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斯曲線

1958年，菲利普斯根據英國1861－1957年 ^[7]  間失業率和貨幣工資變動率的經驗統計資料，提出了一條用以表示失業率和貨幣工資變動率之間交替關係的曲線。這條曲線表明：當失業率較低時，貨幣工資增長率較高；反之，當失業率較高時，貨幣工資增長率較低，甚至是負數。根據成本推動的通貨膨脹理論，貨幣工資可以表示通貨膨脹率。因此，這條曲線就可以表示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之間的交替關係。即失業率高表明經濟處於蕭條階段，這時工資與物價水平都較低，從而通貨膨脹率低；反之失業率低，表明經濟處於繁榮階段，這時工資與物價水平都較高，從而通貨膨脹率也就高。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之間存在着反方向變動的關係。

圖1中，橫軸U值代表失業率，縱軸G值代表通貨膨脹率，向右下方傾斜的PC即為菲利普斯曲線。這條曲線表明，當失業率高（d）時通貨膨脹率就低（b），當失業率低（c）時通貨膨脹率就高（a）。

最初是説明失業率和貨幣工資變動率之間交替關係的一條曲線。它是由新西蘭經濟學家菲利普斯根據1861—1957年英國的失業率和貨幣工資變動率的經驗統計資料提出來的，故稱之為菲利普斯曲線。因為西方經濟學家認為，貨幣工資率的提高是引起通貨膨脹的原因，即貨幣工資率的增加超過勞動生產率的增加，引起物價上漲，從而導致通貨膨脹。所以，菲利普斯曲線又成為當代經濟學家用以表示失業率和通貨膨脹之間此消彼長、相互交替關係的曲線。 ^[1] 

“失業－工資”曲線

第一種菲利普斯曲線表明的是失業率與貨幣工資變化率之間的關係。可稱之為“失業－工資”菲利普斯曲線。這是由當時在英國從事研究的新西蘭經濟學家菲利普斯本人於1958年最早提出的。

其表現形式是：在以失業率為橫軸、貨幣工資變化率為縱軸的座標圖上，由右下方向左上方傾斜的、具有負斜率的一條曲線。

它表明：失業率與貨幣工資變化率二者呈反向的對應變動關係，即負相關關係。當失業率上升時，貨幣工資變化率則下降；當失業率下降時，貨幣工資變化率則上升。在一輪短期的、典型的經濟週期波動中，在經濟波動的上升期，失業率下降，貨幣工資變化率上升；在經濟波動的回落期，失業率上升，貨幣工資變化率下降。於是，這條曲線表現為一條先由右下方向左上方移動，然後再由左上方向右下方移動的曲線環.

這條曲線環呈現為略向左上方傾斜、位勢較低、且較為扁平的形狀。“向左上方傾斜”，説明失業率與貨幣工資變化率為反向變動關係；“位勢較低”，説明貨幣工資變化率處於較低水平；“略”向左上方傾斜和“較為扁平”，説明貨幣工資變化率的變動幅度不大。

“失業－物價”曲線

第二種菲利普斯曲線表明的是失業率與物價上漲率之間的關係，可稱之為“失業－物價”菲利普斯曲線。這是由美國經濟學家薩繆爾森和索洛於1960年提出的。

薩繆爾森和索洛以物價上漲率代替了原菲利普斯曲線中的貨幣工資變化率。這一代替是通過一個假定實現的。這個假定是：產品價格的形成遵循“平均勞動成本固定加值法”，即每單位產品的價格是由平均勞動成本加上一個固定比例的其他成本和利潤形成的。這就是説，物價的變動只與貨幣工資的變動有關。

這種菲利普斯曲線的表現形式與上述第一種菲利普斯曲線相同，只不過縱軸改為物價上漲率。

這條曲線表明：失業率與物價上漲率二者亦呈反向的對應變動關係。在一輪短期的、典型的經濟週期波動中，在經濟波動的上升期，失業率下降，物價上漲率上升；在經濟波動的回落期，失業率上升，物價上漲率下降。因此，這條曲線同樣表現為圖1中的曲線環。

