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恩·基德蘭德

芬恩·基德蘭德（Finn E.Kydland，1943年-） 挪威經濟學家，1943年出生於挪威， 1968年從挪威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畢業，獲得經濟學學士；目前他是加利福尼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經濟教授，此前他在卡內基梅隆大學的泰珀商學院任教。2004年基德蘭德與愛德華·普雷斯科特一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成就：推動了動態宏觀經濟學在經濟政策的時間連貫性和商業週期的驅動力量方面的研究，1973從匹茲堡的卡內基-梅隆大學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現任卡內基-梅隆大學和加利福尼亞大學聖巴巴拉分校教授，以及德拉斯儲備銀行和克里蘭儲備銀行的副研究員。基德蘭德的研究領域主要是經濟週期、貨幣和財政政策和勞動經濟學。目前，在卡內基-梅隆大學給博士生開設《高級經濟分析》 ，為本科生講授《宏觀經濟學》和《定量經濟分析》。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以獨創性的研究，分析了經濟政策制定以及商業週期驅動力量的問題，不僅改變了經濟研究，還對經濟政策，特別是貨幣政策的制定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傳統上的經濟研究傾向於認為宏觀經濟的波動是需求方面造成的。

200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因在“經濟政策的兼容性和經濟週期背後的驅動力”研究方面的傑出成就，而獲諾貝爾經濟學獎。

經濟週期和經濟政策的新理論

經濟週期性波動背後的動因和經濟政策的設計是宏觀經濟研究的核心問題。芬恩·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對這個重要領域作出了基礎性的貢獻，不僅在宏觀經濟分析方面，而且在許多國家的貨幣與財政政策的實踐中都功不可沒。

經濟政策的兼容性

資本所有者如果預期未來税收越高，那麼他們的儲蓄就會越少；對未來的擴張性貨幣政策預期越高，通脹預期越高，則價格和工資也越高，等等。 基德蘭德解釋了為什麼未來經濟政策能夠提高兼容性的問題。如果經濟政策的制訂者缺乏事先把握特殊的決策規則的能力，那麼以後往往也難以貫徹 哪怕是最適宜的政策。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的研究結果表明為什麼經濟體即使在以穩定的貨幣政策為目標的價格穩定政策下，還會陷入通脹陷阱。他們的獲獎成果，為解決經濟政策的可行性和可信性奠定了廣泛的研究基礎。

經濟週期背後的驅動力

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的研究也徹底改變了基於經濟增長理論的經濟週期模型。早期的研究者強調宏觀經濟波動取決於需求方面，而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卻認為供給方面 的影響更加長遠。在他們的模型中，技術進步的作用導致勞動生產力提高，相應的就業、投資和產出也增加，總供給曲線上移，經濟繁榮增長。反過來，則相反。 經濟週期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表現為經濟基本趨勢的波動，而不是經濟圍繞着基本趨勢波動。也就是説，週期不是對均衡的偏離，而是均衡自身的波動所致。所以，只要均衡存在，就存在着帕累託有效，市場不會失靈，政府的任何干預都是毫無意義的。

發展進程中

在現代宏觀經濟學發展進程中，芬恩·基德蘭德與愛德華·普雷斯科特（以下簡稱基-普）這對“黃金搭檔”令人久仰。他們共同發表的一系列研究成果，無論是理論本身，還是思想方法，都對傳統進行了顛覆。基-普是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實際經濟週期學派的代表人物。他們共同開創的實際經濟週期理論被認為是近20年來宏觀經濟學最引人注意的進展之一。

討論了宏觀政策

他們的另外一個貢獻是最早將博弈論引入宏觀經濟學中，討論了宏觀政策的時間一致性問題。此外，他們為宏觀經濟學提供的動態一般均衡模型(DGEM)改進了以往對宏觀經濟學的分析，使人們開始在更大的時空範圍內研究經濟問題，推動了宏觀經濟學向動態宏觀經濟學的演進。現在，DGEM廣泛應用於貨幣經濟學、國際經濟學、財政學、勞動經濟學、資產定價等領域，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

論文主要集中

據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介紹，兩位學者的獲獎成果主要體現在他們分別於1977年和1982年合作完成的兩篇學術論文中，其成就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通過對宏觀經濟政策運用中“時間一致性難題”的分析研究，為經濟政策特別是貨幣政策的實際有效運用提供了思路；二是在對商業週期的研究中，通過對引起商業週期波動的各種因素和各因素間相互關係的分析，使人們對於這一現象的認識更加深入。同時，他們的分析方法也為後來者開展更廣泛的研究提供了基礎。

