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繁華

山東鄒縣人。北京大學文學博士，中共黨員。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現為瀋陽師範大學特聘教授、中國文化與文學研究所所長、吉林大學博士生導師、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北京文藝批評家協會副主席、遼寧作協副主席。

法國、日本、中國大陸及台灣傳媒曾發表過對其研究的評論和介紹。 ^[1] 

1968年赴吉林省敦化縣插隊。

1974年開始發表作品。

1978年考入東北師範大學歷史系，同年轉入中文系。

1982年分配至北京中央廣播大學中文系任教。

1995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獲文學博士學位。

1995年畢業分配至中國社科院文學所任助理研究員、教授、副研究員、研究員、博士生導師，當代文學研究室主任。《文學評論》編委等。

2007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

2014年《文學革命終結之後——新世紀文學論稿》榮獲第六屆魯迅文學獎文學理論評論獎。 ^[2] 

2020年8月18日，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召開第二屆理事會第一次會議，孟繁華被聘請為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第二屆顧問。 ^[3] 

2020年，擔任首屆汨羅江文學獎散文組終評評委。 ^[4] 

2022年9月，擔任第二屆曹雪芹華語文學大獎評委。 ^[5]  10月，擔任第五屆施耐庵文學獎終評評委。 ^[6] 

2023年11月，河南省文聯聘請著名評論家孟繁華為周大新研究中心主任。 ^[7] 

1997年：

1、《獨旅詩人的承諾與限度》，載《詩探索》1997年1期。

2、《面對今日中國的關懷與憂患》，載《當代作家評論》1997年1期。

3、《想象人的蒼涼之美》，載《中國文化研究》1997年2期。

4、《女性的故事》，載《作家》1997年3期。

5、《“後現代”策略與現代主義之戀》，載《東方藝術》1997年3期。

6、《悲壯而蒼涼的選擇》，載《當代作家評論》1997年4期。

7、《文化碰撞時代的來臨》，載《方法》1997年5期。

8、《日漸模糊的文化地圖》，載《方法》1997年6期。

9、《精神裂變與眾神狂歡》，載《山東文學》1997年6期。

10、《物慾都市的迷亂與反抗》，載《山花》1997年8期。

11、《紅色經典與世俗化旋風》，載《方法》1997年10期。

12、《1978年的評獎制度》，載《南方文壇》1997年6期。

1998年：

13、《在生命的深淵歌唱》，載《東方藝術》1998年1期。

14、《作家的檢討書》，載《文學自由談》1998年1期。

15、《文學經典的確立》，載《光明日報》1998年2月3日。

16、《弱勢性別與現實的艱難對話》，載《南方文壇》1998年1期。

17、《英姿勃發的文化挑戰》，載《南方文壇》1998年2期。

18、《1978與百年中國文學的夢想》，載《原道》1998年4期。

19、《生命之流的從容敍事》，載《南方文壇》1998年5期。

20、《“流別之學”與“一家之言”》，載《文藝爭鳴》1998年6期。

21、《謝冕與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載《當代作家評論》1998年

1999年：

22、《文學史家的想象與宿命》，載《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9年1期。

23、《評〈中國當代文學概説〉》，載香港《現代中文文學學報》1999年2期。

24、《重現消失的河流》，載《當代作家評論》1999年2期。

25、《“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載《南方文壇》1999年2期。

26、《什麼是現代知識分子》，載《河北學刊》1999年5期。

27、《政治文化與中國當代文藝學》，載《中國社會科學》1999年6期。

28、《在消費主義時代我們談論經典》，載《湖南文學》1999年12期。

29、《中原文化與生活政治》，載《中外作品研究》1999年12月版。

2000年：

30、《歷史語境與文學性質》，載《文藝報》2000年1月4日。

31、《中國當代文學50年》，載《評論》2000年第一輯。

32、《全球化語境中的文化霸權》，載《鍾山》2000年2期。

33、《內部對話中的觀念同一性》，載《東方文化》2000年2期。

34、《史家視野與問題意識》，載《讀書》2000年2期。

35、《資本神話時代的無產者寫作》，載《南方文壇》2000年4期。

36、《“罵戰”批評中的怨恨心態》，載《當代作家評論》2000年4期。

37、《長篇小説的超文體寫作》，載《文學世界》2000年4期。

38、《當下中國大眾文化的兩種時間》，載《電影藝術》2000年5期。

39、《90年代：先鋒文學的終結》，載《文藝研究》2000年6期。

2001年：

41、《大眾文學與社會主義文化空間的建構》，載《南方文壇》2001年3期。

42、《社會主義激情與傳媒中的社會主義形象》，載《東方文化》2001年3期。

43、《中國電影文化的民族性與政治想象》，載《電影藝術》2001年4期。

44、《當代文學研究的現狀與未來》，載《中華讀書報》2001年3月28日。

45、《“積極教育”與文化領導權》，載《文藝新觀察》2001年創刊號。

46、《重新面對偉大的傳統》，載《光明日報》2001年9月12日。

47、《重新走過親歷的小説現場》，載《中華讀書報》2001年10月30日。

48、《小寫的文化：當下中國的大眾文化》，載《海南電視大學學報》2001年3期等200餘篇。

文章多被《新華文摘》、人大書報社中國現當代文學專輯、文藝理論專輯、文化研究專輯、以及多種論文選本、年度論文等選編收錄。

世紀之交，在市場經濟中解放了的“眾神”迎來了狂歡的時代。文化的眾神狂歡，使中心與邊緣、精英與大眾的界限被打破，一種多元、開放、現代、新質的文化正在生成、展示和傳播。消費的大眾文化、享樂的大眾文化、正神話般地在進行着文化的重構。與此同時，所謂的“主流文化”、“知識分子文化”和“市場文化”在相當複雜的關係中糾纏不休，大眾文化令人炫目的流光溢彩掩飾不了我們的失落與傷痛。對於經典、傳統，我們是否還應懷着尊崇和敬畏？理想的坍塌與內心的困惑應該到哪裏去尋找和傾訴？我們的心靈是否正逐漸衍變為五顏六色的荒漠？……

