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貝特蘭

1910年8月11日，貝特蘭出生在新西蘭奧克蘭的一個牧師家庭，1932年在新西蘭大學的奧克蘭學院獲文學碩士學位後，進入英國牛津大學研究英國文學，不久加入了英國工黨。在牛津，貝特蘭獲得了羅茲獎學金，這使他能去德國、意大利和蘇聯遊學，在意大利佩魯賈大學學意大利文。後來在倫敦《泰晤士報》工作。1936年1月到達中國之前，貝特蘭已成為一個堅定的反法西斯主義者。

1936年貝特蘭作為羅茲獎學金的訪問學者來華，在北平燕京大學學習時，一些英國報刊紛紛委託他報道中國情況。受到埃德加·斯諾夫婦和當時愛國學生運動的影響，西安事變爆發，他立即啓程趕到西安，採訪了張學良、楊虎城將軍，並同史沫特萊一起志願在西安電台用英語向外界廣播，打破了國民黨的新聞封鎖。

不久，史沫特萊去西安城外三原的紅軍駐地採訪，貝特蘭仍留在城內，直到1937年2月4日，西安事變宣告結束。2月8日，貝特蘭帶着一大包採訪材料離開西安回北平。沒過多久，《中國的危機》一書脱稿。同年8月北平被日軍包圍，貝特蘭與斯諾商定再去西北。8月，二人從天津出發經青島到達西安。在西京招待所貝特蘭再次見到史沫特萊，她已穿上了紅軍軍裝。貝特蘭決定去延安採訪，在八路軍西安辦事處，林伯渠主任接待了他。9月25日，貝特蘭從朱德給西安辦事處的電報中得知平型關大捷，“日軍在山西北部戰敗，死了三千”。 ^[1] 

很快，毛澤東致電西安，歡迎貝特蘭去延安。10月25日，貝特蘭採訪了毛澤東，他們在窯洞裏一連談了兩個晚上，就他提出的各種問題發表了重要講話，這項採訪的內容後來以《和英國記者貝特蘭的談話》為題，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二卷。貝特蘭在延安採訪了一個月，期間毛澤東曾多次接見他。區議會、政府、領導人物、抗大、陝北公學、文藝劇團、合作社、婦女地位及婚姻狀況等都是他的採訪對象。他還在不同的場合作演講，介紹國際形勢及英國政府的對華政策等。 ^[1] 

隨後，貝特蘭去晉南八路軍總部和120師採訪，並冒着生命危險隨一支小分隊遍訪華北戰線前沿地區，先後採訪了朱德、彭德懷、周恩來、張聞天、賀龍、蕭克、左權、關嚮應等人，並作了詳細報道。他對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的領導人有了直接的、較深的瞭解，由衷地欽敬他們，相信中國抗日的希望在於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他的公正客觀報道和有關著作，為中國人民的英勇鬥爭得到了國際上的同情和支持。由於目睹八路軍的條件非常艱苦，缺醫少藥，情況嚴重，當時還不滿30歲的貝特蘭決定把寶貴的青春獻給中國人民抗戰的事業。

1938年2月，在武漢，周恩來委託貝特蘭把一份有關八路軍傷員的醫療服務工作的需要情況報告，帶交給正在香港籌建保衞中國同盟的宋慶齡。不久，貝特蘭去菲律賓、北美和英國為保盟開展宣傳活動。保盟成立後，他任中央委員會委員。1938年夏，貝特蘭和德國醫生漢斯·米勒不畏艱險，為保盟護送12輛卡車和600箱醫藥用品到西北國際和平醫院；同時將英國工業家約翰·桑尼克羅夫特捐助的1輛附有手術間的大型救護車送至延安。 ^[1] 

同年，貝特蘭經日本到達美國，在那裏寫作華北之行。1939年《華北前線》一書在英美出版，他在書中得出這樣的結論：“世界上任何軍隊，如要對抗甦醒中的中國的全部力量，必遭失敗。” ^[1] 

從1940年6～12月，負責編輯《保衞中國同盟新聞通訊》第17～24期。在《保盟通訊》上，先後發表了《關於國際和平醫院的報告》、《穿越中國戰場、隨救護車赴西北的行程》、《同日本攤牌？》、《紀念白求恩》、《日本在華北的進攻》等多篇戰地報告和文章。

1941年他擔任英國駐重慶大使館新聞專員；同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他作為一名志願兵拿起武器戰鬥在保衞香港第一線。1941年12月，日軍攻陷香港時他不幸被俘，被囚於香港和日本的戰俘營，長達4年之久。作為戰俘，貝特蘭做了4年的碼頭苦力，身體受到嚴重摧殘，但他仍堅持寫作了《戰爭與陰影》一書。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才獲釋。 ^[1] 

二戰後，貝特蘭一度擔任遠東委員會新西蘭代表團顧問。宋慶齡曾邀請他重返中國，參加中國福利基金會的工作，後因故未能成行。但他表示，身在新西蘭而心在中國。他在新西蘭繼續進行積極支援中國的活動，發起成立新西蘭中國友好協會。1956年，貝特蘭應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會長楚圖南的邀請，隨新西蘭文化代表團來華參加“五一”慶祝活動，實現了重訪中國的夙願。 ^[1] 

1986年，貝特蘭再次訪華，參加西安事變50週年紀念活動，與新中國領導人中的老朋友重新聚首。1988年，為紀念中國福利會成立50週年撰寫了《保盟的早期歲月》一文。 ^[1] 

1947年起，貝特蘭在新西蘭維多利亞大學英文系任教，1975年退休。 ^[1] 

貝特蘭一直在新西蘭的大學執教並從事寫作。主要著作有：《中國的危機》、《華北前線》、《戰爭的陰影》、《在中國的歲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