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黎夫

常黎夫，原名常應黎，1912年5月21日出生於陝西省米脂縣，早年受進步思想的影響，積極投身於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陝北地方軍閥的革命鬥爭。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8年1月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任共青團米脂縣委書記、代中共米脂縣委書記。1930年任中共陝北特委和共青團陝北特委合組的陝北行動委員會青年委員，黨、團陝北特委恢復分設後任共青團陝北特委書記，並與愛國民主人士杜斌丞、綏德師範學校校長馬濟川等人配合，營救被國民黨米脂縣當局逮捕的中共陝北特委秘書長劉瀾濤、中共府谷縣委組織部部長張德生出獄。1931年同中共陝北特委書記趙伯平組成中共陝北特委代表團，赴北平向中共河北省委彙報請示工作，返回陝北後分赴米脂、綏德、佳縣等地積極恢復和建立黨、團組織，發動羣眾，與當時在陝北堅持鬥爭的其他同志一起，為創建陝北革命根據地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準備工作。 ^[2] 

1932年春至1933年秋，常黎夫奉中共陝西省委指示，以杜斌丞的機要秘書身份為掩護，到蘭州從事黨的地下工作。先後任中共蘭州特支書記、中共甘寧青特委秘書長，同特委其他成員與中共陝西省委派來的謝子長、焦維熾、杜潤滋等一起，積極開展兵運工作，策動和領導了靖遠起義、蘭州水北門兵變和西北抗日義勇軍的鬥爭，為創建陝甘新蘇區和紅軍游擊隊作出了積極貢獻。 ^[2] 

1933年秋至1940年秋，常黎夫接受黨組織的指示，繼續以杜斌丞秘書的公開身份，國民黨陝西省政府政治視察員、陝西省墾務委員會一等幹事、陝西省各界抗敵後援會民眾運動指導委員的合法職務，在漢中、西安、寧夏等地進行黨的地下工作。他通過合法渠道和各種關係，在陝甘寧邊區周圍的國民黨縣政府中安插了一批進步人士，掩護進步青年到延安學習和工作，併到陝北北部11個縣開展抗日救亡活動，為鞏固和發展陝西地區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付出了辛勤的努力。他這種“丹心素裹”、矢志不渝的革命精神，深受黨內外同志的稱讚。 ^[2] 

1940年7月16日深夜，國民黨特務突然搜查杜斌丞先生的住宅，常黎夫機智脱險，返回延安。他先後任陝甘寧邊區糧食局副局長、陝甘寧邊區政府副秘書長兼秘書處處長和研究室副主任。為解決邊區糧食急缺的嚴重困難，促進大生產運動，作出了積極的貢獻。1947年國民黨胡宗南部大舉侵入陝甘寧邊區後，常黎夫隨邊區政府轉戰延安北部各地。隨着解放戰爭的順利發展，“接收西安準備委員會”於1949年2月在延安成立，常黎夫為委員；5月20日西安解放後，常黎夫為西安市軍管會秘書長，為接管好西安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2] 

1950年1月至1954年11月，常黎夫先後任西北軍政委員會秘書長、西北行政委員會秘書長，並主持西北軍政委員會政治法律委員會、西北行政委員會政治法律委員會的日常工作，主管西北大區的勞動就業等工作。他積極協助彭德懷、習仲勳等西北局領導同志醫治戰爭創傷、恢復國民經濟，為西北的建設和發展傾注了大量心血。 ^[2] 

1954年11月至1959年2月，常黎夫任國務院副秘書長兼國務院秘書廳主任、中共國務院機關黨組成員，並分管國家檔案局的工作，在為周恩來總理、陳雲等副總理、習仲勳秘書長服務和國家機關建設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受到周恩來總理的讚揚，被習仲勳同志譽為“秘書工作的楷模，理繁治劇的幹才”。 ^[2] 

因長期超負荷工作，常黎夫的健康狀況受到很大影響，經周恩來總理批准，於1959年2月調任政協陝西省副主席，同年4月任中共陝西省委常委，邊休息邊工作。他不顧體弱多病，帶領工作隊長期在農村進行調查研究，真實地向省委反映農民生產生活的實際困難情況，並提出積極的建議。他的足跡遍及陝北、關中、陝南大部分地區，在幹部羣眾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61年，時任陝西省委常委、省政協副主席的常黎夫率省委工作組在米脂縣高西溝村蹲點調研，形成了《榆林市丘陵溝壑區解決糧食問題的基本經驗》，報告明確指出:“高西溝是米脂縣治山治溝、水土保持工作的一面紅旗”，陝西省委批轉各地參閲。 ^[2] 

1961年12月，常黎夫奉調擔任重建的中共中央西北局統戰部部長，後又兼任西北局民族工作委員會副主任。為做好西北地區的統戰和民族、宗教工作進行了積極的探索和努力，受到各界人士的普遍尊重。 ^[2] 

“文化大革命”十年內亂，常黎夫遭受殘酷迫害，1975年又被錯誤處理，身心受到嚴重摧殘。但常黎夫始終堅貞不屈，保持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 ^[2] 

1977年12月，常黎夫徹底平反後，先後任政協陝西省第四屆委員會副主席、中共陝西省委統戰部部長、中共陝西省委常委兼秘書長、陝西省第五屆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常黎夫堅決執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落實黨的統一戰線政策，調動各方面的積極因素；加強黨政機關的思想建設和組織建設，恢復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深入農村、工廠進行調查研究，為省委、省政府正確決策提供依據。 ^[2] 

1981年4月至1986年10月，常黎夫擔任中共陝西省委黨史資料徵集研究委員會主任，組織徵集、研究和考證黨史資料，期間共徵集黨史資料5億多字，為存史資政，開創陝西黨史研究工作新局面作出了重要貢獻。卸任後，繼續勤奮筆耕，孜孜不倦，“盡未盡之心，了未了之事”，主持編輯了八輯約400萬字的《陝西黨史叢書》。 ^[2] 

常黎夫是黨的十二大代表，黨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特邀代表，黨的十六大代表，黨的十二大、十三大選出的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四屆、五屆全國政協委員。他列席了黨的十二屆、十三屆中央委員會的歷次全會，出席了中顧委的歷次全體會議，參與了這一時期黨和國家重大問題的決策。 ^[2] 

2006年2月12日13時，常黎夫在西安逝世，享年94歲。 ^[2] 

常黎夫同志在80年的革命生涯中，始終堅持堅定的理想信念，襟懷寬廣，光明磊落，具有堅強的黨性和崇高的品德，為黨和人民的事業無私奉獻，不懈奮鬥。他一生謙虛謹慎，兢兢業業，任勞任怨，為黨和人民做了大量艱苦細緻的工作。他堅持把黨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重事業之興衰，輕個人之進退，顧全大局，淡泊名利，不計得失。他實事求是，公道正派，堅持真理，敢於直言，表現了一名共產黨員的高風亮節。他博聞強記，工書善文，工作嚴謹，作風務實，經常深入基層，調查研究，能夠及時提出自己的獨到見解。他平易近人，善於做統戰工作，與黨外幹部和民族、宗教界人士廣交朋友，坦誠相見。他艱苦樸素，為政清廉，對家屬子女和身邊工作人員要求嚴格。從工作崗位上退下來之後，他仍然心繫大局，關心黨和人民的事業，關注陝西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常黎夫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鬥的一生，為人民服務的一生。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