賢人

德才兼備的人。 ^[1] 

《易·繫辭上》 ^[1] 

①《易·繫辭上》：“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②《孟子·萬章下》：“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

③《史記·太史公自序》：“守法不失大理，言古賢人，增主之明。”

④唐·杜甫《述古》詩之一：“賢人識定分，進退固其宜。”

⑤清·吳敬梓《儒林外史》第四〇回：“小弟是一個武夫，新到貴處，仰慕賢人君子。” ^[2] 

⑥老舍《四世同堂》十九：“一個賢人若是甘心受苦難而一聲不出，一個凡人就必須説出自己的苦難，以便自居為賢人。” ^[1] 

①《三國志·魏志·徐邈傳》：“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為聖人，濁者為賢人。”

②唐 柳宗元 《從崔中丞過盧少府郊居》詩：“蒔藥閒庭延國老，開罇虛室值賢人。”

③宋·陸游《對酒》詩：“氣衰成小户，醅濁號賢人。”參見賢人酒 ”。

《大戴禮記·哀公問五義第四十》：“所謂賢人者，好惡與民同情，取捨與民同統；行中矩繩，而不傷於本；言足法於天下，而不害於其身；躬為匹夫而願富貴，為諸侯而無財。如此，則可謂賢人矣。”

其次有賢人者，法則天地，象似日月，辨列星辰，逆從陰陽，分別四時，將從上古合同於道，亦可使益壽而有極時。 (素問 上古天真論篇第一)

賢人，是古代被崇尚敬仰的人。什麼樣的人才算得上是賢人，世人的廉潔和標準就不同了。晏子對賢人的評判自有獨到之處。

據《晏子春秋·內篇問》下第二十八記載：曾子曾問晏子隱士算不算賢人，曾子曰：“古者嘗有上不諫上，下不顧民，退處山谷，以成行義者也。”晏子認為，觀察一下那種人，沒有什麼才能，卻推託不願意勸諫君王，這叫荒誕虛亡，君王昏憒，不行德，不施義，壞人成幫結夥，賢才不被任用，士不修養自己的品行，卻順從邪惡求得晉升，所以有退隱的有不退隱的。所以晏子回答説：“夫上不諫上，下不顧民，退處山谷，嬰不識其何以成行義者也”。

據《晏子春秋·內篇諫》上第一記載：齊莊公鼓勵勇士們動武，不顧及行仁義，武士們在國內橫行無忌，貴戚們不敢進諫，近臣們也不敢規勸。晏子去見莊公，莊公問“古者亦有徒以勇力立於世者乎。”晏子毫不猶豫地回答説：我聽説行義而不怕叫做勇，誅伐暴虍不怕強敵叫做力。所以勇士能在世上立身，是因為他們不算貪婪，是因為他們的所作所為合乎仁義之道。誅伐暴君不怕強敵，廢棄罪孽不怕勢眾，這是勇士的行為。

“今公自奮勇力，不顧乎行義，勇力之士，無忌於國，身立威強，行本淫暴，貴戚不薦善，逼邇不引過，反聖王之德，而循滅君之行，用此存者，要未聞有。”

什麼樣的人才算是賢人呢，在晏子看來，所謂賢，只能是有道行道。因為道是治世的根本，也是治身的根本。據《晏子春秋·內篇問》下第二十五記載：當叔向問“傲世樂業能行道乎”時，晏子回答説：“嬰聞古之能行道者，世可以正則正，不可以正則曲。其正也，不失上下之倫；其曲也，不失仁義之理。道用，與世樂業；不用，有所依歸。不以傲上華世。不以枯槁為名，故道者，世之所以治，而身之所以安也。”意思是説：古代遵行事理的人，世道可以匡正就匡正，不可以時就委婉處世。他匡正世道時，不失掉上下的順序；他委曲處世時，不丟掉仁義道德。主張被採用時，就跟世人一道安居樂業：主張不被採用時，也有所歸從。不拿傲視上司的做法向世人炫耀，也不以貧困為榮。所以説事理是用來達到治世安身的憑藉。

