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行錄

《燕行錄》是一系列關於燕京之行的書的總稱，因而具有體裁多樣、作者層次廣、年代跨度大的特點。其體裁有日記、詩歌、雜錄、記事等，其作者包括朝鮮派往中國的正、副使、書狀官，以及使節團中一般的隨員，著名的學者有樸趾源、李德懋、洪大容、柳得恭等，這些人同時也是朝鮮歷史上“北學派”的著名人物。最早的《燕行錄》著述的時間開始於崇德二年（1637），今所能見到的是金宗一寫的《瀋陽日乘》，而能見到的最晚的著作則是光緒十四年（1888）無名氏的《燕轅日錄》。

《燕行錄》內容也是十分廣泛的，韓國成均館大學收藏的《燕行錄選集》，除了記載路途、使行人員、貢品和沿路所見的風景外，對於中國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風俗都有詳略各異的記述。尤其對於中國的時政、著名人物、藩屬外交、邊境貿易、商人市集、士人科舉、以及婚喪風俗都是記述較多的內容，從這些內容的側重點也可以看出，當時的朝鮮學者對中國社會各個方面都非常感興趣。

《燕行錄》在內容與時間上都覆蓋極廣，同時由於是外國人對中國認識的第一手資料，因而具有相當的真實性，直筆、全面、完整是《燕行錄》的最大的優點，也使其成為研究清代中國的社會歷史情況的寶貴資料，在很多方面都可以彌補中國史料的不足。

朝鮮三節年貢使團通常在每年的十月或十一月初從漢陽出發，十二月末以前到達北京。清代朝鮮使團所行路線多利用陸路，沿線所經過的主要城市依次是平壤、義州、鴨綠江、鳳凰城、連山關、遼東、瀋陽、遼寧、沙河、山海關、通州、北京，等等。總路程在3100裏左右，途中約需50～60天左右。這樣，整個旅程、包括在北京的日子約需5個月左右。他們在北京的駐留時間一般可在60天左右。朝鮮使團人員以私人身份與中國官員、學者甚至西方傳教士進行接觸，並可遊覽書肆以及名勝古蹟。

朝鮮王朝所派遣的來華使臣，回國後往往要由國王召見，彙報有關中國的情況。尤其是書狀官，必須將途中的見聞記錄稟報國王；使團中的其他人員也私撰有關出使中國的記聞，它們多是用漢文寫成，也有個別是用諺文（即朝鮮文）寫作的。這一系列記錄朝鮮使團成員沿路見聞的著作，即是今天我們所見到的各個時期的《燕行錄》。

自隋唐徵高麗，到元明清朝鮮成為藩屬，中國與三韓文化交流有着悠久的歷史。蒙古太宗三年（1231）耶律楚材入相，他在太宗四年所作的《和高麗使三首》（其一）中提出“仁綏武震誠無敵，重譯來工四海同”， “仁綏”以“來王”的政策深刻影響了自元朝以後的中朝關係。尤其是忽必烈即位後，中朝的藩屬關係一直是穩定發展的，其文化交流也日益密切，而“燕行錄”就是這種文化交流的證明。從廣義上看， “燕行錄”就是泛指從高麗到朝鮮這七百多年間形成的文獻，指元、明、清時期朝鮮人在中國所見所聞的文字記載；而從狹義上看，則是專指“朝鮮時代使臣們來往燕京（北京）時根據所聽所見而記錄下來的紀行錄”。事實上，許多並非以北京為目的地的作品也被視為“燕行錄”，如李晚秀、李田秀的《入沈記》，樸來謙的《沈槎日記》和金鐘正的《瀋陽日錄》都被林基中收入《燕行錄全集》中。 ^[2] 

在長達近700年的時間裏，共有740餘位燕行使所撰寫的1040種“燕行錄”流佈於世。今按其創作編纂的年代，大略分為初創期、發展期、成型期、成熟期、鼎盛期與衰微期六個階段。

這一階段的截止時間為高麗朝高宗二年至恭讓王三年（金宣宗貞祐三年至明洪武二十四年，即1215—1391年）。在這一階段，高麗政局動盪，與元朝及後來滅元繼起的明朝關係不穩，甚至一度惡化。使臣王事鞅掌，奔波於路，流傳下來的“燕行錄”相對較少，共有14種，無單行本，多附於高麗諸家文集而行，其作品大多數為詩歌，如陳澕《使金錄》、金坵《北征錄》、李承休《賓王錄》、李齊賢《清遊稿》、李穀《奉使錄》、鄭誧《上國遊稿》、李穡《使行錄》、金九容《奉使錄》與《流雲南》、鄭夢周《赴南詩》、鄭道傳《奉使錄》、李崇仁《奉使錄》、權近《奉使錄》、趙浚《朝天詩》等。

