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邠廬抗議

“抗議”，馮桂芬自稱是沿用《後漢書·趙壹傳》語，即“位卑言高”之意。查《後漢書·趙壹傳》，並無“抗議”一詞，只有“抗論”，馮桂芬借用此詞，表示自己雖然位卑但仍言高。“校邠廬”三字連用，前無典故，是馮桂芬首創。“校”為“校正”之意。“邠”為商、周時代邑名，在今陝西旬邑縣西南。西周時期，“太王亶父”（即周太王，別名公亶父，名亶，出生於豳（今陝西旬邑），上古周部落的領袖，西伯君主，周文王祖父，周王朝的奠基人。）居住在邠，因愛民、對入侵之狄行恕道而出名，“邠”遂成為對外實行恕道、羈縻的代稱。 ^[3] 

馮桂芬寫定《校邠廬抗議》時，正是中國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戰敗，《北京條約》簽訂以後。《北京條約》包括增開通商口岸、外國使臣駐京、賠償鉅款、傳教士傳教自由等眾多條款，是中國對外被迫妥協、喪失大量主權的不平等條約。馮桂芬以“校邠”為“廬”名，以《校邠廬抗議》為書名，似含有對清廷一味妥協外交政策的不滿之意。 ^[4] 

上冊各議為：公黜陟、汰冗員、免迴避、厚養廉、許自陳、復鄉職、省則例、易吏胥、折南漕、利淮鹺、改土供、罷關征、節經費、籌國用、杜虧空、復陳詩、變科舉、改會試、廣取士、停武試、減兵額、嚴盜課、制洋器，共23篇。各篇之首皆粘一黃色籤條，上有李鴻章批註，多則二三百字，少則五六字。

下冊各議為：善馭夷、採西學、重專對、變捐例、繪地圖、興水利、均賦税、稽旱潦、改河道、重酒酤、收貧民、勸樹桑、壹權量、 ^[1]  稽户口、崇節儉、覆宗法、重儒官、裁屯田、寓兵於工、通道大江運米運鹽、墾荒、上海設立同文館、用錢不廢銀、以工巧為幣，共24篇，均無簽註。

全書內容涉及政治、軍事、文化、生產、經濟等個領域，指出了向西方學習的時代方向，集中體現了作者的開放思想。其中採西學、制洋器、改科舉等多項建議被洋務派所採納，進而成為洋務政策。其處理中西學關係的原則“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被概括為“中學為本，西學為用”，成為變法圖強的理論根據，對清末政治、經濟演變的影響甚大。 ^[2] 

《校邠廬抗議》是一部政論集，也是近代思想家馮桂芬的代表作。“校邠廬”是作者居住處，“抗議”二字語出《後漢書·趙壹傳》，即位卑言高之意。作者針對清咸豐朝以後的社會大變動，以及當時科技水平落後於西方國家的狀況，向當權者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方案。此書共收政論47篇，大部分作於亡命上海期間，少數為舊作。

《校邠廬抗議》，不分卷，清“吳縣馮桂芬林一著”。卷端題李鴻章簽註。1883年（光緒九年） ^[1]  廣仁堂刻本。半頁10行，行23字，小字雙行，字數相同。白口，單黑魚尾，四周雙欄。板框17.5cm×13cm。版心下刻“廣仁堂”3字。凡2冊。

書前為《曾文正公覆馮宮允書》，1861年冬十月作者撰《校邠廬抗議自序》。封皮右下部署“李鴻章謹籤”字樣。 ^[2] 

《校邠廬抗議》先由作者自刊，因洋務派勢力尚未形成，反響不大。至同治、光緒年間，才被奉為改良思想的先聲而大加翻刻。此本翻刻水平平庸，但因有當時政府要人的簽註，價值非同一般。

同一版本的其他人士簽註本，故宮博物院尚藏有10種：宗人府府丞葛寶華、宗人府副理事官恩斝、宗人府主事宗室繼仁、候補主事松溥，以及未署職官者載武、榮光、陳懋鼎等人的簽註本。多位清代官員同時分別為一書籤注，反映了統治階層對此書的重視。 ^[2] 

馮桂芬（1809～1874） 晚清思想家。字林一，號景亭。江蘇吳縣人。1840年（道光二十年）進士。翰林院編修。1853年（咸豐三年），太平軍攻佔南京，奉詔於蘇州舉辦團練，後擢詹事府右中允。1860年，太平軍克蘇州，遁居上海。時既憤於英法聯軍攻陷北京，又主張借洋兵助剿太平軍，並聯絡江浙官紳，在外國勢力支持下組成“會防局”。曾上書曾國藩，乞遣師東援。在李鴻章率淮軍到上海後，為解上海之圍及進復甦州，多次獻策。後又助李辦廣方言館（亦稱上海同文館）。他早年講究經世致用，注意研究西學。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呼籲自強之道不可以須臾緩，認為中國之所以受欺凌即在於缺少西方所具有的長處，提出“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採西學，制洋器，發展軍事工業以及其他事業。對清朝統治也有不滿，要求革新內政，並且重視農業生產，倡議在生產中採用機器，以節省人力而提高勞動生產率；建議改革科舉考試內容，給予掌握西方技藝者科舉待遇。這些主張對洋務派曾產生很大影響，對維新派也有所啓迪。晚年講學於蘇州、揚州，從事著述。所著《校邠廬抗議》一書，戊戌變法時，曾被光緒帝印發羣臣閲讀。主要著作還有《顯志堂稿》、《説文解字段注考證》等。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