《中國當代文學發展史》在闡釋中國當代文學的發生、來源和話語空間的基礎上，從不同的角度系統地揭示了當代中國文學的歷史語境、整體風格的形成、制度化建立、文學生產和傳播控制等內在機制和外部制約等問題。這些問題和角度在過去的中國當代文學史著中，並沒有作為一個重要問題提出。但它卻是中國當代文學最為重要的問題之一。具體到作家作品和文學現象，無不與這些問題密切相關。本書還認為，80年代以後，經典寫作在進一步發展的同時，大眾文學的發展以及傳媒的不斷髮達，使當代文學的整體面貌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本書在敍述、分析經典寫作或主流文學現象的同時，也注意到大眾文學現象以及存在的問題。對大眾文學的闡釋，是同類著作中不曾注意的。因此，這是一部體例和觀念與過去的同類著作確有不同的中國當代文學史著作。

1、《眾神狂歡》，今日中國出版社1997年版。

2、《1978：激情歲月》，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3、《夢幻與宿命》，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4、《中國20世紀文藝學學術史》（第三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

二、論文集：《想象的盛宴》，雲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三、學術隨筆集：《卧龍崗上散淡人》，中原農民出版社1999年版

1、《百年中國文學總系》（11卷文學史，與謝冕合主編）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2、《共和國文學50年》（與楊匡漢合主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

3、《90年代文存》（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

與人主編有：《中國百年文學經典》、《當代文學關鍵詞》

主編有：《先鋒寫作文叢》、《短篇王》、《布老虎中篇書系》、《2003中篇小説選》

《中國當代文學發展史》、《傳媒與文化領導權》

1、《民粹主義與20世紀中國文學》，獲《文藝爭鳴》第二屆“文藝爭鳴”獎評委評語：本文論題具有重大意義，持之有據，言之有理，見解透徹，在細緻的歷史描述中，體現了對當下文化狀況的深切關注，是一篇值得認真閲讀和思考的好文章。（1997年）

2、《1978：激情歲月》：獲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優秀成果獎”（1998年）

3、《國家意志與主流文化資源》：獲《廣州文藝》“朝花文學獎--優秀評論獎”（1999年）

4、《卧龍崗上散淡人》：獲河南省優秀圖書二等獎（2000年）

5、《政治文化與中國當代文藝學》：獲中外文論學會“新時期20年優秀文學理論論文獎”（2001年）

6、《傳媒與社會主義文化領導權》：獲北京市“文藝評論獎”二等獎（2001年）

7、《大眾文學與社會主義文化空間的建構》：獲《南方文壇》優秀論文獎（2001年）

現主要從事現、當代文學和前沿文化、文學研究。三次獲中國文聯優秀文藝理論批評獎等。

《中國社會科學》、《文學評論》、《文藝研究》、《光明日報》、《文藝報》等報刊發表理論、評論200餘篇。

個人言論

關於中國社會階級分析的經典文獻，是毛澤東1926年寫成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此後的許多年時間裏，這篇文章是我們界定社會階級關係最重要的依據。毛澤東通過階級劃分確立了識別“敵人”和“朋友”的標準。在毛澤東看來，不同階級的經濟地位，決定了他們的政治態度，因此也決定了他們和革命的關係。這種劃分方式一直延續到文化大革命時代。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在這裏也使用了諸如“中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概念。“中產階級主要是指民族資產階級”，毛澤東認為這個階級具有兩面性，並沒有以本階級為主體的“獨立”革命思想。

但在中國20世紀漫長的歷史敍述中，“中產階級”這個概念的使用頻率不高，這當然與這個代表“中國城鄉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的階級，在內憂外患的歷史處境中難以生長壯大有關，自然也與他們對中國革命主體的矛盾態度有關。與“中產階級”不同的是“小資產階級”這個概念，這個階級根據經濟狀況又分左中右三類。但無論他們對革命的態度如何，他們最終都會參加革命。值得注意的是，儘管“小資產階級”是革命的同情者或參與者，但它的命運卻幾乎是悲劇性的，或者説，在現實生活中，“小資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的存在，雖然不是國家的主人公，但他們仍然可以平靜地生活，並沒有失去什麼。可怕的是一旦被命名為“小資產階級”，事實上就成了一個“異類”，就是可疑的、不潔的、甚至是危險的。因此，在20世紀70年代之前，“小資產階級”這個概念的經濟意義不大，而更具有政治符號學的意義。事實上它是對個人或羣體同主流意識形態的關係、態度乃至立場的評價。在知識分子這個羣體裏面，他們被命名為“小資產階級”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由於階級鬥爭思想路線的終結，毛澤東所劃分的中國社會各階級，也相對失去了對社會闡釋的有效性。當經濟生活在社會生活結構中的合法性得以確立，讓部分人先富起來成為新的意識形態之後，再用“階級論”分析社會生活，就是“政治上不正確”。因此，這個概念在某種意義上甚至成了社會“禁忌”。但是，社會生產關係的變化，經濟地位的變化，必然形成新的社會分層。特別是90年代之後，這一現象引起了越來越廣泛的關注。來自官方的報道説，中國社會科學院重大研究課題之一“當代中國社會結構變遷研究”首批成果已告完成，中國社會羣體被劃分為十個階層。《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日前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發行。該報告首次詳細闡述了中國改革開放二十年來社會階層結構的變遷。報告對當前中國社會階層變化作了總體分析，提出以職業分類為基礎，以組織資源、經濟資源、文化資源佔有狀況作為劃分社會階層的標準，把當今中國的羣體劃分為十個階層：國家與社會管理階層；經理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專業技術人員階層；辦事人員階層；個體工商户階層；商業服務人員階層；產業工人階層；農業勞動者階層；城鄉無業、失業和半失業人員階層。報告對每個階層的地位、特徵和數量作了界定。研究人員指出，改革開放使中國社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經濟體制轉軌和現代化進程的推進，也促使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發生結構性的改變。原來的“兩個階級一個階層”（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知識分子階層）的社會結構發生了顯著的分化，一些新的社會階層逐漸形成，各階層之間的社會、經濟、生活方式及利益認同的差異日益明晰，以職業為基礎的新的社會階層分化機制逐漸取代過去的以政治身份、户口身份和行政身份為依據的分化機制。這些跡象表明，社會經濟變遷已導致新的社會階層結構的出現而且趨於穩定。

