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面桃花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春，罷官回籍的陸侃突然從普濟消失，不知所終。其女陸秀米開始第一次正視她所面對的這個世界。幾天後，革命黨人張季元以養病為名來到了普濟。在秀米的眼中，張季元就是這個神秘世界的象徵：他查訪一個六指木匠，聯絡地方革命黨，購運槍支，準備起義；他去過日本橫濱，與母親的關係也令人生疑。而對於張季元來説，這個他暗中渴慕的美貌少女的存在使他對革命的信念產生了動搖。兩人之間的情感於暗中滋生並迅速成長，但隨着革命黨的被剿滅，特別是張季元猝死而告終。 ^[6] 

秀米於出嫁途中遭遇土匪綁票，被劫至偏野小村花家舍的一處湖心小島上。但同一時間，土匪雲集花家舍亦在醖釀着一場重大事變。在島上，秀米從一名尼姑韓六的口中得知了花家舍的所有秘密。她對父親在普濟建立桃花源的瘋狂舉動似有所悟，而閲讀張季元留下來的一本日記，也使她瞭解了革命黨人創立大同世界的真正動機。隨着土匪頭領們一個個神秘死亡，花家舍這個“人間仙境”於一夜間變成一片瓦礫，而暗中活動的革命黨人六指木匠則控制了局面，並收編土匪於第二年發動起義，攻打府州梅城。起義失敗後，秀米被送往日本。 ^[6] 

幾年之後，陸秀米受革命黨人指派從日本帶着年幼的孩子返回普濟，聯絡地方豪強，進行革命準備，並建立普濟學堂。在當地人的眼中，秀米已經變成了與父親一樣的“瘋子”。她的革命藍圖中混雜了父親對於桃花源的夢想，張季元的“大同世界”，當然還有花家舍的土匪實踐，帶有強烈的烏托邦色彩。在清兵的一次圍剿中，秀米被捕並押解至梅城，她的孩子也於亂中被殺。就在秀米被清廷處死的前夕，辛亥革命爆發。秀米被關押一年半後獲釋，回到普濟。 ^[6] 

回到普濟後的秀米發誓禁語，將自己變成了一個啞巴。 ^[6] 

格非説，“一部小説的動機往往來源於一個簡單的比喻。我在寫《人面桃花》時，無意中想到了冰。在瓦釜中迅速融化的冰花，就是秀米的過去和未來。這個比喻是我的守護神，它貫穿了寫作的始終，決定了語言的節奏和格調，也給我帶來了慰藉和信心。”1994年，格非有了創作三部曲的打算，並開始着手準備。2003年，開始動筆創作長篇小説《江南三部曲》中第一部《人面桃花》。 ^{[8]  [9]} 

主人公陸秀米是一名革命黨人，貫穿於小説的全部情節和敍述。陸秀米在父親陸侃失蹤後開始獨自面對她所陌生的世界，剛開始是和突然住進她家裏的革命黨人張季元之間產生了曖昧的情愫。後來，革命黨被剿滅，張季元離世，秀米亦在出嫁的路上被土匪劫到了一個叫做花家舍的地方。在那兒，秀米讀完了張季元的日記，理解了以張季元為代表的革命黨人創建大同世界的真正目的，幾年之後，秀米受革命黨人的指派帶着年幼的孩子從日本回到普濟，她辦學校、聯繫當地的土豪，準備發動革命，希望實現父親的桃花夢和張季元的“大同世界”，但最後以失敗而告終被捕進監獄。 ^[10]  出獄後數年噤口不語，閉門拒客，似乎已經“告別革命”，但在臨死之前，她仍然要舊地重遊，再望一眼花家舍，則表明她心裏的“烏托邦”餘温尚存。秀米從事革命活動之前，除了相對封閉的青春期成長過程以及一些朦朧的愛情心理，唯一同社會發生較深聯繫的是被花家舍土匪劫持的經歷，但似乎與走上革命之路沒有多大關係。那麼，革命的動機自然只能是個人內心的一種非理性慾望的膨脹。 ^[8] 

