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先驌

1894年（光緒二十年）農曆四月二十日，胡先驌生於江西南昌。

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春，胡先驌11歲時，便遵母命赴南昌府學考試，被錄取為府學庠生。

1906年（光緒三十二年），中國廢止了科舉制度，胡先驌至南昌府辦的洪都中學堂學習，開始接受現代自然科學教育。

1909年（宣統元年），考入京師大學堂預科學習。

1912年（民國元年）秋，參加江西省留學考試，被錄取為西洋留學生。 ^[1]  名列第一，進入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和哈佛大學，學習農業和植物學。

1916年（民國五年）11月，胡先驌在美國學習期滿，以優秀成績獲農學士學位。

1917年（民國六年）受聘為江西省廬山森林局副局長。在此期間，對廬山植物資源進行了較全面的考察，奠定了他日後在廬山建立植物科研基地的想法。

1918年（民國七年）7月，受聘國立南京高等師範學校農林專修科植物學教授。

1919年（民國八年），在《東方雜誌》發表《中國文學改良論》一文，站在中國傳統文化的立場上，對北京大學陳獨秀、胡適等所倡導的白話文和文學革命，提出批評。當選中國科學社書記。

1923年（民國十二年）， 國立南京高等師範學校併入國立東南大學，胡先驌任農科的植物學教授兼生物學系主任。 ^[2]  再次赴美深造，在哈佛大學攻讀植物分類學。 ^[1] 

1925年（民國十四年）完成《中國有花植物屬志》，首次對中國植物進行全面整理 ^[3]  ，獲博士學位，隨即回國，仍任教於國立東南大學。在《東南論衡》發表《東南大學與政黨》等時論文章。

1928年（民國十七年），胡先驌與秉志等人在尚志學會和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的支持下，於北京創辦了靜生生物調查所。建所初期，秉志任所長兼動物部主任，胡先驌任植物部主任，並受聘在北京大學和北京師範大學講授植物學。

1938年（民國二十七年），胡先驌派俞德浚會同蔡希陶在雲南昆明創建了“雲南省農林植物研究所”，由靜生生物調查所與雲南省政府教育廳合辦。胡先驌兼任所長，並辦有較大規模的植物園，即現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前身。

1940年（民國二十九年），胡先驌赴江西泰和就任中正大學首任校長職務。

1944年3月，胡先驌在中央研究院第二屆評議會第二次年會上提出的“設立經濟植物研究所及中央植物園案”，是迄今為止最早的建立國家植物園的正式提議。 ^[24] 

青年胡先驌(3張)

1946年（民國三十五年），中正大學農學院生物系特聘胡先驌為研究教授。同年7月，胡先驌赴廬山參加江西暑期學術講習會。年末，胡先驌辭去國立中正大學教授之職，移居北平，主持靜生生物調查所研究工作。 ^[4] 

1948年，胡先驌與國立中央大學森林學系鄭萬鈞教授聯合發表有關裸子植物水杉新種的論文，標誌着其學術造詣達到了新的高峯。 ^[4] 

1948年，入選中央研究院院士。 ^[5-8] 

新中國成立後，任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員。

1951年，他根據對近代植物形態學、解剖學和分類學的研究，創建多元植物分類系統，提出著名的被子植物出自多元的分類學系統理論。解放後，先後編寫《種子植物分類學講義》、《中國植物分類學》、《經濟植物學》等著作。

1968年7月16日突發心肌梗塞逝世，終年74歲。 ^[2] 

孫女：胡曉江，北京師範大學教授； ^[9] 

在太平洋學術會議上，胡先驌聽到日本學者首次發現舉世稀有的川苔草科植物（Podostemonaceae）的報告時，預見中國肯定也有川苔草科植物的分佈。1930年參加在爪哇召開的第四次泛太平洋科學會議後，他在《嶺南科學雜誌》第9卷第3期（1930年）上，再一次表明並推測中國東南沿海各省，如廣東、福建、浙江等多山省縣以及長江上游肯定會有川苔草科植物。果不出胡先驌所料，1944年2月，廈門大學生物系趙修謙終於在福建省長汀縣東北隅龍門的岩石上採到該科植物1種。1年之後，又在汀江流域、晉江和閩江流域發現2種。經鑑定，這3種均為中國特有，即：川藻（TerniopsissessilisChao）、中國川苔草〔Clado－pus（Lawiella）chinensisChao〕、福建川苔草〔Cladopus（Lawiella）fukienensisChao〕。

