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冊

《生命冊》的主人公“我”是一個從鄉村走向城市的知識分子，一個“揹負土地行走的人”。從鄉村到省城，從省城到北京，再從北京到上海，一路走來，“我”的身份也從大學老師轉變為“北漂”槍手、股票市場上的操盤手，以及一家上市公司的負責人。“我”是一個深刻、冷靜、內斂、節制的人，而作品串聯起了“駱駝”、“老姑父”、“梁五方”、“蟲嫂”等一系列典型的人物形象。在這些人物身上，從錯綜複雜的社會關係中，可以看到城市與鄉村之間紛紛擾擾的世界。 ^[3]  最終在時代的劇變中，“我”失去了精神的依傍和皈依，成為了一個時代的名副其實的“孤兒”，他被扎壞一隻眼睛，躺在醫院裏反思自己這一路的榮華與失落。小説中的另一個主要人物“駱駝”跳樓自殺。

《生命冊》的寫作訴求是探索知識分子在時代鉅變面前的多種發展可能性，作者想寫一部內省書，作為對自己50年生命的重新再認識。在厚重的生活背景下，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人物容易失重和失去方向，就此引發了作者的思考。

據《生命冊》的責任編輯張亞麗回憶，她希望李佩甫將對平原的研究、認識寫出長篇交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李佩甫當時正有這樣的寫作計劃，要“把幾十年整個對平原的認識都砸進去”，就愉快地答應了。

大概在2007年、2008年，李佩甫已經寫了七八萬字，當張亞麗高興地要拿來看時，李佩甫又説不滿意，廢掉了。2011年9月，李佩甫終於交來書稿。 ^[4] 

作品中的“我”，吳志鵬是喝無樑村鄉親們的百家奶、吃百家飯長大的孤兒，鄉親們又推薦並供養他上了大學，畢業後成了省財貿學院的初展才華的青年教師。他成長的故事是對中原大地上尚存的民族美好道德風尚的生動演繹。這也成了他獨特的、由一次次逃離和回顧組成的人生道路的一個背景。這個背景一再提醒他“背後有人”，給他壓力也促他返顧，使他不管走得多遠，不管過上多麼異樣的生活，也顛沛造次不敢或忘。

從骨子裏看進去，吳志鵬是一個決絕的鄉村逃離者。被推薦上大學，在他看來，是一次“成功的逃離”。毅然辭職下海，跟着駱國棟走上一條先當“槍手”、後當“黃馬甲”、“紅馬甲”，終於當上雙峯公司的經理、厚朴堂藥業的代表的道路，是他的第二次逃離。他宣稱要割斷與無樑村的一切聯繫——扯不斷理還亂的“狗狗秧”關係，但這一次就沒有那麼容易做到了。站在吳志鵬身後，對他知根知底的老鄉親，既是穩住吳志鵬、幫助他在商界搏戰中守住道德底線不沉淪的無形的鎮石，又是他視回鄉為畏途，生怕在家鄉被照出自己的影像的一面無可迴避的鏡子。在吳志鵬的內心自省裏，充滿着矛盾惶遽的狀態。在理智上，他是表示過要回無樑村去為鄉親們做點什麼的，他在內心裏以散文詩的形式哼起了長長的懷念鄉土、鄉風、鄉情的思鄉曲。即便如此，他也曾打車回到村口又往回轉，終究把回鄉的念頭當成了一次僅停留在精神上的“自我救贖”。他的有些言行，是難免顯得虛偽、支絀的，難怪蔡葦香會尖刻地諷刺他是“得了便宜賣乖”了。小説最後一章，因車禍傷了一隻眼睛的吳志鵬，對同病房裏的病友所遭遇的致傷之由進行沉思，在頗有些傷心“悟道”之後，最終婉言謝絕了衞麗麗要他重返公司主事的請求。即使在這時，吳志鵬也沒有給出今後到哪裏去的回答。因其內心的矛盾，言行的猶豫，主人公並不能在“卒章顯其志”，他還徘徊在屢進屢退的彷徨的路上，這與其説是他的個性所致，毋寧説是時世使然。

