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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麓山戰役

鎖定
茅麓山戰役是明末農民軍夔東十三家清軍的最後決戰,是李來亨的成名之戰,也是最後一戰。茅麓山亦作茅蘆山,在湖北興山縣西北。明末清初農民起義軍將領李來亨守此抗清達十一年。
當南明政權一個個被清軍擊潰的時候,農民軍走到了抗清鬥爭的前線,到順治五年(1648年),農民軍領袖高一功黨守素賀錦相繼陣亡,只有李來亨部繼續高舉抗清大旗,召集所部數萬人,經過多次血戰,最後在方圓150餘華里的茅麓山高山之上、密林深處,建立起抗清根據地。他實行屯田自給、予民休息的政策,關懷山中百姓疾苦,深得民心,都稱他“小闖王”。他多次率兵出擊,給清軍以沉重打擊。 [1] 
康熙三年(1664年)清朝集合十萬大軍圍捕李來亨,雙方相持數月,李來亨部物資消耗殆盡。李來亨在六月曾組織兩次突圍,雖拼死奮戰,但寡不敵眾,無法突出重圍。李來亨決心與清朝不共戴天,與明朝的最後一片河山共存亡。他處死了清方派來招降的叛徒李有實。康熙三年(1664年)8月4日,寨內彈盡糧絕。李來亨事先妥善安排了老母的生路,與妻、子等全家人撲向熊熊烈火,壯烈犧牲。 [1] 
茅麓山戰役之後,大陸上最後一塊抗清基地被摧毀,只剩下東南沿海的鄭成功餘部。至此,清初以來,堅持20年的農民軍抗清鬥爭基本結束。
名    稱
茅麓山戰役
發生時間
康熙三年(1664年)
地    點
茅麓山(湖北興山縣西北)
參戰方
大順軍餘部、清廷
結    果
大順軍失敗,夔東抗清基地覆滅
參戰方兵力
清廷:十萬左右;大順軍:不詳。
主要指揮官
大順軍:李來亨;清廷:穆裏瑪
李國英
圖海

茅麓山戰役背景

順治二年(1645年)5月,李自成在湖北通山縣九宮山犧牲後,大順軍分為兩支:一支由李自成妻子高氏、妻弟高一功、侄子錦(過)等率領,進抵湖南常德;另一支由郝搖旗劉體純袁宗第等率領,由嶽州南下湘陰。這兩支農民軍曾聯合明室,從事抗清鬥爭。自順治二年(1645年)至順治八年(1651年)近7年中,大順軍同各階層抗清力量一道,轉戰湘、鄂、川、黔,數次重創清軍,收復失地。 [2] 
然而到了順治十八年(1661年),南明永曆帝被俘,次年李定國病死,部將有的犧牲,有的降清,結束了以大西軍為主體的西南抗清鬥爭。 [3]  奉南明為尊的勢力只剩下經營台灣的鄭氏和張煌言部少數兵力駐於浙江沿海島嶼以外,在大陸上繼續堅持武裝抗清的只剩下了四川東部和湖北西部以大順軍餘部為主的“夔東十三家”。由於鄭成功等有海軍優勢,清廷就先把主要目標對準了夔東十三家,集中兵力鎮壓夔東抗清武裝。 [4] 
康熙元年(1662年)底,清廷兵分三路圍剿,從、陝進迫夔東抗清基地,清廷不斷進迫,靠着兵力優勢,連續擊敗袁宗第郝搖旗等部。隨後,在形勢日益惡化的情況下,郝搖旗等商議採取聯合以興山縣為基地的李來亨部對清軍實行反擊,打亂清軍的部署,從而獲得主動權。大順軍餘部,發動了兩次較大戰役,戰略目的在於打破清軍的圍剿,然而是東線勝利而西線失敗,沒能擺脱清軍圍困的局面。到了康熙三年(1664年),郝搖旗、袁宗第等原大順軍將領相繼犧牲,只剩下李來亨部堅持於湖北興山縣境內的茅麓山區,繼續抗清。 [4] 
在形勢急劇惡化的情況下,原來堅持抗清的一些領導人喪失了信心,先後率部向清朝投降。其中最著名的如據守長江南岸施州衞(今湖北省恩施)一帶的荊國公王光興的降清。當清軍開始圍剿夔東義師時,他還拒絕清方招降,回信説:“當日鄖陽一舉,至今淚滴九原”,“不佞首陽餓夫耳,老此地云云” [5]  ,表示鑑於其兄王光恩無辜被殺,同清廷誓不兩立。康熙二年(1663年)十月,他卻和永曆朝廷任命的巡撫蔣尚膺一道帶領部下兵丁七千餘名向清朝湖廣當局投降 [6]  。康熙三年(1664年),永曆朝廷委派聯絡夔東各支義師的最高官員總督部院毛壽登也屈膝降清 [7]  。甚至原大順軍舊部高級將領馬騰雲、黨守素、塔天寶也覺得大勢已去,在這年二月間帶領部眾向清軍投降 [7] 

