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三部曲

小説開篇寫秀米的瘋子父親砍柳植桃，把普濟地方視為晉代的武陵，已經對此做了隱喻。留學東洋的張季元組織反清“蜩蛄會”，為“實現天下大同”而奔走“革命”，則為傳統的桃花源注入了“現代”意義。張季元遇害後，秀米出嫁途中被土匪劫掠，匪窩“花家舍”居然是土匪“總攬把”王觀澄精心建構的一個世外樂土。花家舍最後因內訌毀於大火，卻成了僥倖逃脱的秀米重建普濟的樣板。混合了張季元理想、花家舍模式的秀米式變革最後也以失敗告終，辛亥革命前一年她被“同志”出賣，直到出賣她的“同志”成了革命新貴，她才被釋放出獄。 ^[9] 

《山河入夢》的故事發生在1952年至1962年間的江南農村。女主人公姚佩佩遭遇家庭變故從上海來到梅城，在浴室賣澡票，偶遇梅城縣縣長譚功達，併成為他的秘書。譚功達雖然愛慕她，但也只是發乎情，止乎禮。後來姚佩佩遭人強姦後一怒殺死了對方，並開始逃亡。而譚功達對梅城的規劃理想也屢遭挫折。受到排擠下放到花家舍後，他驚奇地發現，自己夢寐以求的“桃花源”已經在這裏實現……就在他決心去找姚佩佩的同一天，姚佩佩歸案被槍決，而他也因為包庇罪和反革命罪在梅城監獄死去。 ^[10] 

20世紀80年代末，原本有着“光明前途”的青年詩人譚端午拒絕了上海的工作機會，決意回到故鄉小城自我放逐，成了一個坐在地方誌辦公室裏“一天天爛掉”的失敗者；端午的妻子——那個曾經無比單純的文學少女李秀蓉，卻在一夜之間脱胎換骨，搖身變為一名“一步都不落下”的精英律師，但當她的財富和慾望一天天地肥厚起來，她也一步步跌入了命運設下的陷阱。 ^[11] 

1994年至2004年，“覺得屬於自己的時代已經結束”，格非沉寂了長達10年的時間。這期間，他閲讀或重讀大量中國書籍，包括《史記》《春秋》《三國志》等歷史題材，《紅樓夢》《金瓶梅》等明清小説，另有地方誌、書信等其他史籍。寫作《江南三部曲》的計劃就在這一期間產生。開始格非想寫跨度長達百年曆史的長篇小説，思考之後覺得篇幅無法承載，於是最初他就確定這部小説要以三部曲的形式呈現。第一部《人面桃花》在韓國寫完。當時格非在韓國南部的慶州做交換教授。慶州多雨，讓格非想起自己在南方生活的日子，慶州是韓國的古都，歷史建築保持也很完整，讓他覺得回到了江南的氣氛之中。在那座古老的城市裏，格非用一年時間寫完了《人面桃花》。2004年《人面桃花》出版之後，過了兩三年，格非又寫了《山河入夢》《春盡江南》。 ^[3] 

出嫁途中被劫掠到花家舍後，她起初覺得花家舍是一個“世外桃源”一般的存在。但後來隨着瞭解的深入，她意識到花家舍其實不過是個“假裝”成桃花源的土匪窩，一幫土匪在那裏醖釀建造原始的“大同社會”，其短暫的繁榮景象，完全是建立在對花家舍以外的社會勒索搶劫的基礎上。在經歷了土匪火併之後，她見證了花家舍從原來的世外桃源淪為了殘酷的地獄，她的一些想法在時光中經過慢慢發酵而不斷縈繞着一個揮之不去的念頭：“這花家舍要是落在我的手裏，保管叫它諸事停當，成了真正的人間天國……”再後來，秀米在時代浪潮和革命熱潮的推動下，參與了革命事業。此時參加了革命的秀米的身份便由之前烏托邦的“經歷者”變成了“實踐者”，回到家鄉，這個曾經養育她的地方，自然也順理成章成為她改革的試驗場所。在這個地方，她辦醫院、興學校、購置武器，甚至還準備武裝起義。結果家財散盡、家破人亡也沒有成功地實現她的理想。 ^[6] 

