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杏佛

早年就讀於上海吳淞中國公學，加入中國同盟會。1911年8月考入唐山路礦學堂，辛亥革命爆發後赴武昌參加革命鬥爭。

1912年1月到南京任孫中山臨時總統府秘書處收發組組長。11月憤於袁世凱篡權，出國赴美國留學。先後入康乃爾大學，哈佛大學，攻讀機械工程學、工商管理學等，並參與組織中國科學社，出版《科學》雜誌。

1918年回國，初入漢冶萍煤鐵公司，負責改進會計工作，後任南京高等師範學校經濟教授和工科教授，併兼任商科主任、東南大學工學院院長，從事教學和經濟學研究。

1924年夏到孫中山身邊任秘書，參加第一次國共合作，擁護三大政策。同年冬伴孫中山北上天津、北京。

1925年3月孫中山逝世後，任孫中山先生葬事籌備處總幹事，返回上海全力籌辦喪事。不久創辦《民族日報》，任主編，明確反對帝國主義，支持五卅運動，並參與組織中國濟難會。後被選為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常務委員，積極推進國共合作。

1927年春支持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起義勝利後任上海特別市民代表會議政府常務委員，負責土地局工作。曾任國民黨政府中央研究院總幹事。大革命失敗後，他不滿國民黨反動派的反動統治，利用各種社會關係參與援救被捕監禁的革命志士。

1931年赴江西考察，在上海英文報紙《字林西報》上發表了《道中國共產黨現狀》，使世界輿論界第一次瞭解到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真實情況。九一八事變後積極參加抗日救亡活動。

1933年1月與宋慶齡、蔡元培、魯迅等組織成立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任執行委員兼總幹事，主持該同盟的日常工作。先後組織並親自參加了營救羅登賢、廖承志、陳賡等共產黨員和許德琦、丁玲、潘梓年等教授作家的活動，公開發表談話揭露國民黨當局鎮壓人民抗日愛國運動的罪行，成為著名的堅定的愛國民主鬥士。

1933年6月18日在上海亞爾培路遭國民黨特務暗殺，不幸犧牲。 ^[1] 

楊杏佛生性耿直、剛正不阿，從兩件事即可看出其鮮明的性格特點。1912年南北議和後，如果他見風使舵，完全可以在袁世凱政府中謀求較好的職位，但他卻遠赴美利堅留學，可謂有骨氣。1925年孫中山先生逝世，國民黨斥資白銀80餘萬兩興建中山陵，楊杏佛被推為治喪籌備處總幹事，掌握極大的決定權。當工程招標時，許多建築公司紛紛送禮賄賂，楊杏佛照單全收，卻將禮品存放在陳列室中，供人蔘觀。

1932年底，蔡元培和宋慶齡有感於外籍人士牛蘭夫婦絕食抗議、陳獨秀被捕等一系列政治事件，成立了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專門營救被政治迫害的文化名流，爭取言論、出版、集會等自由。同盟辦公地設在上海法租界亞爾培路331號中央研究院國際出版物交換處，楊杏佛任同盟的總幹事，成為自由與人權的堅決維護和實踐者。傅國湧先生曾言：“如果説宋慶齡、蔡元培是民權保障同盟的精神領袖或者説靈魂人物，那麼楊杏佛就是同盟的實幹領袖，是實幹家。”如果缺了楊杏佛這樣執著精幹的人物，民權保障同盟就不會有如此大的作為。 ^[2] 

1933年初，在九一八事變和一二八事變之後的動盪中，楊杏佛曾赴華北呼籲全國統一抗日，蔣介石對此非常氣惱。楊杏佛從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籌備工作之日起，就一再遭到國民黨當局的威脅恐嚇。1933年5月間，特務又給楊杏佛寄去一封裝有子彈的恐嚇信，要他立即退出同盟，否則將採取強硬手段。楊杏佛早已將生命置之度外，對此不予理睬，蔣介石決意除掉楊杏佛。