1928年，胡先驌與秉志等人在尚志學會和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的支持下，於北京創辦了靜生生物調查所。

1930年，第五屆國際植物學會議在英國劍橋召開。會上，胡先驌、陳煥鏞、史德尉被選為國際植物命名法規委員會的委員。為了加速中國植物學科研工作，並進一步瞭解國外到底掌握中國多少資料。1930—1931年，在靜生生物調查所植物部經費不多的情況下，胡先驌仍支持秦仁昌到收藏有世界各地500多萬號植物標本的英國邱園（皇家植物園）去。後來，秦仁昌從該園精選出18300餘號中國植物的模式標本，並將其拍成照片帶回，以應國內研究者的需要。這是胡先驌、秦仁昌對中國植物分類學研究與發展所作出的一項極為卓越的貢獻。

1932年，北平靜生生物調查所所長改由胡先驌擔任。所址遷至西城文津街3號的新建樓房，內設有動物標本室、植物標本室（委派秦仁昌兼任標本室主任）、陳列室、圖書室和動植物實驗室，並定期出版《中國植物圖譜》（胡先驌、陳煥鏞）、《中國蕨類植物圖譜》（胡先驌、秦仁昌）、《河北習見樹木圖説》（周漢藩）和《靜生生物調查所彙報》。這時，科學研究人員已由10餘人發展到50餘人。胡先驌歷年均派員到河北、山西、吉林、四川、雲南和海南等省去調查和採集標本，並進行分析研究。此時的靜生生物調查所，在國內外已成為較有聲譽的自然科學研究機構之一。

為了擴展中國的科研機構，1938年，胡先驌派俞德浚會同蔡希陶在雲南昆明創建了“雲南省農林植物研究所”，由靜生生物調查所與雲南省政府教育廳合辦。胡先驌兼任所長，並辦有較大規模的植物園，即現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前身。

為了創建中國自己的植物園和發展中國的經濟植物，1932年，在胡先驌的倡議和親自指導下，並得到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的贊同和支持，靜生生物調查所經與江西省立農學院協議合辦廬山森林植物園。1934年，園址最後決定建在含鄱口北麓。胡先驌委聘秦仁昌為第一任廬山森林植物園主任，並及時派陳封懷赴英國進修2年，回國擔任園藝技師。經秦仁昌和陳封懷的辛苦經營，數年後，廬山森林植物園便形成為中國研究園林植物的重要基地。同時也培養了一批優秀的植物園科技人員。

為了發展現代植物科學事業和使各地廣大植物科研人員和教學人員互通聲氣，促進學術交流，並在社會上普及植物學知識。經胡先驌和李繼侗、張景鉞、錢崇澍、陳煥鏞、陳嶸等19名植物學家發起及籌備，於1933年8月20日在四川重慶北碚中國西部科學院召開了“中國植物學會”成立大會。會上選舉錢崇澍為第一任會長、陳煥鏞為副會長，胡先驌被選為《中國植物學雜誌》（季刊）總編輯。1934年3月，胡先驌為該雜誌創刊號寫了“發刊辭”，並首次向國內外較全面介紹了“中國近年植物學進步之概況”。同年8月21—27日，第一屆中國植物學會年會在廬山蓮花谷召開。會上改選胡先驌為第二任會長。在年會上，胡先驌提議用自己的力量着手編纂《中國植物誌》。1935—1948年，胡先驌受聘為南京中央研究院第一、二屆評議員。

胡先驌除精研現代植物分類與分佈外，對古植物學的研究也有很深的造詣。1938年，他同美國古植物學家R．W．錢耐（Chaney）在山東共同研究中國山旺新生代第三紀中新世古植物化石時，證明距今1200萬年前山東的植物同現代長江流域的植物有相似性。1940年，他們兩人在《中國古生物志》中聯名發表“中國山東中新世植物羣”的長文和較多的精確圖版，這不僅為中國古植物學的研究打下了基礎，而且也開拓了中國古植物學研究的新領域。