經濟政策時間一致性

最好的經濟政策會影響投資者和消費者的預期和決策，而投資者和消費者的決策又會導致政策的失靈，從而迫使政策制定者對政策進行修改，而修改的結果是最好的政策被放棄。 20世紀50年代後期和60年代初期，在所謂“菲利普斯曲線”中所體現出來的傳統經濟學認為，減少失業的不二法門是執行高通貨膨脹政策。但是，到了20世紀60年代後期和70年代初期，這一理論開始受到質疑。

1977年，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發表文章認為，如果經濟政策的制定者缺乏提前作出某種特定決策能力的話，往往會制定導致更高通貨膨脹率的政策。他們特別提到了經濟決策中常見的問題之一：時間一致性問題。 時間一致性問題的核心是：經過千挑萬選，一項經濟政策終於出台了，政策一旦出台就會影響家庭和公司對政策的預期，當這些預期轉化為實際行動時，被政策制定者（實行相機抉擇的當局）認為最好的政策往往得不到執行。這樣一來，經濟政策制定者就會對他們的決定做出修改，結果卻是最好的政策被拋棄。這樣的結果與其説是經濟政策制定者的目標與絕大多數民眾的目標不同所致，毋寧説是不同時間對經濟政策的制約因素不同所致。 時間一致性問題在貨幣政策中體現得尤為充分。假設政策制定者的目標是小幅通貨膨脹，並將這一政策公之於眾；又進一步假設這樣的政策導致了低通貨膨脹預期和 工資的小幅上升。一旦出現這種情況，通脹和失業之間的替代關係必然誘惑政策制定者實行更高的通貨膨脹政策，因為這樣可以在短期內減少失業。芬恩·基德蘭德和愛德華·普雷斯科特認 為，這樣的誘惑將使經濟陷入高通貨膨脹而不能自拔，並且於解決失業無補。

主要貢獻

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的第二個主要貢獻是對商業週期推動力的分析。這項研究成果改變了人們對商業週期原因的看法。但是更重要的是，他們的方法論為拓寬商業週期研究提供了基礎。 商業週期：技術發展的現實波動使國內生產總值、消費額、投資額、工作時間都產生了變化，而家庭和企業對消費、投資、勞動力供應等許多因素的預期又影響商業週期的變化。 20世紀80年代以前，經濟學家一直把長期增長和短期宏觀經濟波動當作兩個現象分別進行研究，所使用的方法也不同。長期增長被認為是由總供給決定的，技術發展是其推動力；商業週期被認為是由圍繞長期增長趨勢的總供給的某些要素導致的。這兩種觀點之間沒有真正的聯繫。

商業週期與經濟政策的新理論

商業週期推動力與經濟政策設計之間的關係一直是宏觀經濟學研究的重要領域。芬恩·基德蘭德和愛德華·普雷斯科特為這些意義重大的領域做出了基礎性的貢獻，不僅對宏觀經濟分析如此，對許多國家的貨幣和財政政策實踐也是如此。 傳統經濟理論：把宏觀經濟波動主要歸因於需求的變動；經濟政策分析則集中在解釋應該執行什麼樣的貨幣和財政政策來抵消需求的波動，但幾乎沒有人致力於解釋實際經濟政策運作。一直到20世紀70年代，凱恩斯和大蕭條的遺產還統治這商業週期和穩定政策的研究。經濟學家把宏觀經濟波動主要歸因於需求的變動。20世紀70年代，早期分析的缺陷日益彰顯出來。基於現有理論制定的穩定政策根本無法達到經濟政策的目標。西方世界的經濟一直處於一種滯漲狀態——失業和通貨膨脹並存，但是盛行的理論卻無法對此做出解釋。與此同時，宏觀經濟波動並非僅僅緣於需求波動也表現得日益明瞭。供應方面的波動在商業週期中的作用變 得越來越突出。在1977年和1982年發表的兩篇相關論文中，芬恩·基德蘭德和愛德華·普雷斯科特對宏觀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新的分析方法。 1982年，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發表文章對這一現象進行了徹底檢討，為宏觀商業週期分析奠定了微觀經濟學基礎。在他們的商業週期模型裏，技術發展的現實 波動使國內生產總值、消費額、投資額、工作時間都產生了變化，而家庭和企業對消費、投資、勞動力供應等許多因素的預期都影響到商業週期的變化。他們的模型 已在現代宏觀經濟學中得到了廣泛的應用。

