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景鐸

胡景鐸（1914—1977），乳名昌娃，字更生，1914年10月6日出生於陝西省富平縣，景鐸兄弟姊妹九個。 ^[4] 

1921年在立誠中學上學，接受進步思想，參加愛國活動。 ^[1] 

長兄胡景翼，是我國近代著名的愛國將領，傑出的民主主義革命戰士，胡景鐸深受其影響。九一八事變後，胡景鐸通過到南京請願、在家鄉組織武裝、參加一系列抗日救亡活動，越發堅定了抗日救國的決心，更以大哥胡景翼將軍為榜樣，決心投筆從戎，走愛國革命的道路。

1933年初，日軍在山海關製造事端，企圖侵佔華北，揭開了長城抗戰的序幕。當時，駐守在古北口的國民黨軍第二十五師師長關麟徵將軍率部頑強抵抗，重挫日軍。胡景鐸便率領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學生投奔關麟徵部隊，開始了他的戎馬生涯。其後，他在國民黨第二十五師特務連當兵，後升任班長、副連長，在部隊受到了鍛鍊，並時刻準備在抗日戰場一顯身手。但蔣介石頑固堅持“外必先安內”的方針，命令二十五師撤離抗日防地，並在二十五師清查共產黨組織，這種倒行逆施的行為，使胡景鐸大失所望，也極為憤，覺得那不是他的久留之處，便離開了該師，回到家鄉。 ^[4] 

當時，他五哥胡景通在榆林任國民黨八十六師騎兵團團長，他想從他五哥那裏拉出一支隊伍上前線打日本，但胡景通説他年齡太小，不能帶兵，就送他到榆林中學學習。次年9月他重返西安，找到共產黨負責人，要求到陝甘邊找同鄉習仲勳參加革命。地下黨組織不贊成他去陝北，認為他去國民黨部隊裏能發揮更大的作用，鼓勵他利用大哥胡景翼舊日的關係，再到國民黨軍隊中去，為革命掌握武裝。胡景鐸接受了這個意見，參加了高桂滋的國民黨第八十四師。由於高桂滋是胡景翼的老部下，和胡家交誼很深，所以對胡景鐸非常器重。1935年8月，高派他到洛陽軍官學校第四期去受訓。同時派去的還有李振華、張亞雄、史華等人，他和李振華編在第二大隊第六隊。他倆互相學習互相幫助，抗日救國、追求進步的共同志向使他們的關係逐漸密切，成為志同道合的親密戰友。在後來的許多年裏，李振華一直是胡景鐸的得力助手。

1936年7月，胡景鐸從洛陽軍官學校受訓畢業後回到高部任學兵連連長。為了培養一支抗日軍事骨幹，他將經過部隊鍛鍊，思想進步和有文化的士兵以及從榆林、關中招收的一批中學生編入剛成立的學兵連，積極進行整訓。高桂滋在陝北與紅軍作戰中屢受挫折，深感“剿共”沒有前途，1935年12月，經過談判，高桂滋接受了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停止了對西北根據地和紅軍的進攻，因而在八十四師部隊中“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呼聲日益高漲起來。

西安事變爆發，楊虎城向高桂滋發報，高覆電擁護西安事變的八大主張。西安事變的第二天早晨，高桂滋就向部隊官兵公開講“誰救國我們就跟着誰走”。這對部隊影響很大，尤其是學兵連這一批富有愛國之心的青年官兵更是羣情振奮，積極響應張學良、楊虎城的八大主張，反蔣抗日情緒越來越高。胡景鐸趁此時機向學兵們大講抗日救國的道理，揭露蔣介石對日妥協的罪行，宣傳愛國思想。他們在學兵連大門前寫了“還我河山”四個大字，還在操場豎起“我們要做中興的少康，不做亡國的甘地”等大幅標語牌，表現了抗日救國的強烈願望。 ^[5]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後，日軍衝破長城防線，直撲晉、綏、察、冀。此時高桂滋升任十七軍軍長，東渡黃河上了抗日前線。胡景鐸率學兵連也奉命東進，開到了抗日最前方。他們在山西平型關、忻口等地與八路軍互相配合、並肩作戰。在八路軍堅決抗戰、英勇殺敵的精神鼓舞下，他們自覺地以八路軍為榜樣，堅守陣地，與日軍殊死戰鬥，沉重地打擊了侵略者的器張氣焰。在烽火連天的抗日前線，胡景鐸目睹了日軍的侵華暴行和國民黨嫡系部隊抵抗不力的景況，同時也目睹了八路軍浴血抗戰的感人場景，火燒陽明堡日軍飛機場、平型關大捷等輝煌戰果增強了他對抗戰必勝的信心和對共產黨八路軍的瞭解，特別是八路軍官兵平等的民主作風和軍民魚水情深的關係，對胡景鐸教育很大。在同八路軍搞聯防的同時，胡景鐸還請八路軍宣傳隊來部隊教唱革命歌曲，講抗日救國和統一戰線的道理，進一步提高了官兵的政治覺悟和抗戰信心，增強了戰鬥力。