在胡先驌剛繼續主持所內工作不久，年底便收到鄭萬鈞從中央大學寄來薛紀如從四川萬縣磨刀溪採到尚不知其為“水杉”的枝葉和球花、幼球果的標本，請予以複查鑑定。胡先驌根據標本反覆研究，並核查文獻，確定該標本與日本大阪大學古植物學家S．三木茂（Miki）博士於1941年根據日本的2種植物化石，在日本植物學雜誌11卷第261頁所發表的水杉屬（Metasequoia）的形態相同，應同為一屬植物。經由胡先驌和鄭萬鈞共同深入研究後，最後命名為水杉（MetasequoiaglyptostroboidesHuetCheng）。由於水杉在分類系統上介於杉科和柏科之間，為兩科聯繫之橋樑，故另新立水杉科（MetasequoiaceaeHuetCheng）以區別。首次正式把在四川萬縣所採集的標本命名為“水杉”。這一珍奇活化石植物的發現與正式命名，引起全世界植物學家的震驚，特別是引起古植物學家的重視。這是胡先驌融會古今植物研究的一個重要貢獻。美國的古植物學家錢耐還專程來中國對水杉進行實地考察。此後，各國出版的高等植物學和古植物學專著，也都相繼有了這一記敍。為了向全世界介紹中國這一珍奇樹種的重大發現，1946年，他在《地質調查所彙報》中發表《記古新世期之一種水杉》論文，將水杉的化石種與最新發現之水杉進行了比較。1947年，在美國的《觀察》雜誌發表《美國西部世界爺與中國四川萬縣之水杉》（Se－quoidofwesternAmericaandmetasequoiaofWanhsien，Szech－wan）。1948年，又在《美國紐約植物園》園刊中發表《中國是怎樣發現‘活化石’水杉的》（Howmetasequoia，the“livingfossil”，wasdiscoveredinchina）。同年，與鄭萬鈞聯合發表《水杉新科及生存之水杉新種》。

自胡先驌的論文發表後，亞洲、歐洲、美洲和非洲各國植物園紛紛來函索要水杉種子，或派人來中國考察。直至中國解放，已有50餘國家、近200處植物園先後從中國引去這個古老的孑遺植物，經各國試種均獲成功。由於水杉的適應性很強，它的蹤跡現已遍及世界各地。

1948年，胡先驌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他所領導的靜生生物調查所，自1928年創辦以來，歷經20年，已成為一個享有聲譽的頗具規模的科研機構。收藏的標本就有20餘萬號，發表了論文280餘篇和《中國森林樹木圖志》、《中國植物圖譜》、《中國蕨類圖譜》等專著，還培養了一大批造詣很深的植物學家。為進一步開展中國植物資源的調查研究和合理開發打下了很好的基礎。

1950年，由於機構、人員的調整，靜生生物所與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等合併，成立中國科學院植物分類研究所（1953年更名為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胡先驌受聘任研究員。他除繼續在北京師範大學生物系兼授植物分類學外，全部精力都集中在植物分類學的研究上，並努力使科研與教學相結合。

1950年，胡先驌根據多年的研究，提出並發表了《被子植物分類的一個多元系統》的專論。他對被子植物的親緣關係作了重要革新，不僅在目與科的排列上有重大的變更，而且對若干科的分合，也有新的建置。此外，還整理出一幅“被子植物親緣關係系統圖”。其主要論點是被子植物出自多元，即出自15個支派的原始被子植物。這是中國植物分類學家首次創立的一個較新的被子植物分類系統，也是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完成的第一篇學術專著。這部專著彌補了中國植物學史上的一項空白，但他仍自認並非圓滿無缺，希望在古植物學和植物形態學研究有新的發現時，再繼續加以修改。這也是他一貫一絲不苟、謙虛治學的科學態度。

胡先驌在大學任教時，總感缺少完善的中文本教材。因此，決定依自創的多元分類系統，多運用中國自己的資料，編纂一部《種子植物分類學》，代替過去使用的英國植物學家J．哈欽遜（Hutchinson）的分類系統。該書稿在361科中，對中國所產的各科敍述極為詳細。在科的描述中，還補充了中國產的重要屬。對有經濟價值的種類，也擇其重要的加以敍述。書稿末並載有中國產種子植物檢索表，因此內容更臻完善。為了適應建國初期大學的急需，未能來得及繪製插圖，故以《種子植物分類學講義》為書名，於1951年出版。

