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童

1963年，出生於江蘇蘇州 ^[6]  。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全面發動，這一時期的經歷對他後來的“文革”背景説產生了影響。

1969年，開始就讀於齊門小學 ^[7]  。

1972年，患上了嚴重的腎炎和併發性敗血症，不得不休學在家，生病的痛苦因素使他嚐到了恐懼死亡的滋味，這種童年時對死亡的體驗使得他的作品中總是瀰漫着一種生命的脆弱和不確定性，以及人對死亡恐懼的氛圍 ^[7]  。

1975—1980年，在蘇州市第三十九中學就讀，功課不錯，作文得到老師賞識 ^[8]  。

1980年，考取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開始大量寫詩，後來轉為寫小説，但總是被退稿。

1983年，在《飛天》第四期發表了處女作組詩（以本名童忠貴發表），在《星星》詩刊發表組詩《松潘草原離情》，在《青春》雜誌發表短篇小説《第八個是銅像》。

1985年底，被《鐘山》雜誌招納到麾下，成為《鐘山》雜誌最年輕的編輯 ^[2]  ；同年，短篇小説《桑園留念》發表在《北京文學》第二期，這篇小説被蘇童認為是自己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小説；同年，在《收穫》的第五期發表《1934年的逃亡》而一舉成名，成為先鋒小説的領軍人物之一。

1988年9月，小説集《一九三四年的逃亡》由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同年，在《收穫》雜誌發表小説《妻妾成羣》。

20世紀90年代之後開始創作長篇小説。

1990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

1992年，《妻妾成羣》被張藝謀改編成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 ^[9]  ；同年，獲得莊重文文學獎。

1996年，發表長篇小説《米》。

1997年，出版長篇小説《菩薩蠻》。

1998年，參加意大利都靈舉辦的題為“為何寫作”的學術研討會。

2002年，出版長篇小説《蛇為什麼會飛》。

2003年8月，出席由新加坡舉辦的兩年一度的新加坡“作家節”，並於8月23日開展講座並發表了演講；同年，任新加坡金筆獎評委。

2004年3月，作為由27人組成的“中國作家團”成員之一，赴法國參加2004年的法國圖書沙龍；同年，參加同濟大學作家周“文學與人文關懷”大型文學對話會，並出版長篇小説《紅粉》與長篇小説《武則天》。

2005年，出版長篇小説《我的帝王生涯》。

2006年3月，與約翰·班維爾（John Banville）謝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等四十餘位中外作家出席以英語為主要語言的“Man香港國際文學節”；同年，小説《碧奴》在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BIBF）首發，這是全球首個同步出版項目“重述神話”中的首部中國神話作品，隨後在全球十五個國家推出，蘇童憑藉該小説獲得華語文學傳媒大獎2006年度傑出作家”提名，參加在北京大學召開“蘇童新作《碧奴》學術研討會”；同年，第一屆中國作家富豪榜發佈，以九百萬元的版税收入列作家富豪榜第四位，引發廣泛關注。

2007年7月，參加“中德·名城·名家·名作”城市推廣交流活動，和德國文學家米歇埃爾·羅斯博士為兩國代表，互訪兩個半月；同年，應歌德學院邀請去萊比錫做住市作家，在萊比錫生活了三個月，並作有《萊比錫日記》，這次德國行成為了蘇童在德國的美好的經歷，《河岸》也正是在這期間開始動筆的。

2009年，出版長篇小説《河岸》，獲第三屆英仕曼亞洲文學獎和第八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傑出作家獎。

2010年，憑藉短篇小説《茨菰》獲得第五屆魯迅文學獎 ^[10]  。

2013年，刪改版的長篇小説《黃雀記》在《收穫》 （2013年第3期）發表；同年，足本的《黃雀記》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2015年3月21日，成為北京師範大學第四位駐校作家 ^[11]  。

2015年8月16日，憑藉長篇小説《黃雀記》獲第九屆茅盾文學獎 ^[3]  。

2018年，出版合著《好好讀書：名家給年輕人的讀書課》 ^[5]  。

2019年9月23日，長篇小説《黃雀記》入選“新中國70年70部長篇小説典藏”；同年，憑藉短篇小説《瑪多娜生意》獲得百花文學獎 ^[12]  。

2021年2月，擔任第一屆鳳凰文學獎評委。 ^[13]  8月，以朗讀者的身份參與中央廣播電視總枱文化類綜藝節目《朗讀者第三季》 ^[34]  。9月19日，參演的電影《一直游到海水變藍》在中國上映。 ^[35]  12月，當選中國作家協會第十屆全國委員會委員。 ^[36] 