經濟波動產生的根源

排除了貨幣因素作為經濟波動的初始根源的可能性。按照他們的分析，經濟週期波動的根源是實際因素，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技術衝擊。經濟經歷着技術衝擊，這種衝擊決定了投入(資本與勞動)轉變為產出的能力，引起了產出與就業的波動。技術衝擊具有隨機性質，它使產出的長期增長路徑也呈現出隨機的跳躍性：當出現技術進步時，經濟就在更高的起點增長；若技術惡化或下降，經濟將出現衰退。當技術衝擊最初發生於某一個部門時，由於社會生產各部門之間存在着密切的相互聯繫，它會引起整個宏觀經濟的波動。同樣，宏觀經濟的持續波動可以是由連續的單方向的技術衝擊造成，也可以是由一次性重大沖擊帶來的。這裏，技術衝擊是廣義的。許多事件並不是技術性的，但也像技術衝擊一樣影響着生產函數，如原材料和能源價格的變化、氣候的變化等。

經濟波動的傳播機制

為什麼對經濟的衝擊有長期效應?在基-普的分析中，由技術衝擊引起經濟波動的核心傳播機制是勞動供給的跨時替代，即在不同時段重新配置工作時間的意願。該論點認為，工資短暫變化的勞動供給彈性很高。人們關心自己的整個工作成果，但並不太關心什麼時候工作。假設他們在兩年的時期內，計劃以現行的工資，工作4000小時。如果兩年中工資是相等的，他們每年會工作2000小時。如果工資在一年比另一年高2%,他們可能情願在一年中工作2200小時，棄休假並加班加點工作，而在另一年只工作1800小時。通過這種在兩年間的替代方式，他們的工作總量不變，但能賺得更多的總收入。要注意，勞動的跨時替代並不意味着勞動供給對工資的永久性變動很敏感。如果工資上漲並繼續維持在較高的水平上，在這一時期比下一時期工作得更多並不能多得到什麼東西。因此，勞動供給對工資的永久性變動的反應可能是微弱的，儘管他們對暫時性工資變動的反應是巨大的。

這樣，如果技術衝擊是暫時的，使得當期的實際工資暫時地高於標準工資，那麼勞動者將以工作替代閒暇，提供更多的勞動，於是產量和就業量均上升，而在預期實際工資較低的未來少工作，因此真實工資的暫時變化會有一個大的供給反應。通過跨時勞動替代對外來衝擊的反應形成了經濟波動。可見，一次性技術衝擊能夠引起實際產量的持續波動。

瑞典皇家科學院2004年10月11日在古老的議事廳內宣佈，將200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挪威經濟學家芬恩·基德蘭德和美國經濟學家愛德華·普雷斯科特，以表彰他們在動態宏觀經濟學領域中所作的貢獻。基德蘭德現年60歲，目前為美國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教授。他是諾貝爾經濟學獎於1968年設立以來第三個獲獎的挪威人。普雷斯科特現年63歲，現為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教授，並擔任美國明尼阿波利斯聯邦儲備銀行的研究員。自2000年以來美國經濟學家已連續5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這一殊榮。兩位學者將平分1000萬瑞典克朗（約合130萬美元）的獎金。

1、1992年至今，經濟計量學會會員

2、1996年至今，擔任《動態宏觀經濟學》雜誌編委

3、1982年到1983年曾獲胡佛研究院的約翰·斯托佛國家獎學金

4、1973獲卡內基-梅隆大學的亞歷山·大亨德森獎。

基德蘭德的代表性文章有：

5、2001年發表於《政治經濟學》上的《家庭生產與建築時機的結合》

6、2000發表於《美國經濟評論》上的《貨幣總量與產出》

7、1999年發表於《經濟動態評論》上的《內生貨幣供給與經濟週期》

8、1995年發表於《經濟史探索》上的《作為規則的金本位》

9、1994年發表於《美國經濟評論》上的《貿易差額與貿易條件的動態關係：J曲線?》

10、1992年發表於《政治經濟學》上的《國際實際經濟週期》

11、1988年發表於《經濟計量學》的《跨時偏好與勞動力供給》

根本的區別

傳統的凱恩斯主義和理性預期學派都認為，需求衝擊使得短期中的經濟偏離長期趨勢，出現經濟週期。所不同的是，前者認為這種偏離可能是劇烈的而且持續時間較長，因此需要政府實行干預政策，使經濟回到充分就業均衡趨勢水平。而後者認為，市場力量具有保持均衡的能力，積極的穩定政策是不必要的。由於將技術變動作為經濟波動的根源，基-普的結論與上述經濟週期理論有着根本的區別。