戴笠奉命殺楊是在1933年四五月間，當時楊從北平回上海不久，戴立即開始佈置。特務們先偵察了楊的每日行蹤，瞭解到楊本人住在中央研究院樓上，愛好騎馬，在大西路養了兩匹駿馬，早上有空便去大西路、中山路一帶騎馬馳騁一兩小時。特務們認為在這個時候這個地段對楊進行狙擊機會最多也最有把握。特務們正進行狙擊楊的準備時，蔣介石表示堅持一定要在法租界宋的寓所附近執行。戴笠只好改變計劃，在中央研究院附近進行佈置，準備趁楊外出散步或去宋寓所途中執行。

戴笠於6月初親往上海指揮佈置，他的寓所就在法租界楓林橋附近。負責執行暗殺的是華東區行動組組長趙理君。參加這次行動的兇手六人，事前宣誓，要做到“不成功即成仁’，如不幸被捕，應即自殺，否則將遭到嚴厲懲罰。

特務們原打算在17日早晨行動，當他們到達中研院附近即遇上法巡捕房的巡邏警車，又有一隊巡捕經過，所以沒敢動手。18日早上6點多，趙理君親自帶着李阿大、過得誠、施芸之等前往，汽車停在亞爾培路、馬斯南路轉角處。趙自己坐在汽車上，李阿大、過得誠等四人分散等候在中研院附近。約8時左右，當楊杏佛帶着長子楊小佛走到院中準備登車時，特務們便走近門前準備動手。但楊上車後又走了下來，特務們以為楊已發覺，正想衝入時，楊領着兒子上了另一輛汽車。當汽車駛出大門時，四支手槍同時朝着車內射擊。

楊杏佛聽到槍聲，便知是衝他而來。生死關頭，他立即用身體保護兒子。特務們連開十幾槍只將楊和司機打死，小佛僅腿部中了一彈而倖免於難。

兇犯們見已成功，便奔向停在附近已發動的汽車。過得誠慌亂中跑錯了方向，等折回來再追時，車已離得很遠。趙理君一看他還差好幾丈，而這時法租界警笛狂鳴，便顧不得再停車等候，又怕他被捕後泄漏機密，立刻向他開了一槍，便開車逃遁。兇手過得誠受傷後被聞聲追來的巡捕抓獲。巡捕立刻將其與楊氏父子一同送往廣慈醫院搶救，楊杏佛不久便因無法救治而逝世。 ^[3] 

親睹了父親遇難的楊小佛先生當時只有15歲，多年以後，那悲慘的一幕仍歷歷在目：“那是個星期天，父親和往常一樣，帶着我乘坐納喜牌篷車外出。剛駛出中央研究院大門，擬向北轉入亞爾培路時，只見路邊衝出4個持槍大漢，立在汽車四角射擊。司機胸部連中兩彈，打開車門奪路逃命。父親聽到槍聲，立即伏在我的身上……終於，父親倒在了血泊之中，氣絕身亡，而我僅右腿部受了點輕傷。"

楊杏佛是近代中國科學與民主精神的極力追求和力行實踐者，曾任孫中山秘書，備受孫及國民黨左派所賞識。欲行獨裁的蔣介石視其為眼中釘，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後快。作為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總幹事，楊杏佛為人權和民主奮力奔走呼籲，終令蔣殺機頓起，決定用暗箭剷除異己。關於他的死因，長期以來似已成為定論：“殺楊儆宋”，即殺楊杏佛是為了警告宋慶齡。真是如此麼？

廖大偉教授在《“殺楊儆宋”：楊杏佛被刺問題中的一個誤解》一文中提出了不同的觀點，認為“殺楊是必然的，此舉並非衝着警告宋慶齡、蔡元培而來，長期流行的‘殺楊儆宋’説不符合歷史事實”。

蔣介石殺楊杏佛的主要目的是扼殺民權保障同盟，一舉掃除專制道路上的障礙。蔣介石殺楊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並非一時心血來潮。將槍口對準楊杏佛，既有楊個人的因素，也有對民權保障同盟的整體考慮。在民權保障同盟成立前，他就已“離經叛道”，不顧禁令如實報道蘇區，令蔣惱羞成怒；民權保障同盟成立後，楊任總幹事，更是不遺餘力，到處營救政治犯，做了許多共產黨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是一大禍害。若除掉楊，民權保障同盟便陷於癱瘓，不能發揮作用了。 ^[4] 