吳志鵬可能是所有“畸於人”卻最少“侔於天”的一個破綻較多的形象。而這很可能與吳志鵬在小説結構中的作用有關。吳志鵬實際上並不是作為小説主人公而存在，他是作為穿起小説的諸多人物、諸多故事的一條引線而存在的。小説是集合了許多短篇或中篇故事，連綴而成的長篇小説。它的組織法是穿珠花式的，很見匠心，易失自然，不容易討好。吳志鵬這個人物，有其柔軟性，不確定性，很難成為小説硬實挺拔的主幹。 ^[5] 

因為身體的殘疾，他在生活自理的動作上追求逾於健全人的準確和敏捷，服飾衣着上力求表現出超過常人的精緻、優雅和整飭。在學業的進修、性愛的征途上他也屢屢表現出超越常規的逆序猛進，在他身上，生命的能量因受擠壓而反彈，表現為一種極致的揮灑和強勁的彈射。

這種對極致的追求，一旦注入他躍入商海後的充滿顛簸欹側的險航，便有了一連串炫酷慘烈的征戰。因了童年時極度飢寒的經歷，駱駝對天文數字的金錢的佔有慾便分外強烈，永難滿足。他像城市高樓之間呼嘯而過的響箭頻頻出擊和突進：要炒股就炒成鉅富，炒成股神，炒出了“包下一週兩趟的船票”去鎮江“打新股”，大大提高“中籤率”的豪舉；若是買房就買出了“撒泡尿就掙了一千多萬”的收益率；他的雙峯公司一旦上市就上出了用盡威脅、利誘、詐騙種種手段，一下子圈錢過億的驚天效益；當他為了達到卑鄙的目的需要買官、養官時，用盡了迂迴包抄、無縫鑽出縫來也要摘心奪魂的醜聞和劣跡。

這一切在商海、“錢途”上的搏擊和得獲，都是在自覺的靈魂冒險和觀念更新的指導下進行的。駱國棟雖然有些匪氣，在吳志鵬心目中卻是一個具有領袖氣質的人物，渾身上下每一個毛孔都充滿着洞察力。他講信用，會用人，頗具恢弘大氣，他有俠骨劍膽，也有熱血琴心，他有獨特的時間觀，心裏永遠揣着一個“搶”字，他有透闢的善惡觀，似乎深諳“惡”在歷史發展、時局變易中巨大的槓桿作用，他還有自己的時代觀，時時歡呼“一個偉大的時代已經開始”，抓住機會的時刻就在眼前。他又認為這是一個方向不明、規則不細、法律邊界模糊、道德底線沉降的時代，他相信錢砸下去，事無不成。正當他志得意滿，眼高於頂的時候，他無意中傷害了“燒包文盲”房地產商宋心泰，踩到了年輕氣盛、嫉惡如仇的京城記者“宋劍”宋保平的劍刃，立即像膨脹的氣球瞬間爆裂一樣，在被“邊控”後的第9天跳樓自盡。被他漠視、蔑視的法制規則、道德律令，終歸成了這個天才的投機客無法逾越的天網。

駱駝這個人物形象，是作家觀察時代現象、體驗社會生活之後的一個發現。這個形象被作家用鑽旋尖利的筆觸刻畫得活力四射、邪氣沖天、靈府洞張、聲態並作，具有咄咄逼人的氣勢，令人難忘的藝術魔力，是一朵劇變時勢中怒放賁張的“惡”之花。 ^[5] 

梁五方曾是1960年代無樑村的“名片”。他在建造鎮政府大禮堂的工程中，大膽捏塑麒麟脊，創造了具有不對稱美的“龍麒麟”屋脊造型，一舉成名。那時，他是何等聰明，何等自信。爾後他一個人在水塘上蓋起了一座房屋，舉辦了最簡樸的婚禮，成家立業。那時，他又是何等堅毅，何等心旺。但他的太“獨”、太“各色”的立世行事，使他成了無樑村人羣中的異類。一旦“運動”到來，他便為自己的傲慢和傷人付出了慘烈的代價。梁五方最終家破人散、一蹶不振，生命淋漓的元氣，勞動創造的絕技，在漫長的上訪路上湮滅淨盡。天生異秉的生活執著者，被異化為平反後仍然糾纏不休的偏執狂，幾乎成了四處流竄、詐騙的社會禍害。直到最後被安置到村福利院後，才成了遠近聞名、信眾廣有的命相師。 ^[5] 