1952年，胡先驌積極參加了反對美國發動細菌戰的研究工作。經他鑑定，美國侵略者投下的沾有病菌的松樹枝葉等植物均系分佈於南朝鮮，而不是分佈在中國東北和朝鮮北部的植物。由於在這項工作中成績卓著，曾榮獲第二屆中國衞生會議模範獎狀和獎章。

1953年胡先驌應邀編寫了一部《經濟植物學》。該書除花卉、森林和藥用植物外，凡中國所有或在中國能見到的其他引進的經濟植物，書中均作了詳細記載，對各種經濟植物的利用也有介紹。該書至今仍有它的重要參考價值。

1952年暑期中國院系調整後，北京師範大學另遷新址。胡先驌因忙於科研任務，是年秋季便告別了數十年的教育與教學生活。胡先驌對中國植物學的研究，尤其是對植物分類學、古植物學和經濟植物學的研究與教學，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先後發現一個新科、十個新屬、數百個新種。 ^[10] 

胡先驌一生髮表了論文百餘篇，其中許多是有關新種、新屬、新科和植物分類系統方面的論述。

^[1] 

《胡先驌詩文集》，黃山書社，2013年； ^[11] 

胡先驌詩歌作品(2張)

《懺庵詩選注》，胡先驌 著，張紱 選注，四川大學出版社，2010年； ^[12] 

1946年7月，胡先驌赴廬山參加江西暑期學術講習會。蔣介石聞聽胡先驌已上廬山並來講學，親筆手諭接見，共商高等教育之事。由於胡先驌不想再空談高等教育之事，便於次日提前下山，由九江返回南昌。接見時間到了，仍不見胡先驌到來，省主席王陵基派人沿山尋找也未得見。自此以後，胡先驌“倔強”的名聲便傳播開來。 ^[13] 

當胡適因為提倡新文化運動爆得大名時，胡先驌作為反對者成為許多激進青年眼中的落伍守舊者，此時的胡先驌，處處跟胡適針鋒相對，而他越跟胡適過不去，也就越不受激進青年的青睞。 ^[14] 

1952年，許多知識分子紛紛批評胡先驌政治立場不穩，其中重要的證據就是不稱蔣介石為“蔣匪”，不稱胡適為“戰犯”。當時，只要胡先驌將胡適稱作是戰犯，其思想改造可能也就過關了，但胡先驌硬是咬着牙不承認胡適是戰犯。這樣，胡先驌總是很難過關。 ^[14] 

1948年，中央研究院通過嚴格的選舉，產生了我國現代第一批院士81人，其中數理組28人，生物組25人，人文組28人。生物組有胡先驌。 ^[5-8] 

1955年中國科學院學部成立時，在自然科學家中，胡先驌是極少幾個老中央研究院士而沒有成為學部委員的。胡先驌是留學美國的生物學家，對科學有他自己獨立的判斷，但就是因為他堅持自己獨立的科學思想，胡先驌就因為反對李森科的非科學理論，而最終沒有成為學部委員。李森科是列寧全蘇農業科學院院長，他提出“一個物種可以飛躍為另一個物種”的遺傳理論，在學術界引起很大爭議。胡先驌基於科學家的良知，在書中介紹這種情況，目的是為了讓“我國的生物學工作者……不至於被引入迷途”。但是他的做法卻被視為“有嚴重政治性錯誤”，是“對蘇聯政治的誣衊”。 ^[15-16] 

“文化大革命”期間，中科院在北京地區有180多位高級科研人員，其中80%受到批判，著名科學家胡先驌等多人被迫害致死。 ^[17] 

“文革”期間，已是風燭殘年的胡先驌受到衝擊。據其女兒胡昭靜回憶：“植物所來了許多人送大字報，把我們住房的窗户全糊滿了，室內一片黑暗。……絕大部分的生活用品，大量的書籍、文物字畫、文稿、信件和首飾等物均被抄走，連過冬的大衣也未留下一件。” ^[18] 

1968年7月中旬的一天，單位來人通知，命令胡先驌次日到單位集中接受批鬥。此前，他已參加了一次陪鬥，感受到恥辱、羞恨、恐懼等交織在一起的痛苦。當晚，他表面上如平常一樣，至半夜，由夫人準備了一小碗蛋炒飯，吃完便獨自去睡覺，一隻腳還未放到牀上，就已經離開了這個世界。是年胡先驌七十四歲。 ^[18] 