茅麓山戰役經過

康熙三年(1664年)春天,原來的夔東十三家只剩下李來亨永曆朝廷封臨國公)部仍然堅持於湖北興山縣境內的茅麓山區,以大無畏的氣概抗擊着三省清軍和增援的滿洲八旗兵共達十萬之強敵。清靖西將軍穆裏瑪統兵到達茅麓山下後,自以為兵精將勇,為了收取全功貿然下令向山寨發起進攻。李來亨指揮部眾憑藉山險予以迎頭痛擊,滿洲兵墜崖落澗,傷亡慘重,鑲紅旗副都統賀布索、一等阿達哈哈番桑圖、穆裏瑪的第三個兒子蘇爾馬都被擊斃 [8] 穆裏瑪追悔莫及 [9]  ,改由漢族軍隊打前陣,滿軍旗督戰,實行長期圍困。滿旗兵在茅麓山區吃盡了苦頭,直到凱旋迴京以後仍然心有餘悸。嘉慶年間,禮親王昭槤在書中寫道:“康熙初,命圖文襄公海為督師,同川督李公國英、護軍統領穆公里瑪率三省兵會剿。諸將皆於層巖陡壁間,草衣卉服,攀援荊葛而進,逾年始蕩平其巢穴。故今京師中諺語有其事險難者,則説道:“又上茅麓山耶!’則當日之形勢可知矣。” [10] 
康熙三年(1664年)二月初,四川總督李國英、提督鄭蛟麟接到穆裏瑪諮文,領兵進抵茅麓山南面的黃龍山參加圍剿。李國英同穆裏瑪圖海等觀察了地勢,“見逆寨高險異常,周圍一百五十餘里”,強攻難以取勝,但當地山嵐陡峭,地瘠民稀,糧食等物資不能自給,因此他們決定採取長期圍困的戰術,由三省官兵會同滿洲八旗兵分汛連營扼守。為了達到困死明軍的目的,清軍構築木城,挑挖塹溝,樹立排樁,切斷明軍同外界的一切聯繫。木城是為清軍駐守而設立的,城外挖掘闊深各八尺的濠溝;濠外埋設一道五尺寬的排樁,名為梅花樁。其形制是用長五尺、圍一尺的圓木一半埋入地中,地面樁高二尺五寸,各根木樁之間相距僅五寸,參差排列,狀如梅花。這項耗費巨大人力、物力的工事完成以後,給李來亨部明軍的行動和軍需供應造成了極大的困難。
雙方相持了幾個月,李來亨部貯積的糧草消耗得差不多了,求戰不得,被迫拼死突圍。康熙三年(1664年)六月十五日深夜,李來亨親自率領總兵五名、精兵數千名分路進攻清軍防線,另派三名總兵帶領士卒旁攻,牽制他部清軍赴援。明軍抬着雲梯、盾牌,手持鈎鐮大斧,砍斷木樁,填平溝塹,“炮矢如雨,蜂擁攻打”。由於清軍防禦嚴密,突圍未能成功。閏六月初九日夜晚,李來亨再次率領數千名士卒向清軍陣地發起猛攻,“槍炮齊發,勢如風雨驟至”。明軍戰士“莫不奮臂爭呼,拼死力戰” [11]  。因雙方兵力對比懸殊,明軍雖“連攻五陣”,結果仍被清軍擊退。兩次突圍的失敗,使李來亨深知打破清軍重兵包圍的希望已化作泡影,但他仍然大義凜然地決心與陣地共存亡。他把清方派來招降的叛徒李有實處斬,表達了寧死不屈的高風亮節 [12]  。清軍見勸降無效,進一步挑深濠塹,加固工事,以求不戰而勝。
康熙三年(1664年)八月初四日,寨內糧食全部吃完了,軍心不穩,少數官兵私自逃出向清方投降。李來亨知道已經到了最後關頭,便遣散了部將,他先把妻子殺死,放火燒燬房屋,然後自縊而死 [13-14] 
李來亨父子犧牲後,部下士卒三萬餘人,多半在混戰中壯烈捐軀,部分逃散,150人被俘,無一人乞降。清朝將領惟恐有明軍將士潛藏逃出,派了大批兵丁“四山搜剿”,窮兇極惡地實行斬草除根,用他們自己的話説是“掃穴無遺類” [15] 