“產出－物價”曲線

第三種菲利普斯曲線表明的是經濟增長率與物價上漲率之間的關係，可稱之為“產出－物價”菲利普斯曲線。這是後來許多經濟學家所慣常使用的。

這種菲利普斯曲線以經濟增長率代替了第二種菲利普斯曲線中的失業率。這一代替是通過“奧肯定律”實現的。美國經濟學家奧肯於1962年提出，失業率與經濟增長率具有反向的對應變動關係。這樣，經濟增長率與物價上漲率之間便呈現出同向的對應變動關係。在這一關係的研究中，經常不是直接採用經濟增長率指標，而是採用“現實經濟增長率對潛在經濟增長率的偏離”，或是採用“現實產出水平對潛在產出水平的偏離”。這一“偏離”，表明一定時期內社會總供求的缺口和物價上漲的壓力。現實經濟增長率表明一定時期內由社會總需求所決定的產出增長情況，而潛在經濟增長率則表明一定時期內、在一定技術水平下，社會的人力、物力、財力等資源所能提供的總供給的狀況。潛在經濟增長率可有兩種含義：一種是指正常的潛在經濟增長率，即在各種資源正常地充分利用時所能實現的經濟增長率；另一種是指最大的潛在經濟增長率，即在各種資源最大限度地充分利用時所能實現的經濟增長率。我們這裏採用的是第一種含義。這種菲利普斯曲線的表現形式是：在以現實經濟增長率對潛在經濟增長率的偏離為橫軸、物價上漲率為縱軸的座標圖上，從左下方向右上方傾斜的、具有正斜率的一條曲線。這條曲線的走向與第一、二種菲利普斯曲線正好相反。

這條曲線表明：現實經濟增長率對潛在經濟增長率的偏離與物價上漲率二者呈同向的對應變動關係，即正相關關係。當現實經濟增長率對潛在經濟增長率的偏離上升時，物價上漲率亦上升；當現實經濟增長率對潛在經濟增長率的偏離下降時，物價上漲率亦下降。在一輪短期的、典型的經濟週期波動中，在經濟波動的上升期，隨着需求的擴張，現實經濟增長率對潛在經濟增長率的偏離上升，物價上漲率隨之上升；在經濟波動的回落期，隨着需求的收縮，現實經濟增長率對潛在經濟增長率的偏離下降，物價上漲率隨之下降。

這樣，這條曲線表現為一條先由左下方向右上方移動，然後再由右上方向左下方移動的曲線環。這條曲線環呈現為略向右上方傾斜、位勢較低、且較為扁平的形狀。“向右上方傾斜”，説明現實經濟增長率對潛在經濟增長率的偏離與物價上漲率為同向變動關係；“位勢較低”，説明物價上漲率處於較低水平；“略”向右上方傾斜和“較為扁平”，説明物價上漲率的變動幅度不大。 ^[2] 

總結

以上三種形狀的菲利普斯曲線，反映了美國、英國等西方一些國家在五、六十年代的情況。它們分別表明了失業率與貨幣工資變化率之間的反向對應關係、失業率與物價上漲率之間的反向對應關係、經濟增長率與物價上漲率之間的同向對應關係。我們將這三種形狀的菲利普斯曲線稱為基本的菲利普斯曲線，將它們分別表明的兩個反向和一個同向的對應變動關係稱為基本的菲利普斯曲線關係。

菲利普斯曲線提出瞭如下幾個重要的觀點：

第一，通貨膨脹是由工資成本推動所引起的，這就是成本推動通貨膨脹理論。正是根據這一理論，把貨幣工資增長率同通貨膨脹率聯繫了起來。

第二，失業率和通貨膨脹存在着交替的關係，它們是可能並存的，這是對凱恩斯觀點的否定。

第三，當失業率為自然失業率（u）時通貨膨脹率為0。因此可以把自然失業率定義為通貨膨脹為0時的失業率。

第四，由於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之間存在着交替關係，因此可以運用擴張性的宏觀經濟政策，用較高的通貨膨脹率來換取較低的失業率，也可以運用緊縮性的宏觀經濟政策，以較高的失業率來換取較低的通貨膨脹率。這就為宏觀經濟政策的選擇提供了理論依據。 ^[3] 