蟲嫂和老拐組成的“一不全活、一小人國”的家庭，從一開始就面臨異於常人的生存壓力。儘管蟲嫂又機靈又活潑，但在接連生下兩兒一女之後，生存壓力與日俱增，為了把三個孩子養大，蟲嫂求生存、求温飽、求發展的掙扎和拼搏，以一種極度扭曲的方式，展開在無樑村的草野上，漫衍在中原大地的夜氣中。她從在生產隊場院裏順手牽羊的小偷小摸，漸漸變成了夜間遊蕩在集體莊稼地裏的“慣犯”。她的活潑的、旺盛的生命能量，盡情地揮灑在她那“神偷”的種種技藝之中。不幸的是，這個草根神偷，又是一個身手靈活，健旺皮實的女人。她有“短”在不懷好意的男人手中，時間長了，終於被人突破了一個女人的心理防線，破罐破摔地淪為男人們約“談話”的對象，同時也就成了村裏女人們嫉恨的公敵。這個遭到命運重創的女人，獨自繼續着為自己、為家人的生存的掙扎。支撐她堅持下去，並開闢新的生路的，仍然是她憋屈而堅韌、無私而温厚的妻性和母愛。當她發現自己的兒女被村裏頑劣的孩子謾罵、欺負時，她找到村支書，舉着農藥瓶以死相爭。這一幕，讓讀者看到了她的母性尊嚴，甚至是威嚴。蟲嫂這種護犢的怒吼、生命火花的爆發，形象地闡釋了母性的偉大。

蟲嫂在結束了她那草根神偷的生涯之後搬到城裏，以拾破爛、賣廢品為生，有時甚至賣血換錢，為得惡疾的老拐送了終，把3個兒女都供上了大學，創造了讓無樑人嘖嘖稱羨的奇蹟。進城搞“商品經濟”後這一段生活，是蟲嫂生命中最快樂、最有光彩的時光。但是，當她老了病了，不得不讓3個兒女接去輪流養活時，卻陰差陽錯地在三九寒冬被晾在了門外，於是便孤獨地又回村了。 ^[5] 

春才曾是無樑村最帥氣的小夥子，他一米八的個頭，秀美壯碩、一臉紅潤，聰明而有藝術氣質。但這樣一個草根美男子，卻是一個孤僻的悶葫蘆。這個才稟獨異的年輕生命，突然在一個詭異的日子裏，在望月潭的葦蕩深處，用蔑刀自宮了。作家描寫了姑嫂嬸孃對他的挑逗、刺激；描寫了兔子家女人給他造成的彆扭和尷尬；還描寫了蔡葦秀與春才似有似無的接觸引起的“案件”疑雲等等，試圖對“春才下河坡”事件給出一個社會學和心理學的解釋。其實，從小説對春才與性的種種幽隱閃爍現象的描寫看，春才的悲劇是“性癮症”病患者的一種病態。“性癮者”是一種對性慾無法控制的心理疾病患者，這種病患者並不能從性活動中獲得滿足，相反會因性的或縱逸或壓抑而陷入不能自拔的精神痛苦和肉體衝動中，其惡性發作足以導致摧毀一個人的生理系統。

春才在不能見容於環境和社會的羞恥感的驅迫下，不能自控地“下了河坡”以求解脱，結果陷入另一種社會歧視和壓力之中。作家對春才這個人物的描寫，並沒有止步於此，而是進一步描寫他成為“廢人”之後重新立身於世的生活故事。在傳達有關“九一三”事件時他爆出的那一聲“我不相信”，讓我們窺見了這個“悶葫蘆”內心沸騰、煎熬的底裏和率真耿直的個性。此後，春才承包的豆腐坊贏得了與昔日“春才的席”一樣的聲譽。爾後，遠方來的惠惠姑娘給予春才短暫的“幸福”之後席捲了豆腐坊的錢財，從此失蹤，但春才對此卻平淡處之。最後，他堅守着自己不摻假的豆腐坊慢慢老去。這個“很有骨氣的失敗者”，在他生命臨近終點的時候，似乎返回到自己人生舉步時的原點，守住了自己雖然殘缺卻純粹的生命本真。 ^[5] 

