輝格史

1931年，英國劍橋大學青年教師赫伯特·巴特菲爾德（1900-1979）出版了《歷史的輝格解釋》一書，他指出，歷史的輝格解釋是「一種許多歷史學家都具有的傾向，他們站在新教徒和輝格派一邊撰寫歷史，讚美業已成功的革命，強調在過去出現的某些進步原則，編寫出能夠確認現實甚至美化現實的故事」。自巴特菲爾德的作品發表以來，「輝格」一詞及其變體已被運用於諸多學科，政治史、經濟史、法律史、宗教史和科技史等領域。在歷史學領域，「輝格史學」（Whig history 或Whig historiography）、「輝格歷史學家」（Whig historian）、「輝格式歷史解釋」又譯「輝格史觀」（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輝格做派」（Whig gishness）等概念，亦得到大量關注和探究。 ^{[1]  [6]} 

就「輝格史學」而言，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輝格史學」就是從當代社會的視角研究過去的歷史，把現在的價值投射到過去，例如狹義「輝格史學」主要指18世紀以來英國輝格黨政治家和作家以輝格黨為主角的歷史敍事，通過剪裁、篩選史料與誇大歷史，把輝格黨敍述為英國曆史進程中的主要進步力量，強調在輝格黨帶領下，17世紀憲政鬥爭以來自由、議會統治和宗教寬容的發展，宣揚輝格黨人對英國憲政與自由的貢獻。 ^{[1]  [6]  [5]} 

從19世紀末期開始，隨着英國霸權地位的逐漸衰落、輝格黨人（自由黨人）政治力量的沒落以及歷史學的專業化，再加上輝格史學自身的侷限性，曾經盛極一時的輝格史學遭到諸多批評，逐漸式微。然面，廣義的輝格史學並沒有消亡，至今體現在各種歷史書寫之中。 ^[1] 

「輝格」（Whig）和「託利」（Tory），這兩個詞屬於「英國政治語言中最富歷史意義的詞彙」。托馬斯·巴賓頓·麥考萊也指出，這兩個最初帶有侮辱之意的綽號，「很快就變成了自豪的標榜……傳遍全民，最後跟英國文學永垂不朽」。 ^[2] 

自17世紀40年代以來，「Whig」一詞就在蘇格蘭得到使用，最初是指地盟約派（Covenanting）反叛分子，他們在1648年突襲愛丁堡，是反對查理一世的蘇格蘭反叛者。在1679年一1681年間「排斥法案危機」爆發之前，該詞的原初含義在英格蘭不太為人熟知。此後，圍繞約克公爵詹姆斯的繼承權問題，英國在政治上形成兩大對立陣營，其中一派是在議會中反對天主教、主張增強議會權力和限制國王特權的一羣人，他們以沙夫茨伯裏伯爵為首，政府派用「Whig」一詞稱呼他們。 ^[2] 

與之對應的「託利」（Tory）一詞，最早見於英國斯圖亞特王朝復辟時期，意指愛爾蘭天主教流民，有強盜之意，沙夫茨伯裏伯爵一派以「託利」（Tory）一詞形容他們在議會中的敵對者，即以托馬斯·奧斯本·丹比伯爵為首的政府派議員，後者力主擴大王權、限制議會的作用。此後，「輝格」（Whig）和「託利」（Tory）兩個詞很快得到採用並流傳開來。 ^[2] 

輝格史學之名，源自17世紀後期英國的政治衝突。當時英國議會中的黨爭，在「輝格」（Whig）與「託利」（Tory）兩派領袖人物及其支持者的著述之中得到體現。 ^[2] 

輝格派政治家與作家，用小冊子等作品，作為宣揚自己的政見、駁斥和打擊託利派的手段，把輝格派塑造成正義的化身，託利派則成為邪惡的代表。輝格派筆下的英國曆史，就是國王與議會、輝格派與託利派之間兩條路線的鬥爭史，而作為正義一方的議會與輝格派會取得最終的勝利。 ^[2] 

歷史，是輝格黨人最喜愛的文學類型。17世紀末期，第一批輝格黨人已經開始建構他們自己的歷史敍事。這些人的主要興趣在於英格蘭的法律傳統、權力的定位和平衡以及古老的憲政，他們對17世紀80年代做出的敍述，影響深遠。 ^[2] 

例如1689年、1693年和1705年發表的輝格黨人殉道者列傳，其作者主要是輝格黨詩人和小冊子作家約翰·圖欽（John Tutchin），一位蒙茅斯叛亂的參加者。這些列傳包括72人物的臨終禱告和演講，他們大多是蒙茅斯軍隊中的普通士兵。圖欽對西部地區「血腥審判」的描述，對詹姆斯二世官員的妖魔化，成為蒙茅斯失敗之後所發生的事情的標準敍事。

約翰·圖欽還讚美黑麥屋事件全體殉難者，1683年的黑麥屋陰謀（Rye House Plot）是由一羣輝格黨極端分子策劃的，他們密謀在查理二世駕車經過黑麥茶（一個酒吧）時發動突襲，後來因密謀敗露，羅素勳爵和阿爾傑農·西德尼被處死，輝格黨勢力遭到重創。羅素勳爵（Lord Russell）是約翰·圖欽最讚賞的人，是最受推崇的輝格英雄。圖欽的小冊子對此後輝格史學的書寫影響頗大。 ^[2] 