這一階段的時限為朝鮮朝太祖元年至明宗二十二年（明太祖二十五年至隆慶元年，即1392—1567年）。在這一時期，隨着朝鮮朝與明朝關係的趨向穩定，家國平和，百姓安居，雙方正常往來，使節不斷。除了詩歌之外，後世“燕行錄”的主要體裁日記與札記等皆已出現，共有43種，代表作有李簷《觀光錄》、張子忠《判書公朝天日記》、成三問《朝天詩》、申叔舟《朝天詩》、金守温《朝天詩》、魚世謙《己卯朝天詩》、徐居正《北征錄》、成俔《觀光錄》、崔叔精《朝天詩》、洪貴達《朝天錄》、申從濩《觀光行錄》、李荇《朝天錄》、金安國《燕行錄》、蘇世讓《赴京日記》、蘇巡《葆真堂燕行日記》、崔演《朝天詩》、鄭士龍《朝天錄》、尹根壽《朱陸異同》、柳中郢《燕京行錄》等。

這一階段是從朝鮮朝宣祖元年至光海君十四年（隆慶二年至天啓二年，即1568—1622年），其特點是圍繞“壬辰倭亂”與光海君王位的正當與否等，朝鮮朝遣往明朝的使臣急如星火，絡繹於道；後期由於滿洲在東北的崛起，遼東路塞，海路朝天線路再開。“燕行錄”數量激增，共有129種，卷帙增加，內容龐雜，體裁較前更為豐富，代表作有許篈《荷谷先生朝天記》、趙憲《朝天日記》與《東還封事》、金誠一《朝天日記》、裴三益《朝天錄》、李睟光《庚寅朝天錄》、洪純彥《唐陵君朝天奇事徵》、鄭昆壽《赴京日錄》、崔岦《四行文錄》、申欽《甲午朝天錄》與《甲午朝天路程》、申忠一《建州聞見錄》、黃汝一《銀槎日錄》、李民宬《壬寅朝天錄》、李廷龜《甲辰朝天錄》、申欽《奏請使朝天日記》、李尚毅《辛亥朝天錄》、許筠《乙丙朝天錄》、李民■《西行錄》、李廷龜《庚申朝天錄》、吳䎘《己未朝天錄》、安璥《駕海朝天錄》、吳允謙《海槎朝天日記》等。

這一階段是從朝鮮朝仁祖元年至景宗四年（天啓三年至雍正二年，即1623—1724年），為明末至清初時期，隨着明朝的覆亡與清朝的興起，朝鮮朝被迫向清朝稱臣納貢。燕行使臣創作了大量前往瀋陽、北京的紀行錄，共305種，數量龐大，諸體皆備，且基本定型，以金昌業《老稼齋燕行日記》等為典型，標誌着“燕行錄”成熟期的到來。其他的作品有李民宬《朝天錄》、李德迥《朝天錄》、未詳《航海朝天圖》、洪翼漢《花浦先生朝天航海錄》、李忔《雪汀先生朝天日記》、未詳《昭顯世子瀋陽狀啓》、申濡《沈館錄》、麟坪大君李㴭《燕途紀行》、姜栢年《燕京錄》、金錫胄《搗椒錄》、崔錫鼎《椒餘錄》、柳命天《燕行別曲》、樸權《西征別曲》、姜鋧《看羊錄》、李頤命《燕行雜識》、李器之《一庵燕記》、李宜顯《庚子燕行雜識》、李健命《塞圃齋使行日記》、權以鎮《燕行日記》等。

這一階段是從朝鮮朝英祖元年至正祖二十四年（雍正三年至嘉慶五年，即1725—1800年），是清王朝的全盛期，也是朝鮮王朝平穩安定的時期。以李德懋、樸趾源、柳得恭、樸齊家、洪良浩、徐浩修、趙秀三等人為代表，將“燕行錄”的創作推向了鼎盛，共有235種。代表作有姜浩博《桑蓬錄》、金在魯“燕行錄”、俞彥述《燕行詩》、黃梓《庚午燕行錄》、俞拓基《沈行錄》、李基敬《飲冰行程歷》、李商鳳《北轅錄》、蔡濟恭《含忍錄》、李德懋《入燕記》、樸趾源《熱河日記》、洪良浩《燕雲紀行》、樸齊家《戊戌燕行詩》、姜世晃《燕京編》、金照《觀海錄》、趙秀三《燕行紀程》、徐浩修《熱河紀遊》、柳得恭《熱河紀行詩》、白景炫“燕行錄”、李在學《燕行日記》等。