原始菲利普斯曲線關注於名義工資，沒有考慮通貨膨脹預期。首先，工資變化率決定於實際失業率，失業對工資增長具負面影響；其次，通貨膨脹率等於工資變化率。即：

公式中，代表名義工資變化率，u代表失業率，代表通貨膨脹率。通貨膨脹率與失業率之間呈替代關係。二戰前和50、60年代，這種關係在一些國家中相當穩定，並與經驗觀察高度吻合。

上面的理論無法解釋對僱主和工人來説實際工資才是重要的這樣一個事實。工人們關心工資的購買力而不是貨幣工資本身，僱主也不關心名義工資而關心勞動的真實成本，這使人們對原始菲利普斯曲線的真實性提出質疑。1968年，貨幣學派的代表弗裏德曼指出菲利普斯曲線忽略了影響工資變動的一個重要因素：工人對通脹的預期。對工人來説，實際工資才是真正重要的，所以名義工資變化率必須用通貨膨脹率來糾正。工資變化率部分地由預期通貨膨脹率決定，部分地由實際失業率決定；通貨膨脹率等於工資變化率減去生產率增長率。即：只有生產率的增長率才能使這條垂線移動。 ^[4] 

這裏的長期與短期，不是一個時間概念，而是一個經濟概念。看預期是否正確，通貨膨脹預期是否能全部進入工資合同。不是，就是短期；是，就是長期。

附加預期的菲利普斯曲線（現代菲利普斯曲線）：短期的現代菲利普斯曲線就是預期通貨膨脹率保持不變時，表示通貨膨脹率與失業率之間關係的曲線；在長期，人們有充分的時間調整通貨膨脹的預期，所以長期的菲利普斯曲線是從u*出發的一條垂直線，它表明在長期內，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不存在替代關係。解釋滯漲。

短期內，由於通貨膨脹和失業之間存在着此消彼漲的交替關係，因此從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目標來説，是沿着短期菲利普斯曲線的選擇，把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都控制在“臨界點”以內的安全範圍內。

但是，當菲利普斯曲線突破原有的慣性持續上升時，會使整個菲利普斯曲線偏出臨界點以內的安全範圍。這時除非臨界點也往上提高外，否則就不存在所謂的安全範圍了。

更進一步的看法（如美國貨幣學派經濟學家弗裏德曼提出的）是，如果政府長期採取人為的干預措施，使市場機制失去作用，那麼菲利普斯曲線還有可能成為一條呈正相關的曲線，在這種情況下，政府的任何干預都會失靈。

由於安全臨界點不斷提高，形成了一條向右上方傾斜的菲利普斯曲線NN，這樣在通貨膨脹率提高的過程中，失業率也不斷提高。這意味着菲利普斯曲線已經完全惡化，在這種情況下，就可能出現“滯漲”局面，這是市場經濟中最值得警惕的現象。

菲利普斯曲線向右上方移動，或成為垂直線，或變成正相關線，都表明菲利普斯曲線的惡化。

總供給曲線AS與附加預期的菲利浦斯曲線的關係

(1)P^-Pe^=f（U-U*），設f（U-U*）=-ε(U-U*)

(2)P^=P-P-1 Pe^=Pe-P-1，——P^-Pe^=P-Pe——P-Pe=-ε(U-U*)

(3) 奧肯定律：1960s美國的阿瑟·奧肯

a． 定義：經濟週期中失業變動與產出變動的經驗關係，揭示了勞動力市場與產品市場的重要聯繫。即失業率每高於自然率1%，實際GDP將低於潛在GDP2%。

b． 表達式：（Y-Yf）/Yf=-α(U-U*)，α=2

(4)聯立求解：

P-Pe=-ε(U-U*) Y-Yf=（αYf/ε）*(P-Pe)——Y=Yf+λ（P-Pe）

（Y-Yf）/Yf=-α(U-U*)

