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合作制

全文由兩部分組成。第一部分闡述了合作制的重大意義。指出：合作社是千百萬農民感到簡便易行，容易接受的，由農民個體經濟過渡到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形式，是社會主義工業與分散的農業經濟結合的最好形式，是小農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階梯、工農聯盟的重要紐帶。第二部分論述了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合作社的性質。認為在資本主義國家，合作社是集體的資本主義組織，而在蘇俄的具體經濟情況下，在工人階級掌握國家政權和全部生產資料的條件下，作為集體企業的合作社與社會主義企業沒有區別，合作社的發展就等於社會主義的發展。 ^[1] 

從1921年起，蘇維埃俄國進入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的和平建設時期。改造小生產者，把分散的個體經濟引上社會主義集體化的軌道，以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需要，這是當時擺在蘇維埃國家面前的一項重要任務。為解決這一問題，列寧在病中口述了《論合作制》一文。 ^[1] 

該書的主要觀點有：1、指出舊合作社倡導者打算用合作社和平改造資本主義社會的計劃是幻想，這是因為他們不懂得政治鬥爭的根本意義；而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之後，合作社則是引導小生產者走向社會主義的現實道路。

2、區分了不同杜會制度下合作社的不同性質與作用：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合作社是集體資本主義組織，沒有起到獨立作用；而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生產資料屬於國家所有的條件下，它是集體企業，與社會主義企業沒有區別，合作社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單是合作社的發展就等於社會主義的發展。

3、指出在新經濟政策的條件下，即在商品貨幣關係存在的條件下，合作社是簡便易行的、農民容易接受的逐步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方法。使“居民廣泛而深入地合作化，這就是我們所需要的一切，因為現在我們已經找到了私人利益、私人買賣的利益與國家對這種利益的檢查監督相結合的尺度，找到了使私人利益服從共同利益的尺度”。

4、提出“對整個社會主義的看法根本改變了”的重要論斷，即從前是把重心放在政治鬥爭革命，奪取政權等等方面，而現在則轉到和平組織“文化”工作方面了，這就是進行文化革命，在農民中開展文化工作，其經濟目的就是合作化，使農民自覺地、誠心實意地參加合作社流轉，學會文明經商。因為沒有農民文化水平的提高，沒有整個的文化革命，要實現合作化是不可能的，這裏所説的文化革命包括兩個方面內容，即純粹文化方面（例如文盲很多）和物質方面（必須有相當發達的物質基礎）。這兩方面的任務都非常艱鉅。但只要實現了這個文化革命，就有了完全合作化的條件，也就在社會主義基地上站穩了。

5、指出蘇維埃國家應該支持合作制，在經濟、財政、銀行方面給合作社種種優先權，要探索“獎勵"合作化的方式和條件。 ^[2] 

《論合作制》是繼《法德農民問題》之後，馬列主義關於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重要文獻。它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於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思想，提出了俄國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綱領，對社會主義國家的農業社會主義改造運動，起了理論指導的作用。 ^[1] 

該文首次發表在1923年1月4日《真理報》第2號，並加了《日記摘錄》標題，署名尼·列寧。

中譯文有9種：

1、誦虞譯，發表在1924年8月10日出版的上海《東方雜誌》第21卷第6期，標題是《合作事業與新經濟政策》。

2、高希聖、郭真合譯，收在神州目光社1932年8月出版的《經濟學教程》一書中，標題是《合作制》

3、何錫麟譯，張仲實校，收在延安解放社1942年3月出版的《列寧選集》中文版第17卷。

4、蕭三譯，收在讀者出版社1943年4月初版、東北書店1947年6月再版的《列寧論文化與藝術》一書中，摘錄第1部分的一及和第2部分的後半部分。

5、收在1947年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出版的《列寧文選》（兩卷集）第2卷，標題是《論合作制》，譯者未署名。該局1949年出版單行本，12頁，大32開，豎排平裝。

6、四川經濟學會譯，收在四川經濟學會出版的《列寧經濟學》一書中，標題是《合作社》，未署出版時間，是解放前出版的。

7、陳昌浩譯，收在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1951年出版的《一九二三年論文集》一書中，標題是《論合作制》

8、收在1956年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出版的《論工農聯盟》一書中，標題是《論合作制》，譯者未署名。

9、中共中央編譯局譯校，收在1957年8月出版的《列寧全集》中文第1版第33卷。

內蒙古人民出版社於1953年翻譯出版了蒙古文版。 ^[3] 

列寧（俄語：Ле́нин，1870年4月22日—1924年1月21日），原名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烏里揚諾夫（俄語：Влади́мир Ильи́ч Улья́нов），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理論家、布爾什維克黨創立者、蘇聯建立者和第一位領導人。他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形成了列寧主義理論。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稱他為“全世界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偉大導師和領袖”。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