這一時期是從純祖元年至高宗三十一年（嘉慶六年至光緒二十年，即1801—1894年），此時清朝與朝鮮王朝同時走向衰微，隨着西方堅船利炮的侵入與國門洞開，以及中國在中日“甲午戰爭”中的落敗，朝鮮獨立，旋為日本吞併，燕行使從此輟絕。在“燕行錄”的創作方面，共有348種，雖然數量最多，但無論從體裁內容，還是質量水平方面，皆無法超越前輩，進而走向衰微。代表作有李晚秀《輶車集》、李海應《薊山紀程》、金正喜《燕行詩》、李鼎受《遊燕錄》、李肇源《黃粱吟》、樸思浩《燕薊紀程》、韓弼教《隨槎錄》、金景善《燕轅直指》、李尚迪《丙丁燕行詩》、趙鳳夏《燕薊紀略》、李有駿《夢遊錄》、徐慶淳《夢經堂日史》、柳厚祚《柳萬筆談》、洪純學《燕行歌》、柳寅睦《北行歌》、鄭健朝《北楂談草》、姜瑋《北遊日記》、金允植《天津談草》、魚允中《西征錄》、李承五《燕槎日錄》等。 ^[4] 

《燕行錄》中的戲曲史料，既補充了清代戲台資料，又闡釋了朝鮮王朝在敍述中國戲曲過程中所彰顯的文化心態：由於深受儒家文藝觀念的影響，“厭清思明”的文化心理浸透在字裏行間，故筆記中不免有對戲曲演劇過度解讀的現象。 ^[5] 

《燕行錄》內容繁複，書成眾手且前後相襲的情況頻現，燕行使對於滿族女子的描述大多較為零散，缺乏統一性與整體性，常常呈現片段式的描寫特徵，梳理其中，將這些零散的印記勾連起來，不難發現朝鮮使臣的關注焦點，而這恰恰又是滿族女子特有民族風貌的再現。 ^[6] 

目前對“燕行錄”的研究尚未充分展開。從文獻的整理來看，韓國學者做了較多工作，1962年，韓國成均館大學校大東文化研究所編纂了《燕行錄選集》兩卷本；1967年，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編譯了《燕行錄選集》11輯本。此外還有一些文集與單行本，如韓國文集編撰委員會的《韓國曆代文集叢書》本和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標點影印的《韓國文集叢刊》。而2001年，韓國東國大學出版的由林基中編輯的一百冊《燕行錄全集》，收入五百餘種，並計劃出版續集五十冊，內容蒐羅比較全面。在國內，也翻譯出版了一些“燕行錄” 作品，如1997年上海書店出版了樸趾源《熱河日記》，但總體數量不多。許多作品是以專著附錄形式出版的，如2005年，學者張傑從韓國複印了李田秀、李晚秀的《入沈記》，樸來謙的《沈槎日記》和金鐘正的《瀋陽日錄》並加以校注，於2009年在國內以《韓國史料三種與盛京滿族研究》之名首次出版；邱瑞中將李磺的《雪汀先生朝天日記》作為其專著《燕行錄研究》的附錄於2010年出版。2010年6月，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燕行錄全集》第一輯十二冊，此後又於2012年2月出版了第二輯十冊，但尚未見到後續部分。 ^[2] 

自1644年滿族入關，定都北京，每一屆來華的朝鮮使團的成員，他們將其親身經歷的諸多內容，或整理成文，報告朝廷；或著錄成書，刊行於世，雖然他們對滿族建立的清王朝還有其傳統看法，但他們在自己國內報告和著書時無需諱言，怎麼看就怎麼寫，怎麼想就怎麼説。例如，洪大容、金景善等朝鮮著名學者在評述清代戲劇文化的內容、功效時就曾發出“惟陸沉以來”、“遺民所聳瞻”的感嘆，是時，洪大容使清正值乾隆盛世，金景善則在洪使清七十年後來華。在此期間，清代已由盛而衰，可是，他們的感嘆並未因清王朝的變化而改變。縱觀已見到的多種《燕行錄》，直筆、直言是其一大特點，正因為如此，他們留給我們研究的諸多史料就更加重要。 ^[3] 

《燕行錄》不僅記錄了清代康熙朝前後東亞音樂的多樣化發展，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還原了中國與朝鮮半島的音樂文化交流的歷史面貌，為中國學界進一步研究清代音樂提供了新材料。清代《燕行錄》中大量記載中國樂器、西洋樂器、中國戲曲及音樂理論等內容的重要文獻，成為恢復和完善朝鮮宮廷雅樂的重要組成部分。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