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共同體

東亞經濟治理的困境很大程度上反映出的是中國和日本這兩個大國對東亞地區經貿主導權的爭奪。1984年日本貿易總量是中國的5.7倍；而2015年中國貿易總量是日本的3.1倍，已取代日本成為大部分亞太國家（和地區）的最大貿易伙伴。複雜的東亞地區政治關係、中日政治互信的脆弱、美日政治軍事同盟的約束，都使得中日近期在東亞經濟治理上的深度合作希望式微。為了推動一個有效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建立，中國有必要率先建立一箇中國大陸與周邊國家（和地區）的深度自由貿易區，推動東亞地區的深度經濟合作。 ^[2] 

東亞各國在政治制度上存在很大差別，無法像NAFTA和歐盟那樣要求成員國具有相同的政治體制，我們轉而要求成員國有較為一致的文化認同和相對一致的價值觀。歷史文化和價值觀念的紐帶是搭建貿易合作伙伴和經濟共同體的橋樑，也是維繫共同利益、保證穩定合作關係的基石。更進一步，我們認為以華夏文化為紐帶，基於現有的經貿聯繫構建“華夏共同體”，邁出東亞一體化進程的第一步，不失為一個可行的方案。 ^[2] 

國際經驗表明，生產、貿易依存度，距離，文化相似性以及政治關係是確定自貿區成員國的主要決定因素。我們在亞洲地區26個經濟體中，首先選擇對中國生產、貿易依存度最高的經濟體，然後選擇距離相近的經濟體，並基於節日、民族、宗教、語言、歷史淵源5個角度對各國與華夏文化之間聯繫的密切程度進行了分析。最後，我們再考慮這些經濟體和中國大陸的政治關係。綜合以上各個因素，我們篩選出中國大陸、中國香港、中國澳門、中國台灣、蒙古、朝鮮、韓國、越南、新加坡9個經濟體組建“華夏共同體”。 ^[2] 

在這9個經濟體中，中國大陸與中國香港、澳門在2003年分別簽署了《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內地與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又於2015年進一步簽署了《內地與香港CEPA服務貿易協議》、《內地與澳門CEPA服務貿易協議》。大陸與港澳的服務業基本上實現貿易自由。大陸是台灣地區的第一大貿易伙伴，雙方已於2010年簽訂了《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中國和新加坡於2008年簽署了雙邊自由貿易協定，2015年中韓自貿協定正式生效。蒙古對中國貿易依存度在2014年達到62.1%，是所有國家中對中國貿易依賴度最高的國家。中國也是朝鮮的第一大貿易國，從2010年到2013年的三年間，兩國之間的貿易量翻了一倍。中國同樣是越南的第一大貿易伙伴國，2014年越南對中國的貿易依存度達到19.7%。 ^[2] 

結合歐盟的經驗和教訓以及亞洲國家的具體特點，我們認為華夏共同體的建立應該是循序漸進的。從優惠貿易協定、自由貿易區、關税同盟，再到共同市場、統一貨幣區。根據共同體合作的深入程度，我們可以將其劃分為三個階段：（1）貿易和投資的深度自由化；（2）關税和市場的高度統一；（3）共同通用貨幣區。至於更為深入的政治一體化，要在經濟高度合作的基礎之上完成，因此我們這裏暫時不討論政治共同體的構建，先將重點放在經貿合作與金融市場上。

在第一階段中，將以多邊貿易和跨國投資為核心，通過自由貿易協定和貿易區降低國家間的貿易成本，通過資本市場的全面開放實現資本的高效配置，同時實行產業結構跨國調整和轉移，使得各國在區域產業鏈上找到自己合適的位置和分工。在第二階段，則逐步消除共同體內部關税並建立一致的對外關税，從而形成“華夏共同體”內無壁壘的共同市場，並且以經濟共同體的核心力量同其他國家和區域進行商業競爭。隨着產品貿易的自由化，勞動力在區內的自由流動也將逐步實現。在第三階段，也將是區域化貨幣的重要階段，將實現“華夏共同體”內部成員統一貨幣的戰略目標。統一貨幣既降低了貿易和結算成本，又增強了整體金融穩定性。“華夏共同體”作為深度自由貿易區，打造東亞從生產鏈條到金融體系的深度經濟戰略聯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