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終詩

《臨終詩》

四大起何因，聚散無窮已。

既適一生中，又入一死理。

冥心乘和暢，未覺有終始。

如何箕山夫，奄焉起東市。

曠此百年期，遠同嵇叔子。

命也歸自天，委化任冥紀。 ^[1] 

全詩通過敍寫自己無罪罹難，也從客觀上揭露了當時社會政治的殘酷和黑暗，充滿着作者寄心無極而又自悲身滅的複雜心情，真實地展示了作者臨終時的內心世界，反映出當時高蹈矯情的名士清流理與情的思想矛盾。

佛教自東漢末年傳入中國後，漸與中國固有之傳統思想（如儒、道之學）結合，影響到社會文化的各個領域，尤其對文人思想，作用更大。東晉時期，文人士族不僅尚好老莊之學，且樂談佛教義理，並以此融會入詩。正如《世説新語·文學》篇注引《續晉陽秋》雲：“正始中，王弼、何晏好老莊玄勝之談，而世遂貴焉。至過江佛理猶甚，故郭璞五言，始會合道家之言而韻之。（許）詢及太原孫綽轉相祖尚，又加之以三世（按：佛教稱過去、現在、將來為三世）之辭，詩騷之體盡矣。”外來思想沖決了傳統詩學的堤岸，產生了不少有悖詩騷之體的作品。可惜這類搬演佛學的詩篇，大都是義類經論，形同偈頌，因為枯燥乏味而被後人刪汰了，流傳到現在的，大概是情理兼勝且不十分玄奧費解的。這一首《臨終詩》，雖有三世之辭，但還不是侈談佛理。由於是作者的絕筆，所謂“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流露出作者寄心無極又自悲身滅的複雜心情，所以值得一讀。

全詩一開首就高談生死之理，作者託意玄遠並無臨終之哀。佛教認為，世上萬物與人之身體，均由“四大”構成，“四大”指地、水、火、風四種構成色法（相當物質現象的基本元素）。“四大”聚散引起世上生命萬物的生滅。故《圓覺經》雲：“我今此身，四大和合……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這樣一種聚散生滅的過程，無始無終。生命萬物都處在這樣一個無常變化的鏈中，則人之生死，亦復何哀之有，這是佛教對人生的基本看法。苻朗的前四句，申説的就是這個道理。正由於佛學的人生觀，使作者暫時擺脱了臨死的悲哀，而高唱“冥心乘和暢，未覺有終始”，寄心於一個超脱生死，逍遙物外的無差別精神境界。

但是，作者畢竟是肉胎凡身，佛教的生死契闊之理並沒有使他達到涅槃的境地。這是因為他的死不是沙門高僧功成圓寂，而是貴家子弟遭讒被殺。《世説新語·排調》引裴景仁《秦書》雲：‘朗字元達，符堅從兄子，性宏放，神氣爽悟，堅常曰：‘吾家千里駒也。’……著《符子》數十篇，蓋老莊之流也。朗矜高忤物，不容於世，後眾讒而殺之。”所以，全詩的後六句，又流露出作者臨難時對人生無常，旦夕禍福的悲哀。“如何箕山夫，奄焉起東市”兩句寫出了這種心情。“如何”是沒奈何之辭。《詩·秦風·晨風》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用在句首正見其悲痛難遣之貌。作者平生不恤朝政，以隱士賢達自居，自以為得全身之計，然禍不旋踵，終至被罪遭殺，生活在這樣一個仇殺傾軋的社會里，人生之無常，不僅是生住持滅的生死輪迴，更包括吉凶禍福瞬息之變。作者的高蹈，唯心主義的佛學，可以使他達觀地看待生命的終始，但是，不能使他理解禍福嬗變的原因，所以“如何”之辭，又包含着作者百思不解的哀傷之意。“箕山夫”此用為隱士的代稱。傳説堯時巢父、許由避箕山（故址在今山西和順）不願出來做官。後人遂以箕山為隱居之典。“奄焉”寫其禍至之快，出人意料。“東市”原為漢代長安行刑之所，後人因以泛指刑場。作者平生自比巢父、許由，卻未遂棲隱之志，反忽然落得個生首異處的下場。不禁潸然感喟：“旰此百年期，遠同嵇叔子，”自稱荒廢一生，其遭遇有同才高見殺的嵇康了。嵇康字叔夜，因得罪司馬氏遭殺。《世説新語·雅量》記他“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之，奏《廣陵散》”。作者妄圖追蹤傳説中的先賢，但卻重蹈前朝名士的覆轍，在政治黑暗的社會里，沒有生活的真空，對自矜才高不周於世的文人，嵇康的遭遇就是他們的合理歸宿，因此“如何”四句雖只寫作者個人的哀痛，但卻昭示了高蹈名士的共同悲劇。

俱往矣，作者不能逍遙於人間，而將周流於冥世。“命也歸自天，委化任冥紀”。最後二句作者發出無可奈何的感嘆。《魏書·陽尼傳》附陽固《演頤賦》：“既聽天而委化兮，無形志之兩疲。”順天而行再無形神之勞，命歸西天極樂世界超脱生死之苦。這種自欺欺人的精神麻醉，難掩他對人世的深深眷戀。

比起前代傷逝悼亡之作，這首詩的特點是比較超脱與高蹈了，儘管作者沒能徹底擺脱對生命的眷戀。但這首絕命詩，已沒有那種呼天搶地的侷促悲哀與喪失神智的驚慌心態。由於佛教的傳入，給予文士清流以新的思想支柱，使當時人對生死無常有一種新的認識，於是，作者臨難時的悲哀，由於佛教諦義的麻醉，亦由淡化而變成超脱了。佛教改變了當時人們對生死的看法，亦開拓了新的詩歌意境，這是文學史上一個很重要的現象。

須要説明的是，新的詩歌意境，亦不能違背吟詠情性的創作準則。侈談佛理，情性俱泯的經論語錄是不能叫作詩的。由於宗教的麻醉沒有能夠徹底解除作者臨死前的心靈陣痛，從而使作者既言於理又不忘於情，全詩才得以避免形同偈頌而能以情感人，被人流傳至今。 ^[2] 

苻朗，十六國時期前秦文學家。字遠達，氐族。略陽臨渭（今甘肅省秦安縣隴城鎮）人。苻堅從兄子。性宏達，神氣爽邁。幼懷遠操，不屑時榮，喜經籍，常手不釋卷，為苻堅所賞識。徵拜鎮軍將軍、青州刺史，封樂安縣男。好談虛語玄，登涉山水。後降晉，為員外散騎侍郎。遭忌，為王國寶譖殺。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