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燏黃

1883年2月27日　生於江蘇省武進縣。

1900—1904年　在常州延陵書院院長家任教師。

1904年　在上海實學通藝館附設理化傳習所學習物理、化學。

1905年　任蘇州同裏學校物理學、化學教員；後自費留學日本，先學習日語、英語。

1909年　畢業於日本東京藥學專門學校；考入日本東京帝國大學藥學科。

1911年　先後在浙軍都督府、滬軍都督府作醫藥救護工作。

1912—1914年　任南京臨時政府衞生局科長，北洋政府內務部衞生司科長、代理司長。

1915—1929年　任浙江省立醫藥專科學校教授。

1929—1933年　任上海國立中央研究院化學研究所研究員，兼任中法大學藥學專修科生藥學教授。

1934—1937年　任北平研究院生理學研究所研究員。

1935年　任中國藥學會第七屆理事會理事。

1938—1945年　先後任上海新亞藥廠技師、顧問。

1940年　任北平新亞藥廠華北分廠廠長、北京大學醫學院額外教授兼中藥研究所專任研究員。

1943—1945年　任北京大學醫學院藥學系教授，兼中藥研究所研究員。

1946—1949年　任北平陸軍醫院上校司藥、藥局主任。

1947年　任中國藥學會北平分會副理事長，北平市立藥學講習所生藥學講師。

1948年　任北平瀋陽醫學院藥學系教授。

1949—1953年　任北京大學醫學院（1952年改稱北京醫學院）藥學系生藥學教授。

1951年　兼任中央衞生研究院中醫研究所（後改稱中國醫藥研究所）顧問。

1954年　任中央衞生研究院中國醫藥研究所研究員，兼北京醫學院藥學系本草學教授。

1955—1960年　任中醫研究院中藥研究所研究員，兼北京醫學院藥學系本草學教授（至1956年）。

1956年　任中國藥學會第十四屆理事會理事。

1960年7月8日　逝世於北京。

趙燏黃，字午喬，號藥農，又名一黃。1883年2月27日出生於江蘇省武進縣一個商人家庭。1887—1889年在私塾學習，工詩文，善書法，喜吟詠。1900—1904年在常州延陵書院院長劉申孫家任教師，並得劉氏之傳學，為日後整理本草奠定堅實的基礎。光緒戊戌變法失敗，趙燏黃接受新思潮，在家鄉結社，講求實用科學。後聞鍾觀光先生在上海實學通藝館附設的理化傳習所教授物理學、化學，即赴滬求學，當時除學習江南製造局譯的化學、物理教材外，還參考日本下山順一郎等著的《無機化學》及《有機化學》 ，因知化學與藥學之密切關係，便有志於藥學。1905年春，應金天翮之聘，到蘇州同裏學校任物理學、化學教員。該校英才畢集，柳亞子曾是他教過的品學兼優的學生。

1905年秋，他自費赴日本留學，先在東京大成中學校肄業，後入正則英語學校及預備學校學習。1907年，入東京藥學專門學校學習，1909年畢業，補江寧公費生，考入東京帝國大學藥學科選科深造，先在生藥學教室下山順一郎博士指導下學習生藥學，後又在藥物化學教室長井長義博士指導下專研生藥化學。

1907年，他與王煥文、曾貞、伍晟、蔡鍾傑等在東京發起留日藥學生組織中華藥學會，1908年秋，舉行成立大會，選舉王煥文為會長，伍晟為總幹事，趙燏黃為書記（秘書）。他積極參加學術活動，曾以研究之所得，在學會組織的學術報告會上宣讀《川厚朴揮發油結晶成分之研究》和《胡麻油之分析化學》2篇論文。

