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屆茅盾文學獎

參考資料 ^[5] 

參考資料 ^[4] 

以得票數從高到低排序，參考資料 ^[5] 

參考資料 ^[7] 

第九屆茅盾文學獎評選，首先“撞上”的是中國當代文學創作的多元和差異。該屆獎項參評作品多達252部，傳統文學、網絡文學、類型文學競相發力；作家代際上到“30後”下到“80後”；題材、手法各顯神通，新元素、新特質雜花生樹。可最終這次評獎卻以相當高的共識度從252部參評作品中推選出了5部，這些作品除了在大眾讀者中有高度共識，也存在着顯著的共性。

共性之一，也是最顯著的，是這5部作品都是作家關注時代、深耕生活的產物，體現了作為“大製作”的長篇小説對歷史與現實的把握能力、處理能力。王蒙《這邊風景》寫於“文革”時期，直到2013年才公開發表。這本被稱作“出土文物”的書，卻並不灰頭土臉。20世紀60年代農村的階級鬥爭、伊犁的自然風光、維吾爾族的生活風貌以及與漢、滿、蒙等十幾個民族的日常往來、近百個人物形象，都被作家以明亮的色調刻畫出來，字裏行間洋溢着對生活的赤誠與熱情——而這正是感染讀者的一種單純又結實的力量。從中原文化腹地出發的河南作家李佩甫，則十幾年裏像種莊稼一樣地“種”他的鄉土題材小説。中國農民的生活到了哪裏，他的筆就一步步跟到哪裏，所以才有了《生命冊》的力透紙背。字字句句背後，都是作家對生活的長久耕犁，這樣“種”出來的作品，怎會不令人信服。

共性之二是5部作品顯示了中國文學應有的精神高度和思想“野心”，體現了思想性與藝術性的統一。格非《江南三部曲》意在書寫的是辛亥革命以來的百年中國歷史，但它將落點放在了人物的精神世界，把一個宏闊的命題濃縮到一個深入的面向上——20世紀中國人尤其是中國知識分子在精神世界的追索，的確與社會歷史牢牢扣在一起。然而，對於這種帶有很強衝突性與批判性的思想軌跡和內心生活，格非的處理方式卻從容不迫，有一種承自古典文脈的優雅，像《人面桃花》《山河入夢》《春盡江南》這三部曲的書名一樣，給思辨的精神世界打上了一層抒情的底色。根植於中國深厚的鄉土文學傳統的《生命冊》，面對着迥異於魯迅、柳青或者路遙時代的中國鄉土，也志在從精神與思想上“逼”出這一時代的真問題來，於是讀者才會讀到那些讓人揪心的鄉情與理性的糾纏，以及家庭、故鄉與傳統對個人命運的掣肘，可是李佩甫還不滿足，又往前推了一步——拷問理想、拷問轉型期社會人心要恪守的那條底線。完完全全是從故事中來、從人物身上來的拷問與困惑，以非常具象的方式在小説中醖釀出一個激烈的交鋒場，逼着讀者不得不去思考。

共性之三是從不同維度對漢語文學寫作貢獻創造性新質，為中國當代文學敍事補充新鮮血液。金宇澄《繁花》就是在作為文學主題的上海被一再書寫甚至被符號化、消費化之後，貢獻了一個有別於張愛玲、王安憶、程乃珊筆下的“上海”。着筆的雖是弄堂裏的交往、飯局上的閒談、尋常的生活片段，卻因為對事的熟稔和對人的體貼，寫出了人情世態的曼妙。更重要的是，《繁花》還貢獻了一種新的語言，它書面化的滬語迥異於翻開文學期刊撲面而來的“小説腔”，是一種訴諸聽覺、有生活味道又非常雅緻的語言，把母語的能量激活了，又輔以源自傳統小説的白描功夫和簡繁之道，反而更能解得現代況味。不同於金宇澄的“語言”創新，蘇童一直以高度自律的現代主義小説形式，引領着先鋒文學創作。此番《黃雀記》將他的“精緻而優美”錘鍊得更加完善，整個向內轉的故事編織顯示了虛構的高度，為當代文學注入了充沛的想象力。

第九屆茅盾文學獎達成的高度共識不僅是在獎勵迴歸本體的文學品質，也是在嘉獎一種沉着冷靜的文學態度。5位茅獎得主對文學共識的堅持有他們十幾年、幾十年的文學長跑做鋪墊。就連憑藉一部《繁花》包攬各大文學獎的“黑馬”金宇澄，也是厚積薄發，拿一輩子的體驗去衝開創作的河堤。他們在創作和創造的道路上走得堅定紮實，甚至把限制走成了自由，在高處“相逢”。在他們的作品中，舊的也是新的，新的又是源於傳統的；現實主義的也是充滿理想與情懷的，先鋒的又是温和而理性的。靠着曠日持久的開掘，他們像金剛石一樣，靠硬度而不是靠鋒利，劃開了中國當代文學的廣闊空間 ^[8]  。（《人民日報》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