土地屬國家所有，但撥給農業勞動組合永久使用)，加入勞動組合的成員從事集體勞動,實行按勞分配,同時允許農民保留一定數量的宅旁園地，經營家庭副業。但直到全盤集體化運動前夕，蘇聯的集體農業仍為數甚少。據統計，1929年7月，蘇聯有各種形式的集體農莊57000個,參加農户只佔農户總數的3.9%,在各種形式中,共耕社佔60.2%,農業勞動組合佔33.6%，農業公社佔6.2%。

全盤集體化：20年代後期，蘇聯隨着社會主義工業化方針的實施，開展了大規模經濟建設，工業迅速發展，城市人口激增，建立在個體勞動基礎上的、分散落後的小農經濟越來越不適應工業化發展的需要，1926年以後，出現了糧食危機。為了解決這一矛盾,1927年12月2日召開的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作出了儘快發展農業集體化的決議。1929年11月聯共(布)中央決定加快農業集體化的速度，向各州提出了全盤集體化的任務。

隨後，對各類地區規定了完成集體化的期限：主要產糧地區（北高加索、伏爾加河中下游），要求在1931年春季基本完成；其他產糧區（烏克蘭、中央黑土區、西伯利亞、烏拉爾、哈薩克斯坦），要求1932年春季基本完成；其他地區（中央非黑土地帶、白俄羅斯、中亞、南高加索），則要求在1933年末基本完成。於是集體化速度大大加快了。1929年10月，參加集體農莊的農户佔農户總數的7.6%,1930年為23.6%,1931年為52.7%,1932年為61.5%,1933年為65.6%,1934年達71.4%。蘇聯在1934年宣佈農業集體化基本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