新的社會階層的出現，不僅在主流研究的成果中得到證實，而且在人文知識分子對日常生活的觀察和體驗中得到了證實。上海學者王曉明曾描述説：像我這樣從小見慣了“階級”、“剝削”和“經濟結構”一類字眼的人，一説起社會內部的新的差異，首先就會想到最近十多年來社會階層的巨大變動。的確，“市場經濟改革”的最觸目的結果，就是完全打亂了已經持續三十年的“社會主義”的階層結構。一方面，像工人、農民、國家幹部、軍人和知識分子這樣一些原有的階層，雖然各有變化，但就整個國家而言，它們都還繼續存在；可另一方面，在譬如沿海地區和大、中城市裏，又冒出了一系列新的階層，它們的形成和擴展是如此迅速，以至其中的某個階層差不多快要凌駕於社會之上了，社會還沒有形成對它的統一的稱呼。即以我居住的上海為例，經過十五年左右的“市場經濟改革”，從原有的階層中間，至少已經產生了四個新的階層：擁有上千萬或更多的個人資產的“新富人”，在整潔狹小的現代化辦公室裏辛苦工作的“白領”，以“下崗”、“停工”和“待退休”之類名義失業在家的工人，和來自農村、承擔了上海的大部分非技術性體力工作的男女“民工”。這些新階層的不斷擴大，極大地改變了上海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格局。比如“白領”，這些經常是疲憊不堪的青年和中年男女，雖然總數遠未達到歐美“中產階級”在社會人口中佔到的那種比例，卻已經被許多傳媒和廣告奉為中國社會“現代化”的標誌，新的巨大購買力的代表，以至今日上海的消費品生產業、服務業和房地產業，都把大部分眼光牢牢地盯向他們，全不顧這個階層實際上是怎麼回事。與“白領”階層的這種吹氣泡式的社會影響力相比，“民工”階層的情況正好相反。“民工”沒有上海的城市户口，因此不算是“上海人”，在統計報表上，在一些討論上海現狀和“發展”規劃的會議上，他們經常會被忽略，彷彿根本不存在一樣。可是，這個總數量已經超過二百萬的“民工”階層，分明已經成為上海錄像廳和電影院裏的最熱忱的觀眾，書攤上的武俠、言情和低價通俗雜誌的主要的讀者羣，他們的文化趣味，正越來越有力地影響著錄像廳和電影院的排片表，影響著許多出版社和通俗雜誌的選題目錄。在某種程度上，“民工”階層正悄悄引導著上海的很大一部分文化生產，當然，也決不僅僅是文化的生產。

在新的社會分層結構中，過去我們曾很少使用的那個概念--“中產階級”，這次卻格外引人矚目。嚴格地説，這個階層在過去並不屬於中國。即便在毛澤東的時代，“民族資產階級”更應該稱為“資本家”。事實上，在歷次政治運動和各種歷史本文中，“資本家”這個概念比“中產階級”更有效地表達了這一階層的政治身份和社會地位。在新的社會分層結構中，“中產階級”之所以有效地表達了一個新階層的出現，一方面是全球資本主義的一部分，另一方面，當代中國的“新富人”確實具備了“中產階級”的所有特徵。

孟繁華作品

美國左派運動之父C·賴特·米爾斯曾分析過美國的新老中產階級。他認為：老中產階級就是“小企業家的世界”，“小企業家”是循著中產階級的資本主義路線來建立其世界的：這是一個按照自平衡方式建立起來的非凡的社會，在其中心很少或根本就不需要什麼權威，需要的只是對傳統的廣泛揚棄和一小羣財產捍衞者。

美國的工業化，特別是內戰以後的工業化，並未將爬升的機會帶給廣大的小業主階層，而是帶給了工業界的首領。他們是我國國民對作為企業家的中產階級形成的第一個印象，而且從來沒有誰能夠取而代之。在傳統的想象中，這種首領既是熟練的建設者，又是機敏的金融家，但首先必須是一個成功者。他是他所創造並進行經營的產業的進取型所有者，在他的蒸蒸日上的企業裏，沒有任何與業務有關的問題能逃得出他的審視或漏過他的熱心照管。作為一個僱主，他可以為選拔出來的最棒的夥計提供如何工作的機會，這些夥計則會將自己的薪水省出一部分來通過小的私人投機以使之成倍增加，再運用個人的聲望借上一些，爾後便可站在自己的產業上崛起。