他做村支書後成了抵禦農村種種運動對村民傷害的剎車器，也逐漸沾染了山大王難免的一些壞習氣。作為村支書，他舉全村之力把孤兒“丟”即吳志鵬養大成人並讓他上了大學，後來也因此當了用一張張“見字如面”的紙條，代表無樑村鄉親向吳志鵬求助的代言人。這個人物剛開始出現的時候，似乎是有點討人嫌的；寫到最後，卻讓人由衷地敬重了。作家透過他性格上浮游的暗影不斷地穿掘下去，一點一點地掘出那暗影下“埋藏的光耀”和“真正的潔白”來。 ^[5] 

杜秋月因“生活作風”問題以壞分子的身份被下放到無樑村，受改造、被歧視甚至批鬥，在老姑父和鄉親們的幫助下，他和寡婦劉玉翠組成家庭，過起了略能温飽而不無苦澀的生活。這一知識分子融入農村、在顛簸中生存、變形、心靈漸漸粗礪化的過程，被描寫得充滿了喜劇色彩和反諷意味。世局變異之後，杜秋月開始了另一種磨難——這是他以欺騙手段使劉玉翠“被離婚”、被拋棄付出的代價。劉玉翠如影隨形的糾纏，又潑又韌的“人肉搜尋”把他搞得顏面盡失，成了失業喪魂的廢物。幸運的是劉玉翠沒有拋棄他，而是一邊養着這個廢物，一邊向人炫其餘光。最有諷刺意味的，是杜秋月一心脱離無樑村的回城之旅，不但沒能拋棄劉玉翠，反而開啓了劉玉翠的進城經商之門。因歷史的偶然性撥弄而落草成了山寨畸人的杜秋月，有時畸得可憐可愛，有時畸得可氣可憎，最終讓“歷史的諷刺”對他作了“無情的修正”。杜秋月和劉玉翠夫婦的命運變化，像一面凹凸鏡，照出了歷史的變形與進步。

蔡葦香是老姑父3個女兒中最小也最叛逆的異類。她從一個被退了3次學的不良少女，到跟人跑進城在“洗腳屋”和吳志鵬相遇，再到回無樑村蓋起了村裏第一座小白樓，最後在滾滾紅塵中變成了無樑村板材公司的“蔡總蔡思凡”。在望月潭、蘆葦蕩和村野莽原的綠色大片大片地消失的滄桑變化中，蔡葦香這個山寨女畸人是“盡”了她的一份“力”的。她為老姑父遷墳，為父母合葬的盡孝盛事，也是在鄉親們眼前揭開所謂“汗血石榴”的真相，澄清流言為自己“平反”、恢復名譽的有力舉措。小説結尾，她向漂泊在外、與她多有交集的吳志鵬提出了“投點資”的要求，卻被吳志鵬囁囁嚅嚅地搪塞推託掉了。在吳志鵬看來，這個叫他“丟哥”，臉上已沒有水氣卻堆滿了“鋼”色，説話透着狠勁的“蔡總”如此強勢的存在，説明那個在“腳屋”裏曾經偶遇過的身上還散發着無樑村的氣味的葦香已經永遠消失了。 ^[5] 

李佩甫將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中國歷史作為故事發生的主要時間場域，將政治、經濟、民俗文化等作為誘使人性發生多向裂變的外部因素，進而揭示了知識分子在時代氛圍中的艱難求索或無奈蜕變。如蟲嫂的大兒子大國，從小受盡了鄉人的白眼與欺辱，當終於靠求學改變命運後，卻對含辛茹苦養大他的母親蟲嫂百般嫌棄；如因“作風問題”被下放到農村的教師老杜，在被批鬥的過程中受盡屈辱，頑強的劉玉翠嫁給他並支撐了他活下去的希望。當老杜經過多年磨難終於平反回城後，卻千方百計地逼迫劉玉翠離婚。離婚後，他曾經滿溢的才華在一次次與前妻的鬥爭中磨損並最終無奈退化成一個類似沿街乞討者。作為知識分子的代表之一，老杜的命運與政治緊緊捆綁在了一起，其原有的良善與正直也在歷次磨難中終於迷失潰敗。 ^[6] 

