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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伯平

(全國人大原副秘書長、全國政協原常委)

鎖定
趙伯平(1902—1993),中共七大正式代表。1902年生,陝西藍田縣人。又名趙紹平。農民家庭出身,早年投身革命。趙伯平同志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藍田縣委書記、特委書記、抗日戰爭時期任宣傳部、統戰部、組織部部長及省委常委解放戰爭時期任省工委書記;解放初期,任西北軍政委員會勞動部部長、西安市委書記、省委第二書記、省長;六十年代後任全國人大副秘書長、全國政協常委等職。 [3] 
中文名
趙伯平
職    務
曾任全國人大副秘書長
出生日期
1902年
逝世日期
1993年5月7日
政治面貌
共產黨員
成    就
參與搶救弦板等傳統劇種

目錄

趙伯平人物生平

趙伯平同志,1902出生於陝西省藍田縣一個農民家庭,早年便積極投身於革命。 [2] 
1926年,他和史可軒、許權中一起,在藍田、長安一帶開展農民運動。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後擔任藍田特別區委書記、縣委書記、省委巡視員。1930年秋,任中共陝西省委候補委員、陝北特委書記,與謝子長、劉志丹等同志一起抵制“左”傾路線,將黨的工作重點轉向農村,組織秘密農會,建立黨的聯絡點。到1932年底,創建起73個黨支部,發展了1153名黨員,點燃了陝北革命的燎原之火。
1933年秋,因叛徒出賣,伯平被捕,囚禁在“陝西第一模範監獄”達三年之久。在獄中,他認真閲讀馬列主義書籍,撰寫抨擊蔣介石不抵抗主義的文章,和呂劍人等同志一道,通過絕食、演劇等形式,同敵人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法庭多次刑訊,他守口如瓶,始終沒有吐露半點黨的機密。敵人見他“堅不吐實,頑固不化”,又玩弄新的伎倆,以槍斃恐嚇。伯平鎮定自若,嚴詞痛斥:“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後敵人通知他被判刑10年,他一笑置之,蔑視地説:“判我10年,看你們豈能統治10年?!”充分表現了共產黨人大義凜然、堅貞不屈的英勇氣概。西安事變後,伯平無條件獲釋。
抗日戰爭期間,伯平先後擔任中共陝西省委執委、常委,併兼任民運部長、宣傳部長、組織部長。解放戰爭期間任中共陝西省工委書記、關中地委書記兼軍分區政委。在此期間,他積極宣傳黨的抗日主張和革命理論,團結非黨人士合作共事,領導陝西地下黨,創造性地執行黨中央關於白區工作的正確方針,鞏固和發展了黨的組織。1939年,國民黨中央制定了《限制異黨活動辦法》,掀起反共高潮。針對這種情況,1940年夏黨中央提出“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16字方針。在實現這一方針過程中,伯平有獨到見解。他指出:要使黨的組織精幹隱蔽,關鍵是保證黨員質量,“量的多少不能離開質的好壞”,“若黨內有不少‘怕死鬼’、‘冒失鬼’、‘馬虎鬼’,那就是黨員太多了。”他認為,影響黨員質量主要是三種人:思想上動搖,鬥爭中怕死;行動上冒失,不按實際情況辦事;工作中大意,不遵守地下組織紀律。他還針對當時黨內的關門主義傾向,提出開展社會活動的三條原則:“不生硬,很自然;不特殊,很一般;不狹小,很普遍。”這就是把省委“內無奸細,外不孤立”,“廣交朋友”和“白皮紅心”的要求進一步具體化,使地下黨紮根於羣眾之中,粉碎了國民黨反動派孤立共產黨的陰謀。1942年延安整風期間,康生搞“搶救失足者運動”,把陝西地下黨打成“紅旗黨———假共產黨”,使許多同志蒙冤受屈。伯平挺身而出,據理力爭,頂住壓力,保護了陝西地下黨。1948年春,關中部分地區土改中侵犯中農利益,亂劃成份。伯平發現後,嚴厲批評,堅決糾正。他説“土改中右是不對的,但‘左’比右更壞。寧‘左’勿右,看似‘可愛’,實則‘可恨可悲’,破壞了政策,脱離了羣眾”。後來他還提醒地、縣幹部,對於右和“左”的問題,一定要具體分析,謹慎對待。切忌無限上綱,傷害同志。
1948年2月初,西北野戰軍司令員彭德懷給伯平去電,要求三天內將敵人二十九軍的兵力部署、行動計劃調查清楚。伯平接電後,立即將獲悉的重要情報報告彭總,對瓦子街戰役取得勝利起了重要作用,受到了中央軍委的通令嘉獎。
新中國成立後,趙伯平同志先後任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安市委書記、西安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主席、西安市總工會籌委會主任;西北軍政委員會勞動部長、監察委員會副主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宣傳部長兼中共西安市委第一書記;陝西省政府黨組書記、常務副省長、省長;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等職。 [2] 
他長期主管農村工作,十分關心農業和農民問題。陝西農業發展綱要就是在他的親自主持下制定的。他對關中和陝南、陝北的地理民情瞭如指掌,對羣眾生產、羣眾生活、羣眾情緒、羣眾利益關懷備至。他非常重視發展集市貿易,不但要求各級幹部認真調查研究,而且多次深入市場考察。早在60年代初,他就主張把自由市場放開搞活,活躍集市貿易,反對關閉、取締。他説:“放則活,關則死。關的結果,把近市變成遠市,明市變成暗市,低價變成高價,對生產者和消費者都不利。”
三年暫時困難時期,由於“左”的影響,包產到户問題,在陝西爭論時間長,範圍廣,糾了搞,搞了糾,上糾下不糾,明糾暗不糾,幾經反覆,嚴重挫傷了羣眾積極性,生產上不去。伯平體察民情,敢講真話,他直言不諱地説:“把包產到户提到兩條道路鬥爭上,是過分的,不妥當的。”1962年7月中共陝西省委三屆四次全委擴大會議期間,他曾提出:“包產到户不是舊事物的復活,而是新事物的萌芽,很可能是中國農民的創造。”他強調農村的社會主義方向是要堅持的,但做法不能單一化,要多種多樣。如包產到組,包產到户,擴大自留地,劃小核算單位等,都有因地制宜的適應性,符合農民的願望。伯平的這些難能可貴的創見,在當時不僅沒有得到重視和推廣,反而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 [1] 
“文化大革命”期間,趙伯平同志遭到“四人幫”及康生的誣陷和迫害,身心受到嚴重摧殘,但他堅持真理,對黨和人民的事業充滿信心。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他自覺地在思想上、政治上同黨中央保持一致,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積極支持改革開放。離休後,不顧年老體弱,認真撰寫革命回憶錄,為黨和人民留下了寶貴的史料。 [2] 
1993年5月7日,趙伯平同志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1歲。 [2] 
參考資料
  • 1.    一身正氣 滿腹經綸——深切懷念趙伯平同志  .共產黨員網[引用日期2022-12-06]
  • 2.    《趙伯平同志逝世》,《人民日報》,1993年5月16日,第4版:要聞。
  • 3.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 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名錄 上[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07. 第9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