由於擁有了個人財產，老式中產階級也就擁有了個人的工作領域，因此他是獨立的。 但是新中產階級，也就是通常所説的白領，與老式中產階級有本質的不同。在米爾斯的分析中，老式中產階級是指農場主、商人和自由職業者。新中產階級是指經理、掙工資的專業人員、推銷員和辦公人員。至1940年，美國的老式中產階級只剩下了1/5。老式中產階級比例的急劇下降和新中產階級的迅速上升，使美國成為一個僱員國家，而僱員已經沒有個人財產而言。因此米爾斯説：“消極地説，中產階級的轉變是從有產到無產的轉變；積極地説，這是一種從財產到以新的軸線--職業--來分層的轉變。老式中產階級的本性及其健康狀態可以從企業家財產的狀況中得到最好的説明；而新式中產階級本性和狀態，則可以從職業經濟學和職業社會學中得到最佳的解釋。中產階級中較老的、獨立的那些部分的人數下降是財產集中化的伴生結果；新的掙工資的僱員的數量增加則是由於工業結構導致了造就新中產階級的各種專門職業的出現。”

米爾斯對新老中產階級的分析，對我們認識這一階層有極大的啓示意義。我們現在所説的新出現的中產階級，與美國新中產階級既有相似形又有很大的不同。相似的是，專門化的職業是中產階級共同的職業特徵。在中國，白領階層是中產階級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是部門經理、是跨國公司的高層管理人員、是大公司的技術專家、是高新技術產業的領導者或組織者等等。但是，演藝界明星、包工頭等通過非正常經濟秩序獲得高額收入的階層，又是中國所特有的。因此，90年代以後，社會對貧富差距的議論，對新富人階層的議論成為媒體關注的重要的話題之一。

“中產階級”這個概念近年來雖然頻繁使用，但在中國對其具體的界定仍然是相當模糊的。在美國，它可以具體地指年收入在2.5--10萬美圓的家庭，這個階層佔美國總人口的80%左右，他們被認為是美國社會的主體，也被認為是美國發達資本主義的象徵和社會穩定的主要因素。但中國在不同人的心目中“中產階級”的所指是不明的，它可能是白領階層，也可能是中上收入階層。但這個所指不明的概念卻明確地透露出中國社會分層已經存在的事實。對文化研究來説，我們更關心的也許不是這一階層的具體收入和佔總人口的比例有多少，而是消費主義和商業主義霸權建立起來之後，“中產階級”文化趣味在社會各個角落普遍的瀰漫和滲透。這種狀況正像米爾斯在50年代所描述的美國社會一樣：“正是在這個白領社會里，我們才能找到20世紀生活的主要特徵。由於他們在數量上日益表現出來的重要性，白領職業已推翻了19世紀認為社會應由企業主和工資勞動者兩部分人組成的預測。由於其生活方式的大眾化，他們已改變了美國人的生活氣息及其感受。在最為公開的形式中，他們傳遞和體驗著許多具有我們這個時代特徵的心理問題。不管採用那種方式，任何位於主流中的理論派別都不會把這些問題漏掉.總而言之，他們是一羣新型的表演者，在供他們表演的舞台上，推出的都是20世紀的主要劇目。”

中國作為後發的現代化國家，在全球資本主義化的覆蓋和影響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產階級”的文化趣味已經有了標準的中國版，而“中產階級”的身份嚮往，已經成為我們這個時代未被道出的最大時尚。

相關事件

2006年的中篇小説，似乎給人以“向後退卻”的總體感覺。這個退卻當然不是潰不成軍的無奈選擇，也不是韜光養晦伺機東山再起。在我看來，在時尚寫作引領風潮的時代，中篇小説“不進則退”、更加理性的“守成”形象，是相對時尚文化而言的。與時尚文化的青春性比較起來，中篇小説顯然是一種更為成熟的文學文體。文體和人的狀態有很大的相似性，青春需要張揚甚至瘋狂，剩餘的力比多才會有去處；中老年可能需要守成或傳統一些。這不僅使社會心理取向不至於失衡，也符合各自的身份或形象。因此在我看來，就當下文化生產與文學創作的情況而言，並不是通俗與嚴肅、時尚與經典、大眾與精英的界限越來越模糊，鴻溝已經跨越。而是越來越壁壘分明，越來越不能通約。時尚文化是一條靈敏的“創新之狗”，它一路狂奔不日翻新惟恐不能引領新潮。而嚴肅的文學創作則在貌似“守成”的狀態中，仍然凝視着人類的生存狀態、探詢處理着人類的精神事務，對人性、人的心靈這個幽深和具有無窮“解”的神秘所在，充滿了熱情和試錯的勇氣。 也正是包括中篇小説在內的文學的守成性，才使得文學在驚慌失措的“文化亂世”中，最大限度地堅持了文學的藝術性，為人類基本價值尺度的維護作了力所能及的承諾。在當下這樣的語境中這不能不説是一個奇蹟。儘管對文學的各種非議和詬病已成為時尚的一部分，所幸的是，真正的作家並不為之所動。他們在誠實地尋找文學性的同時，也沒有影響他們對現實事務介入的誠懇和熱情。在過去不長的時間裏，批評界曾討論過“純文學”的問題，這個問題迅速的不了了之，已經證實了它是否是一個真問題。我自然不知道什麼是“純文學”，但我知道百年來文學界討論的重大問題從來就沒有“純”過，因為與文學相關的重大問題似乎都在文學之外。那些似乎要將問題“屏蔽”起來，在圈子裏自我玩賞的企圖，就這樣結束了。在我看來，2006年的中篇小説大概也不符合“純文學”的度量標準。因為除了與語言或形式相關的所謂“純文學”的問題之外，它們所涉及的內容實在要廣泛得多。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的是，2006年的中篇小説在張顯、強調文學性的同時，在許多方面都有了重要的突破。