張季元是普濟村出現的第一個革命者，是在秀米的父親出走後以表哥的身份入住秀米家的。這個革命黨人曾隻身懷揣匕首行刺湖廣總督，並聯絡地方組織準備起義，可他儘管張口“變法”、閉口“革命”，標榜平等和自由，卻認為革命成功後的理想境界完全是個人慾望的為所欲為，他身上散發着濃重的愚昧、血腥的義和團氣息，一定意義上比魯迅筆下阿Q的革命觀還不如。 ^[8] 

主人公陸秀米的父親，陸侃作為一位晚清文人，受儒家文化的薰陶，在歸隱田園後認為武陵源就是普濟的前身，因而立志要將桃源夢變為現實。在普濟人的眼中，陸侃就是一個瘋子，他的妻子和女兒還有家傭，全都把他看作瘋子。光緒二十七年春天，辭官回到家鄉的陸侃突然從普濟消失，不知去向，父親的失蹤使得他的女兒秀米開始第一次正式面對這個世界。 ^[8] 

王觀澄是同治六年的進士，點過翰林院，繼而“中歲好道，頓生隱逸之念”。他尋訪明代道人焦先的遺蹟來到了花家舍，起初受到陶淵明影響的他獨自在島上歸隱而居，但漸漸他的心思變了，他並不滿足於自己的安寧，他想讓島上的每一個人都能夠過上安寧富足的生活，他開始執著於將花家舍打造為一個“世外桃源”。選擇隱居的王觀澄不求天下，只求把花家舍建成人間仙境。曾經帶過兵打過仗的王觀澄為了籌集資金想到了去搶，他把搶來的錢財均分，漸漸島上的人民竟然被教化得謙恭有禮，搶來的東西人人都爭着拿最壞的。然而王觀澄沒有想到的是土匪並不好當，人手不足的他無奈只能糾集三個舊部一起通過綁票籌錢。那三人各自擁有人馬，因此時間一久，王觀澄難以約束只能任由他們胡來。特別是在王觀澄操勞過度一病不起之後，三人權力之爭更甚從前。他一手建立起來的烏托邦隨着他被人暗殺胡飛湮滅。 ^[11] 

《人面桃花》提供了一種客觀而複雜的20世紀中國烏托邦的形態。 ^[8]  格非在《人面桃花》中不僅寫出了古典江湖烏托邦的破產，而且也寫出了現代革命烏托邦的危機。 ^[12]  《人面桃花》描述了“烏托邦小説不是屬於每個時代的，而是屬於那些發現自己時代正處於轉折時代或危急時刻並堅持傳統知識分子立場的作者的”這一主題。 ^[13]  其評論焦點，幾乎都集中在所謂烏托邦上，作者在訪談中對此也做過明確的表述。他説：“我所關注的正是這些東西―佛教稱之為‘彼岸馬克思稱之為‘共產主義’的完全平等自由的烏托邦，《人面桃花》中講到的桃花源也是這麼一個存在於想象之中的所在。”該小説中有兩種不同性質的烏托邦形態：一種是王觀澄所創建的以花家舍為載體的古典形態的江湖烏托邦，一種是陸秀米所創建的以普濟學堂為代表的現代形態革命烏托邦。關於這兩種形態的烏托邦敍事佔據了絕大部分篇幅，並將中國式的烏托邦形態這一主題隨着女主人公陸秀米的人生歷程貫穿始終。 ^[12] 