1910年，趙燏黃加入同盟會。1911年10月，武昌起義，他參加了留日醫藥學生組織紅十字會，歸國支援民軍，參加辛亥革命，先後在浙軍都督府、滬軍都督府作醫藥救護工作。1912年，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任內務部衞生局科長，政府遷北京後，任內務部衞生司科長、代理司長。1912年，曾再度赴日，到帝國大學辦理畢業手續，獲藥學學士學位。不久，政府改組，卸任出京，賦閒居滬。1915年春，應同學金體選之邀，在漢口歆生藥房任藥師，負責製劑技術。這年8月，他進入教育學術界，應浙江省立醫學專門學校校長韓士澒之聘，任該校藥用植物學、生藥學、衞生化學教授，教學之餘，從事中藥和衞生化學的研究。

1928年，趙燏黃受上海國立中央研究院總幹事楊杏佛之託，草擬了《國立中央研究院擬設中藥研究所計劃書》 。1929年，受蔡元培之聘，任中央研究院化學研究所國藥研究室研究員，專門進行本草學和生藥學的研究。1934年9月，楊杏佛遇刺後，趙燏黃應浙江省立醫藥專科學校藥科主任黃鳴龍聘返該校教授生藥學。1934年，黃鳴龍赴德國深造，趙燏黃又應北平研究院院長李石曾之聘，任生理學研究所研究員，繼續整理本草，研究國藥。

“七七”事變後，趙燏黃在北平賦閒。1938年，回家省母，旋遭母喪，遂逗留上海，在上海新亞製藥廠先後任技師、顧問，指導製藥。1940年，任北平新亞藥廠華北分廠廠長，專門從事利用華北及蒙疆產麻黃草提取麻黃素的研究。這時期在北京大學醫學院設立了中藥研究所，趙燏黃受醫學院院長兼所長鮑鑑清之聘，任醫學院額外教授兼中藥研究所專任研究員，與米景森、關克儉、張友棪、馬世華等一道工作。1943年秋，醫學院成立藥學系，他兼任生藥學教授。

抗日戰爭勝利後，趙燏黃一度擔任藥學系主任，1946年，國民黨政府接收北京大學，醫學院改稱北平臨時大學第六分班。由於院內英美派排擠德日派，他被迫離開藥學系。雖然他不甘心放棄心愛的中藥研究工作，但是為了生計，趙燏黃出任北平陸軍醫院藥局主任，並在東皇城根甲21號公館，掛着“趙氏生藥學化學研究所”的牌子，從事業餘研究。1948年，他曾以“趙氏生藥學化學研究所”名義送交平津區十二科學團體北平藥學會論文摘要。

1949年2月，北平和平解放，華北人民政府衞生部接收陸軍醫院，殷希彭部長了解趙燏黃曾發表過《祁州藥志》等專著，讚賞他的研究中藥以代替西藥進口的主張，但當時尚無此機構，新建則人力物力均有困難。同年6月9日，趙燏黃寫了《研究中藥之經歷及今後繼續研究未竟工作之願望》的報告。8月，他獲准回北京大學醫學院藥學系教授生藥學。1951年，中央衞生研究院成立中醫研究所，他被聘為顧問，指導籌建中藥研究室。1953年，他專為藥學系新設置的生藥學專業開設本草學課程。1955年，成立中醫研究院，他不但指導中藥研究所青年科研人員進行中藥的本草學和生藥學研究，還舉辦講座，系統介紹歷代本草。晚年他埋頭著述，在《國藥與本草之檢討》的基礎上，撰寫《本草新詮》，未及完稿，1960年，不幸逝世。

趙燏黃在日本學習期間，目睹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後，藥學事業迅速發展。以後，他懷着滿腔熱情，回國參加辛亥革命。在從事衞生行政管理工作的3年裏，他看到中國藥學事業十分落後，認為藥品依賴進口，東西洋藥充斥市場是中國人的恥辱；外國人採購中國廉價原料加以製造，又以高價暢銷中國。中國每年進口的藥品以千萬元計，全國藥物的耗費以億元計，這是中華民國入超的一大漏卮；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鼓勵研究中藥，中藥中的有效成分十之七八為日本人所發現，而中國藥材，自己不知研究，徒供外國人作研究之材料。1882年到本世紀40年代初，世界各國學者重視研究中國產的藥材和本草古籍，但是，中國不知保存古籍，如敦煌石窟之古本草與其他文物一起被英、法傳教士竊取，藏於外國的博物館。後來，日本人中尾萬三到英國博物館考察了唐代《食療本草》殘卷，寫了考察報告。趙燏黃認為，外國人搶走了中國的古本草，我們自己不能去考察，反要由日本人去考察，實乃莫大恥辱。