17世紀90年代和18世紀早期，輝格黨人通過歷史來重申基本的輝格意識形態和寫作光榮革命的故事，其中三部歷史作品得到後來歷史學家的一再參閲，即懷特·肯尼特（White Kennett）的《英格蘭通史》（1706）、勞倫斯·埃查德（Laurence Echard）的《英格蘭史》（1707一1718）和約翰·奧爾德米克森（John Oldmixon）的《斯圖亞特王朝統治時期的英格蘭史》（1729一1739）。 ^[2] 

懷特·肯尼特同情輝格黨領袖，他與埃查德都頌揚光榮革命。奧爾德米克森亦是這場革命的熱情支持者，他宣稱自己的作品將展示「斯圖亞特王室如何……想方設法顛覆憲政，使王國屈服於專斷的權力」，還指出「查理二世憎恨英國的憲政，因為它是自由的和新教的，只要他的家族大權在握，他根本不在乎憲政」。在奧爾德米克森看來，託利黨人是教皇制和奴隸制的先驅，而輝格黨人無疑是憲政、自由和新教的捍衞者。 ^[2] 

一些回憶錄作者，亦通過強調革命的憲政性質和讚美輝格英雄與殉難者來精心編織他們的敍事，吉爾伯特·伯內特（Gilbert Burnet,1643一1715）的兩卷本回憶錄《他自己時代的歷史》（1724,1734）乃是這方面的代表作。伯內特反對專制王權，詳細生動地描述了查理二世和詹姆斯二世的統治，在18世紀史學家當中影響巨大。 ^[2] 

18世紀，從大衞·休謨到查爾斯·詹姆士·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等各類歷史學家對這些早期的歷史作品以及回憶錄加以改編和利用。休謨於18世紀50年代出版多卷本《英國史》，儘管他本人不是真正的輝格黨人，對英國內戰沒有好評，亦不認為憲政問題促成了英國內戰，但是他相信時間會帶來一種積極的變化過程，因此，約翰·波科克（John Pocock）認為，休謨的歷史作品是「相當輝格式的」。 ^[2] 

大衞·休謨承認，光榮革命結束了那個世紀的衝突，實乃一件特別令人滿意的事件，他尤其對輝格黨精英深表同情，認為正直和善心是羅素勳爵最突出的特性，還宣稱阿爾傑農·西德尼（Algernon Sidney）是一位「勇敢的人」，處死他則是查理二世統治時期「最嚴重的污點之一」。

查爾斯·詹姆士·福克斯是輝格黨領袖，亦被視為輝格史學的先驅。他的著作《詹姆斯二世在位初期史》（1808）在其去世兩年後出版，這部作品對大衞·休謨的立場做出了極端輝格主義的迴應。福克斯認為，休謨的歷史作品對那位力圖建立專制統治的查理二世國王過於友好，而17世紀曆史的教誨在於，人民應當時刻保持對王權的警惕之心；福克斯還聲稱，只有輝格黨人擁有所有「公正的自由觀念」，他們的信念是「正義、仁慈和平等」，光榮革命在英國曆史上開啓了最光明的自由時代。 ^[2] 

19世紀中後期以來，隨着歷史學的專業化，輝格史學的黨派性有所淡化，它與輝格黨失去了必然的聯繫，一些託利黨人亦寫作輝格史學，其中包括牛津學派核心人物威廉·斯塔布斯（William Stubbs） ^[2] 

一般而言，19世紀英國輝格派史學家主要包括約翰·林加德（John Lingard,1771一1851）、亨利·哈蘭（Henry Hallam,1777一1859）、托馬斯·巴賓頓·麥考萊（T.B.Macaulay,1800一1859）、塞繆爾·羅森·加德納（Samuel Rawson Cardiner,1829一1902）、查爾斯·哈丁·弗思（Charles Harding Firth,1857一1936）、亨利·威廉·卡利斯·戴維斯（Henry William Carless Davis,1874一I928）以及喬治·麥考萊·特里維廉（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1876一1962）。還有學者認為，查爾斯·詹姆斯·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1749一1806）與詹姆斯·麥金託什爵士（Sir JamesMackintosh,1765一1832）是輝格派史學家先驅。 ^[2] 

在這個羣體中，托馬斯·巴賓頓·麥考萊被視為「承先啓後的里程碑式的人物」，是輝格史學派演變史橫座標上的「原點」，前後皆有延伸。在他之前，最重要的輝格歷史學家是亨利·哈蘭，在他之後，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喬治·麥考萊·特里維廉。 ^[2] 

亨利·哈蘭被喬治·皮博迪·古奇稱為「輝格黨的極右翼」，其代表作是《自亨利七世繼位至喬治二世逝世年間的英國憲政史》（以下簡稱《英國憲政史》）。哈蘭在作品中抨擊都鐸王朝和斯圖亞特王朝的專制，頌揚1688年的原則，他對英國革命的討論，形成了「輝格黨政治理論的一種古典解釋」。 ^[2] 

《英國憲政史》得到國會辯論者的援引，並且成為大學教材，而維多利亞女王也曾經熟讀此書，以之作為政治指南。這些都促進了輝格派史學觀點的傳播。因此，古奇聲稱哈蘭開始了「一代輝格黨史學」，是「輝格黨歷史哲學的第一個權威代言人」。J.W.湯普森也認為，《英國憲政史》讓哈蘭成為「輝格黨歷史哲學第一流的闡釋者」。 ^[2] 

