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竑

王竑，正統四年（1439年）中進士。正統十一年（1446年），王竑被授予户科給事中。王竑豪邁有氣節，敢説敢為。 ^[1] 

明英宗被俘時，郕王朱祁鈺在午門攝理朝政，羣臣彈劾王振誤國之罪。大臣還沒把彈劾奏疏讀完，朱祁鈺命大家出去待命。眾人都伏地痛哭，請將王振滅族。錦衣衞指揮馬順，是王振的黨羽，厲色呵叱議論者出去。王竑非常憤怒，奮臂而起抓住馬順的頭髮説：“你們這幫奸黨，論罪當誅，現在還膽敢這樣？”他一邊罵一邊咬往馬順的臉，接着眾人都一起擊打馬順，當場把他打死，朝班大亂。郕王非常害怕，馬上起身入內，王竑率羣臣跟在王爺的後面。朱祁鈺讓宦官金英問他想説什麼。王竑説：“宦官毛貴、王長隨也是王振的黨羽，請依法治罪。”朱祁鈺命把兩人拉出來，眾人又把他們打死了，血染朝廷上的台階。當時，王竑名震天下，朱祁鈺也因此很器重王竑。朱祁鈺還將言官們召來，備加慰問。朱祁鈺即皇帝位後，也先侵犯京師，命王竑與王通、楊善守衞京城，升王竑為僉都御史，督率毛福壽、高禮的部隊。敵寇退走後，詔令王竑與都指揮夏忠等人一起鎮守居庸關。王竑到任後，挑選士卒戰馬，修繕關塞，彈劾不稱職的將帥，使壁壘面貌一新。 ^[3] 

景泰元年（1450年）四月，浙江鎮守宦官李德上書説：“馬順等人有罪，也應當請命再行誅殺，而諸臣竟敢擅自殺了他們。如果沒有宦官的擁護，就危險了。這些人都是犯上的賊臣，不宜任用。”他的奏章被髮下朝廷討論。于謙等人上奏説：“上皇蒙受塵埃，這個災禍實是賊臣王振所造成，而馬順實是王振的心腹。陛下監國，羣臣共同請求誅殺賊黨，而馬順還膽敢呵叱，在朝廷上的文武大臣以及宿衞的軍士被激起忠肝義憤，所以無暇顧忌，打死了這三個人。這正是《春秋》誅亂臣賊子的大義。如果讓那幫導致上皇流離遷徙的奸黨還留在朝廷，那國家的安危就難以料想了。臣等認為這件事不足問。”皇上説：“誅滅亂臣是為了安定人心。廷臣的忠義，朕已知道了，各位愛卿不要因為李德的話而介意。”八月，王竑因病回到朝廷。不久皇上命他同都督僉事徐恭總督漕運，治理通州到徐州的運河。第二年，尚寶司找不到馬順的牙牌，馬順的兒子請向王竑索求，皇上批准了。言官們説：“馬順作為奸黨，罪行重大，廷臣共同除掉了他，哪有功夫去問牙牌。況且這不是王竑一個人的事，如果向王竑索求，忠臣將感到恐懼。”皇上於是取消了先前旨令。這年冬，耿九疇被召回，皇上敕令王竑兼淮安、揚州、廬州三府和徐州、和州二州巡撫，又命他兼理兩淮鹽税。 ^[4] 

景泰四年（1453年）正月，因為災異頻繁出現，正是春天卻非常寒冷，王竑上書説：“請下敕令責成諸臣痛加自我修身反省，減少刑罰和征斂，停罷無益的工程，嚴戒無功之賞，散財以收民心，愛民以培植國家根本。陛下應更加親近儒臣，講道論德，進用君子，斥退小人，以挽回天意。”他並且還請求罷免。皇上採納了他的建議，遂下詔修身反省，徵求直言。 ^[5] 