對現實的關注，是百年中國文學的一大傳統。特別是在經濟崛起、文化紛亂的時代，作家將目光投向最為艱難的所在，不僅是良知使然，同時也是文學尋找新的可能性的有效途徑。在這方面，青年作家胡學文的《命案高懸》（載《當代》2006年6期）是特別值得重視的。一個鄉村姑娘的莫名死亡，在鄉間沒有任何反響，甚至死者的丈夫也在權力的恐怖和金錢的誘惑下三緘其默。這時，一個類似於浪者的“多餘人”出現了：他叫吳響。村姑之死與他多少有些牽連，但死亡的真實原因一直是個迷團，各種謊言掩蓋着真相。吳響以他的方式展開了調查。一個鄉間小人物——也是民間英雄，要處理這樣的事情，其結果是可以想象的。於是，命案依然高懸。胡學文在談到這篇作品的時候説：鄉村這個詞一度與貧困聯繫在一起。今天，它已發生了細微卻堅硬的變化。貧依然存在，但以退到次要位置，困則顯得尤為突出。困惑、困苦、困難。盡你的想象，不管窮到什麼程度，總能適應，這種適應能力似乎與生俱來。面對困則沒有抵禦與適應能力，所以困是可怕的，在困面前，鄉村茫然而無序。

一樁命案，並不會改變什麼秩序，但它卻是一面高懸的鏡子，能照出形形色色的面孔與靈魂。很難逃掉，就看有沒有勇氣審視自己，審視的結果是什麼。

堤壩有洞，河水自然外泄，洞口會日見擴大。當然，總有一天這個洞會堵住，水還會蓄滿，河還是原來的樣子——其實，此河非彼河，只是我們對河的記憶沒變。這種記憶模糊了視線，也虧得它，還能感受到一絲尉藉。我對鄉村情感上的距離很近，可現實中距離又很遙遠。為了這種感情，我努力尋找着並非記憶中的温暖。（《北京文學·中篇小説月報》2006年8期）

這段體會説的實在太精彩了。表面木納的胡學文對鄉村的感受是如此的誠懇和切實。當然，《命案高懸》並不是一篇正面為民請命的小説。事實上，作品選擇的也是一個相當邊緣的視角：一個鄉間浪者，兼有濃重的流氓無產者的氣息。他探察尹小梅的死因，確有因自己的不檢點而懺悔的意味，他也因此在這個過程中洗心革面。但意味深長的是，作家“並非記憶中的暖意”，卻是通過一個虛擬的鄉間浪者來實現的。或者説，在鄉村也只有在邊緣地帶，作家才能找到可以尉藉內心書寫的對象。

與胡學文的命案異曲同工的，是曹徵路的《霓虹》。不同的是殺害下崗女工——也是一個暗娼的兇手終於被繩之以法，但對那個被殺害的女工而言已經不重要了。對我們來説，重要的是在這篇作品中，我們看到了一個從生活到心靈都完全破碎了的女人——倪紅梅全部的生活和過程。她生活在人所共知的隱秘角落，但這個公開的秘密似乎還不能公開議論。倪紅梅為了她的女兒和婆婆，為了最起碼的生存，她不得不從事最下賤的勾當。但她對親人和朋友的真實和樸素又讓人為之動容。她不僅厭倦自己的生存方式，甚至連自己都厭倦，因此想到死亡她都有一種期待和快感。最後她終於死在犯罪分子的手裏，只因她拒絕還給犯罪分子兩張假鈔嫖資。

曹徵路對工人階級的生存狀況關注已久。2005年，他的《那兒》轟動一時。我在《中國的文學第三世界》一文中對《那兒》曾有如下評價：曹徵路的《那兒》是……一部正面反映國企改革的力作。它的主旨不是歌頌國企改革的偉大成就，而是意在檢討改革過程中出現的嚴重問題。國有資產的流失、工人生活的艱窘，工人為捍衞工廠的大義凜然和對社會主義企業的熱愛與擔憂，構成了這部作品的主旋。當然，小説沒有固守在“階級”的觀念上一味地為傳統工人辯護，而是通過工會主席為拯救工廠上訪告狀、集資受騙，最後無法向工人交代而用氣錘砸碎自己的頭顱，表達了一個時代的終結。朱主席站在兩個時代的夾縫中，一方面他向着過去，試圖挽留已經遠去的那個時代，以樸素的情感為工人羣體代言並身體力行；一方面，他沒有能力面對日趨複雜的當下生活和“潛規則”。傳統的工人階級在這個時代已經力不從心無所作為。小説中那個被命名為“羅蒂”的狗，是一個重要的隱喻，它的無限忠誠並沒有換來朱主席的愛憐，它的被趨趕和千里尋家的故事，感人至深，但它仍然不能逃脱自我毀滅的命運。“羅蒂”預示的朱主席的命運，可能這是當下書寫這類題材最具文學性和思想深刻性的手筆。如果是這樣，我認為《霓虹》堪稱《那兒》的姊妹篇，它的震撼力同樣令人驚心動魄。 此外，象張學東的《堅硬的夏麥》、王大進的《花自飄零水自流》、温亞軍的《落果》、李鐵的《我的激情故事》、孫惠芬的《燕子東南飛》、馬秋芬的《北方船》王新軍的《壞爸爸》等等還有很多，都是關注底層生活的作品。對這一寫作潮流，曾引起過不大不小的爭論。青年批評家邵燕君甚至發出“底層如何文學”的擔憂或質詢。但當我們讀過這些作品之後，我想問題應該不證自明。人間世事似乎混沌而迷濛，就如同高懸的命案一樣。但這些作品卻以睿智、膽識和力量洞穿世事，揭示了生活的部分真相。