楊杏佛被殺後，宋慶齡發表了激動人心的講話：

這些人和他們僱來的打手們以為靠武力、綁架、施刑和謀殺，他們可以粉碎爭取自由的鬥爭……但是，鬥爭不僅遠遠沒有被粉碎，而且我們應當更堅定地鬥爭，因為楊銓為了自由而失去了他的生命。我們必須加倍努力直至實現我們的目標。

楊杏佛遇害後，魯迅極度悲傷，寫下了傳誦一時的悼詩：

豈有豪情似舊時，

花開花落兩由之。

何期淚灑江南雨，

又為斯民哭健兒。

1908年，楊杏佛入上海吳淞中國公學就讀，接受進步思想。武昌起義時，他以同盟會會員身份趕往武昌，親歷辛亥革命，後來在孫中山組建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中任總統府秘書處的收發組長。1912年南北議和，袁世凱竊取了革命成果。此時，如果楊杏佛見風使舵，自然會獲得很好的職位。但以他耿直的性格，痛感時局不可為後，毅然放棄優厚的待遇，遠赴美國求學。楊杏佛先在康奈爾大學選讀機械專業，接着在哈佛大學商學院商業管理學院攻讀碩士學位。他希望汲取到世界最先進的思想和營養，為祖國效力。

楊杏佛很早就懷有科學救國、實業救國的理想，赴美后，美國先進的科學與中國落後的面貌形成巨大的反差，刺激着楊杏佛和他的同伴。1914年夏，美國康乃爾大學的幾個中國留學生決定創辦《科學》月刊，他們認為：中國最缺的莫過於科學，《科學》月刊就是專門向中國介紹科學的雜誌。他們説幹就幹，迅速籌備，促使《科學》月刊第一期很快在美國編輯成功，1915年1月即在上海由商務印書館印行。《科學》月刊是中國第一份綜合性科學雜誌。在《科學》月刊上簽名的“緣起”人有：胡明覆、趙元任、楊杏佛、任鴻雋等。從《科學》創刊到1921年，楊杏佛任編輯長達7年之久，共主編6卷69期雜誌。他不僅約稿、組稿、審稿，而且經常自己寫稿、譯稿。

楊杏佛將最先進的科學成果介紹到中國，例如，《科學美國人》雜誌在1921年2月5日刊登《愛因斯坦相對説》一文後，楊杏佛馬上意識到“相對論”的重要價值，僅一個多月時間，他就將此文譯成中文並發表在《科學》月刊上。這是國內介紹相對論最早的文章之一。楊杏佛在宣傳科學精神的同時，還注重將科學與實業、科學與救國聯繫起來，激發國人的愛國熱情。他也意識到了榜樣的非凡力量，非常重視科學家傳記的寫作。例如，他自己便寫過《牛頓傳》、《詹天佑傳》等文章。在《詹天佑傳》一文的末尾，楊杏佛還這樣評論：“綜氏（指詹天佑）一生，未嘗離工程事業。其為官，不過郵傳部候補丞參，民國不過交通部技監，無赫赫之位，炙手之勢，及其逝也，舉國識與不識咸興人亡國瘁之悲。嗚呼！其感人抑何深耶！夫以氏之學識經驗，使充其能，所成就者又豈僅京張數百里之路已哉。乃頻年干戈，政爭不已，卒至齎志以歿，不能如史第芬森、瓦特輩目睹所業躋國富強，此豈個人之不幸哉，吾為中國惜也。”

在這樣的感嘆聲中，楊杏佛當然能意識到：國家富強，需要科學。但僅有科學還是不夠的，還需要政治、民主、實業、教育，更需要民眾的覺醒……

楊杏佛一直認為：“在現今世界，假如沒有科學，幾乎無以立國。”懷着科學救國的抱負，楊杏佛還與胡明覆、趙元任、任鴻雋等留美同學發起成立中國第一個學術團體——中國科學社，他們出版書刊，建立圖書館和生物研究所，創辦中國圖書儀器發行公司……滿懷熱情地傳播着科學的火種。