而作為新時代知識分子，駱駝在時代鉅變面前的蜕化與墮落則更具代表性。他曾經也是懷抱理想的青年知識分子，但是在商業時代，他被騙得一貧如洗，曾經的文學理想被時代洪流所淹沒，為了適應這個鉅變的城市環境，駱駝用他的聰明才智，主動迎合這個時代，在向社會頂層攀爬的過程中，逐漸失落了善良的本性，併為了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而將他人也拉下水，最終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深淵。從駱駝身上，能夠感受到作者寄予知識分子的期望以及因知識分子在時代衝擊面前墮落的無奈嘆息。對於“駱駝”這個人物，李佩甫在批判的同時，也飽含憐憫和反思。駱駝是被這個社會和時代負面因素所異化了的，作為知識分子，他非但沒有成長為社會的改良力量，反而一步步走到社會的反面。知識分子究竟該何去何從，一直到故事的結尾，李佩甫沒有明確地指出一條光明大道，他提供的，是一個知識分子在時代鉅變面前的摸索軌跡和心路歷程，是一個反思的多維度場域。 ^[6] 

鄉村與城市之間永恆的差異性存在也成為貫穿本書始終的表現主題。李佩甫用了大量筆墨來描繪鄉村中的各色人等，形式上看類似多個人物的完整小傳，人物的一生在鄉村背景或城鄉結合背景下被演繹和詮釋。在李佩甫筆下，故事發生的場景無樑村曾是淳樸的編席之鄉，鄉間的人際關係大部分仍舊停留在中國傳統鄉村固有的類似於大家庭的融合狀態，善與惡的價值觀也多沿襲自傳統的價值判斷。在李佩甫筆下，鄉村生活表面之後支撐日常運轉的始終是歷史沿襲下來的強大的內在固有價值，傳統的關於善惡的價值觀支配着人們的行動與選擇，如老姑父在政治運動中對教師老杜的隱性保護，為了鄉人更好的生活而對“我”一次次的紙條指示等等，老姑父雖然在運動中受着外界政治壓力的制約，但是在深層次上，他的價值判斷與行為準則還是依從於傳統鄉村的淳樸善惡觀念，一個善良、正直卻也執拗的村幹部形象躍然紙上。與鄉村相對，大都市裏人們的價值觀在商品經濟的衝擊下，發生了遊離與模糊。“我”在進城後，千方百計地試圖擺脱農村背景，希望成為一個完全脱離鄉村的真正城裏人；駱駝在大都市裏為了體面的生活，逐步變得貪婪、唯利是圖，沉湎於聲色犬馬，並不惜誘使他人犯罪。駱駝也曾是善良的讀書人，在步入大都市之後，價值觀發生了急劇改變，並最終沉淪。 ^[6] 

在這部小説裏，城市與鄉村兩個社會的對比是非常強烈的。從鄉村和小城鎮走入物慾橫流的大都市的很多人，在光怪陸離中逐漸喪失了曾經的理想與目標，表面上獲得了一時“成功”，但最終依然為都市所拋棄。作為由農村走入大都市的“我”這個角色，值得仔細回味。雖然我想方設法試圖擺脱農村印記，並試圖做一個城裏人，但是揮之不去的是生於斯長於斯的鄉村記憶，鄉村給了“我”多年的生命哺育，直接或間接地教會了我最原初的生命哲學。李佩甫喜歡把人喻為“植物”，植物的根都深深地紮在土壤裏，人與土地、與世代相傳根深蒂固的意識無法割裂。 ^[7] 