1938年3月，學兵連改編為十七軍第五〇〇團第三營，胡景鐸任營長。為了補充兵員，三營赴關中接兵。部隊路過延安時受到延安黨政軍各界人士的熱情接待。胡景鐸應邀參加了在延安舉行的三八節紀念活動，聆聽了毛主席的講話，使他深受鼓舞。在延安，胡景鐸給部隊買了許多革命書籍，如《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八路軍的政治工作》《二萬五千里長徵》等。中共中央所在地官兵親密融洽的生動情景和艱苦奮鬥的革命精神，使他們受到了極大的教育，許多人都要求留在延安學習。但因承擔着接兵的任務，只留下張自新和邊紫坤進抗大學習。他們於3月下旬來到了胡景鐸的故鄉——富平莊裏鎮，胡景鐸見到了他的許多同學和朋友。他得知與他熟識的地下黨員師源、劉茂坤等在莊裏鎮組織的抗日義勇軍學兵營正在進行訓練。這支由富平地下黨領導的隊伍原計劃北上邊區，在黨的直接領導下參加抗日，但因當時日軍佔領風陵渡，炮擊潼關，關中形勢十分緊張而暫時原地待命。師源在和胡景鐸交談中瞭解到他抗日救國的決心和嚮往革命，嚮往共產黨的願望後，經請示富平地下黨組織同意，將抗日義勇軍學兵營多名勇士編入胡景鐸的五〇〇團三營，作為部隊發展的骨幹。胡景鐸明白這支抗日義勇軍學兵營建有黨小組，便告訴部屬説：“是咱的人。”黨的組織為這支部隊增強了凝聚力和戰鬥力。

1938年6月，胡景鐸在西安南郊完成接兵任務後，率部隊東渡黃河奔赴山西抗日前線。部隊在晉南安澤縣唐城鎮進行整訓時，胡景鐸就接受了共產黨員劉茂坤關於在部隊學習八路軍開展政治工作的建議。這些制度貫徹後，部隊面貌煥然一新。部隊成立宣傳隊後，胡景鐸親自指導排練了《放下你的鞭子》《游擊隊》等一些救亡戲劇，不僅向駐地羣眾演出，而且和八路軍搞聯歡，同時請八路軍星火劇團同台演出，因而提高了部隊的政治思想覺悟，密切了官兵關係和軍民關係，增強了部隊的戰鬥力。另外，胡景鐸還接受了劉茂坤關於成立游擊隊的建議，游擊隊由50多人組成，劉茂坤任隊長，負責偵察敵情、擾敵、破壞敵人的鐵路、公路交通等任務。在配合三營的多次戰鬥中游擊隊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務。