輝格史學的集大成者當屬托馬斯·巴賓頓·麥考萊。麥考萊在劍橋大學就讀時（1818一1822）就公開接受了輝格黨的主張，邁出校門時，已經是一位堅定的輝格黨人。麥考萊不僅是輝格黨政治家，同時也是其最傑出的歷史學家。1843年，他早先在輝格黨喉舌《愛丁堡評論》及其他雜誌發表的文章得以整理出版，題名為《評論與史論》在這部史論作品中，他抨擊了託利黨人的英國曆史觀。 ^[2] 

麥考萊的代表作無疑是五卷本《詹姆斯二世繼位以來的英國史》。較之於《史論》，這部《英國史》是一個「遠為偉大的重要成績」，它是吉本以來英語語言中「最偉大的歷史著作」，也是1688年革命及其主要發動者的一首頌歌，故而，古奇聲稱麥考菜是輝格黨歷史哲學「最著名而又最雄辯的解釋者」。 ^[2] 

J.W.湯普森《歷史著作史》中稱頌麥考萊的文筆和精彩敍事，同時指出，麥考萊《英國史》的主旨是讚美英國的優越性，而歐洲大陸各國人士之所以閲讀他的作品，原因在於他展現了「英國的自由和立憲政府的幸福」。在湯普森看來，麥考萊「在過去的塵堆中尋找可以為輝格黨的原則辯護的東西」，是一位「徹頭徹尾的輝格黨歷史家」。麥考萊對英國革命的描述，塑造了一種正統的敍事，進一步弘揚了輝格史觀。 ^[2] 

麥考萊之後，英國輝格史學盛極一時。19世紀70年代，憲政史已經成為一種國家敍事（national narrative），也是闡釋英國曆史的關鍵要素。 ^[2] 

然而，到19世紀末期，隨着英國曆史學科逐漸專業化、經濟史與行政史的興起及其地位的增強，再加上政治氛圍的變化，作為輝格史學核心主題的憲政史的重要性在下降，輝格史學亦逐漸走向衰落。 ^[2] 

在英國經濟史這一新領域，第一批重要的學者包括羅傑斯（T.Rogers）、坎寧安（W.Cunningham）和那阿什利（W.Ashley），而讓英國的經濟史研究成為一門學術性學科的人物則是W.坎寧安；與行政史（dministrative history）聯繫最緊密的人物是陶特（T.F.To,1855一1929）。行政史更關注政府組織的實際活動或憲政的實際運作，避免意識形態分析。陶特相信，行政史將會引導歷史學家對過去做出更自覺的、時代錯誤更小的解釋。 ^[2] 

1903年，英國古典學者兼歷史學家約翰·伯裏（John B.Bury）在其劍橋大學現代史教授就職演説中，提出「歷史是一門不折不扣的科學」的著名論斷。伯裏的這種定義，既是對當時業餘史學的挑戰，亦是對歷史學專門化的呼籲，它道出了英國許多史學家的心聲，即強烈要求擺脱舊的歷史研究與寫作形式，同時把這種研究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之上。 ^[2] 

法律史家梅特蘭（Frederick William Maitland,1850-1906），善於把歷史與早期英國法律的技術細節結合起來，由此獲得一種語境感，從而擺脱了輝格歷史主義更明顯的錯誤，「他對資料來源的卓越掌握，比任何學術爭議都更有效地駁倒了輝格史學的各種元素」。 ^[2] 

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劉易斯·納米爾、巴特菲爾德和湯因比等人著作的出版，接連向輝格史學發難，0輝格史學似乎壽終正寢了。 ^[2] 

然而，事實遠非如此簡單。「在20世紀30年代到60年代，輝格解釋仍然具有顯著的地位…證據之一就是G.M.特里維廉於1942年出版的《英國社會史》的熱銷」，因此，「如果輝格史學真的被列入批評名單之中，那可能是與1962年喬治·麥考萊·特里維廉的去世同時發生的」。 ^[2] 

特里維廉或許是「20世紀最成功的自我標榜的輝格史學家」，亦被稱為最後一位輝格派歷史學家，他出版的第一本書是《威克里夫時代的英格蘭》（1899），一部輝格派歷史作品，「與經典的輝格品味保持着一致性，顯然是反羅馬天主教的，同時帶有一種現在主義氣息」。 ^[2] 

特里維廉最出色、最成熟的作品是出版於20世紀30年代前期的三卷本著作《安妮女王時代的英格蘭》。歷史學家愛德華·霍列特·卡爾很推崇這部作品，認為特里維廉「在盡力探究輝格傳統的起源與發展」，其中第三卷的末尾對「歷史的輝格解釋」做出了「最好的概括」，卡爾將之稱為「關於輝格傳統的一座豐碑」。 ^[2] 

1938年，特里維廉出版《英國革命：1688一1689》，他在著作中極力稱頌「光榮革命」，因為它不僅「為後世的英格蘭人民找到了一個避免使用暴力的辦法」，讓英國「從此得以享受和平」，而且在英國建立了一種議會制政府，讓宗教寬容和尊重法律的習慣深入人心，特里維廉對光榮革命的闡釋，在20世紀前期英國史學領城頗具代表性和影響力。 ^[2] 

英國輝格史學的主要特徵有六個方面：

在輝格史學的歷史敍事中，英國憲政自由的故事佔據最重要的位置。皮克特·布拉斯指出：「輝格解釋在憲政史領域留下了最明顯的印記」，甚至「憲政被視為對英國曆史發展的唯一解釋」。憲政成為闡釋英國民族發展的理想視角，它的發展被視為英國曆史的軸線，尤其被用來論證英國獨特的政治發展。 ^[3] 