茅麓山戰役評價

在茅麓山戰役犧牲的農民軍們,他們繼承了李自成時代農民軍的傳統,堅持武裝反抗滿族貴族集團,反對清朝的軍事鎮壓和“招撫”陰謀。 [16]  面對清軍的大軍圍剿不屈不撓,敢於鬥爭,堅守民族氣節,與其進行了頑強的殊死戰鬥,寧死不屈。 [17]  以自己的生命去實踐民族大義,鬥爭精神可歌可泣。他們保境安民,休養生息,對三峽地區的經濟開發也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17] 
歷史學界對李來亨的情況至今瞭解得並不多,只知道他是李自成的侄兒李過的養子,在大順聯明抗清後才嶄露頭角,他帶領的軍隊估計就是李過(李赤心)在南寧地區病死後留下的部眾為骨幹轉戰到夔東地區以後擴充起來的。雖然歷史學界對李來亨的生年和早期情況都不清楚,甚至連他的兒子的名字也難以查考,李自成祖孫四代在明清之際為反抗明朝和清朝統治者的暴政而英勇獻身的精神令人欽佩。

茅麓山戰役影響

  • 復明無望
以農民領袖劉體純李來亨等與明將王光興等聯合抗清的夔東十三家一直堅持抗清到最後,茅麓山戰役以農民軍的失敗而結束,也標誌着夔東抗清基地的被摧毀。明朝的抗爭只剩下中緬邊境與福建廣東沿海的零星抵抗,各地的抗清武裝,或躲或藏,復明的希望已經大勢已去。 [18] 
至此,以原大順軍餘部為主體的夔東抗清鬥爭堅持了二十年之久,以失敗告終,大陸上公開以恢復明朝為旗幟的武裝抗清運動基本結束,繼明而立的清朝開始走向和平與休養生息的時期。 [19]  而當時的人們對於明朝仍有恢復之心,直到同治四年(1865年),貴州朱明月仍然以明朝皇帝的身份起義抗清。1868年前後清廷才將這隻義軍撲滅。 [20] 
  • 當地遭受兵禍
清政府為摧毀茅麓山這一彈丸之地,付出的代價是極其巨大的。投入的兵力多達十萬以上,據李國英的描述,四川清軍和駐防西安八旗兵由南面和西面,湖廣清軍由東面,陝西清軍由北面,把茅麓山區一百五十餘里的地方團團圍住,清軍主帥靖西將軍穆裏瑪,定西將軍圖海駐於茅麓山南面的黃龍山督戰,相持在半年以上。附近各省為運送軍糧、物資、服其他勞役而徵發的民夫更是不計其數,使百姓們承受了難以忍受的負擔。王夫之記載:“而□(虜)兵督挽運,丁夫死者積崖谷,益峻法驅里民,三千里外諸軍負挽,披蓑笠,緣絕?峭壁蟻行,延綿彌望不絕。” [21]  李國英之子李雯也寫道:“先是楚運自西瀼、渣溪起旱(即由船運改為人挑肩負的旱運),用夫背運至茅麓山。道里險遠,往返不下半月,運既無多,夫多飢斃。” [22] 
康熙初年任瀏陽知縣的侯樸也在一首敍事詩中寫道:
……加之西山役,繁重不可當。夫草數千萬,長驅解荊襄。
賣牛賣兒女,賠絕賠逃荒。無計能活口,移徙走他鄉?
所以五十都,都都鮮全莊。於中逃最多,東鄉與坊廂。
伶俜幾孑遺,鵠面而羸尪。我聞父老語,淚下沾衣裳。
願言勤撫字,拯救此一方。 [23] 
道出了民間幾多辛酸。在地方誌裏更留下了這方面的許多記載,如湖北《安陸府志》記:“康熙二年,……民役西山,起運夫於各州縣,往來死傷甚眾。” [24] 
