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植物誌

《中國植物誌》的編研歷史實際上從20世紀30年代就開始了，但直至1958年才正式啓動。全書126卷冊的編研工作共經歷了45年的漫長歲月，於2004年全部完成。 ^[2] 

中國疆土遼闊，自然條件複雜，孕育着極其豐富多彩的植物種類，為全世界所矚目。早在18—19世紀，許多其他國家的人就不斷地到中國來考察和採集植物。但所採集的標本被全部帶走，保藏在他們各自國家的標本館中。依據這些標本發表了大量的新科、新屬、新種。但標本和文獻資料分散於世界各地，給中國植物學家研究中國植物帶來了很大的困難。 ^[2] 

老一輩植物分類學家(2張)

中國老一輩植物分類學家自20世紀初也陸續開始採集植物標本，並先後到歐、美各國查閲保藏在那裏的植物標本和有關文獻資料。最早到野外採集標本的是鍾觀光，他在中國十幾個省區，共採集了10多萬號標本。隨後秦仁昌、陳煥鏞、錢崇澍、劉慎諤等也在華南、東北、華東、華中、華北、西南、西北等省區採集了大量植物標本。隨着植物分類學研究取得進展和植物標本的大量採集，胡先驌等曾渴望能着手編寫《中國植物誌》。胡先驌的博士論文就是《中國種子植物科屬志》。這是當時研究中國植物的最基礎的參考資料。他曾在1934年中國植物學會第二屆會議上説：“現在國內治植物分類學者漸眾，理應編纂《中國植物誌》。凡編纂各科植物專志者，應同時編纂《中國植物誌》。”並希望由商務印書館負責出版。但這一願望由於日本侵華戰爭的影響而未能實現。然而，就在抗日戰爭前後，蔡希陶、王啓無、俞德浚、陳封懷、鄭萬鈞、秦仁昌、胡先驌、汪發纘、唐進、匡可任、王作賓、傅坤俊、馮國楣、吳徵鎰、簡焯坡等仍然不斷地在各地採集植物標本，特別是川、滇地區的植物標本，總數近百萬號之多，為後來在各地區建立植物標本館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另一方面他們還深入地研究了特定的植物羣，如秦仁昌對蕨類植物，胡先驌對安息香科、樺木科、榆科、山龍眼科、茶科，陳煥鏞對殼鬥科、樟科、苦苣苔科，鄭萬鈞對裸子植物，汪發纘、唐進對百合科、蘭科、莎草科，耿以禮對禾本科，俞德浚對薔薇科、秋海棠科，方文培對槭樹科、杜鵑花科，何景對五加科，單人驊對傘形科，陳封懷對報春花科，蔣英對番荔枝科、夾竹桃科、蘿藦科，裴鑑對馬鞭草科、薯蕷科，吳徵鎰對唇形科、罌粟科，周太炎對十字花科，鍾補求對玄蔘科、桔梗科，侯寬昭對茜草科，林鎔、張肇騫對菊科，匡可任對胡桃科、楊梅科，孔憲武、簡焯坡對藜科、蓼科等的研究，以及中國台灣和海外學者，如李惠林、胡秀英、黃增泉、劉棠瑞等的研究，均取得了顯著的成就，先後發表了許多論著，為人們留下了許多寶貴經驗和文獻資料。秦仁昌在英國Kew園工作時，曾到英國、瑞典、奧地利拍攝約2萬多張的中國標本（包括相當數量的模式標本）照片；吳韞珍和吳徵鎰又根據當時世界上研究中國植物的權威H.Handel—Mazzetti的中國植物名錄精心整理和考證，做成一套科學卡片；由蔣英、傅書遐收集的台灣植物資料與圖片等，對於編研《中國植物誌》都是極其珍貴的科學資料。老一輩植物分類學家的辛勤努力，為《中國植物誌》的編研打下了十分堅實的基礎。 ^[2]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植物分類學有了很大的發展。在國家的重視下，中國科學院先後成立數個以植物分類學為基礎的植物研究所，並由中國科學院綜合考察委員會負責組織中國的植被和植物資源考察，例如歷時20餘年的多次西藏綜合考察、黃河水土保持考察、海南橡膠宜林地為主兼及南方和西南植物資源考察、中蘇聯合考察、南水北調考察、多人多次新疆考察等，在考察中也同時採集了大量的植物標本。此外大專院校、有關部門還組織了形式多種多樣的考察與採集，如野生植物資源普查及中草藥多次普查等，又增添了數量巨大的植物標本。 ^[2] 