亨利·哈蘭是19世紀前期輝格史學的代表，他「最重要的職業在於他的英國憲政史學家身份」。1827年，哈蘭出版《英國憲政史》，他在開卷就聲稱，「在有歷史記載的所有時代裏，英國政府一直是凱爾特或哥特部落普遍建立的混合或有限的君主政體之一，它好過東方國家粗鄙的專制，優於羅馬和君士坦丁堡更加矯揉造作的暴政，也勝過地中海沿岸建立的形形色色的共和政體。」在這種政治制度之下，王國的一些臣民擁有政治權利，國王有必要承認這一點，否則就會激起武裝叛亂。這種憲政成型於13世紀。《大憲章》（1215）為所有自由民提供保護，讓他們免受專制統治施加的最槽糕的財政和司法暴行；同時，有平民參加的「模範會議」的召開（1295），使得混合君主制成為現實，即在國王、貴族和平民之間出現了經典的平衡。現代英國的憲政精神當時就已形成，只是細節有待進一步闡發而己。 ^[3] 

托馬斯·巴賓頓·麥考萊也強調13世紀以來英國的憲法原則。他指出，只有在英國，「13世紀的有限君主制完好無損地延續到17世紀…...我國憲法確實沒有正式和精確的書面文件，但古老和高貴的法案當中到處都有憲法的吉光片羽。四百年來的關鍵時刻，英國人民將憲法原則銘記在心」。而光榮革命就是對英國古老憲政傳統的再次確認。 ^[3] 

這裏需要指出的是，現代人不能在輝格史學家的憲政主義與民主理想之間劃等號。哈蘭就認為，1832年的改革法案走得太遠了，他擔心下議院改革會導致「民主」勢力大漲，從而破壞憲政的平衡；而托馬斯·巴賓頓·麥考萊也不相信「羣氓」。由此可見，輝格派的歷史解釋關注的是貴族的自由概念，並從歷史中尋找其根源。 ^[3] 

輝格派史學家從現在的概念出發來研究過去，同時，他們的這種研究也是面向現在的。他們始終想着過去的事件與當下的關係，並據此評判歷史人物和事件。 ^[3] 

輝格派史學家通常會問自己這些問題：誰是自由之友、誰是進步的倡導者、誰是憲政主義者以及誰是他本人生活時代所珍視的美德的最佳體現。 ^[3] 

輝格派史學家形成了一套編排歷史故事的原則，在其的歷史敍事中，與當下關聯不大的歷史現象必然遭到忽視，與他們推崇的價值相左的觀念會受到排斥和貶抑，而與現在相契合的歷史現象、人物或思潮則得到褒揚。他們沒有「過去的意識」，不是在歷史背景中考察和解釋過去，他們缺乏必要的歷史感，他們研究歷史並不是「為了歷史本身」。 ^[3] 

赫伯特·巴特菲爾德（1900-1979）在《歷史的輝格解釋》中認為，這不是一種真正的歷史理解，因為「真正的歷史理解與其説是通過使過去從屬於現在而達成的，不如説是通過把過去變成我們的現在或者通過另一個時代的眼晴去看生活來完成的」，只有接受「他們的時代與我們的時代同樣正當，他們的事情與我們的事情一樣重要，他們的生活和我們的生活一樣充滿活力，我們才能獲得真正的對歷史的理解」。 ^[3] 

巴特菲爾德、鄧恩、斯金納等劍橋學人提出的歷史語境主義，很大程度能夠幫助歷史學家有效地避免輝格史學的謬誤。 ^[3] 

在輝格史學家看來，人類或者至少英國人在不斷改善自身的狀況，同時變得更加人道、繁榮和開明。哈蘭「對進步的事實深信不疑，或許還相信進步的法則」，雖然他指出，尤其在伊麗莎白統治後期，倫敦塔的絞刑架沒有閒置，然而，在象徵着現代財富的嶄新而蓬勃發展的建築物面前，它就像「一位被囚的暴君，用來為大獲全勝的共和國增光添彩，並且應該會教導我們心懷感激地反思，我們已經在美德和幸福方面遠遠超出了先輩」。 ^[3] 

在更早的作品《中世紀歐洲的狀況》第二卷中，哈蘭自豪地宣稱，「英格蘭長久而連續不斷的繁榮是人類歷史上最美妙的現象」。托馬斯·巴賓頓·麥考萊的《英國史》對英國經濟、社會、科學和道德等方面的進步做了生動的描述。他在第三章中寫道：「17世紀的歷史和通俗文學幾乎每一頁都留下了痕跡，證明我們的祖先不如他們的子孫仁慈。工廠、學校、家庭的紀律極其嚴苛，效果卻遠不如今天…民眾對待身份較低的受害者，幾乎沒有表現出絲毫仁慈…...我們時代的同情心明察秋毫、永不饜足，在其他任何地方都聞所未聞」，還表示「我們越研究過去的編年史，就越慶幸自己生在寬容的時代。我們的時代憎惡殘暴，極不情願給人造成痛苦」。 ^[3] 

由此可見，在論述17世紀時，麥考萊始終強調19世紀的優越性。這種進步主義的敍述，往往對複雜的歷史現象進行簡單化處理，以是否促進或妨礙進步來衡量和評價歷史人物、社會現象、思潮和運動，對過往做出了片面甚至扭曲的描繪。 ^[3] 