《松滋縣誌》記“顧覓運夫”雲:“鋒鏑餘生,聞徵鼓則返走,見旌旗則魂消。一聽派取糧石、人夫運米隨徵,男兒嚎於道,婦子泣於室。視入山一路不啻刀山劍樹矣。”“二十三里(這是指裏甲的裏)攜妻摯子擔囊負耒逃匿數百里外者踵相接也。”“況當事者復迫於軍情重務,或差舍嚴催,或親臨督比,數十萬呼庚呼癸之眾,嗷嗷待哺,能為我凋殘之松民寬乎。” [25] 
《當陽縣誌》記載:“康熙元年壬寅,李來亨等盤踞竹、房、興、巴一帶,憑險不下,奉旨三省會剿,秦軍上庸,蜀軍巫山,楚軍當陽,轉輸絡繹往返,兵夫不下數百萬。” [26] 
《枝江縣誌》載:“康熙元年壬寅冬,王師征剿西山,民苦伕役”,“三年中枝民流離轉徙日以百户計。” [27]  連遠在湖北東隅的廣濟縣,康熙二年“西山之役,濟一歲索夫三千一百七十焉” [28] 
湖南《安福縣誌》記:“康熙二年……民役西山,死者十之五” [29] 
甚至有的地方還因為伕役負擔過重發生譁變,如湖北大冶縣,“康熙三年春正月,運夫譁。西山用師,縣派民夫運糧,輪至第三批三百餘人,中路逃歸,擁聚北關外,左公鉉等倡首,要索公縣,搶擄後衙與猾胥之家。縣官屏匿數日始去。而公鉉自稱左將軍。上檄招安,至縣,鼓吹迎之。公鉉益恣” [30] 
這些零星史料透露清政府圍剿夔東抗清武裝給湖北、湖南、四川等省百姓造成了極大的災難。
  • 巫山移民
由於清軍鎮壓農民軍,在此地亂殺無辜,導致此地人口鋭減,後期採取巫山移民的辦法來發展當地經濟。 [31] 
  • 清廷集中力量對付明鄭
在茅麓山戰役結束的同時,清廷騰出手來,開始集中力量對付在東南沿海一帶堅持抗清的鄭成功。為對付鄭成功而實行了大規模強制遷徙瀕海居民的法令,史稱遷海,同樣使東南沿海百姓流離失所,陷入水深火熱之中。 [32-33] 

茅麓山戰役爭議

茅麓山戰役應當視為南明史的結束。
永曆帝雖然在兩年以前被俘殺,以明朝為正朔的夔東抗清復明運動仍在繼續,他們有永曆朝廷委派的全權代表,有相當可觀的旗幟鮮明的軍隊,有地方政權 [34]  ,維護和行使明朝的制度。
至於台灣、廈門一帶的鄭經鄭克塽雖然遵奉永曆正朔,一直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施琅率軍攻克澎湖,劉國軒等勸鄭克軒降清為止,從這一角度來看,明朔尚存,衣冠未改,似乎也可以列入南明史內。 [35]  但是,康熙十二年(1673年)發生了三藩之亂,鄭經同耿精忠有一段聯合與分裂的歷史。把三藩之變扯進南明史顯然不大合適。南明史的下限學術界有不同意見,如主張以永曆帝在順治十六年(1659年)入緬作結束 [36]  ,主張以永曆帝被俘、殺作結束,主張以李定國病死、部卒降清作結束,等等。以康熙三年八月夔東抗清基地徹底覆滅作為南明結束的標誌,實際上還考慮到了同年六月間在東海沿海活動的張煌言因為復興無望,主動解散軍隊,不久被清軍俘殺的因素在內。