(5)附加預期的總供給曲線：Y=Yf+λ（P-Pe）

λ=0，古典AS

λ=無窮，固定價格AS

λ有限正數，常規AS——總產出是“未預期到的價格水平變動”的函數——產生了貨幣主義、理性預期學派、新凱恩斯主義的區別

（1）二者反映的本質是完全相同的。都是對“價格水平變動是實物經濟的實際產出、就業量由最初的偏離充分就業水平——通過工資—價格調整——迴歸充分就業水平”的過程的刻畫。

（3） AS側重於“價格—產出”之間的關係，PC側重於“價格的變動率—產出（就業）的變動率”之間的關係。前者是二者絕對水平的相依關係，後者是二者相對變化率的相依關係

（4） AS與PC都對應着古典經濟學、凱恩斯主義、貨幣主義、理性預期學派、新凱恩斯主義本質相同的觀點所決定的不同表現形式

經濟學到了20世紀才真正進入一個羣星璀璨的時代。在這不到一百年的時間裏湧現出來的經濟學家，比過去幾個世紀中出現的經濟學家的總數還多得多。誰要想在這種激烈的競爭中脱穎而出，成為著名的經濟學家，不僅需要奉獻他一生的精力，還必須具備某種非凡的特質。去看看一流經濟學家們的成長經歷，就會發現，他們的成功來自對社會現象超凡的洞察力，來自對經濟學技巧爐火純青的修煉，來自發現某個極具發展潛力的新領域並耐心地做艱苦的開創工作，來自勤奮，來自直覺，——當然，也來自機遇。 ^[5] 

靠偶然的機遇造就出一位世界著名經濟學家的故事。他就是出生於新西蘭的A·威廉·菲利普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菲利普斯曲線在二戰之後一直是宏觀經濟學爭論的焦點和主線，但這場爭論的大部分內容並不屬於他。在他那個年代，主流的宏觀經濟學洶湧澎湃、奔騰向前，菲利普斯的經濟學學術生涯本來就已經相當短暫，但在大多數時間裏他仍然和這條大河離得很遠。除了那條被人時時提起的菲利普斯曲線，他在經濟學上似乎沒有什麼再可以留下的東西了。

A.威廉.菲利普斯1914年生於新西蘭的一個農民家庭。15歲那年，他就因為生活所迫到澳大利亞的一個金礦裏做工，晚上收工後，他在昏暗的燈光下自學電機工程。1937年他到了英國，在倫敦電力局找了一份工作，還參加了英國電機工程師協會。二戰爆發後他投筆從戎，在太平洋戰場上作戰，還在日本兵的戰俘營裏呆過一段艱難歲月。一直到戰爭結束後，32歲的菲利普斯脱下軍裝，到倫敦經濟學院學習社會學，這時他才在課堂上接觸到經濟學，並深深為之吸引。其實，真正觸發菲利普斯的靈感的，不如説是經濟學裏把國民收入視為循環流量和把經濟系統視為水壓機的想法(在薩繆爾森那本《經濟學》裏就有這樣的內容)。菲利普斯據此設計了一種解釋凱恩斯經濟學的教學模型，他在有機玻璃的管子裏裝進彩色的水流，運用動力學的原理，使這些彩色的水流來流去，模擬國民收入流程。他自產自銷，造了許多這樣的模型賣給研究機構和大學。這個精巧的設計還幫助他謀到了一個在倫敦經濟學院教書的職務。