晏子還主張從處上位、處下位、為政、交友、顯貴時、困厄時等多種角度，來觀察分析人的品行。據《晏子春秋·內篇問》下第十九記載：叔向問晏子：“正士之義，邪人之行，何如。”

晏子認為：正直的人做了官，不徇私偏袒，治國不忘成規，國家養備充足；通達顯貴就事奉上級，使之體恤下民；困厄時就教導下民，使之順服上級；事奉君王能盡禮盡忠，不為求得爵位和俸祿；不被重用時，就離開，也沒有什麼怨言。正直的人交朋友講誠信，不隨便親近，觀點不同就分開，並不誹謗對方；不靠詆譭手段求得君王重用，不靠苛害百姓而七取高位。所以，這樣的人被上級重用時，百姓就能安定，在下面辦事時，能讓君王受尊重；所以下得民心上得信任，被重用不違背原則，因此，做官時不會失掉官位，退隱時也不會危及自身，這就是正直人的德性。奸邪的人就不是這樣，被上級重用時就殘害人民，在下邊行使職權時就違背上級的命令，靠不正當的手段求得進用，事奉君王不盡忠；交朋友隨便迎合不講信義；用七取諂媚的手段求祿位，勾結同類以示富貴；統治人時就炫耀官爵俸祿，誇耀自己有禮貌來向世人取寵；不在上邊任職時就妄加誹議，對朋友不真誠，好講別人壞話。所以，這種人被重用時，百姓就憂患；在下邊行使職權時，君王就危險。這種人事奉君王能讓君王犯罪，交朋友能讓朋友憂患。這種人在上位，百姓就要受罪受屈辱；這種人掌握生殺大權，百姓就要被刑法折磨倒；這種人在上就會大肆殺伐，在下就會弒上弒君。所以跟這種人結交要受恥辱，要遭到憂患和危險，這就是奸邪人的行為。

晏子還闡述君子的標準，並論述一些罪人的表現。

據《晏子春秋·內篇問》下第二十記載：叔向問宴子説：“事奉君的標準，閒待著時的禮義是什麼。”晏子回答説：“事奉君王的標準，才智大足可以讓國家安定，威望高足可以訓導百姓，温和柔順足可以讓民眾懷戀，對上級不沽名釣譽，不違背民意辦事情，這是上等的；嚴格要求自己，不掩飾過錯求得先進，不靠讒毀和逢迎來得重用，不曲從私情，不欺騙，這是中等的；盡力守職不懈怠，奉公守法不懶惰，車上級所以不敬且，害怕犯罪所以不邪僻，這是下等的。這三點，是事奉君王的標準。至於最賢德的人，閒着和有事時沒什麼兩樣，時時都處理得適當。”接下來，晏子還論述了三種有罪的人。他説：“有點兒才智卻不足以給君補缺，有點兒能力卻不能為民操勞，苟且偷安地閒待著，這叫傲視上司；不擇手段地用不正當辦法求得進用，用不正當的手段得到了不該得到的，這叫亂賊；自己不能事奉君王，又不能為民操勞，假託閒呆的名義，彰揚傲視官位的美名，這叫亂國。聖明的君主在位，這三種人都不能免罪。”《晏子春秋·內篇問》下第五記載，景公問晏子：“請問為臣之道。”

晏子回答道：“賢臣必須具備薦賢才、量功利、明貴賤、不誇功、不為私等五方面的標準。要看見好的一定通報上級，不私自得到利益，推薦賢人不為得名；量力就職，不靠不正當的手段求進；量功受祿，不靠不正當的手段求得利益；地位高的為主，地位低的為次；不違背順序；排列有才的和無才的，也不能亂了次序；肥活的土地，不歸為私有；賢良的士人，不歸為己用；君王採用他的建議，百姓得到他的好處，卻不自己誇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