茅麓山戰役軼事典故

農民軍的遺址、遺蹟和遺物,在興山縣境留存甚多,“小李王”(當地羣眾對李來亨的稱呼)的事蹟,在民間中廣為流傳。 [37] 
茅麓山上有個百羊寨。這個寨原名王殿坪。李來亨來到茅麓山與清軍的第一次戰鬥中,他下令驅趕尾巴上帶着鞭炮衝向清軍的幾百只羊羣,嚇得清軍抱頭鼠竄,明軍大勝。他將王殿坪改名百羊寨,慶祝勝利,寨名沿用至今。 [1]  [38] 
在白羊寨山頂,矗立着一塊高4.88米、寬0.96米的“聖帝行宮之碑”。這塊石碑是大順軍後期的傑出將領李來亨樹立的。碑文通過農民軍信仰關羽的祀奉,以張巡岳飛等歷史人物為表率,讚頌忠懸日月的仁人志士,抨擊寡廉鮮恥的叛將貳臣,號召人們發揚民族氣節,堅定“鐫虜嫗民”意志,同心協力抗清禦侮。 [39] 

茅麓山戰役後世紀念

  • 詩詞
清初詩人宋曹詩句:
應憐中土成荒寨,萬里長風吹古愁。遺民淚盡胡塵裏,中土再無大明旗。
康熙二年(1663年)湖南寧鄉人陶汝鼐作《西山行》詩云:
西山舊將久不服,高據巉巖最深谷。絕繳孤懸楚蜀間,中原已一無秦鹿。
何妨棄置守其疆,以逸待勞俟窮蹙。一旦張皇大用兵,仰攻四面如緣木。
轉輸驟檄百萬人,風雨雷霆驅比屋。正是蕭莆寒食時,長沙一路從軍哭。
拋田應募五千餘,頃刻民間空杼柚。大吏轟轟小吏愁,奸胥更喜剜民肉。
紛紛鬻子嘆仳離,我亦沾襟遣童僕。此去死生那得知,更番且喜還家速。
僕伕垂淚向我言,人力如今賤如犢。西山上天下及泉,負挽步步石磨腹。
烈日炙頂渴欲僵,百錢買漿才一掬。搖足便墮萬丈崖,死者還遭勾攝牘。
泣談未了催檄來,增夫更餉巴東陸。巫山三峽又崎嶇,魂魄初收豈堪復?
吁嗟再遣誠萬難,髓竭膏枯慘心目。謂天蓋高胡不聞,六月炎炎書此竹。 [40] 
  • 戲劇
京劇《茅麓山》,反映了農民軍抗擊清軍的故事。 [41] 
  • 文章
李光璧,《記後明政府的抗清鬥爭——紀念二百八十七年前民族英雄李來亨等的自焚而作》,1951年。
參考資料
  • 1.    李自成侄孫李來亨抗清遺址:三百年流不盡的英雄血  .人民網[引用日期2015-11-15]
  • 2.    謝源遠,《李來亨——大順軍後期的傑出將領》,《歷史教學》, 1981(8)。
  • 3.    謝源遠,《李自成餘部敗亡川鄂邊》,《軍事歷史》,1994(5)。
  • 4.    夔東抗清基地的覆滅  .國學網[引用日期2015-11-15]
  • 5.    查繼佐,《罪惟錄·列傳卷九(下)》,《李來亨傳》附。
  • 6.    《清聖祖實錄》卷十三、卷十五。按,王光興、王昌(或作王光泰)兄弟自順治四年反清後,被清軍擊敗,退入巴東縣。不久,王昌病死。順治十三年王光興在清軍壓迫下由巴東轉入施州衞,“去之日秋毫無犯”,見光緒六年《巴東縣誌》卷十四《事變志·寇亂》。
  • 7.    《清聖祖實錄·卷十一》。
  • 8.    鄂爾泰《八旗通志》卷一四一《穆裏瑪傳》;卷一六四《賀布索傳》;卷一六六《哈爾松阿傳附子桑圖傳》。
  • 9.    張玉書,《張文貞公集·卷九·柯爾昆神道碑》:“慕公大悔。”穆裏瑪名譯作漢字又作“慕禮?”。
  • 10.    昭槤,《嘯亭雜錄·卷八·茅麓山》條。
  • 11.    《李勤襄公撫督秦蜀奏議·卷二十三》。
  • 12.    王光謙,《東華錄·康熙七》。
  • 13.    李國英康熙四年五月初八日題本,見《李勤襄公撫督秦蜀奏議》卷二十三。光緒十年《興山縣誌》卷十九《藝文》收雍正年間知縣潘內召《茅麓山記》中説:“三年八月,賊食盡,從黨爭降。來亨計窮,自焚死。”
  • 14.    《永曆實錄·李來亨傳》:“與妻子親信投火中死”。
  • 15.    《李勤襄公撫督秦蜀奏議》卷二十。參見康熙八年《當陽縣誌》卷一《事紀》。