2022年11月，《我在島嶼讀書》邀請餘華、蘇童、西川、房琪作為“書屋主理人”常駐節目。 ^[38] 

2023年3月，受聘為蘇州城市學院文正書院兼職教授。 ^[39]  4月，參加《典籍裏的中國》與抖音電商 “抖音全民好書計劃”聯合打造的《春日閲新正當時》。 ^[40]  12月31日，參加《2024江蘇衞視跨年演唱會》 ^[44]  。

2024年2月28日20時，作家餘華、蘇童，《收穫》雜誌主編程永新一起來到董宇輝“與輝同行”直播間，談起他們與《收穫》的故事。 ^[46] 

蘇童的父親是市裏的公務員，在市裏的一個機關上班；母親在水泥廠當工人 ^[6]  ，1990年去世。

1987年，蘇童與中學同學魏紅結婚 ^[2]  。1989年2月，蘇童的女兒童天米出生 ^[14]  。

2021年12月16日，中國作家協會十屆一次全委會選舉，蘇童為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委員。 ^[37] 

（參考資料： ^[15]  ）

（參考資料： ^[42-43]  ）

（參考資料： ^[5]  ）

蘇童往往不完整地描寫少年的生活，即描寫少年生活中的幾個點或是一個階段，而且這些都是圍繞着成長的話題。蘇童感受最深的是從少年步入成年這個重要階段，也是包含着無盡話題的部分。蘇童筆下的成長故事多半是充滿了遺憾、痛苦、憂傷的，很少看到成長給人帶來的希望和愉悦，成長在他筆下的孩子們眼中似乎並不怎麼讓人羨慕。他筆下的少年很少能在成長中感受到生命的動力，相反，他們多表現出來一種過早的生命的萎縮、青春的凋謝 ^[16]  。

蘇童不僅要記錄童年生活，更傾注了他的個人體驗。作家憂鬱而充滿想象力的童年可能對生活有過許多美好的想象，但是疾病的折磨又使他不能盡情地享受童年的樂趣，他深深地體會到不快樂的童年是很大的遺憾。所以他的以少年成長為主題的作品除了自由的生活，更多的是難以忘懷的傷痛 ^[16]  。

蘇童的筆下青春顯示出殘酷，除了受到成人世界的各種有意無意的、心靈的傷害，有一種傷害是要單獨拿出來討論的，那就是肉體的傷害，並且這種傷害不僅來自成人，更有同齡人的加害者。這種肉體的傷害來的突然、強烈，甚至有時是致命的，常常有令人戰慄的感覺。所以這種傷害不僅是在身體上，同時也烙印在他們的心裏 ^[16]  。

蘇童往往討論現實生活中女性與男性的複雜關係。作者把寫作重點放在了女性身上，表現她們各自的地位、權力、慾望、為了維護自己的地位採取的各種手段、她們的結局，作者通過對她們之間的關係的表現來更深層地挖掘女性的命運。作者也意不在於表現封建制度壓迫下的痛苦命運，抨擊舊社會的黑暗，抒發女性身不由己的哀怨，而是關注女性自身在人生的戰場上的姿態，通過揭示出女性的真實處境， 昭示了女性在傳統社會悲劇生活的必然性 ^[16]  。

蘇童很喜歡在小説中談論人性，尤其喜歡談人性中的負面因素，經常把筆觸伸向人性惡那裏。如果説人性本無善惡之分，那麼人性應該朝向善惡兩面，可是在蘇童的小説中很多人物不是可惡，就是可恨。暴力是蘇童特別喜歡説的話題，他的小説中到處充斥着暴力，書中人物經常遭受暴力的威脅。暴力可以很好地表現蘇童人性惡的觀念，在很多作品裏暴力是推動故事發展的動力，那些人們頻繁地使用着暴力，不僅僅是大人，還有孩子。蘇童的小説中與暴力聯繫最為緊密的就是復仇，人性在仇恨的壓榨下只剩下了冷酷和暴力，暴力是最徹底的復仇方式，是蘇童小説中人物的首選。蘇童在他的作品中寫了不少復仇的故事，但是在這裏少了傳統復仇文學所負載的各類崇高意義。某種意義上講仇恨只是作者的刻意安排的動機，作者認為暴力就是人的本性，只要有一點動因就會一發不可收。在他的作品中，人們會看到很多無端的仇恨，或者為了一點仇恨就展開瘋狂的報復 ^[16]  。