胡先驌自青年時代就懷着科學救國的宏願，數十年來為發展祖國的科學事業，高瞻遠矚、苦心孤詣。在長期的教學工作中，除親自傳授植物分類學、經濟植物學等教學任務外，還為青年編寫具有較高水平的教科書、植物學教學法和學習指導等著述。他在授課過程中，雖然稍帶口吃，但聲音洪亮，精力充沛，內容也極為充實，特別強調實驗課和深入實際的重要性。 ^[19]  （《中國新聞週刊》楊麗娟評）

回憶先師，備覺其形象高大，氣質宏偉。胡師思想深邃，著作等身，一生共發表論文150餘篇，發表新種200多個，出版書籍20餘部，培養了大批植物學人才。他還是精通古詩詞的文學家，曾參加過多次文學論戰而蜚聲文壇。在講學期間，胡師屢屢談及人生，曾深情地説：每個人一生都會遇到艱難曲折、急流險灘，企圖一世平安順利，那是不現實的幻想；問題是要學會對付困境逆境，順其自然，泰然處之。他的哲理是：正直、理智和無畏。胡師總是以哲學家的理念、科學家的智慧和詩人的情懷去體驗變幻不定的人生! ^[4]  （南昌大學生物系教授鄧宗覺評）

有人説，他是“開創者”。因為他是中國植物分類學的奠基者，是中國近代生物學的開創人，是享有世界聲譽的植物學家，曾被毛澤東同志稱讚為“中國生物學界的老祖宗”；也有人説，他是“守舊派”。因為他曾作為《學衡》主將，與當時提倡新文化運動、全盤否定傳統文化的胡適等人大開筆戰，共同書寫了20世紀文化史上省略不了的一頁；還有人親切地稱他為“江西的老校長”。他曾在抗日戰爭最為激烈的1940年，回鄉創辦江西第一所綜合性大學—中正大學，以其巨大的人格魅力，約請了一大批在外的江西學者回歸鄉梓，設壇講學，培育了一大批人才。無論人們如何評説，無論胡先驌具有怎樣多重的身份，無論他曾在20世紀中國文化史上扮演過怎樣的角色，都不能影響他的當之無愧的身份—大師。 ^[20]  （江西日報評）

他提出並發表中國植物分類學家首次創立的“被子植物分類的一個多元系統”和被子植物親緣關係系統圖；首次鑑定並與鄭萬鈞聯合命名“水杉”和建立“水杉科”。與秉志聯合創辦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靜生生物調查所，還創辦了廬山森林植物園和雲南農林植物研究所。在教育上倡導“科學救國、學以致用；獨立創建、不仰外人”的教育思想，並與錢崇澍、鄒秉文合編我國第一部中文《高等植物學》。 ^[21] 

胡先驌與國內生物學、植物學的多個“第一”有關：創建了第一個生物學研究機構——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創辦了我國第一個生物學系；出版了我國第一部高等教育生物學教材，開創了中國植物學教育事業。 ^[21] 

1979年5月15日，中國科學院和植物研究所的黨政領導代表、各地的生物學家、古植物學家、農學家、語言學家、書法家、文藝家和大、中學教師等各界代表，數百餘人在八寶山革命公墓大禮堂舉行隆重的悼念儀式，向胡先驌先生表示深切的敬意。

1984年7月10日，中國科學院、江西省科委和廬山植物園在廬山植物園的松柏區水杉林內，建造了胡先驌先生的墓地。墓前聳立着由廬山植物園樹立的紀念碑文，上面記載着胡先驌的生平事蹟。 ^[1] 

《胡先驌全集》預計在2018年5月正式出版。《胡先驌全集》編委會在廣泛蒐集相關資料的基礎上，科學設置了編輯體例，精心校正了中英文原稿，並將胡先驌先生的著作分植物學論文、植物學著作、植物學圖譜、譯著、散論與雜論、人文著述、書信和詩稿等，為方便讀者使用，還編有《索引》卷，全集預計共有18卷。 ^[22-23] 

全集總策劃為北京大學胡德焜教授，主編為北京師範大學胡曉江教授，副主編為中國科學院上海辰山植物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馬金雙、中國科學院廬山植物園研究員胡宗剛，江西人民出版社總編輯遊道勤。 ^[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