穩定經濟

政府花費大量成本來穩定經濟，但其結果很可能於經濟不利。經濟波動是在完全競爭環境下生產者和消費者對技術衝擊進行調整的最優反應。經濟週期在很大程度上表現為經濟基本趨勢本身的波動，而不是經濟圍繞基本趨勢的波動，即週期不是對均衡的偏離，而是均衡本身暫時的波動，既然是均衡，便具有帕累託效率，不存在市場失靈。因此，旨在熨平經濟波動的政府幹預只能改善一部分人而不是所有人的福利水平。所以，普雷斯科特指出：“這項研究的政策含義是，為經濟穩定性而付出代價高的努力很可能是反生產的。”基-普認為貨幣供給是內生的，產出波動自然會引起貨幣供給的波動。貨幣服務是銀行部門生產的產出，其數量隨着真實經濟的發展而上升或下降。其它部門產出的增加，將增加對交易服務的貨幣需求；銀行系統會通過創造更多的貨幣對此做出反應。這種貨幣的增加來自於對貨幣的內在需求，而不是外部貨幣政策的變動。從而，貨幣數量的變化對經濟沒有真實影響，即貨幣是中性的。基-普對經濟週期別具一格的理解角度，有助於更深入地認識經濟週期的規律。技術等實際因素的強調促使人們重新思考總供給的作用，從而能夠更全面地認識宏觀經濟中的決定力量。RBC（實際經濟週期理論）自誕生以來就伴隨着爭論。RBC藴含的政策無效理論更使得一些在政府部門和中央銀行工作的經濟學家感到無所適從。RBC的缺陷也不少，模型只分析一種波動來源，即生產率的變化，而對現實中很多因素(例如貨幣、税收、偏好等)欠缺考慮。二十世紀八十、九十年代，RBC針對質疑和抨擊予以迴應和拓展，在假設前提、模型結論等方面進行了新的修正和完善。但是，這些並不影響RBC作為現代宏觀經濟學的重要進展之一而對經濟學未來發展的意義。

最優政策的時間一致性問題

另外一個突出貢獻是最早將博弈論引入宏觀經濟學中，討論了宏觀政策的時間一致性問題。宏觀經濟政策的時間一致性是指使經濟達到完全競爭、有效率的均衡狀態的最優經濟政策隨着時間的推移仍然是最優的。基-普（1977）研究了經濟政策與居民預期之間的交互影響。他們發現，居民在做出當期決策的時候，不僅要考慮政府當期和以前的政策選擇，而且要考慮政府將來會採取什麼政策，以及自己的選擇會對政府將來政策選擇產生的影響。他們認為，假定最初政府制訂了它認為最優的政策，但在隨後的時期內並不一定停留在最優狀態。因為在新情況下，政府可以隨時改變政策，公眾並沒有能力約束政府的行為。政府經過重新考慮選擇的最優政策與最初的最優政策存在一定的差異，這種事先與事後最優之間的差異就會形成最優政策的時間不一致性。基-普考察了產生這一問題的原因。直觀地看，是否存在時間不一致問題決定於個人與社會的偏好是否一致。當個人偏好與社會偏好一致時，政府追求社會福利最大化的政策與個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標是一致的，政府的最優政策能夠引導個人的行為，政府沒有必要隨機地改變政策，宏觀經濟政策是時間一致性的。當個人偏好與社會偏好不同時，會出現時間不一致問題。但是，由於個人和社會關心的內容不同，兩種偏好相互矛盾的情況是很多的。

解決時間一致性問題的辦法

基-普進一步分析瞭解決時間一致性問題的辦法。他們指出，由於經濟個體對未來經濟政策的預期會影響其當期決策，只有經濟個體預期的未來政策規則恰恰是政府當期的最優政策制定規則時，經濟政策才是動態一致的。用技術的語言來説，如果在有約定的情形下得到的均衡解與在沒有約定的情形下得到的均衡解一致，就不存在最優政策的時間不一致問題。所謂有約定是指這樣一種決策環境：政府首先一次性地選擇一種政策，然後單個經濟人決定自己要採取的行動，這種情形等同於公眾有某種手段迫使政府遵守事前的約定。而沒有約定的決策環境可以描述為：個人首先選擇自己的第一期行動，然後政府選擇自己的第一期行動，接着個人再選擇自己的第二期行動，如此循環往復進行序列決策，這種情形意味着公眾缺乏有效手段約束政府的行為。基-普的工作奠定了經濟政策可信性和政治可行性研究項目的基礎。這一研究項目的結果在過去十年對許多國家的中央銀行改革和貨幣政策的設計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動態經濟學方法論