在此之前，鳳陽、淮安、徐州發大水，路上餓死的人相望，王竑上疏彙報，不待朝廷回報，便開倉賑濟。至此山東、河南的饑民來就食的羣集而至，倉米不夠賑給。只有徐州廣運倉還剩有儲糧，王竑又想開倉全部發出來，掌管倉庫的宦官反對。王竑前去對那個宦官説：“百姓早晚都有為盜的可能。如果你不聽我的，萬一有變，我就先殺了你，然後自請死。”宦官害怕王竑的威名，不得已答應了。王竑於是自己彈劾自己專擅之罪，並説：“廣運倉所存的糧食僅夠支三個月，請令犯了死罪以下的人，准許他們輸納糧食到災區以贖罪。”皇上又命侍郎鄒幹帶着庫金馳往災區，聽憑王竑相機處理。王竑於是親自巡行災區，散財賑濟，財物不足，便令沿淮上下的商船，根據船隻大小出米，王竑最後救活了一百八十五萬多人。他勸富民出米二十五萬餘石，賑給饑民五十五萬七千家。撥給耕牛和種子七萬四千餘，使五千五百家百姓得以復業，安撫了從別的地方流入的饑民一萬六千餘家。病者給藥，死者備棺，饑民所出賣的子女全部幫他們贖了回來，想回原籍的人還給他們提供路費。人民都忘記了飢餓，紛紛歌頌王竑。當初皇上聽説淮安、鳳陽饑荒，非常憂慮，後來收到王竑因開廣運倉而彈劾自己的奏疏後，很高興地説：“賢哉都御史，他將救活我的百姓了。”尚書金濂、大學士陳循等人都稱讚王竑的功績。這一年十月，王竑就地被升為左副都御史。當時濟寧也鬧饑荒，皇上派尚書沈翼帶着庫金三萬前往賑濟。沈翼只發放了五千兩，剩下的交回京庫。王竑彈劾沈翼奉命出使而沒有成效，請將剩下的黃金仍用來換米備賑，皇上聽從了。 ^[6] 

景泰五年（1454年）二月，他上書説：“近年來饑荒頻繁發生，人民嚴重受困。最近冬春之交，從淮河到海冰凍四十餘里，人畜僵死者有一萬多，貧弱的人賣妻賣兒，強悍的人肆行搶奪，百姓衣食之路斷絕，只好到處流離。陛下端居九重，大臣安處廊廟，不能看到這些情景。如果親眼看到這樣的情景，沒有不為之落淚流涕的。陛下繼位以來，並非不敬天愛民，但天變民窮卻十分嚴重，臣私下擔心聖德雖修但還不到家，大倫號正但還不純厚，賢才雖用但還沒收到成效，邪佞雖去但還沒徹底剷除，仁愛雖施但百姓還沒普遍得到實惠，財用雖省但皇上的供給還沒有節省，刑罰雖寬但冤案還沒得到平反，工程雖停但工匠還沒得到休息，法制雖頒但奉行時還有的做了更改，賦税雖免但有關官員還有的進行牽制。這些只要有一項，都足以影響天和，招來災變。衷心希望陛下敬修德行以刷新政治。敬重天命，效法祖宗，端正倫理，篤實恩義，戒除逸樂，斷絕異端，這樣就表明有誠心修德了。進用忠良之士，疏遠邪佞之徒，公正賞罰，寬免賦役，節儉財用，戒除聚斂，辭退貢獻，停罷工役，這樣就表明有決心圖治了。如果這樣做了而災變仍然不息，那是從來沒有過的事情。”皇上褒獎採納了他的意見，敕令內外百官共同進行修身反省。 ^[7] 

景泰六年（1455年），霍山百姓趙玉山自稱是宋朝宗室的後裔，以妖術來迷惑眾人作亂，王竑將其逮捕。王竑先後彈劾懲治了貪污的官吏，革除了害民的糧長，百姓大稱便利。 ^[8] 

英宗復辟後，廢除巡撫官，改王竑為浙江參政。幾天之後，石亨、張車兀追論王竑擊打馬順之事，王竑被除名，編管江夏。過了半年，皇上在宮中看到王竑的奏疏，見其中有“端正倫理，篤實恩義”一句話，感悟了，命令派官把王竑送回故鄉，敕令有關官員要善待他。 ^[9] 

