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體中用

“中體西用”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一語的縮詞，是洋務派思想家與實踐者對待中西文化的總原則。

其主要內容是，把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部分與西方的堅船利炮，生產技術一類的文化歸併到一個體系之中，以改變清王朝的現狀。

而“西體中用”，則是正好相反。

1861年洋務派思想家馮桂芬在《校邠廬抗議》一書中首先提出“中體西用”思想，他説：“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此後，李鴻章、郭嵩燾、薛福成、王韜、沈毓桂等一批留心時務的人都曾對此有所探討。鄭觀應在《盛世危言》的《西學》篇中説：“中學其體也，西學其未也；主以中學，輔以西學。”較早一字不差地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人是沈壽康，1896年4月他發表了《匡時策》，其中有：“中西學問本自互有得失，為華人計，宜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後來張之洞在其《勸學篇》中的《議學》篇中寫道：“新舊兼學，四書五經、中國史事、政書、地圖為舊學；西政、西藝、西史為新學，舊學為體，新學為用。”全書四萬言，對中體西用進行了詳盡的解釋和發揮。

對於西方近代文化，頑固派採取了一概拒絕的態度，主張“夷夏之辯”，洋務派則採取比較開放的態度，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中體西用”是洋務派處理中西文化關係的原則，也是洋務派回擊頑固派進攻的武器。中學，即孔孟之道和以三綱五常為核心的封建倫理道德，是不可變的。西學，即西方的生產技藝，可以用來作為鞏固封建統治的手段和工具。“中體西用”具有興西學和保中學的雙重性質。

洋務運動時期，甚至到戊戌變法期間，“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一直是當時的流行語，“舉國以為至言”（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轉引自阮芳紀等編的《洋務運動史論文選》，第328頁）。説明“中體西用”是那個時代的產物。年青的西方文化以波濤洶湧之勢衝擊着古老的中國文化，高勢能的資產階級文化同低勢能的封建文化展開了殊死搏鬥。“中體西用”正是這場交鋒的天然產兒，雖然缺乏先進的社會存在基礎使它僅僅存在了三十多年便英年早逝了，但作為在中西文化矛盾衝突中的一種重要的迴應方式，這種觀念卻流行了一百多年，至今仍影響着現代中國一些人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