出於民族自尊心和對中國藥學事業的關心，他曾多次撰文呼籲政府當局和全社會重視發展藥學事業。他大聲疾呼：“要雪此恥，舍藥學者誰屬？”他強調只有藥學教育的獨立發展，藥學事業的發展才有希望，大學應設藥學院和藥學研究院。他還認為最高學術機關應特設藥學科，為獨立的學術院及研究院，主張研究國藥代替西藥進口。他還主張振興實業，要在化學上下功夫，鼓勵製藥，抵制舶來品。“九一八”事變後，他撰文呼籲對中藥應“勇取西法，從事整理，以補救非常時期西藥之缺乏”。他建議，將中藥單方或複方，在藥材品種鑑定和藥理實驗的基礎上改進劑型，直接製成各種製劑，可避免化學制法的繁瑣，且能保存生藥之全成分。他的這一建議，經過長期的實踐證明是可行的。

麻黃過去是中國出口的大宗藥材，而麻黃素卻又依賴進口，趙燏黃常為此而感嘆。國內當時僅在北平和南京先後提製小量麻黃素，1939年後就停止了。北平淪陷後，他受新亞藥廠的委託，克服了重重困難，在朱晟的協助下，在新亞藥廠華北分廠用簡單的設備創造了石灰法生產麻黃素工藝。1940—1945年共提取300多公斤麻黃素，滿足了當時國內的需要，且有部分遠銷英美，改變了過去麻黃大量出口日本，提取麻黃素後反銷中國的歷史，為發展中國新的民族製藥工業做出了貢獻。1950年，大同麻黃素廠恢復生產時，一度曾採用趙燏黃的石灰法簡便工藝。此法適於當時生產條件，使停工已5年的廢廠只用了少量投資及3個月時間便投入了生產。此後，麻黃素便成為中國大量出口的化學藥品之一。

為了藥學學術的獨立，他曾撰寫《藥學的發展，必須醫藥分立説》一文，闡述了什麼是藥學。他認為醫與藥有連帶的關係，然各有目的之所屬，藥學者既不能從事於醫學，醫學者也決不能從事藥學，不可混而為一，提倡醫藥分立，並非要造成醫藥互相仇視的局面，而是為了各自前途的發展。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曾建議衞生部應繼續糾正中華民國時期遺留下來的重醫輕藥的影響。衞生行政領導應當醫藥並舉，如醫學院設有藥學系，應稱“醫藥學院”，有藥物研究部門的醫學科學院應稱“醫藥科學院”，這些單位，應由醫學家與藥學家分別負責，以利醫藥學共同發展。

早在20年代，趙燏黃就認為中國藥學事業落後的主要原因是缺乏人才，而人才的根本問題是教育上重醫輕藥造成的。自清末設醫學堂以後，只注重醫學教育，藥學教育都是附設在醫學院校內。他當時執教的浙江醫藥專門學校藥科是1913年建立的，除軍醫學校藥科外，是當時國內唯一的一所公立醫專的藥科，曾為中國培養了一批藥學人才。1916年，教育部舉辦全國成績展覽會，藥科獲最優等獎狀，頒“縷學宏仁”匾額，1920年，獲省教育廳全省成績展覽最優等第一。