後來，菲利普斯對穩定政策和經濟動態系統的關係產生了濃厚的興趣。1954年他在《經濟學雜誌》上發表了一篇《封閉經濟中的穩定政策》，其中討論的就是反應滯後對宏觀穩定政策的影響。菲利普斯有着那種工程師特有的根深蒂固的經驗主義傾向，他總覺得在做理論思辨之前要先搞計量分析，於是，他開始着手做這方面的研究。結果在1958年，菲利普斯在《經濟學》雜誌上發表了那篇著名的《1861-1957年英國失業率和貨幣工資變化率之間的關係》，後來所説的菲利普斯曲線就是在這篇文章中首先提出來的。菲利普斯利用近100年間的英國工資的統計資料，討論了工資變動率和失業率之間的關係。菲利普斯發現：一、名義工資的變動率是失業率的遞減函數；二，即使當名義工資的增長率處在最低的正常水平，失業率仍然為正(菲利普斯的統計大約為2%-3%)。

菲利普斯寫作此文的最初動機可能是為了回擊別人對他的博士論文的批評。當研究結果出來之後，他並沒有進一步尋找理論上的解釋。最早給菲利普斯曲線以理論解釋的是他的同事理查德.利普西。利普西認為，失業率與勞動力市場上過度需求的程度呈負相關的關係(對勞動力的需求越多，就業機會越多，失業率越低)，勞動力市場上過度需求的程度又和名義工資上升率呈正相關的關係，所以，可以推出失業率和名義工資上升率也呈負相關的關係。利普西嚴格地從微觀的勞動力市場的角度解釋菲利普斯曲線，從這一點來説，也許他在宣傳菲利普斯曲線的眾多學者中是最較真的。

但真正使菲利普斯曲線一夜之間揚名的，還要算薩繆爾森和索洛1960年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發表的那篇《關於反通貨膨脹政策的分析》。事實上，“菲利普斯曲線”這個名稱就是薩繆爾森和索洛在這次討論中給起的。這兩位經濟學家用美國的數據換掉英國的數據，並用物價上漲率代替名義工資增長率，得出了短期內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之間的替換關係。有了菲利普斯曲線，新古典綜合派就可以方便地開出宏觀經濟政策的藥方：要想降低失業率，不妨提高通貨膨脹率，為了治理通貨膨脹，難免在失業上作出犧牲。(但實際上，凱恩斯式的需求政策往往是把充分就業目標置於降低通貨膨脹率目標之前。)有了這兩位大師的推重，菲利普斯曲線從此就被繡上了新古典綜合派的旗幟，寫進了新古典綜合派的憲章。

正是由於菲利普斯曲線在新古典綜合派的理論體系中處在重要位置，但相比之下它又最缺乏理論支撐，因此，新古典綜合派的對手們就要首先不遺餘力地攻擊菲利普斯曲線。其中最有影響的當屬彌爾頓·弗裏德曼。弗裏德曼1976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時的講演辭，講的就是菲利普斯曲線的演變。 ^[6] 

他認為：一，理性的工人將根據實際工資而不是名義工資決定其勞動力的供給。所以菲利普斯曲線去討論失業率和名義工資變動率的關係純粹是一種誤導。

二，菲利普斯曲線所宣揚的通貨膨脹和失業之間的替換關係只在短期才存在。由於短期內瞭解一般價格水平的信息成本太高，所以工人會有暫時的“貨幣幻覺”，錯把名義工資的提高誤認為是實際工資的提高而增加勞動力供給，而僱主會沾沾自喜於他所生產的那種產品價格上升，從而增加工人僱傭量，孰不知這時候整個價格水平都在上升。長期內，工人和僱主都會調整預期，使得預期的通貨膨脹率等於實際的通貨膨脹率。這時，斜率為負的菲利普斯曲線不再存在，有的只是一條垂直的菲利普斯曲線。這意味着失業率完全不受通貨膨脹政策影響，弗裏德曼稱之為“自然失業率”。

