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史

連貫地記敍各個時代的史實的史書稱為通史，與斷代體史正好相反。如西漢司馬遷的《史記》，也可稱為通史。因為他記載了上古傳説中的黃帝，下至漢武帝時代，歷時三千多年的史實。

既然叫通史，就首先要求敍述的內容廣泛，所有重要事件和研究課題（軍事、文化、藝術）涉及內容不深但都要涉及到。

其次要求在敍述中體現歷史發展脈絡或貫穿其中線索，給人一種整體的認識。所以做不到第一點至少不配稱作通史，而要做到第二點是比較困難的，需要著者的才華、積澱和理論素養。同樣涉及一個內容的兩本通史，在這第二點上，平庸和經典的差別是顯著的。

市面上很多《中國通史》和《世界通史》都是平庸的著作，雖然羅列了各個事件和課題，但對人的啓發是沒有多少的。

相對於斷代史來説，斷代史是限於某個時代，但通史卻是跨時代式研究，不間斷地記敍自古及今的歷史事件。用現代史學的口吻，這是“大歷史觀”。

清代史學家章學誠認為通史有“六便”和“二長”八個優點。“六便”是：免重複，均類列，便銓配，平是非，去牴牾，詳鄰事。“二長”是：具翦裁，立家法。但也有“三弊”，就是：無短長，仍原題，忘標目。

以往中國傳統史家都傾向編修斷代史，如唐朝史家劉知幾最為反對修通史，認為通史除了浩瀚難讀外，因涉及遠古史，找尋資料並不容易。隨着清末西學東漸，通史被史家發現其價值，故清末以來，史書往往都以通史形式編寫，代表者有錢穆的《國史大綱》、黃仁宇的《中國大歷史》、白壽彝主編的《中國通史》、鄧之誠的《中華二千年史》等等。

中國史學發展的歷史。中國史學的發展，大致可分為古代、近代、現代三個段落。

古代史學史中國古代史學史，包括先秦、秦漢至唐初、中唐至乾嘉三個時期。

先秦時期 在中國原始社會，先民創造了燦爛的文化，同時口耳相授，傳頌着一些故事，可以説是歷史的源泉。商代或商代以前，已經有了文字，可用以記錄。商代出現了史官。“史”字原為手執簡冊之形，但史官起初並不是專司記事，而首先是負責主持祭祀，占卜吉凶，溝通神與王的意志。同時講説故事，記錄時事，編次和保管文獻簡冊。再進而分工，有記言之史與記事之史之別。保存在《尚書》中的，即商周時代的歷史文獻。

《春秋》是中國傳世最早的一部按年月日順序記錄的編年體史書。它原是魯國的國史，全書一萬八千餘字，出自魯國史官之手，經過孔子的整理。以後相繼出現了一些敍述春秋戰國時期史事的典籍，體裁不同，各有特色。如編年體的《左傳》、《公羊傳》、《穀梁傳》；略具國別斷代史性質的《國語》、《戰國策》；最早的譜牒之書《世本》；以地理為主兼有神話傳説的《山海經》以及發抒哲學思想、政見和史觀的諸子百家之書。其中《左傳》敍事詳備，文筆生動，是中國最早的一部史學名著，也是先秦史學中最高的成就。戰國時期諸子爭鳴，往往運用歷史知識，針對現實，發表政見。如，孟子“言必稱堯、舜”，提出“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等觀點。商鞅説，“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為變法造輿論。鄒衍講歷史，馳騁想象，大大擴展時空概念，並提出了“五德終始”説，以投合君主專制的需要。李斯以秦史論秦政，韓非的“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以及是今非古論，對當時和後世都有很大的影響。

秦漢至唐初時期 漢朝時期出現了司馬遷的《史記》與班固的《漢書》兩部史學鉅著。司馬遷提出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著述宗旨，開創了綜合本紀、表、書、世家、列傳等於一書的紀傳體通史體例。《史記》一百三十卷、五十二萬餘字，記事起於傳説時期的黃帝，迄於漢武帝劉徹，跨朝越代首尾三千餘年。班固編寫了《漢書》一百卷，八十萬字，“文贍而事詳”，僅記述西漢一代史事，開創了紀傳體斷代史的先例。《史》、《漢》兩部著作各有所長，思想上傾向不同，文風上各有特色，在中國史學史上都有突出的地位和深遠的影響。

繼《史》、《漢》之後，漢唐之際產生了不少紀傳體史書，其中有《三國志》、《後漢書》等名著。唐初百年內有八史問世(官修的正史有:《晉書》、《梁書》、《陳書》、《周書》、《北齊書》和《隋書》；私人修成的有《南史》、《北史》)。從此紀傳體史書代代續修，其體例也大致定型。編年體和其他體裁史書也有發展。荀悦撰《漢紀》，以編年體敍述西漢歷史，《後漢紀》等編年史繼踵產生。還有傳記體的國別史《十六國春秋》，最早的地方誌《華陽國志》以及《佛國記》、《高僧傳》、《世説新語》、《顏氏家訓》、《洛陽伽藍記》、《水經注》等與歷史有關的各種著作。據《隋書?經籍志》著錄，漢代至隋代的史書達數百部，反映了史學發展的盛況。

這時文獻整理工作已經展開。劉向、劉歆父子奉命校書，著有《別錄》、《七略》，在歷史文獻學上有很大貢獻。唐初也重視文獻整理工作，所修《隋書?經籍志》在歷史文獻學上有很大作用。

秦漢至唐初的史學，與先秦的史學相比，有顯著的特點。首先是史學由附屬地位而逐漸獨立。東漢之前，史籍比較少，《別錄》與《七略》的分類中均無史部。《漢書·藝文志》將史書著錄於《六藝略》“春秋家”，以史附從於經。自東漢之後，史籍大量湧現，史書種類增多，史學日益受到社會重視，朝廷設立史官和史館，目錄中也列出了史部，這些都標明史學已形成一門獨立的學科。這個時期的歷史著述，有官修，有私修，有奉詔私修等幾種情況，而趨勢則是官修日佔上風。

隨着士族地主勢力的興起和門閥制度的盛行，史學上的士族烙印突出，最顯著的是譜牒著作與譜學大為發展，有家譜、宗譜、族譜和姓氏譜等。東晉南朝精於譜學者，以賈、王兩氏為巨擘。同時家傳和正史紀傳中也反映出當時崇尚門第的世風習俗。

各少數族在史學中也佔有地位。除正史中有記載各族史的專傳外，還出現了記述各族史的專書，同時民族問題也在史學中有所反映。

關於史學的評論，司馬遷曾説《春秋》是“禮義之大宗”，“採善貶惡”，指出史書的教育作用和政治意義。同時，他表明自己志在“繼《春秋》”而寫史，以“成一家之言”，表現了他以史學為己任的自覺性。班彪的《前史略論》是評論史學的專篇，談到古來的史官和史籍，着重評論了司馬遷與《史記》，既肯定其有“良史之才”，又指責其“大敝傷道”，表明了馬、班史學思想之分歧。班彪這個思想，為其子班固所繼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