本是朝廷的一名官員，他在放棄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後，想要尋求建設一個桃花源，讓百姓能夠過上平靜的生活，於是他追尋先賢的足跡，發現了一座孤零零的島嶼，那就是“花家舍”。王觀澄和他的信徒們通過強取豪奪來建設自己的小島，歷經二十多年，使花家舍成了不折不扣的人間天堂：“夜不閉户，路不拾遺，洵然有堯舜之風。”但是，他在創建了這個桃花源後，卻很快對這個地方產生了厭惡。每日望着雲霧出岫，鳥兒歸去，他心中忽有一股悲涼之意，無法自拔，竟想要將這桃花源摧毀。沒有人能夠理解他的想法，也沒有人能夠繼承他的意志，於是他陷入了一種深深的孤寂。 ^[6] 

也是一個具有革命熱情、深陷宦海浮沉，卻為人所不能理解的孤獨之人。他繼承了母親秀米的革命理想，雄心勃勃地要為民眾造福，但同時他也繼承了那份不切實際的倔強與幼稚。新中國成立後，退伍轉業的譚功達成了梅城的縣長，卻最終被自己修建的水庫所累，成為眾矢之的，被髮配花家舍。結局正如他所擔心的那樣，無論怎樣努力，最後都要重蹈他母親的覆轍。他所追求的，終究還是如秀米那樣，在理想主義的幻夢中灰飛煙滅。在繁華消退之後，他的生活陷入了低潮，在花家舍酒店裏，他接到了一封曾是自己秘書，如今身陷囹圄、顛沛流離的姚佩佩寫來的信。譚功達淚流滿面，這是他第一次真正地瞭解自己，讀者能看到他竭力想要將姚佩佩從腦海中驅逐出去時的無助；能看見他的絕望和掙扎，以及他對她的思念。譚功達在經歷了人生的大起大落之後，終於知道在自己的心中誰才是永遠無法遺忘的。 ^[6] 

到他的時候，寄託着前人崇高桃源理想的花家舍，已經被世俗的慾望異化為權力與金錢角逐、道德與理想淪喪的銷金窟與“伊甸園”。在燈紅酒綠夜夜笙歌之中，譚端午只能感嘆此時的花家舍是一座共存着希望與失望的孤島。他始終徘徊在理想與現實之間，社會的劇變和世界的紛爭，讓有着知識分子氣質的譚端午很不習慣，他不想走出自己的熟知領域來迎合時代，在地方誌辦公室裏，他總是消極怠工，偶爾讀點書、時而寫點詩詞、聽聽音樂，並沒有明確的生活目標，只是活在這個世界上，成為一個無所適從的人。 ^[6] 

格非在《江南三部曲》裏，統共寫了四代烏托邦／惡託邦故事，共同揭示了“理想”與“現實”這一人類將始終面對的基本矛盾。這其中，既有曲寫，又有直寫。所謂曲寫，指的是作者在《人面桃花》《山河入夢》兩部小説中假借普濟、花家舍和梅城等地生髮的這三代人身上的烏托邦故事——即是陸侃神往、由王觀澄建設的“前現代古典烏托邦”故事；張季元等前赴、由秀米後繼建設無果的“現代性啓蒙烏托邦”故事；譚功達踐行失敗、由郭從年“完美”收官的“反現代‘共產主義’烏托邦”故事。所謂直寫，是指作者在《春盡江南》中不再假借上述地域虛構故事而是直接面對百年中國歷史始終縈繞在幾代人心頭的“現代化烏托邦夢想”，全面審視其在20世紀90年代中國社會進入市場化時代後，以頗具西方後現代色彩的偽現代性的悖論方式實現後人們所面臨的巨大焦慮和失衡，全面立體地反映了格非眼中這個現代化烏托邦神話的龍種在當代中國現實社會中變成跳蚤的全面醜陋與罪惡處。