在杭州醫專藥科執教13年，趙燏黃一度曾兼授藥用植物學、生藥學、衞生化學3門課程。那時這3門課程都沒有本國的教材，他每週要授課16小時，課餘要收集資料，編寫3門課程的教材講義，經常工作至深夜，假日也無暇出校門一探西湖之勝，為全校師生所稱道。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他曾數次脱離教學崗位，然一直關懷教育事業。1929年，他到中央研究院工作後，在為南京中央廣播電台寫的《説中藥》演講稿中，批評了浙江省教育當局令浙江醫專藥科停頓近3年，再次要求將藥科建為藥學院。他到上海後，除兼任中法大學藥學專修科生藥學教授之外，還和徐伯鋆教授在《生藥學講義》的基礎上編著出版《現代本草生藥學》 （上冊）。該書除引有大量中外文獻之外，還吸收了他的生藥學研究成果，是中國第一部收載有中藥材的生藥學教科書，改變了過去生藥學只收載外國生藥的傾向。蔡元培作序評此書“誠是一新二千年來吾國本草學之壁壘，而其對於醫藥界之貢獻將未可限量。”藥學界公認他是中國現代本草學和生藥學的先驅者和奠基人。他在北京大學中藥研究所工作時，積極參加籌創醫學院藥學系。他以人力物力支持教學工作，生藥學教室所用之參考書、藥物標本及顯微鏡用的染色試劑都是他帶去的。經過兩年的努力，在北平建立了培養藥學人才的基地，為後來的北京醫學院藥學系打下基礎。在北平陸軍醫院期間，他除了在北平市立藥學講習所和瀋陽醫學院藥學系兼課之外，還通過藥學會提案等方式呼籲政府教育部門，以北京大學醫學院藥學系為基礎建立藥學院。

1949年，他重返北京大學醫學院藥學系任教時，已年近古稀。他平生夢寐以求的願望得以實現，愈加精神煥發，勤奮工作。1950年冬，他因積勞成疾，左眼患青光眼而失明，仍帶病堅持工作，為新設置的藥學專修科擬訂教學大綱，編寫《生藥學講義》和《實用生藥學》；1953年，為生藥學專業講授《本草學》 ，他以一生積累的本草學知識，撰著《本草學講義》，諄諄教誨學生要熱愛祖國醫藥學事業，研究中藥，一定要鑽研本草古籍。

在教學工作中，他認真備課。《實用生藥學》講授的內容全是常用中藥，當時，沒有現成的教材，每講一種中藥，都要參考許多書籍，證以實物標本、畫圖等等，為了保證教學效果，他課前一定要把講義發到學生手裏。趙燏黃從事藥學教育40餘年，桃李遍天下，為中國培養了幾代藥學人才，有的是中國近代著名藥學家，有的是當代中國藥學戰線上的骨幹。

20年代，中國曾有一股主張“全盤西化”、否定中醫中藥的暗流。趙燏黃挺身而起，指出神農氏所傳的《本草經》，是中國後世藥典的起源，也是現代自然科學的嚆矢。他批評那些否定中醫中藥的“開明之士，往往數典忘祖，知有西醫，不復知有中藥，知有西藥，不復明乎中醫”。並且預言他日功效卓著直接收其功能者為生藥學、為醫學，間接受其利者為化學、為生物化學、植物學、農藝化學、應用化學等等。因此，他認為中藥研究是藥學之無限希望。

他曾比喻中藥就像中國未開採的礦藏，應當用現代科學方法加以發掘提高。1927年，他為藥報社寫的《〈藥學專刊〉發刊詞》中為建議大力開展中藥研究鳴鑼開道，提出：“地方應當設道地藥材研究所，中央應設中藥研究院、中藥試驗場、中外藥用植物園。”他曾高瞻遠矚地預言：“一部《本草綱目》中所載之藥物，不知含有幾許未發現之化學成分在其中，學術之進步，可冀其一一出現於世界藥學者之實驗場，其前途正未可限量也。”今天，世界各國對中藥研究的高度重視和成就，證實了他的預見。

1928年，他為中央研究院而作的“擬設中藥研究所計劃書”，闡明中藥研究的學術意義與經濟價值，以及當時國外研究中藥的狀況，首次提出了系統研究中藥的構思：中藥研究所應設：（1）考訂部；（2）調查部；（3）栽培部；（4）鑑定部；（5）檢明部；（6）試驗部。