輝格史學家使用道德語言來記敍過去的經驗教訓。歷史被簡化成一種線性敍事：好人與壞蛋之間的對抗。在17世紀英國革命中，議會英雄與邪惡的查理一世展開鬥爭，正如S.R.加德納（1829-1902）言簡意地表述道，「我對內戰的看法就是，憑藉武力的政府是糟糕的，但説謊和含糊其辭的政府更糟糕。查理一世強調約定，但是你很難相信他會執行」。 ^[3] 

同樣，在《英國史》中，托馬斯·巴賓頓·麥考萊批評威廉·佩恩（William Penn）、譴責詹姆斯、斥責桑德蘭（Sunderland）。輝格史學家的歷史作品「充斥着不值得歷史地同情或理解的人或時代，因為這些人和時代不符合輝格派的當下或輝格派的道德感」。 ^[3] 

由此可見，輝格史學家急於做出褒貶，而人類事務的複雜性通常超出了這種非黑即白的評價。他們在重建歷史事件時，不太在意這些事件發生的千差萬別的背景，事實上，每個事件都是更宏大圖景的組成部分，而事件之間又會相互影響、相互作用。 ^[3] 

巴特菲爾德指出，在輝格黨的道德判斷這一信念背後，有一個更「基本的論點」，即歷史應該是道德的仲裁者與道德法則的維護者。然而，當歷史學家做出道德判斷時，他很可能就此失去真正的前瞻性和歷史遠見。 ^[3] 

輝格派史學家通常以出色的風格來呈現他們的論點。他們眼中的歷史書寫不僅僅是一項研究工作，也是一種美學體驗。事實上，在輝格史學家當中，華麗的文風往往取代了準確性。對他們而言，説明性的敍述比持續的分析更重要，一個合意的故事才是最要緊的。 ^[3] 

輝格史學家們認為，歷史作品的目的就是讓廣大讀者能夠在道德和智力層面理解這個世界。由此，他們也就變成了公共知識分子，承擔起薰陶與教育大眾的文化角色。除了少數例外情況，輝格史學的經典著作所面向的，通常是受過教育的公眾，而不是專業的同人。 ^[3] 

正因為如此，輝格史學家們滿懷信心地以優雅的文筆提出自己的論點，這種書寫方式也解釋了他們的作品為何受到大眾的歡迎。 ^[3] 

然而，到19世紀末，隨着歷史學成為學術性學科，為其他的專業歷史學家寫作也就變成了常態，受眾的變化產生了深遠影響，輝格史學的這種「文化霸權」隨之衰微。 ^[3] 

亨利·哈蘭在他的歷史敍事中體現出一種強烈的愛國主義或民族主義，為英國的過去與國民性感到自豪。在討論克倫威爾的統治時，哈蘭指出，克倫威爾政策體系的一個獨特之處，就是： ^[3] 

他既不依賴也不脱離議會而治；儘管他對必然會遇到的反對感到不耐煩，但是似乎從來沒有想過要實現赤裸裸的、公開的專制。原因或許在於：他觀察到查理一世這麼做給自己帶來的毀滅性後果，他對英國人的性情——從不滿足於沒有自由的表面形式——的瞭解，以及那些關注法律的顧問們提出的建議。 ^[3] 

哈蘭是在讚美英國人對自由的熱愛以及對法律的推崇。同樣，托馬斯·巴賓頓·麥考萊在論及1688年光榮革命時，把英國與歐洲大陸做了比較：歐洲大陸一片混亂，政府被推翻、階級對抗、種族衝突、街道血流成河，而在英國，政府保持着穩定性，面對一個忠心耿耿的民族，少數邪惡之徒不敢輕舉妄動。麥考萊還認為，英國人之所以特別，原因之一在於一場有所保留的革命，而不是一場破壞性革命。 ^[3] 

此外，輝格史學還具有改良主義特徵，同時很大程度上也體現了新教（英國國教）的視角。就後者而言，宗教改革是一個再好不過的主題。在輝格式敍事之中，宗教改革時期新教徒與天主教徒的對立，就是進步與反動之間的較量；新教向宗教寬容邁出了一大步，而天主教會則是威權的、迷信的和鐵板一塊的。輝格史學家在安立甘宗教會中發現了整個英國曆史中體現出來的温和與寬容美德。 ^[3] 

斯塔布斯甚至懷疑不信奉國教的人能夠寫作英格蘭史。在16世紀和17世紀早期，對英格蘭而言，西班牙扮演的就是惡棍角色。中世紀英國自由的編年史「也意味着反對教宗專制的漫長鬥爭，其結束於宗教改革帶來的解放」。 ^[3] 

需要指出的是，輝格史學並不是一成不變的，隨着英國曆史學科的發展，輝格史學在演進過程中也會發生一些變化。自19世紀後期以來，輝格史學的黨派性變得越來越淡化，甚至研究方法變得更「專業」，研究對象擴展到社會經濟層面，研究成果也更符合新的學術標準——特里維廉的三卷本著作《安妮女王時代的英格蘭》力圖兼顧學術性與大眾性，他的《英國社會史》也是一部「公認的學術和文學傑作」。 ^[3] 

輝格史學的興盛，有着特定的時空背景。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輝格史學日趨衰落，這也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除了政治因素和歷史學本身的新變化——歷史研究標準的變化、新的研究領域的出現——之外，輝格史學自身的侷限性日益凸顯，也遭到更多的批評。 ^[4] 

時代誤植，被用來描述那些脱離歷史時代來考察事物的歷史作品，亦用於那些根據後來的發展來處理過去事件和制度的敍述，例如，把《大憲章》視為英國憲政自由之來源的做法。在20世紀，這類敍述通常被稱為「具有當下意識的」或「現在中心的」敍述，與之對應的是「具有歷史意識的」或「歷史的」敍述。 ^[4] 

