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新覺羅·昭槤

昭槤生於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昭槤的父親名叫永恩，原封康親王。乾隆四十三年，念及代善立下累累戰功，又改封永恩為禮親王，恢復了代善當年的爵號。他的父親禮親王永恩在乾隆朝時，因受某事牽連，從此不大過問政治，以文學藝術自娛。受時代影響和家庭環境薰陶，纂輯的《禮府志》成書未印。昭槤勤於筆耕，留給世人一部歷史筆記《嘯亭雜錄》。

嘉慶十年（1805年），29歲的昭槤襲封成為第九代禮親王。兩年後禮親王府失火，昭槤的家產、藏書連同印綬全部付之一炬。嘉慶帝賜銀一萬兩，助他重建府邸，同時賜給許多衣帛。雖然嘉慶皇帝給予他一萬兩白銀救濟，但昭槤還是窮了下來。

嘉慶十八年（1813年）深秋，天理教首領林清聚眾反叛，趁嘉慶帝離京之機打進了紫禁城。昭槤與諸王公大臣一起組織官兵鎮壓，林清等戰敗被俘。昭槤以為自己在“癸酉之變”中不避危險、處置得當，立下了曠世功勞，卻不想嘉慶一回京就責備親貴大臣們“因循怠玩，以致有此大變。”昭槤忍不住私下發了幾句牢騷。這些牢騷話很快被擅打小報告的人添油加醋地上報給了嘉慶帝。不久，昭槤為增加收入逼迫他的田莊管家程幅海額外增高田租。清政府規定，國家對農民“永不加賦”。昭槤違反國家規定，程幅海不從。昭槤便派王府護衞到程家抄沒家產、拆毀房屋、搶割莊稼，又下令將程家六人圈禁並施刑。昭槤還不甘休，親自把一個磁瓶扔到地上，用磁器碎片把莊頭脊背劃傷了一百多道，以致流血昏厥。此事被一封匿名揭帖告到了皇帝面前。當時，朝中尚書景安與昭槤並不同旗，也並非他的屬下，昭槤卻當面斥景安為王府奴才。此事也被抖摟出來，嘉慶帝大怒。

嘉慶二十年（1815），有人匿名檢舉昭槤凌辱大臣、府內濫用非刑。嘉慶帝得知，於十一月二十六日（12月26日），在諭旨中斥責他：“平日以田租細故，在順天府、步軍統領、刑部等衙門，涉訟累累。”可知昭槤恃強凌弱、欺壓百姓的案子遠不只一件兩件。並連下四道嚴旨：昭槤以“妄自尊大、目無君上”、“濫用非刑”、“凌辱大臣”等罪名被革去王爵，押入宗人府監禁，960畝地產也被悉數沒收。

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昭槤被釋放回家。解禁後，雖被再次起用，但他已失去了政治熱情，專心從事文史研究。道光九年（1829年），昭槤因疽發於腦病逝，時年53歲。 ^[4] 

昭槤斷了仕途念想後，一門心思撲到歷史著述方面。他遷居西直門大街路北一座不太惹眼的宅院，自號“汲修主人”、“檀樽主人”，終日沉湎於讀書寫作之中。道光二年（1822年），新即位的道光帝起用昭槤為宗人府候補主事，這並沒有喚起他的從政熱情，昭槤依舊以著書為樂。昭槤的好友龔自珍在一封信中談道，此時的昭槤已成為令他“怖服”的清朝國史權威：“王（指昭槤）於天聰、崇德以降，瑣事丕事，皆説其年月不誤，每一事輒其原流，正變分合作數十重，問答不倦，自珍所交賢與不賢職掌故者，自程大理同文而外，莫如王也。”十幾年辛勤努力，昭槤大作《嘯亭雜錄》終於問世。

昭槤工於詩文，熟悉歷史掌故，與法式善、姚鼐、龔自珍等人關係密切。極喜藏書，名其藏書處曰“嘯亭”，當時北京藏書大家如富察昌齡，過世後大部藏書被其所收得。自稱“《石倉十二代詩選》，《四庫全書提要》雲五百六卷，今餘家所藏則一千七百四十三卷，較四庫所收多至千餘卷矣”。藏書無所不收，御纂欽定之書、詩文豔曲、通俗小説，均在收藏之列。藏書印有“豐府藏書”、“檀樽藏本”、“禮尊珍玩”等。愛好文史，留心掌故，著有《嘯亭雜錄》《嘯亭續錄》。兩部著作記錄了許多清朝的政治、軍事、文化、典章制度等文獻資料，對後人研究清史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是清代重要的筆記之一。另著《禮府志》及詩文百餘篇，未刻。 ^[5] 

昭槤貴為八大“鐵帽子王”之一，雖才華橫溢，但性格暴戾、妄自尊大，因此丟了王爵。後世知道昭槤，既不因為他是聲勢顯赫的皇族貴胄，也不因為他做過十年“世襲罔替”的“鐵帽子王”，而是因他寫出了十五卷《嘯亭雜錄》。

受時代的影響和家庭環境的薰陶，昭槤也愛好詩文，但他撰寫的詩、文大多散佚，纂輯的《禮府志》也成書未印。昭槤勤於筆耕，他留給世人的是一部很有名的筆記——《嘯亭雜錄》 ^[6]  ，書中記載了大量清朝典故、滿族習俗和貴族官員的遺聞軼事。

《嘯亭雜錄》分為《嘯亭雜錄》,《續錄》。《嘯亭雜錄》十卷,《續錄》五卷，為昭槤作。

《嘯亭雜錄》涉及民俗、人物、宗教、傳説、重大歷史事件、個人生活瑣事、讀後感……範圍很廣。有些文章還有獨家報道性質，能補正史之不足。全書雖為文言，但文筆簡練而不晦澀。而且昭槤治學嚴謹，凡涉及歷史事件多為親歷，如系道聽途説則註明來源，因此錯誤不多。

更為可貴的是，昭槤在文中直言不諱、毫不客氣地刻畫出許多滿洲親貴勾心鬥角、兇殘暴虐（可惜他也未能免俗）、不學無術、無知愚蠢的嘴臉，尤其在宋、金、明、清歷史上，考慮到他所處的位置，更表現出難得的客觀。

昭槤生活的另一特點是喜好戲劇。他不僅是一位戲迷，並且因為過分親近戲子（優伶），受到言官的糾舉。清代戲子的社會地位低下，唱戲被認為是下賤的職業。國家把“娼（妓女家）”、“優（唱戲家）”、“吏（縣衙書吏家）”、“卒（縣衙差人家）”列為四種賤民，即使貧寒的農户、工匠名義上也算“清白之家”，社會地位都比上述四種人高。當時，三代人中只要有一個人從事了這四種行業，子弟就不能參加國家初級的考試，更無資格步入仕途，原因是家世“不清白”。但昭槤卻不顧忌這些，他不僅與戲子交相往還，還很器重其中一些人的品行。他説：“這些人迎歡賣笑，雖然是常態，但其中也有深知大義者。”

父親：愛新覺羅·永恩，和碩禮恭親王

母親：嫡福晉舒穆祿氏，將軍綽爾濟之女

嫡福晉：伊爾根覺羅氏，大學士三保之女

長子：錫濬，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丁未九月十三日巳時茂恂之妾夏氏所生第二子，嘉慶十六年（1811年）七月過繼為嗣，嘉慶十九年（1814年）甲戌四月初四日辰時卒，年28歲，嫡妻佟佳氏額外主事成志之女。（承繼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