我之所以強調當下的中篇小説“守成”於邊緣地帶，除了上述我分析過的作品之外，還有一些作品在傳統的創作題材遺漏的角落發現了廣闊的空間。比如馬曉麗的《雲端》（《十月》2006年4期），應該是2006年最值得談論的中篇小説之一。説它重要有兩個原因：一是對當代中國戰爭小説新的發現，一是對女性心理對決的精彩描寫。當代中國戰爭小説長期被稱為“軍事題材”，在這樣一個範疇中，只能通過二元結構建構小説的基本框架。於是，正義與非正義、侵略戰爭與反侵略戰爭、英雄與懦夫、敵與我等規定性就成為小説創作先在的約定。因此，當代戰爭小説也就在這樣的同一性中共同書寫了一部英雄史詩和傳奇。英雄文化與文化英雄是當代“軍事文學”最顯著的特徵。《雲端》突破了“軍事文學”構築的這一基本框架。解放戰爭僅僅是小説的一個背景，小説的焦點是兩個女人的心理“戰爭”——被俘的太太團的國民黨團長曾子卿的太太雲端和解放軍師長老賀的妻子洪潮之間的心理戰爭。洪潮作為看管“太太團”的“女長官”，有先在的身份和心理優勢，但在接觸過程中，洪潮終於發現了她們相通的東西。一部《西廂記》使兩個女人有了交流或相互傾訴的願望，共同的文化使他們短暫地忘記了各自的身份、處境和仇恨。但戰爭的敵我關係又使她們不得不時時喚醒各自的身份記憶，特別是洪潮。兩個女性就在這樣的關係中糾纏、搏鬥、間或地推心置腹甚至互相欣賞，她們甚至談到了女性最隱秘的生活和感受。在這場心理戰爭中，她們的優勢時常微妙地變換着，一波三折跌宕起伏，但這裏沒有勝利者。戰場上的男人也是如此，最後，曾子卿和老賀雙雙戰死。雲端自殺，洪潮亦悲痛欲絕。有趣的是，洪潮最初的名字也是雲端，那麼，洪潮和雲端的戰爭就是自己和自己的戰爭，這個隱喻意味深長。它超越了階級關係和敵我關係，同根同族的內部廝殺就是自我摧殘。小説在整體構思上出奇制勝，在最緊要處發現了文學的可能性並充分展開。戰爭的主角是男人，幾乎與女性無關。女性是戰爭的邊緣羣體，她們只有同男人聯繫起來時才間接地與戰爭發生關係。但在這邊緣地帶，馬曉麗發現了另外值得書寫的戰爭故事，而且同樣驚心動魄感人至深。這是一篇可遇不可求的優秀之作。

魏微這些年來聲譽日隆。她的小説温暖而節制，款款道來不露聲色。在自然流暢的敍述中打開的似乎是經年陳酒，味道醇美不事張揚，和顏悦色沁人心脾。讀魏微的小説，很酷似讀林海音的《城南舊事》，有點懷舊略有感傷，但那裏流淌着一種很温婉高貴的文化氣息，看似平常卻高山雪冠。《家道》（《收穫》2006年5期）也是這樣的小説。大户人家常有“家道敗落”的慨嘆，説的是家門不幸，或遇天災人禍或後人不爭氣，家道破落又回到原處。《家道》中父親許光明原本是一箇中學教師，生活也太平。後來因寫得一手好文章，鬼使神差地當時了市委秘書，官運亨通地又做了財政局長。做了官家裏便門庭若市車水馬龍，母親也徹底感受了什麼是榮華富貴的味道。但父親因受賄入獄，母親邊也徹底體會了“家道敗落”作為“賤民”的滋味。如果小説僅僅寫了家道的榮華或敗落，也沒什麼值得稱奇。值得注意的是，魏微在家道沉浮過程中對世道人心的展示或描摹，對當事人母親和敍述人對世事炎涼的深切體悟和嘆謂。其間對母子關係、夫妻關係、婆媳關係、母女關係及鄰里關係，或是有意或是不經意的描繪或點染，都給人一種驚雷裂石的震撼。文字的力量在貌似平淡中如峻嶺聳立。小説對母親榮華時的自得，敗落後的自強，既有市民氣又能伸能屈審時度勢性格的塑造，給人深刻的印象。她一個人從頭做起，最後又進入了“富裕階層”。但經歷了家道起落沉浮之後的母親，沒有當年的欣喜或得意，她甚至覺得有些“委頓”。 還值得圈點的是小説議論的段落。比如奶奶死後，敍述者感慨道：“很多年後我還想，母子可能是世界上最奇怪的一種男女關係，那是一種可以致命的關係，深究起來，這關係的悠遠深重是能叫人窒息的；相比之下，父女之間遠不及這等情誼，夫妻就更別提了。”如果沒有對人倫親情關係的深刻認知，這種議論無從説起。但有些議論就值得商榷了，落難後的母女與窮人百姓為鄰，但那些窮人“從不把我們當作貪官的妻女，他們心中沒有官祿的概念。我們窮了，他們不嫌棄；我們富了，他們不巴結逢迎；他們是把我們當作人待的。他們從來不以道德的眼光看我們，——他們是把我們當作人看了。説到他們，我即忍不住熱淚盈眶；説到他們，我甚至敢動用‘人民’這個字眼。”這種議論很像早期的林道靜或柔石《二月》裏的陶嵐，切不説有濃重的小“布爾喬亞”的味道，而且也透着作家畢竟還涉世未深。