輝格史學家往往從現在出發來解讀過去。這樣一來，歷史就成了一場尋寶遊戲，即搜索那些對歷史學家而言令人信服的例子，來解釋過去是如何變成了現在。 ^[4] 

以英國的憲政為例。在哈蘭看來，英國當時的憲政（1832年改革之前）與中世紀晚期的沒有本質區別。托馬斯·巴賓頓·麥考萊也認為，19世紀英國的憲政明顯存在於13世紀初，所謂「儘管後來經歷了種種變化，不過依然保持着自己的特性；世界上其他的自由憲政都是它的複製品，雖然存在一些缺陷，不過它值得最好憲政之名…...」。 ^[4] 

麥考萊毫不在意13世紀與他生活年代的差異性。麥考萊還認為，下議院在13世紀召開了最初的會議，它是19世紀所有的代表會議的原型。 ^[4] 

然而，把「下議院」這個詞用在13世紀，顯然是不合時宜的。1890年以來，輝格史學這個嚴重的缺陷受到諸多指責。 ^[4] 

巴特菲爾德就歷史學家對年代誤植的偏好做出瞭解釋。在他看來，年代誤植之所以具有吸引力，至少有四個原因：

第一，它為歷史學家提供了簡單的方式來處理歷史研究中出現的複雜問題，「通過以當代為直接參照系的方式，歷史人物會被輕易地歸入到促進進步或阻礙進步的兩個羣體之中。這樣就有了一個非常簡便的經驗法則，歷史學家可以據此進行選擇、拒絕或強調」。 ^[4] 

第二，對某些歷史研究一一比如概述性歷史項目一而言，輝格史學具有一種親和力，那種縮減越多的歷史作品，也就越具有輝格氣息。 ^[4] 

第三，那些建構通史的學者往往接受輝格方法，而關注狹窄主題的人，傾向於拒絕它們。 ^[4] 

第四，是目的論。在輝格史學家看來，任何歷史都有其目的性，都在向一個預定的目標邁進。麥考菜認為，英國的歷史就是一條流向自由、繁榮和榮耀的高貴的河流。 ^[4] 

然而，歷史的進程並非一條坦途，人們做出的決定充滿了無法預見的後果，機運在人類事務中扮演着不可忽視的角色，輝格歷史學家往往不願意承認這種可能性。 ^[4] 

當然，輝格史學的這個侷限，與它的進步主義特徵聯繫緊密。極端目的論會強調歷史的線性發展。輝格史學家缺乏對「歷史辯證法」的任何感知，因為當下的狀態並不是歷史線性發展的結果，而是眾多變遷的結果。對歷史思維之直接性的痴迷，強化了那種認為過去包含了現在的傾向，進而深化了對過去做出「現代的」和「年代誤植的」分析的習慣。 ^[4] 

維多利亞時代輝格史學家都偏好「那些有着明確的美滿結局的歷史片段」。在美國學者希梅爾法布（G.Himmelfarb）看來，這些史學家對自己的輝煌歷史做出的片面的、目的論的研究，最終就是「把秩序強加給混亂、把必然性強加給偶然，以及把原則強加給權宜之計」。由此，歷史進程就變成一條平坦大道，蜿蜒崎嶇消失不見了。 ^[4] 

19世紀末20世紀初，英國史學家們採取不同方式反對目的論，有人強調歷史「偶然論」，約翰·伯裏無疑是這方面最重要的代表人物。當然，伯裏的批評對象不侷限於輝格史學，也包括那些排除了任何巧合之事的歷史哲學和社會學理論。伯裏對目的論的批判，並不是為了讓歷史充滿巧合與意外因素，他也意識到，絕對的偶然性假定，也就意味着作為一門科學的歷史學的消亡，因為這使得一切對因果關係的科學研究變得不可能。 ^[4] 

伯裏對目的論做出的反應，拓寬了歷史理解的範圍，他促使人們關注歷史發展中變幻莫測和出乎意料的要素，它們並非是不重要的，因此，也不能為了簡單起見把它們從歷史中抹除。在伯裏看來，這種忽視「微不足道的」因素和想象的傾向，阻礙了對歷史進程做出更好的理解。 ^[4] 

目的論是一種線性思維，它把過去與現在直接聯繫在一起，進而導致一種對過去的誇張的現代主義形象，由此帶來的一個結果，就是過度強調英國曆史的連續性。比較而言，在19世紀的歷史書寫中，連續性是一個更重要的概念，它是指歷史進程中恆久不變的方向，也被視為穩定的同義詞。不過，它並沒有排除歷史變化的可能性，而是提倡一種漸進的變化觀。 ^[4] 

事實上，在革命似乎成為歷史舞台上的永久特徵的時代，連續性概念也成了一種意識形態武器，被用來反對革命，因為革命往往被視為與過去的決裂。同樣，浪漫主義時期日益增長的民族主義情感也推動了這一傾向，讓歷史學家成為連續性的探尋者。 ^[4] 

輝格史學往往強調源自盎格魯-撒克遜時代古老而自由的條頓憲章，歷史悠久的共同法和下議院，即便是征服者威廉也未曾摧毀的撒克遜人連綿不絕的自由（《大憲章》進一步確認了這種自由），都鐸王朝立憲政府的興盛，以及斯圖亞特王朝君主專制統治所遭受的必然的、天意使然的失敗。 ^[4] 