理想與現實的糾纏與落差始終貫穿整部小説。小説中幾乎所有的人在最初都保有各自或大或小、或淳樸或奢華的理想。如在村中地位很低的蟲嫂，她的理想只是在饑荒年代裏讓孩子們吃得飽；駱駝的理想，由曾經的出版文學名著，升級到後來的擁有數億資產；而“我”的理想，由最初的“逃離”農村，到獲得城裏的愛情——“阿比西尼亞玫瑰”，再到後來的似乎是無目的的摸索。而這些理想，有的在鄉村中匍匐掙扎着，如蟲嫂的一路艱辛；有的在財富的積累中變質着，如駱駝的墮落；有的在追尋的過程中變得面目全非，如“我”的“阿比西尼亞玫瑰”終敵不過歲月而凋零……鄉村的理想和城裏的理想，均在各自的軌道上艱難前行着，沒有誰的理想會一帆風順。在與現實的遭遇戰中，理想或堅挺，或猶疑，或妥協，或潰敗，而一個個活生生的生命情狀也由此鋪開。

沒有誰的理想更高貴。李佩甫從中原文化的獨特內藴出發，以鄉村和城市為參照系，將各色人等在時代鉅變面前對前路的探尋、靈與肉的掙扎、人性深層的堅守與裂變等進行了人文主義的關照，權力、慾望背後，透視出最原初的民心與民性。 ^[7] 

整部作品在結構上像一株生長在中原大地上的根深葉茂的大樹，採用放射性結構方式，從一風、一塵、一樹、一花寫起，書寫了整個平原上的各種風土人情、地理環境及一個村莊五十年的生存狀況，可以説是一部自省書，也是一個人五十年的心靈史。它追溯了城市和鄉村時代變遷的軌跡，書寫出當代中國在時代與土地的變遷中，人物的精神風貌和產生裂變過程。在無奈和悲涼中，在各種異化的人生軌跡中，藴藏着一個個生命的真諦。 ^[8]  雖然作家自述小説是一個樹狀結構，即使認同此説，那麼攢成這樹的樹冠的人物和故事，也是一堆無骨花卉，纏枝花果，有奇穎之狀，欠穩實之基。 ^[5] 

《生命冊》以兩個中原大地之子吳志鵬和駱國棟的人生軌跡為主線，其中穿插出現許多具有生命力的草根人物：梁五方、蟲嫂、吳春才，他們是各具異秉、遭逢酷烈的草野“畸人”。作家各以專章，完整地寫出了他們的生活命運史和性格發展史。在這些人物的繪狀、捏塑上，最能見出作家寫實求真的藝術功力。 ^[5] 

作家對人的發現，對人的透視與剖析，是深層次的，是精細和透徹的。他從平原文化的“根”上去寫，寫出人的靈魂的本色。比如老姑父蔡國寅的正直、寬厚、大度，在生活的無奈中又竭盡全力地去幫扶村民，呵護村民，一方面他要動腦筋應對“上頭”，表現出他很“智慧”的一面，一方面他要動心思化解村民之間的矛盾。他手中沒有多大權力，唯一能做到的，是他冒着政治風險把幾畝紅蘿蔔瞞下來救助村民。他當了一輩子村幹部，受了一輩子委屈，他經常遭到傷害但他從不去傷害別人，他是一位人民的功臣，但他又是無樑村最痛苦、最具悲劇性的人物。比如梁五方，他是全村中最有能耐的一個人。他的“能”是出人意料的，他的上訪告狀，也是出人意料的，後來他的人性的迴歸，仍是出人意料的。他不僅敢跟村民們較勁，他還敢跟“上頭”較勁，他不僅有較勁的智慧，他還有幹事的智慧。也算是那個年代造就了他。還有“變着法”活着的蟲嫂，在貧窮與飢餓中生長出常人所沒有的智慧，她既是一個靠使出全身的能耐(包括肉體)和心智，贏得了生存權的勝利者，又是一個遭人嫌棄、名聲不好的人格上的失落者。她既是一位一手培養出三個大學生的偉大的母親，同時，又是一個眾叛親離的孤獨者、渺小者，甚至渺小到，她還活着的時候，人們早已把她遺忘了。還有文化人駱駝，貧窮使他生長出拼搏的本事和惡性膨脹的慾望，而慾望又使他腰纏萬貫、風風光光，最終又戲劇性地葬身於慾望之中。 ^[9] 