他到中央研究院工作之後，又擬定了一個以10年為期的《研究國產藥材計劃方針》 ，根據研究院當時的具體情況，建議設立理學部、化學部和藥理部執行上述研究任務，規定各部近期實施之範圍。同時，提出在生藥學、化學、藥理學研究的基礎上編寫《實驗新本草》 ；主張薈萃學者，分工合作，系統研究中藥，並擬訂採集調查藥用植物及藥材辦法和《實驗新本草》第一集名單草案，徵求國內外植物學家、本草學家意見。原計劃用10年時間完成《本草綱目》中山草類100種藥材的整理研究。實現這一宏偉的目標，當時的條件是不成熟的，主要是中藥科學研究尚未形成隊伍，客觀條件也有許多困難。但他知難而上，在中央研究院工作5年間，完成了兩集《實驗新本草》的研究與編寫工作，正式發表時改名為《中國新本草圖志》 。

他在北平研究院工作期間，得到生理學研究所和植物研究所有關專家的協作，在華北地區對藥市及藥肆經營的藥材進行實地調查考察。《祁州藥志》第一集和兩集《本草藥品實地之觀察》的撰著，在本草藥品名實考證方面積累了更多的資料。他總結近30年整理本草研究中藥的經驗，更深刻地認識到“藥材的科學研究，鑑定為至難的第一個問題，只有藥材的基本建立，進而進行化學及藥理學的研究，則錯誤自少”。他還深感當時國內沒有中藥研究機構，孤軍作戰，苦無切磋之同志，獲分工合作之效能。雖可借鑑日本研究和漢藥的結果，但日本人研究的藥物為日本的產品，或用日本產品充中藥，其研究結果不符合中國實際。因此他得出結論：“研究國產生藥，非國人莫屬。”

1937年，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向全國學術機關征集學術研究問題的3年計劃時，趙燏黃為北平研究院寫了《研究本草與國藥之方案及其實例》 ，方案之第一部分為“解決國藥之生藥學的基本問題及編纂中藥典之預備方案”，內容包括鑑定生藥之原植物，現行藥材與本草藥品之互相證明，3年內繼續完成《本草藥品實地之觀察》之撰著；徵求中醫習用之國藥，實地試驗，決擇良否，預備編纂中藥典；研究地道藥材與植物地理之關係。第二部分為“國藥之生藥學的標準鑑定及中藥典之標準試驗”，內容包括藥材之外形、性狀和內部構造的鑑定；粉末生藥和灰像生藥及偏光顯微組織化學的研究；草、根、木、皮等生藥學的系統檢索法；中藥典的標準試驗項目等等。其中生藥學之研究以《祁州藥志》第一集菊科與川續斷科之生藥研究為實例，按恩格勒分類系統，繼續完成19集（3年內完成1、2集）。此方案提出不久，爆發了“七七”事變，在以後的歲月裏，他歷盡坎坷，屢經挫折，但其整理本草、研究中藥的決心，始終不渝。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藥研究事業受到國家的重視，他發表《國產生藥學的研究與歷代本草沿革關係》等專論，就中藥研究任務、設立中藥研究機構、設立中藥調查委員會、編纂中藥典、整理丸散膏丹、研究製法、改良劑型以及本草古籍的影印出版等提過許多寶貴的建議，受到有關部門的重視。1951年，中央衞生研究院中醫研究所（1952年後改稱中國醫藥研究所）聘請他為顧問。在他的指導下，籌建了中藥研究室、單秘驗方研究室、中藥化學分析研究室等機構，對全國常用中藥進行調查研究，積累了一些研究資料和中藥標本，為新中國培養了一支新生的研究隊伍，為中醫研究院籌建中藥研究所奠定了基礎。