正是童年的所見所聞，讓蘇童“少年老成”。當他開始寫作時，意識到童年經歷的重要性，因此，童年視角是蘇童小説裏一直運用的手法，往往不通過社會學的意識，不是通過成年人的世界觀，更不是刻意模仿孩子的眼睛，而以是最原始的小説創作的契機，寫碎片式的東西。蘇童認為童年生活其實一直在人們身上延續甚至成長，並把童年生活視為他寫作的最大秘密 ^[17-18]  。

新歷史主義認為，歷史是人類對歷史的“書寫”，是由檔案或文本組成的東西。因為這樣的“書寫”，歷史就打上了濃厚的個人色彩，其客觀性必然受到質疑，甚至歷史就是表達不同集團利益的話語。因此，歷史不但不是對歷史事件的真實記錄，反而與文學一樣總體上也是虛構。緣於這樣的理解，新歷史主義小説所描寫的歷史都是小説家們虛擬或假想的歷史，或者説他們把筆下的生活披上了一件“歷史”的外衣，即使是真實的歷史事件在作品中往往也只是一些無關緊要的點綴 ^[19]  。如蘇童長篇小説《我的帝王生涯》裏所寫的燮國宮廷，就是他“隨意搭建的宮廷”，所寫的故事也是他“按自己喜歡的配方勾兑的歷史故事”。在這裏，歷史僅僅是一件外衣，一個襯托人物表演的佈景，他的目的是以歷史為道具，描寫、探索人性中複雜的方面 ^[20]  。蘇童的《妻妾成羣》也是新歷史小説最好的代表作品之一，一夫多妻制生成的封建家庭內部互相傾軋的人生景象及相應的生存原則，是這篇小説的核心意念。由於整個小説基本上是以頌蓮的單一視點來敍事，蘇童因而得以施展了他那種非常細膩精微的文字魅力，他善於捕捉女性身心的微妙感受，在生存景象的透視中融入深邃的人性力量 ^[21]  。

對蘇童而言，打破的故事，分裂的故事，零碎的、不整合的故事，都曾經是他在敍述上的樂趣，但後來他漸漸地認為，應該從對“西方”的模仿和依賴中走出來，開始嘗試建立自己的言説方式。從《妻妾成羣》開始，他往後退了兩步，而不是再往前進。他不再對小説形式上的探索熱情飽滿，而往後走是走到傳統民間中，可以將這種寫作方式稱為“舊瓶裝新酒”。所謂“舊瓶”，指的是小説的物質外殼，或者説，是小説的形式；但是如前所述，蘇童小説並不是對“舊瓶”的原樣複製。所謂“新酒”，指的是小説的精神內涵，這部分恰恰是蘇童小説“退一步海闊天空”的價值所在。“舊瓶裝新酒”雖然放棄了小説的形式實驗，卻仍然是對小説技術的看重 ^[22]  。

蘇童的很多小説都表現出對“中國古老的故事原型”進行再創造的“虛構的熱情”。在這些故事中，依稀可見那些沉澱在中國人集體記憶中的故事元素，在剪輯、拼貼和重組之後舊貌換新顏。這些故事熱鬧、絢爛、腐朽甚至不乏詭異，同時也襯出小人物的世俗生活的底子，如《紅粉》是一個關於妓女與恩客之間情感糾葛的古老故事，每個人物對生活的選擇只是單純地想把日子過得舒服些；《婦女生活》和《另一種婦女生活》可以視為“妻妾成羣”的另一種表達，只是女人之間的算計鬥狠不是為了爭寵，而是為了出口惡氣或者其他什麼緣由；《園藝》則是一個包括了夫妻慪氣、逆子出走、金屋藏嬌、死於非命等混雜主題的故事，如同一份休閒小報的社會新聞版。這些故事發生在不同的年代，卻與這些年代的大事件無關，讀者看到的是一羣小人物生活在斗大的屋檐下，鬥鬥嘴，罵罵街，吹吹牛，做做白日夢，爭點蠅頭小利，甚至有時也會冒冒險，進而演繹出各色故事 ^[22]  。

蘇童的女性描寫之所以突出，首先，他在一部小説中完全把女性當作主角，注重表現女性與女性構成的世界，她們不再只是男性主人公的配角。作者展現她們的生存邏輯。其次，對她們的描寫常常越過社會道德的界限，把她們放在某種困境中，讓她們為了生存和各種慾望在有限的環境中爭奪，從而展示出她們的本性。其實這種人性的展露，無論男人和女人都有，只是女性這個羣體有它自己不同於男性的生存文化。所以可以看到他筆下的女性多是妖豔、狡詐、虛榮、嫉妒的。女性的世界也是充滿嫉妒、偷窺、傷害和恐懼，她們得時刻提防來自其他女性的暗算。她們狠毒、善妒、自私、乖戾、絕望，她們不再是傳統故事中的賢妻良母、貞潔烈婦。她們極易同情對方也極易充滿仇恨，她們之間既相互需要又水火不容 ^[16]  。