  • 16.    易暢,《寧死不屈的農民革命英雄李來亨》,《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6(2):54-56。
  • 17.    滕新才,《“夔東十三家”抗清史論》,《重慶三峽學院學報》, 1998(4)。
  • 18.    顧誠,《關於夔東十三家的抗清鬥爭》,《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1985(3):39-46。
  • 19.    張亦民,吳傳慶,《康熙在完成祖國統一大業中的雄才大略》,《統一論壇》, 1996(2):44-46。
  • 20.    李尚英,王政堯,《論清初農民軍的“聯明抗清”》,《學習與思考: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 1981(1):71-74。
  • 21.    王夫之,《永曆實錄·卷十五·李來亨列傳》
  • 22.    《李勤襄公撫督秦蜀奏議·卷二十二》。
  • 23.    康熙十九年《瀏陽縣誌》卷十二,詩,知縣侯樸《詠懷五十韻》。
  • 24.    康熙六年《安陸府志》卷一《郡紀》。
  • 25.    康熙九年《松滋縣誌》卷下《宦績》。
  • 26.    康熙八年《當陽縣誌》卷一《事紀》。
  • 27.    康熙九年《枝江縣誌》卷一《災祥》:卷八《周邑侯實政記》。
  • 28.    張仁熙《藕灣詩集》卷一《役夫行》題下注文,轉引自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卷二。
  • 29.    同治八年《安福縣誌》卷二十九《祥異》。
  • 30.    康熙二十二年《大冶縣誌》卷四《治忽·兵寇》。
  • 31.    孫丹年,《巫山移民一老漢》,《紅巖春秋》, 2002(5):46-48。
  • 32.    韓行方,《清廷圍剿鄭成功海上武裝的一通敕令》,《東南文化》, 1992(Z1):217-220。
  • 33.    顧誠,《清初的遷海》,《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1983(3):60-72。
  • 34.    夔東地區有永曆朝廷委派的總督、巡撫、關南道、大寧、興山等縣知縣,參見《李勤襄公撫督秦蜀奏議》。光緒十年《興山縣誌》卷七《人物列女表》説:“興山為李赤心、李來亨先後竊據,士民皆奉宏(弘)光、隆武、永曆年號,故縣無順治券契。”
  • 35.    柳亞子《南明史綱·史料》一書即以“永曆三十七年”“武平侯劉國軒、忠誠伯馮錫範奉延平王出降”作為“明亡”的標誌,見一○三頁。
  • 36.    譚其驤《俗傳中國史朝代起訖紀年匡謬》一文(載《歷史研究》1991年第六期)中即主此説,他指出:“一般認為是1661年即永曆十五年吳三桂兵入緬甸永曆被擒之年”終止“是説不通的”,“又有人説南明終止於1662年永曆被殺時,那就更説不通了。”
  • 37.    謝源遠,《李自成餘部在興山抗清遺址初探——兼論夔東十三家》,《江漢考古》, 1986(1):82-88。
  • 38.    毅文,《羊年何處賞羊景》,《晚報文萃》, 2003(3)。
  • 39.    謝源遠,《李來亨聖帝行宮之碑校勘記》,《江漢考古》, 1983(3):94-96。
  • 40.    陶汝鼐,《榮木堂詩集·卷四》。
  • 41.    鄧家琪 ,《一部有爭議的作品》,《戲劇之家》 2003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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