楊杏佛一直有一個“夢想”：“我夢想中的未來中國，應當是一個物質與精神並重的大同社會。”他相信自己的夢想會成為現實。

懷着這樣的抱負和理想，楊杏佛於1918年獲得哈佛大學工商管理碩士學位後，迅速回國。先後擔任漢陽鐵廠會計處成本科科長、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教授、東南大學工學院院長。他滿懷報效祖國的熱情，投入到教育救國、實業救國的實踐當中，但黑暗的現實迫使楊杏佛作深刻的思考。經過長時間的觀察與思考，他意識到：“今之投身教育實業者，大抵皆一國最優秀之分子，其志則鄙政治而不為，又不願任改革之責；其力則藉教育實業為保障，足以餬口安心，武人政客之黠者知其不能為禍，且足以消磨反抗人才，亦虛與委蛇以博賢名，而教育實業遂成中國超治亂無是非之特殊社會。所餘者乃為水深火熱受壓迫無首領之民眾，與專橫無恥竊政權攘私利之武人政客，一則但能作惡，一則但知受禍，而此中立之教育與實業，且作壁上觀，如秦人之視越人，中華民國之禍亂，又安得而不延長至十餘年乃至數十年哉？”鑑於此嚴峻之現實，楊杏佛力呼各界人士勇敢地行動起來，擔起救國的責任。

1924年，孫中山主持中國國民黨改組，實現了第一次國共合作。楊杏佛與陳去病等人在東南大學成立國共合作的地下組織，從事革命活動。他的舉動受到東大校長郭秉文的敵視，工科被取消。楊杏佛辭去教育界的職務，回到孫中山身邊，擔任孫中山的秘書。同年年底，孫中山應馮玉祥之邀北上，共商國是，楊杏佛隨往。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病逝於北京。楊杏佛陪伴孫先生走過其生命最後的時光，深受孫中山精神所鼓舞，深得孫中山思想之精髓。

此時，楊杏佛自然仍未忘記“科學救國”的鴻志。但他已深刻地意識到：在當時的亂世，當然更需要革命。同一年，楊杏佛專門寫了《科學與革命》的文章，呼籲：“惟有科學與革命合作是救國的不二法門。換句話説，便是革命家須有科學的知識，科學家須有革命的精神，共同努力去研究社會問題，以及人生一切的切身問題，中國才有救藥，世界上才有光明。”這已化為楊杏佛的堅定信念，他為此奮不顧身地站到了救國的最前線，直至1933年6月18日被特務暗殺。

2008年4月，“楊杏佛生平展”在上海舉行，解密的文物史料包括楊杏佛日記、詩詞、手稿、友人來函、家信、肖像照片、藏書等，其中以十七封宋慶齡來函最為珍貴。一九二九年宋慶齡致信楊杏佛，委託其在上海報章刊登“不再參加國民黨工作”的英語聲明稿及信函原件，也首次公之於眾。

楊杏佛之子、九旬高齡的楊小佛表示，幾經戰火劫難，父親的一部分遺物仍保存完好，堪稱奇蹟。他説，將文物捐贈給相關機構，比留在私人家中，更利於保護與研究。

歷史專家則披露，研究發現這批宋慶齡來函等珍貴文物之所以傳奇般地保存至今，與楊杏佛、趙志道夫婦的婚姻糾葛有關。眾多文本實物系由趙志道女士於抗戰初期帶離上海，才避開戰亂紛擾。

楊氏遺物從一個側面展示了諸多民國人物鮮為人知的交友細節。胡適、任鴻雋、王雲五、竺可楨等人與楊的通信原件、合影等，也隨《楊杏佛遺蹟錄》一併影印出版，且均附有編纂説明。

楊杏佛的“詩人生活”也首次曝光。例如，徐志摩在遭遇空難前一晚，求訪楊杏佛並留下的一張便條，被視為“徐志摩致友人絕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