但是，英國曆史的這種連續性不過是一種虛幻的景象，輝格史學在這方面的主要缺陷在於，它在只存在表面相似的地方塑造了先例，在僅有先後序列之處強加因果關係。 ^[4] 

輝格史學對連續性的這種強調，進一步強化了它的年代誤植的錯誤；而歷史進程越是連綿不斷，歷史發展的目的論圖景就表現得越明顯。由此可見，輝格史學家無法很好地理解歷史中的變化起伏，他們不願意承認或者意識不到，「正是整個的過去，帶着它的全部複雜的運動、糾結的結果以及錯綜繁多的交互關係，產生了我們整個複雜的當下」。 ^[4] 

由於過度強調歷史的連續性，輝格史學家明顯忽視過去與現在之間的差異，他們重點關注相似，而這正是輝格史學的基調之一。在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英國曆史學家開始反對這種「相似性」。現在和過去之間的對比、差異和矛盾被不斷提及，並且在1900年以後徹底削弱了英國曆史的連續性和一致性的「輝格式」觀念。 ^[4] 

這種反應，不僅表現在對歷史意識之起源做出的新描述之中，也體現在對歷史研究之特殊用途的重新定位上。就後者而言，輝格黨人提倡的歷史的直接用途和教育價值的主張，受到了質疑和抨擊。 ^[4] 

現在，人們認為，歷史的作用不再那麼直接，儘管依然重要，但應當把現在從過去的重負和壓力之下解放出來。因此，證明「過去之死」被視為歷史研究的一項積極的功能。 ^[4] 

輝格史學基於當前所接受的一些價值觀和觀念，從評斷優劣的角度對歷史做出評價和解釋。輝格派史學家把現在的價值觀強加於過去，忽略了過去的人們實際的想法、價值、目標和觀點。 ^[4] 

換言之，輝格史學把路德、加爾文、約翰王、貴族和教皇等歷史人物從他們自身的歷史背景中剝離出來，把他們從分離出來，然後以某種神話般的方式重新創造這些人物。這根本就不是理解歷史如何展開的正確方法，因為它從一歷史情境中開始就扭曲了歷史。 ^[4] 

輝格史學的核心就是對英國曆史採取的憲政解釋。1900年之後，這種解釋的非歷史因素，開始被更敏鋭地感知到。它們主要體現在對歷史背景的忽視和抽象處理，以及貶低甚至清除歷史中偶然和衝突因素的傾向。 ^[4] 

在19世紀末，一些學者已經在修正狹隘的憲政主義研究。劍橋歷史學家西利在1883年出版《英國的擴張》，毫無疑問，這部作品被視為「新帝國主義」的一份宣言書。不過，它也力主對輝格史觀做出修正，在涉及18世紀英國曆史時尤其如此。 ^[4] 

輝格史學通常把喬治三世塑造成一位專制國王，認為他對英國的憲政造成了危害，而輝格黨人則是捍衞憲政的英雄。西利對這種看法不以為然，他聲稱「這種描述是錯誤的，即認為喬治三世統治時期的英國主要致力於抵抗思想狹隘的國王的侵犯。我們誇大了這些微不足道的鬥爭的重要性。英國當時在忙着別的更宏偉的事業」。 ^[4] 

在西利看來，歷史「並不是憲法，也不是議會的唇槍舌戰和偉大人物的生平事蹟，更不是道德哲學」，它應當對國家的興衰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展開研究。 ^[4] 

查爾斯·弗斯爵士（1857—1936）在談到托馬斯·巴賓頓·麥考萊時説道：「麥考萊並沒有投入到17世紀，並沒有努力理解各個國家在這場鬥爭中的立場和利益。他完全從一個19世紀英國人的立場來評判歐洲的政治」。

事實上，蘭克帶來的史學革命及其在英國的影響，就讓輝格史學陷入了困境。蘭克主張「説明事實之真相」，從而把研究過去與當下的激情區隔開來。 ^[4] 

另外，輝格式解釋也否認階級與歷史分析的相關性。不過，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社會史的各種目標使英國曆史學家的議程有了不同的優先事項。 ^[4] 

歷史寫作通常是時代和環境的反映，輝格史學也不例外。

輝格史學的式微與英國權力和財富的長期衰退，以及作為一股政治力量的輝格黨人（自由黨人）在19世紀末期的衰落密不可分。而19世紀晚期以來與學術性歷史研究聯繫在一起的檔案理想、學術專業化及其對原始資料的重視、發現新知識的目標——這必然意味着關注更狹小的主題而不是輝格史學所推崇的文學傳統——都是促使輝格史學衰落的學術因素。 ^[5] 

劍橋史學家赫伯特·巴特菲爾德（1900-1979）指出：

歷史的輝格解釋不僅僅是輝格派的專利…它隱藏在歷史編纂的把戲之中，是所有歷史學家都有可能陷於其中的未經反省的思維習慣。我們可以稱之為歷史學家的「情感謬誤」。這種謬誤來源於歷史學家將史實從歷史情境中抽離出來而做判斷的實踐，亦即，來源於歷史學家以今為鑑來衡量和編纂歷史故事的實踐。 ^[5] 

在他看來，史學家應當把研究過去本身作為目的，不得對過去的行為者進行道德判斷，而應該成為過去和現在之間的調解人，因為歷史學家「既不是法官也不是陪審員，他只是被傳喚過來提供證據的人」。他本人嘗試着提供一種替代性方案，即把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還原到歷史語境中」，「從過去的角度來理解過去」。 ^[5] 