貢獻不僅僅在於其倡導的理論本身，更在於他的研究方法。

1936年凱恩斯《通論》的發表使西方經濟學一分為二：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在微觀層面，經濟學家強調經濟主體的理性，消費者在預算約束下效用最大化，生產者在生產函數約束下利潤最大化；但是一旦到了宏觀層面，經濟學家則依賴於一些和理性及優化完全無關的總體曲線(如IS-LM模型和菲利普斯曲線)來解釋問題，即宏觀模型缺少微觀基礎。然而，1970年世界經濟的狀況使得這種建模方法處於一個尷尬的境地，因為菲利普斯曲線所闡述的通貨膨脹和失業率負相關的關係不再成立，與之相反，這兩者呈現出正相關的關係。基-普將一般均衡理論應用到宏觀經濟研究中，對於現代宏觀經濟學一直努力尋找的微觀基礎的建立做出了卓越貢獻。基-普為宏觀經濟學提供的建模方法——動態一般均衡模型（DynamicGeneralEquilibriumModel，以下簡稱為DGEM），推動了宏觀經濟學向動態宏觀經濟學演進。經濟系統內的許多變量，如經濟人的目標函數、儲蓄和投資等的任何分析都涉及到時空問題。顯然，僅從靜態角度研究這些變量是不夠的。動態分析方法，從微觀經濟主體的最優化行為出發建立模型，使對變量的分析更加符合實際情況。DGEM奠定了當代西方宏觀經濟學的標準研究方式。1996年，基-普在《計算試驗:一個計量經濟學的工具》一文中對該標準方法進行了系統的概括。“它把宏觀經濟學模型引入了新的領域”，“建立一個最貼近現實的模型：一個被充分描述的隨時間變化的人為經濟，從而逼真地模擬實際經濟的時間序列行為(盧卡斯)。”另外，在經驗應用方面，基-普也提供了一種與傳統的計量方法不同的技術，即校準技術，該技術強調將模型經濟的模擬結果與實際數據的統計結果進行比較，進而依據差異對模型的結構和參數等進行調整，以完善模型對經濟現實的解釋力。

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最具代表性的工作始於二人1982年合作發表在《經濟計量學》上的《置備資本的時間和總量波動》。另外，1996年基-普在《計算試驗:一個計量經濟學的工具》一文中對當代西方宏觀經濟學的標準研究方式進行了系統的概括。

基德蘭德的代表性文章有：

1、1988年發表於《經濟計量學》的《跨時偏好與勞動力供給》；

2、1992年發表於《政治經濟學》上的《國際實際經濟週期》；

3、1994年發表於《美國經濟評論》上的《貿易差額與貿易條件的動態關係：J曲線?》；

4、1995年發表於《經濟史探索》上的《作為規則的金本位》；

5、1999年發表於《經濟動態評論》上的《內生貨幣供給與經濟週期》；

6、2000年發表於《美國經濟評論》上的《貨幣總量與產出》；

7、2001年發表於《政治經濟學》上的《家庭生產與建築時機的結合》。

普雷斯科特在增長與發展經濟學方面的貢獻集中體現在2000年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的《致福的障礙》一書中。該書討論了增長的核心問題“為什麼世界上的國家不能和美國一樣富裕?”此外，普雷斯科特還合編了一些有影響的著作，如1987年明尼蘇達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跨期貿易的契約安排》(與華萊士合編)。普雷斯科特至今發表了大量的學術文章，涉及經濟週期和經濟增長、計量經濟學、一般均衡理論、貨幣、方法論和經濟政策。目前，普雷斯科特正致力於中國經濟史和經濟大蕭條等重大問題的研究。第一屆獲獎者拉格納·弗裏希——經濟計量學的奠基者弗裏希在建造數學模型方面走在時代前面，並有許多後繼者。他對假設的統計檢驗方法的貢獻也是如此。任何想看到他的科學的實際應用的經濟計量學家，都將高度關心應用到國家水平的經濟計劃工作。

1960-1969年

1970-1979年

1980-1989年

1990-1999年

2000-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