《生命冊》中眾多人物命運儘管色彩不一、各有千秋，但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他們的人生都極富有詩意。即使那些讀起來讓人心情很沉重、很糾結的人物，他（她）們的人生軌跡、人生拐點、乃至人生悲劇，仍然富有詩意的，很耐讀、很讓人回味的。作品中“變着法”活着的梁思凡，其實就是又一位新時期的“蟲嫂”了。她從內心到肌體，完全籠罩在“蟲嫂”的影子裏，如果説她與“蟲嫂”有區別，那就是她比“蟲嫂”更智慧、更有心計和手段。她不僅要征服城裏人，而且還要比城裏人活得更瀟灑、更體面、更風光、更有滋有味。貫穿全書的主人翁吳志鵬，是從鄉土中走出來的一位文化人，他從單純走向困惑，從困惑走向清醒，從清醒走向理智，從理智走向大徹大悟。他的人生多麼有色彩，多麼有意味，多麼富有詩意！這種在歷經坎坷、歷經磨難中而成熟起來的人生，會長久地活在平原人的精神生活中。 ^[9] 

2013年10月，該書入選第四屆“三個一百”原創圖書出版工程文藝少兒類圖書。 ^[10] 

李佩甫這部《生命冊》一個突出的思想藝術成就，正在於作家以其積累深厚的藝術功力對於他筆端這些沉重異常的靈魂世界進行了深度的挖掘與表現。（山西大學文學院教授王春林評） ^[11] 

小説是一枚悲涼的時代縮影：在無可選擇的現代化進程中，古老大地上的人們難善其身，他們離鄉背井進入陌生的城市，尋求出路、尋找價值，而在那裏，農耕時代的道德，迎頭遭遇商品世界的嘲弄、遭受資本社會的摧殘，迷失或是堅守，進或是退，這不僅是鄉村和揹負鄉村者面臨的生死抉擇，其實也已是所有心懷鄉愿者面臨的嚴峻挑戰。（《花城》雜誌執行主編朱燕玲評） ^[12] 

《生命冊》的主題是時代與人。在從傳統鄉土到現代都市的巨大跨越中，李佩甫深切關注着那些“揹負土地行走”的人們。他懷着經典現實主義的雄心和志向，確信從人的性格和命運中，可以洞見社會意識的深層結構。《生命冊》以沉雄老到的筆力塑造了一系列鮮明的人物形象。快與慢、得與失、故土與他鄉、物質與精神，靈魂的質地在劇烈的顛簸中經受縝密的測試和考驗，他們身上的尖鋭矛盾所具有的過渡性特徵，與社會生活的轉型形成了具體而迫切的呼應。《生命冊》正如李佩甫所深愛的大平原，寬闊深厚的土地上，誠懇地留下了時代的足跡。（茅盾文學獎頒獎辭） ^[4] 

李佩甫潛心五年打造的長篇新作《生命冊》在《人民文學》2012年第一、二期刊出。這是他繼長篇小説《羊的門》、《城的燈》之後，創作的“平原三部曲”之巔峯之作。作品面世後，陸續有十幾家知名出版社幾經角逐爭相簽約，最後才敲定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8] 

李佩甫，男，漢族，河南許昌人。1953年10月出生，大專學歷，中共黨員。國家一級作家。1984年畢業於河南電視大學漢語言文學系。1979年參加工作，歷任許昌市文化局創作員，《莽原》雜誌編輯、第二編輯室主任，河南省文聯、作家協會專業作家，《莽原》雜誌副主編，河南省作家協會第二屆理事、河南省文聯副主席，省作協副主席。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1978年開始發表作品。著有長篇小説《李氏家族第十七代玄孫》、《金屋》、《城市白皮書》，《羊的門》、《城的燈》、《李氏家族》等7部長篇小説，中篇小説《黑蜻蜓》、《村魂》、《田園》、《李佩甫文集》四卷等，《穎河故事》、《平平常常的故事》、《難忘歲月——紅旗渠的故事》、《申鳳梅》等4部電視劇，電影《挺立潮頭》以及多卷文集。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