概而觀之，格非《江南三部曲》關於“烏托邦”的反思，是以否定性極強的反烏托邦形式呈現的。他對各種許諾給人們帶來終極解放的烏托邦是否會事與願違地產生更大的集權、專制、奴役、剝削和壓迫等，都持有很大的戒心和質疑。 ^[5] 

第一是對烏托邦敍事的斷線。在格非的書寫裏充滿了並沒有實現的構想，它們包括陸侃的“十里連廊”、張季元的“大同世界”、王觀澄的“桃花源”、譚功達無數的“縣城改造計劃”以及龐家玉的“西藏夢想”等。但這些構想僅僅歸屬於提出者，因為首先它們並未獲得其他人的支持與認同；其次也未能超越於其提出者的個人存在而對後世形成傳承性，而是往往會隨當事人的死亡而銷聲匿跡，無法上升到新民主主義、人道主義等觀念所設置的烏托邦理念當中去。而對於後者，不朽性和可繼承性是其得以存在的根基所在。

第二是讓主人公在多重身份的空間內遊弋。在“江南三部曲”中，格非為每一個主人公都設置了多重的身份，形成了人物的“既……又……”結構：比如，秀米既是不負責的母親、隱秘的革命者，又是模糊的官僚情人；譚功達也兼顧着糊塗的縣長、浪漫的理想主義者以及猶豫的戀愛者這三重形象。在《山河入夢》中，對他糾纏不清愛情故事的書寫和與其政治鬥爭的筆墨幾乎一樣多。這種安排區別於單一的革命者、政治家等歷史身份的設置，相互間的糾葛讓每一種身份都難以形成對其他壓倒性的優勢。南帆將這種現象稱為“疏離感”，認為通過此項格非將人物從歷史事件的中心推到了敍述者的中心，這很能説明問題：文學化的含混主體區別於觀念塑造的單一身份，它讓由後者塑造的穩固形象在多重身份的參照中被沖淡。如此一來，由政治觀念所塑造的主體的分量就會被削弱了，這也有助於打破其內部的時間鏈條，使之從話語的裹挾中抽離出來。

第三是取消闡釋。在以往，人們往往將特定的闡釋當作“深度”的來源，而這些闡釋往往需要通過對作品人物心理的描寫或對故事情節的設置來達到。但在《江南三部曲》中，格非卻極少去探觸人物的內心，非但其文中少有對心理獨白的描寫，而且連故事情節也相對非常簡單，他只是依靠對話、敍事性日記等手段非常外在的來推動故事的敍事。同時，格非在故事中還有意留下了大量的空白，比如神秘的六指、秀米的忽然失語、譚功達的上位史等，這些都會為作品留出許多難以被闡釋的謎團。拒絕了對“深度”的嚮往，隱藏在事件闡釋之中的觀念自然也就無法奏效了。 ^[4] 

2005年，《人面桃花》獲得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南方文學盛典）2004年度傑出成就獎；2015年，《江南三部曲》獲得第九屆茅盾文學獎。 ^{[3]  [7]} 

“《江南三部曲》和格非之前的作品有很大區別，他從先鋒文學轉向迴歸傳統敍事，筆下有了中國文人小説的意味，敍事上也不再小心翼翼地讓自己的感情和作品保持距離，這讓小説可讀性變強了。”——華東師範大學國際漢語文化學院教授毛尖 ^[1] 

格非（1964—），原名劉勇。江蘇鎮江人。中共黨員。1985年畢業於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同年留校任教。文學博士。2001年調入清華大學人文學院，現為中文系長聘教授，博士生導師，清華大學文學創作與研究中心主任。中國作家協會第九屆全委、主席團成員，北京作家協會副主席，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1984年開始發表作品。1990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著有長篇小説《江南三部曲》《望春風》，中短篇小説《迷舟》《相遇》《隱身衣》，專著《文學的邀約》《雪隱鷺鷥》等等。中篇小説《隱身衣》獲2015年魯迅文學獎、老舍文學獎，長篇小説《江南三部曲》獲2015年茅盾文學獎。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