在山西抗日前線，胡景鐸率領的第三營，在與日軍的多次較量中，士氣高昂，英勇頑強。他們常常以少勝多，屢挫強敵，使日本侵略者吃了不少敗仗和苦頭。1939年2月，號稱日軍精鋭的海洛明聯隊兵力數倍於第三營，又有炮兵協同，在多次進攻三營霍石陣地中都被擊退。這年秋季，日軍第九次大舉進攻中條山，妄圖消滅抗日力量。300多名敵人在飛機大炮的掩護下，向三營聞喜縣坡嶺陣地撲來，幾次進攻被擊退後，便野蠻地向三營施放毒氣，隨後衝入三營陣地雙方展開激烈的肉搏戰，直戰到天黑， 敵人傷亡慘重，只好撤退。在坡嶺陣地上，橫七豎八地堆滿了敵人的屍體，第三營也付出了較大的代價。胡景鐸率領的第三營，之所以始終保持着較強的戰鬥力，也是和胡景鐸愛兵愛民的作風分不開的。在行軍作戰中，他不僅經常強調幹部要帶頭，而且自己總是身先士卒。由於第三營始終有共產黨的活動，並且按照黨的思想政治工作教育訓練部隊，同時又有八路軍的密切配合，因而士氣旺盛，作戰英勇頑強，在中條山抗日的國民黨第十七軍、第三十八軍皆為西北軍，抗日中聲威大震。人們稱三營是“胡營愣娃”，敵人也多次集中兵力向三營反撲，妄圖吃掉三營，然而這支“愣娃”部隊不但未被吃掉，反而愈加強大，在中條山、靈石、坦曲一帶堅持抗戰長達四年，使侵略者不能越雷池一步。由於第三營官兵的抗日熱情很高，官兵們公開反對蔣介石消極抗日，讚揚八路軍抗日有方，有些人就説“胡營赤化了”，因而受到了蔣系特務及高桂滋的干涉。 ^[6] 

高雖與胡家有世交，可也不得不進行追查，但都被胡景鐸巧妙地掩飾過去了。不久，高桂滋將胡希仲帶領的200多名關中子弟兵與三營合編，並調胡景鐸到成都中央軍官學校高教班學習，由李振華代理營長，又將三營改編為輻重營。胡景鐸臨走時囑附李振華一定要將這批關中子弟培養成為抗日骨幹。1942年3月，胡景鐸在中央軍校經過一年的整訓學習，調任國民黨第十七軍軍務處任處長。不久又調任後方補充團團長，李振華為副團長，去渭南板橋華潼師管區接兵。在這一段時間裏，他看到國民黨地方官史貪污腐化、抓兵賣丁、醉生夢死，心中十分不滿，接兵時，他要求必須堅持兵員質量“有意淘沙必見金”，凡是地痞流氓一律拒絕接收，特別是管區司令部公開向他們索要幾萬元一事，也被胡景鐸斷然拒絕，並與管區司令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

1943年10月，胡宗南調胡景鐸到王曲將校班受訓。受訓期間，胡景鐸任組長、中隊附。1943年冬調回十七軍二五二團任團長，李振華任副團長，在甘肅固原黑城鎮駐防。黑城鎮地處大西北，遠離抗日前線，與陝甘寧邊區接壤。這裏聽不到抗日的炮聲，看到的卻是大修工事，封鎖邊區，不斷同八路軍發生摩擦。抗日前線的嚴酷鍛鍊和軍旅生活的磨鍊，使年屆而立的胡景鐸在政治上更加成熟了。他已經深刻地認識到，國民黨蔣介石集團的獨裁統治，是民窮國弱、外敵欺壓的根本原因。在國民黨頑固派的統治下，中華民族是沒有出路的，他和他的隊伍也是沒有出路的。蔣介石不會像對嫡系部隊那樣關懷他們，供給保障。只是暫時利用，終究是要被蔣消滅的。他認為，十七軍要獲得新生，必須打起反蔣抗日的旗幟。他把希望寄託在共產黨方面，開始理智地把自己的命運和中國革命的命運聯繫在一起，他和副團長李振華也多次交談過自己的看法，並親自到固原面見軍長高桂滋，利用多年世交關係，陳述自己的見解。他勸高桂滋不要執行蔣介石的反共命令，要靠攏共產黨，和共產黨建立友好關係，相機共同對付蔣介石。 ^[7] 

八十四師是十七軍的主力，師長任子勳是高的親戚，忠實執行蔣介石反共防共的命令。胡景鐸對其在靠近陝甘寧邊區的地帶修築工事，實行嚴密封鎖，並在邊界線上尋畔滋事的行為極為不滿，毫不客氣地當面大罵任子勳搞反共摩擦。而高桂滋卻説：“好六弟喱，我現在不考慮發展，只要守住這個攤子，將來老了有個落腳處就行了。”並要胡景鐸顧全大局，與任子勳師長合作共事。胡景鐸很氣憤地説：“我實在難以和任子勳合作共事，你叫他這麼幹，這裏就沒有我胡老六的立足之地。”高桂滋又説：“我是靠胡大哥（胡景翼）起家的，咱們關係不同，我也從沒有虧待你，有啥事好商量，你千萬不能走。”胡景鐸説了句“大丈夫不受人憐，反共的飯我一口也吃不下去”，便拂袖而去。 ^[3] 