天順五年（1461年），孛來入侵莊浪，都督馮宗等人出去討伐。因李賢的推薦，皇上起用王竑，恢復原官，命他與兵部侍郎白圭參贊軍務。第二年正月，王竑與馮宗在紅崖子川擊退孛來。白圭等人回京，王竑仍留下鎮守。到了冬天，才把他召回。第二年春，又命他總督漕運，巡撫淮安和揚州。淮人聽説王竑再來，歡呼迎拜，數百里不絕。 ^[10] 

明憲宗即位後，給事中蕭斌、御史呂洪等人共同推薦王竑和宣府巡撫李秉可當大任。皇上交給廷臣討論，尚書王翱、大學士李賢請聽從蕭、呂等人的意見。皇上説：“古代的人君通過推夢占卜來求賢才，現在朕難道就不能聽從輿論的取捨嗎？”馬上召王竑回來任兵部尚書，李秉為左都御史。任命下達後，朝野相慶。 ^[11] 

當時將要用兵兩廣，王竑舉薦韓雍為總督。韓雍剛剛獲罪，眾人覺得這事難辦。王竑説：“天子正在棄瑕錄用，你們説韓雍有罪不當用，我王竑不是曾因罪被廢的人嗎？”朝廷終於任用韓雍。王竑列出進兵剿賊事宜上奏，並説將帥出征討伐，不得上奏攜帶私人，胡亂冒功。他又請恢復京營部隊原有的數量，禁止權勢之家和高級將領擅自役使禁軍。於是皇上命王竑和給事中、御史六人檢閲十二營的士兵。王竑認為擇兵不如擇將，共上奏罷免了營職軍官八十餘人，再慎選有才能勇武之士來補充。 ^[12] 

兵部清理貼黃缺官，王竑偕同各大臣推舉修撰嶽正、都給事中張寧，被李賢反對，竟把這兩人派出任外官，並廢除了朝臣會舉之例。王竑憤然説道：“我還能坐在這裏嗎？”馬上稱病求退。皇上正信任王竑，便優詔安慰挽留他，每天派醫生去給他看病。王竑卻請求得更為急切。九月，皇上命他退休回去。王竑任尚書一年，稱病在家有四個月，人們因為朝廷未盡其用而感到惋惜。他走後，中外大臣推薦他的奏章不下一百篇，都沒被認可。 ^[13] 

王竑居家二十年，於弘治元年（1488年）十二月去世，終年七十五歲。正德年間，贈予他太子少保，諡莊毅。淮人立祠祭祀他。 ^[14] 

當初，王竑把他的居室起名為“戇庵”。回來後，把它改為“休庵”。他閉門謝客，鄉里的人很少能見到他。當時，吏部尚書李秉也被罷免回家，每天出入里巷，與故舊談笑遊樂。王竑聽説後，説：“不恭啊，李執中是堂堂大臣，怎能不養重自愛，與市井小人遊樂？”李秉聽説後，也笑着説：“什麼是大臣？難道立異於故鄉，崇尚矯異激切才算是賢嗎？”兩人雖然看法不同，但都受到時人的稱讚。 ^[15-16] 

姜洪：①切見兵部致仕尚書王恕、王竑，吏部尚書李秉，俱才德高茂，志節忠貞。 ^[17]  （《陳言疏》）②臣訪得吏部尚書李秉、兵部尚書王竑、都御史韓雍、夏壎、高明、李侃，歷仕年久，頗有令望。或因讒謗而解官，或託微恙而去任。 ^[17]  （《修政弭災疏略》）

張廷玉：天順、成化間，六部最稱得人。王翱等正直剛方，皆所謂名德老成人也。觀翱與李秉、年富之任封疆，王竑之擊奸黨、活饑民，王復之籌邊備，姚夔之典秩宗，林聰、葉盛之居言路，所表見，皆自卓卓。其聲實茂著，系朝野重望，有以哉。 ^[18]  （《明史》）

祖父：王俊卿，戍邊駐兵河州。 ^[19] 

父親：王佐，字良輔，號納齊，博學能詩，解縉謫居河州後常與交往，治家以程朱理學為本。 ^[19] 

《明史·卷一百七十七·列傳第六十五》 ^[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