1950年8月中國科學院在北京召開了“全國植物分類學工作會議”，會上正式提出了編著《中國植物誌》的任務。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首先開始組織全中國分類學家編寫《中國種子植物科屬檢索表》、《中國種子植物名稱》、《種子植物形態學名詞》、《中國主要植物圖説》（豆科、禾本科、蕨類）和《北京植物誌》等；華南植物研究所組織編著《廣州植物誌》和《中國種子植物科屬詞典》；東北林業土壤研究所編寫《東北植物檢索表》；南京植物研究所（現江蘇省植物研究所）編寫《江蘇南部植物手冊》等。這些都屬於編研《中國植物誌》的前期工作，既整理和鑑定了大量的植物標本，又培養訓練了年輕科研人員。到了1956年，中國科學院在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會議中，正式將《中國植物誌》列入生物系統分類和資源開發利用規劃的項目之中。 ^[2] 

1958年《中國植物誌》的編研工作啓動了。首先，在1959年5月由錢崇澍、胡先驌等26位植物學家聯名在《科學報》上倡議編寫《中國植物誌》。同年8月上報中國科學院，請求成立《中國植物誌》編輯委員會，於10月獲正式批准，並於1959年11月11—14日在北京召開首次會議。此次會議形成了下列文件：①《中國植物誌》編委會組織條例；②編輯出版條例和編審規程；③編寫規劃；④1960—1962編寫及出版規劃；⑤編寫規格；⑥植物分類學術語表；⑦著者縮寫表；⑧引證文獻縮寫表；⑨被子植物按Engler系統（1936）的科號與分卷表。 ^[2] 

編委會第一任主編為錢崇澍與陳煥鏞，秘書長為秦仁昌，下設秘書組，長期由崔鴻賓負責組織與管理工作。與此同時，植物研究所秦仁昌等於1959年9月首先完成出版了《中國植物誌》第2卷（蕨類植物）。接着汪發纘、唐進、鍾補求等分別於1961與1963年完成並出版了《中國植物誌》第11卷（莎草科一部分）和第68卷（玄蔘科一部分）。此三卷《中國植物誌》的出版標誌着編研工作已取得實質性進展。但當時面臨的困難是相當大的，例如保存於中國以外的許多標本和文獻資料難以看到，中國一些地區的標本嚴重不足，年輕人員缺乏訓練等。同時也需要更多的時間來制定可行的編寫規劃和建立有效的管理機制，需要合理地分工合作，統一的編寫規格，嚴格的審稿制度和合格的青年科技人員等。這些問題的存在必然會制約《中國植物誌》的編研工作。因此在1961年9月召開的編委會擴大會議上，對組織條例、編寫規程、編寫規格進行了修改。1964年編委會決定《中國植物誌》各卷可根據實際情況分冊出版，同時還制定了審稿辦法。1965年編委會對審稿辦法作了修改，並對某些規格作了變動，如把引證中的羅馬字改為阿拉伯字等。1966年編委會決定組織力量優先編寫經濟意義較大的科。但此後不久，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中國植物誌》的編研工作曾一度停頓下來了，有10年之久未能繼續出版。其間只得以編寫出版《中國高等植物圖鑑》的方式，繼續此項工作，以適應社會的迫切需要，也同時贏得了國家獎勵和國際聲譽，並進一步整理了資料和積累了經驗。 ^[2] 

1973年中國科學院生物學部在廣州召開了《中國植物誌》《中國動物志》《中國孢子植物誌》（簡稱“三志”）的編研工作會議，要求逐步恢復《中國植物誌》的編研工作。此時主編錢崇澍、陳煥鏞均先後辭世，老一輩的植物分類學家大多已故世或年邁體弱，不能正常工作。因此在工作恢復的初期首先調整了編委會正副主編和編委，增加了中青年編委。 ^[2] 

從1973年和1974年開始編委會分別不定期出版《編寫工作簡訊》和定期編印《中國植物誌參考資料》（以當代文獻為主）。還編印了雲、貴、川、青、藏等各省區的地名考證，拉丁文術語彙編，書刊及著者姓名縮寫等工具書性質的資料。對統一編寫規格和提高編研質量起了重要作用。與1963年第68卷的出版相隔11年之久，於1974年12月出版了《中國植物誌》第36卷（薔薇科一部分）。此時《中國植物誌》的編研工作又開始恢復和重新起步了。在1977年出版了第63卷（夾竹桃科、蘿藦科）、第65卷第2分冊和第66卷（唇形科）等三卷冊。 ^[2] 