小説作者努力表現自己所感知到的世界、歷史與人生，人的慾望本能與政治鬥爭，以真切的情感辨析經過時間之水淘洗過的歷史。作者清楚自己在敍事中作為主體的諸多“不知”之處，因此，敍事中的限制使他有意無意地在敍述中留下許多“空缺”和疑問。小説通過不斷進入秀米的心理意識深處，細緻地表現其心靈變化，顯得富有張力，客觀化的情節性敍事與敍述人的敍述語感、語氣形成某種對位結構。“金蟾”之謎、陸侃發瘋、走迷之謎、秀米在日本的經歷、人倫關係之間的親情所瀰漫的霧障，這些不僅僅是作者有意的“設計”，更多的則是人終其一生也無法破譯的命運之魅和人生隱喻。而秀米的“瘋狂”與鋭氣的消彌構成敍事的悲劇性高潮，時間的推進與人物的絕望以至“平和”相互推動，執著的、無望的、柔軟的心靈凸顯在讀者面前。 ^[3] 

主人公秀米貫穿於小説的全部情節和敍述。小説敍述了她的成長、她的遭遇、人生求索和不斷變幻的生存、奮爭際遇。小説沒有刻意地去渲染歷史感，也沒有竭力去搜尋“偉大的意義”，而是從歷史中一個人物的或微小或壯烈的境遇、狀態中表達一種歷史情境，一種生命存在狀態，個人追索與歷史走向。秀米宿命般地被父親人生失敗的陰影遮敝着，父親有關“桃花源”式的理想圖、烏托邦夢想奇怪地纏繞着她。而改造現實、平等、民權、民生、大同理想構成了秀米生存的真正動力，她要消除生的痛苦和煩惱，她希望“每個人笑容都一樣多，甚至連做的夢都是一樣的”，“每個人的財產都一樣多，照到屋子裏的陽光一樣多”。她在“花家舍’的遭遇和忍耐，東渡日本的求知與探索，在普濟的“革命”實踐，其中雖然很難簡單釐清和判定人物行為的現實價值或某種意義，但由於格非善於把握人物在特殊環境中的性格側面和心理層次，使被講述的人物始終處在某種臨界狀態，故事隱匿在話語的縫隙中，也使“意義”呈現得搖曳多姿、含蓄隱晦。無論是張季元、陸侃，還是秀米的母親，在作者的敍述中時而清晰，時而飄逸，一些細節的改變促使他們悖離預期的目標，而他們內心的衝突，他們在時代風雲中的滄桑變化，卻極富立體感，歷史感。在這些場景中，人性、人的慾望及其複雜的內心生活表現得深刻而細緻。理想與現實的衝突，歷史的趨勢與人的微妙心境體現出社會人生的某種焦慮。 ^[3] 

瀋陽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胡玉偉：《人面桃花》是作家格非以獨特的歷史觀念並結合生命想象精心營構出的一部長篇力作。有別於作者前期的“先鋒”話語，在這部作品中，作者致力於更樸素、更寧靜、更温婉、更細膩地去闡釋人生，洞悉歷史。 ^[14] 

遼寧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張學昕：格非在這部小説的寫作中顯得格外輕鬆，格非寫就這部很純粹的小説的主要原因，絕不僅僅是他技巧的純熟，更主要的是格非對小説、對事物的一種徹悟和寬容，對歷史、對人性理解的一種胸懷大氣、達觀和淳厚。 ^[15] 

遼寧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張學昕：小説以宏闊、優雅而從容的氣質表現了近、現代中國社會鄉土與民間、政治與世俗、人性與慾望、理想與夢幻相互交織的歷史場景。 ^[8] 

第九屆茅盾文學獎頒獎辭：這是一部具有中國風格的小説，格非以高度的文化自覺，探索明清小説傳統的修復和轉化，細膩的敍事、典雅的語言、循環如春秋的內在結構，為現代中國經驗的表現開拓了更加廣闊的文化空間與新的語言和藝術維度。 ^[16] 

格非，原名劉勇，1964年生於江蘇丹徒，作家，第九屆茅盾文學獎、第六屆魯迅文學獎獲得者，清華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説《江南三部曲》，中短篇小説《褐色鳥羣》《迷舟》《隱身衣》等。作品被翻譯成英、法、意、日、韓等多種文字。 ^{[16]  [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