1945年5月，胡景鐸帶領千餘名部屬和家鄉子弟，從富平出發，北上榆橫地區，就任陝北保安指揮部副指揮官。

1946春，西北局書記習仲勳主持召開西北局統戰部工作會，安排部署北線統戰共作，決定派師源擔任綏德地委統戰部副部長，專做與國民黨陝北保安指揮部副指揮胡景鐸的聯絡和統戰共作。師以國民軍第十八集團軍參謀身份，借談判邊界糾紛問題，公開去榆林，從二十二軍副軍長兼陝北保安指揮部指揮胡景通（師源與胡景通、胡景鐸是同學）處得知胡景鐸的駐防地。師源離榆返綏後又派人攜帶書信去橫山波羅堡與胡景鐸聯繫，拉通關係後，師源秘密去波羅會見胡景鐸，瞭解到胡的態度和要求，四月，師源又以談判邊界問題的名義公開到波羅會見了胡景鐸。

由於胡素日具有民主主義思想，長期以來積極靠近共產黨，胡向師表示願將隊伍拉到解放區去，要求西北局派幹部來幫助他組織武裝起義。據此西北局決定接收胡景鐸為中共特殊黨員，入黨介紹人是習仲勳、師源、範明，並先後派出王玉、王志、任強、朱光等30多名幹部打入該部協助工作，胡景鐸也積極組織進步力量，防範頑固分子。1946年七月一日，西北局常委擴大會決定及時組織橫山起義，並決定趁胡宗南部正在進行整補和調整部署的機會，調動教導旅、新四旅、警三旅和綏德分區四、六團集結綏德，配合波羅起義，發起榆橫戰役，解放魚河以下無定河以南的國統區，以此配合起義活動，相機奪取榆林。十月十二日夜，在橫山東南交通要道石灣接應綏德解放軍兩個營部隊入城；在波羅堡逮捕了所有的反動地方頭目，把所有妨礙起義的頑固分子全部軟禁起來。十三日，胡親自率600多名官兵到城外迎接解放軍入城。十四日凌晨，駐防高鎮的保九團中校團副秦悦文接到胡景鐸的密信，集合據點700多人迎接解放軍入寨。與此同時邊區主力部隊於十三日攻佔鎮川堡、魚河堡，一舉掃清了外圍據點。十四日，中共中央西北局發出賀電，祝賀橫山起義成功，並任命胡景鐸為西北民主聯軍騎兵第六師師長，李振華、姚紹文為正、副參謀長，範明、師源為政治部正、副主任。

十月下旬，胡景鐸率起義部隊集結武鎮進行整編，受到當地政府和人民的熱情接待和慰問。十一月四日，在武鎮舉行了慶祝西北民主聯軍騎六師成立大會，賈拓夫代表中共中央西北局、邊區政府、邊區參議會及各羣眾團體到會祝賀。十二月十七日，胡景鐸奉命率騎六師2100餘名官兵開赴延安，二十二日下午到達，西北局張德生、曹力如和邊區政府王子宜、常黎夫及楊拯民赴橋兒溝迎接，王世泰、賈拓夫、李景林專員、謝懷德市長等以及各界代表列隊歡迎。二十四日，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彭德懷、習仲勳等領導接見了騎六師的幹部。

這次起義，先後有2100餘人編入人民解放軍序列，國民黨軍損失近7000人。橫山起義和榆橫戰役解放了橫山縣全境和榆林縣南部的魚河堡、上鹽灣、鎮川等地方，榆橫12萬人口、近5000平方公里土地加入陝甘寧邊區，對促進全國解放戰爭的進程起到積極的作用。 ^[8] 

胡景鐸後歷任榆橫行政區政務委員會主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步兵學校訓練部副部長、天水步兵學校訓練部副部長、陝西省交通廳副廳長等職。

1977年7月6日，63歲的胡景鐸因勞累過度，在辦公室溘然長逝。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