蘇童筆下的女性往往有一種絕望、悽苦、孤寂，沉重得令讀者深感壓抑與窒息。小説《妻妾成羣》中描述了頌蓮由一個女學生變成大户陳家四姨太，漸漸溶入陳家大院的爭風吃醋中，目睹陳家女人的一個一個的悲慘命運，最終連自己也變成了瘋子；《紅粉》中的秋儀和小萼由“茫茫世界難以改變”的姐妹關係，因為一個男人而變成不共戴天的仇人；《婦女生活》中的嫺，錯誤的把解放自己的使命寄託在一個主導她的男人身上，以至於在男人短暫的温情中走完了自己心酸而坎坷的一生；《茨菰》中被家人要求“換婚”的女孩，在經歷過城裏生活之後，還是無奈地回到農村，嫁給了當初要嫁的那個患有羊癲瘋的丈夫等。這些角色有類似的心性，同樣的命運 ^[23]  。

蘇童的小説以小人物為主人公，以日常生活為表現領域。表現人生存的苦惱，表現他們精神的追尋和失落。他們既有渾渾噩噩的一面，也有不乏清醒、善良的一面 ^[16]  ，他們不考慮生活的意義，只關心怎麼生活。比如《妻妾成羣》中的女學生頌蓮沒有像《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靜那樣叛逃家庭追求革命，她很實際，心甘情願地做了有錢人家的姨太太，並且主動自覺地加入了妻妾之爭。書寫小人物時，蘇童的敍述語言平和、冷靜而舒緩，並且往往不把小人物塑造成一個簡單的受壓迫受侮辱的弱小形象 ^[22]  。

蘇童在小説中塑造了一批十五六歲的香椿樹街少年。生活在“香椿樹”這條中國南方某城市城北的街上的少年們，既單純又複雜，既強悍又脆弱，既天真又邪惡，既充實又無聊。如《金魚之亂》中的“我”、阿福；《乘滑輪遠去》中的貓頭；《桑園留念》中的我、肖弟、毛頭；《舒家兄弟》中的舒農、舒工；《城北地帶》中的小拐等。他們生活在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雖然生活在文革時期的中國南方，反叛、迷茫、少年時代的困頓彷徨、青春期的無奈與無所顧忌，同時他們也是孤獨無助的一羣孩子 ^[16]  。

蘇童在小説中透過少年心理狀態的輻射，構成一幅奇妙的生命景觀。少年們具有雙向的特質：單純性和被動性。一方面，他們有着單純的精神嚮往和純淨的憧憬，未被成人化、 世俗化、異化，但是，另一方面，他們始終不是一羣有主動能力的強悍者，常處於被動的尷尬處境，在紛繁複雜的成人世界裏，他們無奈地反抗，卻一無所獲 ^[16]  。

（參考資料： ^[24-31]  ）

蘇童是一個安靜的寫作者，他始終保持着一份平靜的心情，平靜的生活，他自稱是“老農”，像菜農一樣種自己的地，把菜提到市場上去賣。正因為蘇童總是保持着一種靜氣，使得他的作品也變得平靜，使他獲取了一種飛躍現實、超越日常生活的躍動和鮮活的想象力，使他對人性、人心、人情能做更深的開掘，有更多的發現。（中國作協副主席，書記處書記陳建功評）

蘇童擅用隱喻的方式，以有趣的“謎面”引導讀者去揭開“謎底”。（上海市作協主席王安憶） ^[32] 

多年來蘇童筆耕不輟，幾乎沒有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擾，難能可貴的是，他還嘗試在自身變化中尋求突破。（江蘇省作協主席範小青評） ^[32] 

蘇童是一個有夢想的人，一個能在語言中創造世界的作家。他用一種温和的叛逆、典雅的想象和語詞的感性之美，為自己建構了一個豐盈、浩大的文學王國，並由此標示出當代中國在文學虛構和精神想象上業已抵達的高度。他的小説散發着纖細的憂傷和一種近乎頹唐的美，那種黯然和心痛，一直令人難以釋懷。他的寫作，是關於靈魂的敍事，也是一門個體生命如何自我展開的學問。（第八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組委會評） ^[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