同樣是女性作家的須一瓜，這些年來聲名鵲起好評如潮。她的小説疑竇叢生多有懸念，情節絲絲相扣內在結構極端嚴密，特別在細節的處理上，顯示了須一瓜不同凡響的藝術想象力。《回憶一個陌生的城市》（《收穫》2006年3期）有須一瓜一貫的後敍事視角，沒有人知道事情的結果甚至過程，即便是當事人或敍述者也不比我們知道的更多。於是，小説就有與生俱來的神秘感或疏異性：因車禍失去記憶的“我”，突然接到了外地寄來自己多年前寫的日記，是這個日記接續了曾經有過的歷史、情感和事件，最重要的是一九八八年九月我製造的那起“三人死亡、危機四鄰的居民區嚴重爆炸案”。“我”決定重返失去記憶的陌生城市調查這起爆炸案。當“我”置身這座城市的時候，“我”依然斷定“是的，我沒有來過這裏。”這注定了是一次沒有結果的虛妄之旅，荒誕的緣由折射出的是荒誕的關係。一些不相干的人因這起事件被糾結在調查的過程中，但彼此間沒有真正的理解和溝通，甚至連起碼的願望都沒有。存在主義的遺風留韻和荒誕小説的敍述魅力，在《回憶一個陌生的城市》中再次得到呈現。

隨着世俗化生活不可抗拒的瀰漫，都市世俗畫卷在小説中恣意展開。對都市超級現代生活的嚮往，曾是我們並不遙遠的一個夢。當這個夢境已經兑現為現實的時候，我們陡然發現，現代都市生活並不是天堂。過去的夢想不過是一相情願的現代相思病，現代都市生活是攜帶着我們都不曾想過的一切同時降臨的。遲子建的《第三地晚餐》（《當代》2006年2期）以冷俊悲涼的筆觸，從一個方面撕開了都市華麗的面紗。都市生活是今天社會生活結構的中心，但《第三地晚餐》避開了紅塵滾滾的中心畫面，它從一個鮮為人知的生活渠道揭示了生活的荒誕性和戲劇性。“第三地”應該是一個與心靈或歸宿有關、與寄託或渺小的願望有關的隱喻。情感上的隔膜讓一對夫妻都有難言之隱，他們在“第三地”不期而遇：要求做一頓晚餐的人和願意免費為人做一頓晚餐的人，競是夫妻雙方。當一切釋然的時候，丈夫卻沒有吃上這頓晚餐而撒手人寰。這個荒誕的悲劇顯示了遲子建藝術地把握生活的能力。她持久的創造力更是令人歎為觀止。

比較《第三地晚餐》，更為殘酷的是葉舟的《目擊》（載《青年文學》2006年5期）。表面上恩愛有加的夫妻，卻隱藏着巨大的秘密。妻子不惜長跪街頭苦苦尋找丈夫死亡的目擊者，然而，丈夫的意外死亡竟緣於一次偷情之後。李小果、李佛、王力可以及死者之間的關係撲朔迷離。除了當事人之外幾乎沒有人清楚他們的情感和慾望。但是，真正的悲劇也許不是死者，而是在隱秘之情背後的活着的女人。死者的妻子才是悲劇真正的主角。

從不同側面觸及邊緣生活狀態的作品同樣有許多。比如北北的《右手握拍》、王松的《福升堂》、騰肖瀾的《藍寶石戒指》、蘇童的《棄嬰記》、方方的《春天來到曇華林》、蔣韻的《心愛的樹》等等。這些中篇小説的作者遊離於主流生活之外，他們在邊緣處氣定神閒看風景。似乎就在不經意之間，卻洞穿了紅塵滾滾中的人間世事。守成的文學不再處於文化的中心，但這種守成卻是免於文化失衡的重要力量。在這個意義上來説，文學的存在不僅可能的而且是必需的。

個人影響

1、杜書瀛先生在《作家報》上發表的《孟繁華印象》中説：“他的這些文章（指《民粹主義與20世紀中國文學》、《東方風情與生活寓言》）無疑具有重要學術價值，是好文章。這是孟繁華的理論貢獻，我十分高興我的朋友有這樣的貢獻。……他風華正茂，連年有文章引起關注，令人欽佩。”——《作家報》1998年6月4日。

2、續鴻明在“當代著名學者系列”欄目攥文：《孟繁華與新理想主義》中説：“他沒有像同一代的大多數批評家那樣將興趣收縮到學術研究一域，而是在文學研究、文學批評、文學活動甚至在文學作品編選和文化批評諸多領域投注熱情和心力。在90年代紛紜複雜的文化背景下，他執著地倡導一種或許被一些人認為迂闊過時的‘新理想主義’。……在這個無人喝彩的時代裏，他依然對文學予以熱情而持久的關注。”——《中國文化報》1999年6月29日。

3、摩羅在《南方文壇》“今日批評家”“孟繁華專輯”中攥寫了長篇論文：《喜劇時代的悲劇精神--論孟繁華的文化批評與文化選擇》。文中指出：“正是在這樣一個特殊的背景下，孟繁華滿身披着80年代的風風雨雨出現了。所謂80年代的風風雨雨，乃是指80年代被談論的最多的那些命題，諸如理想、價值、意義、正義、精神、靈魂、信仰人道、人文、人性、人格以及知識分子性、反思、批判等。他無論是從事批評還是研究，都是以此為底藴：他進行文學活動是那麼富於熱情，其動力也正是來自這些基本的信念。雖然他在90年代也有新的反思，也吸收了為90年代所特有的新的思想資源，但我更看重的依然是他對80年代信念的堅持與守護。當我站在90年代的天空下來討論他的精神形象和學術貢獻時，我所要強調的也是他的這一面。我想説的是，孟繁華乃是80年代送給90年代文壇的一件禮物。我遏制不住對於一位始終這麼熱愛文學、決不輕易退出文壇的批評家的喜愛與尊敬。”（全文一萬字）——《南方文壇》1998年5期。

人物評價

孟繁華：文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教授。遼寧大學特聘教授。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常務理事、副秘書長。現主要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當代文化和文藝學。專著評價：