自1978年開始，《中國植物誌》的編研工作又一次迎來了科學的春天。國家在1978年春召開了全國科學大會，強調“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在這一形勢的鼓舞下，《中國植物誌》編委會採取了許多措施以提高編志質量，例如召開一些卷冊的交流會，在一些地區召開座談會等。此時編志的步伐明顯加快了，於1978年出版了三卷冊，1979年出版了十卷冊，1980年出版了三卷冊。在國家科委制定的科技發展規劃中“三志”被作為重大項目列入規劃，成為國家的重大項目之一，併成立了“三志”聯合編委會，編研經費由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中國科學院和國家科委共同資助。《中國植物誌》的編研工作進入了高速發展的時期。此後每年以平均4—5卷冊的速度出版，終於在2004年9月完成了《中國植物誌》這一鉅著的全部卷冊。 ^[2] 

《中國植物誌》全書80卷126冊，5000多萬字。記載了中國301科3408屬31142種植物的科學名稱、形態特徵、生態環境、地理分佈、經濟用途和物候期等。等。其中，發表新屬243個，新種14312個；提出了一些類羣的新分類系統。 ^[4] 

1988年10月，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所吳徵鎰院士和美國密蘇里植物園Peter Raven院士代表中美雙方就《Flora of China》的編撰工作簽訂合作協議，編撰工作正式啓動。《中國植物誌》英文修訂版主要是對《中國植物誌》中文版進行全面修訂（對80卷125冊的中文版《中國植物誌》進行了較為全面的修訂）。 ^[1] 

《中國植物誌》總共有126卷冊：

參考資料 ^[5] 

《Flora of China》：1988年10月，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所吳徵鎰院士和美國密蘇里植物園Peter Raven院士代表中美雙方就《Flora of China》的編撰工作簽訂合作協議，編撰工作正式啓動。前後歷時25年，由中美等國共同完成的重大國際合作項目《中國植物誌》英文修訂版於2013年9月全部出版完成。 ^[1] 

《中國植物誌》在編研的高速發展時期共獲得中國科學院及省部級自然科學一等獎9項，二等獎32項，三等獎14項；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1項，二等獎5項，三等獎4項。具體獎項入下表所示：

參考資料 ^[3] 

原中國科學院院士吳徵鎰：“我要為《中國植物誌》這部鉅著而熱烈歡呼，中國植物學界終於站起來了！” ^[6] 

原中國科學院科學出版社編審（教授）曾建飛：“《中國植物誌》是世界上大型植物誌之一，是我國植物學的最基本文獻資料，也為我國植物學各分支學科的研究奠定了基礎，它的出版對世界植物區系和植物地理學研究工作也是一項重要貢獻。” ^[7] 

《中國植物誌》的全部正式出版，不僅摸清了中國的植物資源，還可以為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服務，例如在商貿、檢疫、公安和國防等方面，給國際貿易糾紛和偵探破案等提供有力的幫助。植物分佈對地層鑑別、環境變遷和尋找礦藏提供重要信息。此外，在宣傳和普及植物科學知識、提高公眾對生物多樣性的認識等方面也發揮巨大作用。 ^[4] 

《中國植物誌》的出版為全世界植物學家所矚目，自1989年開始中國科學院與美國密蘇里植物園合作編寫英文版《中國植物誌》。這是《中國植物誌》走向國際的里程碑，也反映了世界對《中國植物誌》的關注與重視。《中國植物誌》的全部完成，實現了中國四代植物學家的夙願，為合理開發利用植物資源提供了極為重要的基礎信息和科學依據，對陸地生態系統研究將起到重大促進作用，對國家和全球的可持續發展將做出重大貢獻併產生深遠影響，同時也標誌着中國植物學基礎理論研究的水平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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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植物誌》中具有中國特色的植物形態圖，以其精緻和準確而得到中國以外專家的稱讚。1981年在澳大利亞悉尼舉行的第13屆國際植物學會議期間，在悉尼大學中心建築專門舉辦了中國植物圖畫展覽，在100幅展品中，絕大部分收自《中國植物誌》的原圖。經報紙、電台廣泛介紹後，前來參觀的各界人士絡繹不絕，獲得了與會者和參觀者的好評。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