他回顧過去40年走過的道路，認為應當根據中藥特點研究中藥，不但要研究中藥的純成分，而且要研究中藥的全成分和它們的藥理作用。他反覆説明中藥含有複雜的有效成分，一味中藥就是一個複方，含有君、臣、佐、使各種成分，互相協同，在人體上起合奏作用；中藥的複方是聚合許多君、臣、佐、使，起大合奏的作用，猶如集中西樂器於一堂演奏，悦耳動聽。所以應用中藥或複方治病，往往有不可預料的治療效果。

趙燏黃提出系統研究中藥的設想已經60餘年。他是中國早期中藥研究的倡導人和設計師，在長期的實踐中，不斷修正並充實原來的設想，為推動中國中藥科研事業做出了貢獻。

趙燏黃在日本留學期間，他的老師下山順一郎博士講授和漢生藥時，經常向學生講授中國本草，有時還帶一些本草善本給學生傳閲。這使他了解到中國和日本本草發展的歷史，從此酷愛本草。如他看到琉球吳繼志撰寫的《質問本草》圖繪準確，説明簡要，在日本多方求購未得，歸國後得知上海實學通藝館張之鉻先生藏有原刻本，遂借來依樣臨摹一部，珍藏身邊，奉為圭臬。他在杭州執教期間，便開始注意本草藥品的名實，每逢春秋佳日，就請俚醫作響導，率藥科學生入山採藥，帶回標本在校園內種植，以供觀摩，並與本草記述進行比較。從那時起，他就以整理本草研究中藥為己任。1923年發表《〈本草綱目〉今釋》一文，以其多年之研究積累，考訂31種山草類藥物的學名，記述其效用。他還注意研究中國曆代本草發展史，1935年發表的《歷代本草沿革史論》 ，對中國本草史有系統的瞭解。他認為研究中藥應先將中醫用藥的藍本——本草加以研究，才能成功。同時，他又看到本草藥品古今名實不符，影響藥效。因此認為本草也亟待整理研究。

系統從事本草整理研究工作，是他在中央研究院編輯《新驗新本草》時開始的。他不僅注意系統收集古今中外資料，更重視實地調查和考察，曾致力於甘草、黃芪、人蔘、參須、高麗蔘、東洋蔘、西洋參、人蔘三七和竹節人蔘等的整理研究。兩集《中國新本草圖志》的發表，是中國30年代整理本草、研究國藥的代表作。其中人蔘類的生藥學研究，最早報道人蔘和西洋參樹脂道有明顯差別，參蘆的草酸鈣結晶較多，日本和前蘇聯生藥學家曾先後引用。

他在北平研究院制定了系統考證本草藥品古今名實的計劃，並從兩方面進行工作：一方面是按植物分類學分科進行整理，如對菊科及川續斷科藥物50多種的整理，每科均按藥用部分分為根、花、葉、草卉、果實等類；每藥之下，先考察現代藥材與歷代本草記載是否相符，其次考察藥材之原植物，以實地採集之完全標本，互相質對。他最早調查並鑑定了北京地區藥用青蒿的原植物為“黃花蒿·臭蒿”，並指出與《本草綱目》之黃花蒿為同名異物。他沒有附和日本學者報告認為“《綱目》集解所述之青蒿與植物（邪蒿）頗合”的錯誤結論，明確指出青蒿就是《本草綱目》的“黃花蒿·臭蒿”。對青蒿的植物來源，《中國藥典》1985年版本才得到解決，而趙燏黃在那時就已經澄清了。《祁州藥志》是中國按自然分類系統整理本草研究國藥生藥學的肇始，也是中國最早編著的地區藥材志。另一方面則從同名異物或同物異名方面進行整理，如1935年，他在北平妙峯山與藥農一起採到的五加皮，經過鑑定，並不是歷代本草記載的五加科植物，而是蘿摩科植物槓柳的根皮。後來發現南北藥市均有用其以制五加皮酒者，他引用生理研究所的毒理研究報告，提出應當嚴禁以槓柳皮製造五加皮酒。他通過大量調查研究積累的資料，應用現代科學方法考察本草藥品的實際變遷，澄清同名異物或同物異名的混亂，撰寫成《本草藥品實地之觀察》兩集，這是中國最早研究中藥混亂品種的論著。