1、《眾神狂歡》出版後，日本的《中文導報》、台灣的《中國時報》、法國國際廣播電台相繼發表了評論文章。由金泰萬博士翻譯的韓國文版已於2002年出版。中國大陸的《文藝報》、《方法》雜誌、《河南畫報》雜誌、《南方文壇》雜誌、等發表了評論和介紹。《中國日報》（英文版）發表了長篇評論向海外介紹。

2、《百年中國文學總系》出版後，錢穀融、樊駿、嚴家炎、趙園、吳福輝等學界著名學者發表了評論文章。《科學時報》發表了對《1978：激情歲月》的長篇評論。文章認為：“孟繁華先生是一為非常警覺的學者，他理性冷靜地處理了1978那個特殊年份裏紛繁迭出的文學現象。特有的學養氣質和行文風格使我們能夠從他汪洋恣肆鞭辟入裏的文字中體會出超越了純文學的更傾向於社會學意義上的反思和追問。”（全文四千字）--《科學時報》1999年3月10日。

3、《毛澤東文藝思想及內部結構》：被美國“科比爾科學文化信息中心”評為“千禧優秀科學論文”。該中心主任AldousDwightph.D在致作者的信中説：“您發表在中國的學術雜誌《文藝爭鳴》1998年第四期的論文（毛澤東文藝思想及內部結構）經評審為千禧優秀科學論文，並獲得進入全球互聯網絡進行世界範圍交流的資格，我很榮幸通知您這個結論……並衷心感謝您讓全世界分享您的學術成果，同時真誠希望讓全世界都來認識一位傑出的中國學者。”

4、《中國20世紀文藝學學術史》（第三部）的評價：

（1）在“中國20世紀文藝學學術史討論會”上，朱寨、樊駿、嚴家炎、謝冕、童慶炳等著名學者，對第三捲髮表了很高的褒獎和鼓勵性的發言。討論會對第三卷的肯定和談論是最多的。

（2）童慶炳先生在《文學評論》上發表文章指出：“第三部論述50年代到70年代的文藝學格局，可以説新見迭出，很有啓發性。……我讀了‘政治文化規範中的當代文藝學’和‘毛澤東文藝思想及內部結構’這兩章後，受到了很大的啓發，終於從學理上理解那30年在文藝學這個‘戰線’無休止的爭論、批判、鬥爭是如何發生的。其中‘毛澤東文藝思想及內部結構’一節，給人以深刻難忘的印象，真可以説是發人所未發，道人所未道。其中的描述沒有停留在老套子上，而是將問題置於整個歷史的發展背景和國家的整個體制中進行解析，肯定了毛澤東關於文藝問題論述的合理性，也深入揭示其內部結構及其形成的原因、所造成的影響。……這些問題在書中都的到了學理性很強的深刻回答。這裏我感到了學術的貼切感，又感到學術的距離感，貼切感就是要充分進入研究對象，距離感就是要與研究對象保持某種距離，以便能看清其整體的面貌。這就是學術研究中的入乎其內，出乎其外。”--《文學評論》2001年5期。

（3）肖鷹博士在《當代文藝學的單一與複雜--孟繁華和他的〈中國20世紀中國文藝學學術史（第三部）〉》的書評中説：“讀這部著作，我很欣賞其中對周揚、胡風、茅盾三人的個案分析，並以之為當代文藝學界三類不同的典型。作者把三人之間的關係，指稱為‘觀念同一性中的內部對話’，我以為是極精確的概括。……當然這種內部對話始終包含了難以理解的‘殘酷鬥爭’。但是這種殘酷鬥爭是以激進為基調的革命文學內部對話的一種基本形式。因此可以理解，為什麼包含了‘複雜鬥爭’的30年文藝學運動，卻終結為激進的‘文革’文藝學，準確地講，終結於姚文元式的文體和修辭？孟繁華在這個意義上不惜筆墨分析姚文元個案，成為全書結尾部分的精彩一筆。……面對這個既簡單又複雜的當代文藝學30年，孟繁華同時展示出它的單一與複雜，把一部文藝學學術史展示為一個特定階段的民族政治心態史。這是孟繁華的功力所在，也是這部新著的價值和魅力所在。”--《北京日報》2001年7月22日。

（4）青年評論家謝有順在《沒有事實就沒有“史”》的書評中説：“孟繁華先生攥寫的《中國20世紀文藝學學術史》（第三部），我認為，它對於我們認識從1949年到1978年間中國文藝學學術演進歷程，有着重要的價值和意義。……只有在事實的基礎上，加上專業、客觀的分析，才能有效還原'史'的真實面貌。就這點而言，孟繁華的這部著作將會成為同類著作的一個典範。”——《中華讀書報》2001年9月19日。

（5）席揚教授在《“學術”與“史”的可能性》的書評中説：“孟著以‘政治文化’為核心概念，以‘政治文化’與中國當代文藝學學術諸因素包括學術主體、對象、理論期望及衝突與張力的關係為內容，剴切地剖析了中國大陸20世紀從50年代到70年代文藝學學術行進中既複雜又貧瘠的特異狀態。……當代人中意識到‘政治文化’對文藝學的專制式統轄並不在少數，但把它作為‘歷史主體性’加以系統的理論表述，比孟著更為深入的尚未見到。……由此看，孟著對中國當代文藝學學術史的敍述，是成功的。”——《中國文化報》2001年9月13日。

此外，程光煒教授在《文藝報》為本書發表了專門書評，朱立元、暢廣元、蔣述卓等教授在整體評價叢書時，也對第三卷作了很高的評價。這部著作的大部分章節，都以論文的形式先後發表於《中國社會科學》、《東方文化》、《文藝爭鳴》、《小説家》、《南方文壇》、《文學前沿》、《文藝新觀察》等學術刊物。

2023年12月，憑藉《散文的氣質》獲2023花地文學榜年度文學評論金獎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