因此，有論者指出，巴特菲爾德的《歷史的輝格解釋》旨在喚起某種對過去的情感：為過去而研究過去，喜歡具體之物和複雜之物，去會見過去，以及尋找過去和現在之間的差異性，「這種情感成為輝格史學的對立物、替代方案和解毒劑」。 ^[5] 

那麼，現在的問題在於，歷史學家能否跳出這種思維習慣，能否超越現在中心主義呢？

毫無疑問，歷史學家在特定的時空進行歷史著述，他們的思考和寫作受到生活環境和時代的影響。克羅齊聲稱：「只有現在生活中的興趣方能使人去研究過去的事實」，提出「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的命題，並且論證了「當代性不是某一類歷史的特徵…...而是一切歷史的內在特徵」。 ^[5] 

而在一些科學史家看來，歷史理解明顯受到現在的影響。首先，解釋學已經證明，史學家的觀點預先確定了什麼值得研究以及研究的對象。考慮到史學家的觀點必然立足當下，因此，史學必然是「現在主義的」。其次，一些相對主義者指出，史學家關於過去的圖景是一種富於想象的建構。再次，根據語言哲學的發展，有史學家指出，歷史寫作始終以史學家生活時代的語言作為媒介，他們可資利用的詞彙、概念和觀念是當下的。 ^[5] 

美國威斯康星大學學者赫爾認為：

對於歷史學家來説，無論是重建過去還是向讀者解釋過去，當下的知識都是至關重要的。從他身處當下來看，歷史學家必須利用他所能利用的一切證據和工具來重建過去，即使過去的被研究對象無法獲得這些知識。 ^[5] 

歷史研究的另一個特點在於對歷史進程做出概括，宏觀研究尤其如此。愛德華·霍列特·卡爾在《歷史是什麼？》中認為，歷史學家肯定要概括，「歷史學家並不真正對獨特性感興趣，他們真正感興趣的是獨特性中概括出來的一般性」，因此，「説歷史與概括無關，這是廢話，歷史因概括而繁榮昌盛」，而概括的真正意義在於，「通過概括，我們試圖從歷史中學到什麼，把從一整套事件中歸納出的教訓應用到另一整套事件中去…...那些摒棄概括、堅持歷史僅僅與特殊關聯的人，在邏輯上肯定是那些否認能夠從歷史中學到任何東西的人」，而他們的這種斷言「有悖於大量的、可見的事實」。 ^[5] 

在巴特菲爾德看來，輝格史學就是一種「概説」，它與根據原始資料對獲得的信息進行全面審視的歷史研究形成鮮明的對比。摘錄者必須進行選擇，而且往往從別人作品而不是從原材料中選擇。巴特菲爾德聲稱，「只要變得更概略，所有的歷史必然會成比例地變得更加輝格」。 ^[5] 

巴特菲爾德認為，一方面，歷史不能被真正概説，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概説。因為「如果把歷史的全部複雜性和細節都講述出來的話，那麼它將如生活本身一樣混亂無序、千變萬化」，然而他承認，「沒有任何一部歷史作品不是大大濃縮的，並且，它們實際上證明了一個斷言，在實際的寫作中，歷史學家的技藝實際上正是節略（概説）的技藝；歷史學家的難題正是這個難題」。 ^[5] 

由此可見，歷史概述是無法避免的。既然如此，史學家在這麼做的時候，需要謹慎行事，不能採取極端的輝格式敍事，即把歷史進程簡化為線性的發展，編排一種英雄與惡棍、進步與反動勢力相互衝突的戲劇，而是儘量展現不同歷史力量之間的互動，儘可能呈現歷史進程的複雜性和多維性。 ^[5] 

如果拋開輝格史學的英國外衣，那麼，它的三大預設——年代誤植、目的論和連續性概念——關涉到所有的歷史書寫。 ^[5] 

從認識論的角度來看，如果沒有上述三個特點，歷史寫作是不可能的。人們對歷史知識的感知基本上發生在事件發生之後：歷史學家是通過回顧過去來展望未來，因此，他是連續性的發現者和追尋者，以便讓歷史事件的過程富有意義，以及易於理解。 ^[5] 

當然，眼光只盯着當下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史學家需要成為過去和現在之間的調停者，讓過去和現在展開對話，這樣才可能更好地理解過去與更合理地把握現在。同時，史學家也需要避免極端目的論和連續性概念導致的對歷史的線性敍述，他「必須像躲避瘟疫一般躲避一切如下信念：事件的進程是必然的或確定的…...爽快的決定論者是令人討厭的」。 ^[5] 

由此可見，儘管英國輝格黨人及其同路人的史觀自19世紀末期以來遭到嚴厲批判並走向了衰落，但是，廣義的輝格解釋或輝格史學並不會完全消失。 ^[5] 

此外，輝格史學往往文辭優美、生動有趣，能夠吸引廣大的讀者羣體，而這種史學的敍事技巧並非不能與科學的、精細的研究相結合。 ^[5] 

事實上，現今的歷史學家尤其需要講好自己的故事，以更積極的姿態服務於廣大羣體對歷史知識的熱情與渴求。因此，在歷史研究中，一方面，需要避免極端的輝格式解釋，概而言之，就是不要拔高「進步之友」，避免建構一種必然趨向現在的信念和制度的歷史敍事，不要自封為居高臨下的道德判官，以及防止不加批判地把現在的價值投射到過去。這些史學上的謬誤完全可以避免。另一方面，也不能陷入到絕對的反輝格式傾向之中，因為這既無必要，也不太可能。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