1953年，趙燏黃已是古稀老人，他把整理本草研究中藥的希望寄託在青年一代身上，指導中青年科技人員進行地黃、當歸、鶴蝨、黃芪等常用中藥的本草學和生藥學的研究，並熱情向青年學生和中青年科研人員傳授畢生積累的本草學知識。他老而彌堅，在《國藥與本草之檢討》和《本草學講義》的基礎上，撰著《本草新詮》，原計劃分總論和各論兩部分，總論系統介紹中國曆代本草，按編年方式，根據本草史的發展過程，分為原始本草、上古本草、中古本草和近古本草四個部分，介紹歷代重要本草78部，每一本草仿《四庫全書》提要之例，概括其內容提要、優點、特點和不足之處，以及存佚和版本考略。對歷代重要本草的序言部分，逐句進行註釋，或擇其難解者，附加淺注。重要本草和序例有的還加以校勘，本草藥名之可證明者，增加其原植物或原動物拉丁名稱，以符新詮之意。附有重要本草的作者傳記或事略。書後並附歷代藝文志中本草、醫經、經方等書目，全書38萬餘字，是研習本草的入門書。

趙燏黃治學嚴謹，務求實際，注重實地考察。他學識淵博，有堅實的文史學、訓詁學、版本學知識，平時不僅注意收集本草及醫藥古籍，而且博收經、史、子、集有關文獻，在本草考證方面曾經做過許多深入的研究。他精於版本考證，在考察《本草綱目》諸多版本之後，極力推崇金陵版，曾多次建議有關部門將其出版。他生活簡樸，卻不惜重金購買古籍，藏有歷代主要本草80餘部近千冊，且多為善本或珍本，還有醫經、方書、文史古籍及中外文參考書共5600餘冊。為發揮他畢生藏書的價值，家人遵其生前遺囑，將全部藏書及遺稿獻贈給中醫研究院。

趙燏黃為中國藥學事業的獨立發展，為中國藥學教育和整理本草研究中藥事業辛勤奮鬥一生，50年如一日，不分晝夜寒暑，孜孜不倦。在他病逝的前一天，還在修改《本草新詮》書稿。他一生的成就，博得國內外學者的好評。1939年，伊博恩在《本草新注》 序中稱讚他“對中藥做了大量研究工作”。1939年，日本生藥學家木村康一在《藥學大全書》第二卷生藥學專篇讚揚他“對中藥研究有大量貢獻”。1953年，樓之岑著《生藥學》舉趙氏《現代本草生藥學》等為中國最早的生藥學著作。1954年，張昌紹在《現代中藥研究》中尊稱他是工作最久、貢獻最大的生藥學家和科學家。1957年，徐國鈞著《生藥學》和1960年南京藥學院藥材教研組集體編撰的《藥材學》推崇他為中國著名的生藥學家和科學家。1962年，日本大阪大學著名生藥學家高橋真太郎訪華時，得悉趙燏黃已於兩年前作古，曾向東方合十遙拜。1976年，那琦博士著《本草學》（台北）中多次尊稱趙燏黃為中國生藥學泰斗和本草學大師。

1983年，中國中醫研究院、北京醫學院、中國藥學會聯合舉辦“紀念趙燏黃先生誕辰一百週年大會”，稱讚他是一代本草學家、中國生藥學先驅者。

1　趙燏黃．藥學專刊發刊詞．藥學專刊，1927，1—2．

2　趙燏黃．浙江公立醫藥專校藥科同人上教育廳長書．藥學專刊，1927，16—17．

3　趙燏黃．中央研究院擬設中藥研究所計劃．廣東醫藥月報，1929，2（2）：38—46．

4　趙燏黃．研究國產藥材計劃方針．中央研究院院務月報，1930，1（7）：2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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