三，弗裏德曼斷言，用通貨膨脹換取就業增加的凱恩斯式需求政策，猶如揚湯止沸，每一次都只能暫時有效，下一輪再想增加就業，除非用更高的通貨膨脹率。　弗裏德曼對菲利普斯曲線的攻擊，多少還客氣了一些，因為他還是承認，斜率為負的菲利普斯曲線至少在短期內是存在的。在他之後的一些新保守主義經濟學家對菲利普斯曲線的抨擊更是不遺餘力。主張“理性預期”的盧卡斯等人乾脆認為，短期內菲利普斯曲線也是垂直的，換言之，凱恩斯式的需求政策已經被公眾預期到了，這種老一套的把戲觀眾早就知道底細了，再往下演騙得了誰呢？致力於開創公共選擇學派的J.M.布坎南則認為，菲利普斯曲線的背後，是所謂的民主過程中，大眾慾望膨脹對政治勢力擴張的縱容，以及政治勢力擴張對大眾慾望膨脹的哄騙。演到後面，喜劇會變成鬧劇，甚至悲劇。事實已經證明，在60和70年代，隨着通貨膨脹率的上升，失業率不降反升，菲利普斯曲線從斜率為負變成了斜率為正！

看看辯論席上這些大出風頭的辯手們：以薩繆爾森和索洛為代表的新古典綜合派在60年代的宏觀經濟學界獨領風騷。弗裏德曼在70年代頻頻出擊，幾乎是單槍匹馬地挑戰新古典綜合派，並紮下了貨幣主義的大營。盧卡斯的理性預期學説被認為是80年代的宏觀經濟學。布坎南的公共選擇理論在整個現代經濟學王國裏獨樹一幟，而且從者如雲。這幾位清一色都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薩繆爾森1970年獲獎，索洛1987年獲獎，弗裏德曼1976年獲獎，盧卡斯1995年獲獎，布坎南1986年獲獎。象這樣幾位頂尖高手湊在一起，一場“世紀大戰”肯定是少不了的。這陣勢很象武俠小説中的華山論劍。——參加討論的各方人物越來越多，圍繞菲利普斯曲線的爭論也越來越激烈，菲利普斯本人卻悄不出聲地退席了。

這個來自南半球一個偏僻小國的農家子弟，心理上多多少少總和那些自命不凡的美國理論家們有點兒格格不入。他早年在昆士蘭金礦的工棚裏自學來的那點電機工程知識，可能比他後來在倫敦的學堂裏受到的經濟學教育深刻得多。從50年代起，菲利普斯的主要興趣就放在所謂的“最優控制理論”方面，人們公認，他是把最優控制和控制工程的技術最早引入經濟計量分析的學者之一。從某種角度來看，菲利普斯還在做着那個彩色水流的夢想。作為一個工程師，他的特點是精於構造而疏於思辨，他喜歡把經濟社會當作一個可以拿來操作的系統，並且一直在琢磨怎麼才能操作得更得心應手。但拿這種思路去做經濟學，肯定是一條險徑和歧途。哈耶克反覆提醒經濟學家們警惕的，就是這種工程師式的幻想，用他的話説，跑進這條路子的經濟學家，“如果不是一個廢物，就是一個特定的危險人物”。(和菲利普斯一樣，哈耶克也曾在倫敦經濟學院任教，只不過當他離開的時候，菲利普斯還沒進校。)果然，從60年代起，經濟學家對菲利普斯關心的那些問題就漸漸失去了興趣。

1967年，菲利普斯離開英國，回到闊別已久的澳洲。他開始在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擔任經濟學教授，並給自己確定了一個新的研究方向——他打算研究中國經濟。經過他積極的努力，在這所大學裏還成立了一個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事實上，菲利普斯對中國的興趣早在30年代就萌發了，他在爪哇當戰俘時還曾經學過中文。後來，人們一直在猜測，老經濟學家為什麼會在遲暮之年作出這樣一個重大的事業轉折。也許是如蘭開斯特所説，這表明他承認自己已經沒有能力再去解決他提出的估計動態控制所需的關係這一問題，但也許，老經濟學家已經提前預感到了中國經濟崛起的隆隆雷聲？也許，答案只有菲利普斯教授自己知道。遺憾的是，僅隔數年，他就在故國新西蘭離開了人間，留下了他富有傳奇色彩的一生，也留下了他晚年的黯淡和臨終前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