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睟光

李睟光，其一生著作都包括在《芝峯集》31卷和《芝峯類説》20卷中。其中，他的詩文集有23卷，可謂是朝鮮古代著名詩人；他的學問研究25卷，可謂是朝鮮十六、七世紀最著名的學者；他的評詩論文有一千三百餘條，可謂朝鮮著名文學批評家；他為官四十四載,起起落落，官至大司憲、吏曹判書，可謂是朝鮮朝明宗、仁祖年間的最重要的政治家；他三次出使明朝（期間同“安南”、“琉球”使臣有過廣泛的文化交流）又多次參加迎接明朝使節的外交活動，可謂是當時的名副其實的外交家和文化交流的著名使者等等。他留下的著作所涉略的內容豐富而廣博，在天文、地理、生物、曆法、醫學、政治、經濟、歷史、語言、文學、宗教、哲學等各個方面都有所研究，是我們今天研究中、朝古代政治、經濟、哲學、歷史、文學等文化交流研究的最為重要的文獻。

李睟光（1563一1628），字潤卿，自號芝峯。生於“嘉靖癸亥年”二月四日（即公元1563年）；“六歲讀章句，受學於家庭”，“十二稍屬文，通四書五經”，即自幼受家庭文化薰陶，到12歲已經通曉《四書》、《五經》等古代文化精粹；13歲入成均館學習；16歲（萬曆戊寅即1578年）參加進士科考試得中，由此少年得志，名聲遠播；17歲時（萬曆己卯，即1579年），其父（李希儉）去逝（時為兵曹判書贈領議政），可謂少年失詁；20歲（萬曆壬午，1582年），其所作文章受到當時執掌文柄的李珥（慄谷）的賞識，登進士第冠首；23歲（萬曆乙酉，1585年）擢大科，為正言兼制教，從此開始走上仕途。萬曆庚寅（1590年），作為書狀官，赴北京祝賀大明千秋節，迴歸後任黃海道都事；1591年冬，升遷為吏曹左郎；1592年（壬辰四月）倭寇入侵，壬辰戰爭爆發。此時他被任命為“防禦使從事”前赴嶺南（慶尚道）；1594年（甲午）起，為“宣諭御史”入北道，又為“備邊郎”，又為“都司迎慰使”等；1595年（萬曆乙未），時年32歲，為右承旨兵曹參知；1596年，因病辭職歸養；1597年（丁酉八月），因“皇極殿災”，其作為進慰使前去北京，中途（“箕城渡關河時”）因病重，耽擱了行程；1598年春（正月）還朝，又被任命為右承旨，後遷為吏曹參議；1599年冬，因柳西迥事件被牽連，降職為大司成；1600年（庚子）夏，受“獻納”（官職）李爾瞻一而再再而三讒垢，遂辭官；1601年（辛丑）春復職，考校《周易》，又作《玉堂草教書》，又做都司迎慰使（“明皇太子冊禮成，詔使將至”）；1602年夏，復拜副提學，與諸儒校正《周易顏解》；1603年（癸卯）夏，校正《史記》；1604年（甲辰）夏，又升遷為兵曹參議大司成，冬被讒，外放為安邊府使；1606—1608年，因病重，辭去官職，“作廢二年”；1609年，復職；1611年（辛亥）8月到1612（壬子）年5月，因光海君譴使，奏請世子冠服，被任命為副使，去北京。在“留館一百四十日”期間，與安南、琉球、暹羅使臣交往，留下《安南使臣唱和錄》、《琉球使臣贈答錄》二卷；“癸丑之禍”（1613年）後，出任順天府使；“癸亥反正”（1623年3月）後，得仁祖器重，直至大司憲。於“崇禎戊辰”（即公元1628年）“至十二月十六日終於寢”，“春秋六十有六”。李睟光從23歲直到逝世，為官四十四年，屢經事變，屢遭坎坷，直至鞠躬盡瘁。

在他的為官生涯中最具重要意義的當屬前後三次以官方使節的身份往來中國燕京的經歷。通過這三次的燕京之行,李睟光親眼目睹了時已傳入中國的西方文明,同時與其它來華的各國使節頻繁交流。這使得他能夠具有了在當時的朝鮮官員中少有的世界性眼光。更為難能可貴的是,李睟光以及時地把他所接觸的西方文物傳入到本國為己任,首次將當時來到明朝的意大利神甫利瑪竇的論著《天主實義》和《教友論》等帶回朝鮮。因為這是朝鮮歷史上首次正式引入西學的創舉而倍受關注。他又介紹了當時還鮮為人知的永吉利國(英國)、佛浪機國(法國)等歐洲先進國家以及他們的地圖、氣象、風俗、兵器、物產等。這些舉措對後來實學派的抬頭影響極為深刻。因此,李睟光被後世的諸多學者推崇為朝鮮實學派的先驅,確實一點也不為過。

李睟光的文學創作成就主要體現在詩歌創作中。他的詩歌創作簡單地説可以“丁酉”(1597年)為界分為前後兩個時期,也就是以“壬辰戰爭”(1592—1597年)結束為分界時限。用他在《芝峯集·卷二十·跋》中所言可以為證,他説:“雖或有作(指丁酉以前創作),旋即譭棄,未嘗示人。而兵火之餘,散逸且盡。逮丁酉以後,為二三知友所強,往往有所酬唱。乃略加收錄,總若干卷。”

李睟光在丁酉之前的創作,只殘留下來幾首詩歌,大都收錄在《芝峯集》卷二十的《別錄》中。如《宿龍泉館》、《秋懷》(作於庚寅[1590年],是李睟光在第一次赴北京的來往途中所作)、《風(並序)》(作於1596年5月12日)等。

丁酉之後的詩歌創作可以按《芝峯集》的各卷排次以得知,分別為:

《朝天錄》,作於丁酉八月至戊戌正月(1597年9月—1598年2月),是李睟光第二次往還北京的創作；

《半搓錄》,作於辛丑十一月至壬寅三月(1601年12月一一1602年四月),是他被讒垢辭官,又復職考校《周易》的心得體會的抒發；

《鶴城錄》,作於乙已正月至丙午三月(1605年2月—1606年4月),是李睟光被讒陷外放到安邊府(登州)時期的創作；

《洪陽錄》,作於戊申正月至己酉四月(1608年2月—1609年5月),是李睟光病重辭官在洪州修養時期的創作；

《皇華集》,作於己酉年(1609年),是李睟光以制述官的身份被召入都,接待明使臣熊化,與黃洪憲、王敬民唱和,次其韻所作43篇；

《禁中錄》,作於己酉十二月至庚戌五月(1610年2月—5月),是李睟光在“光海(君)政昏”以來官職升降變化最多最苦悶煩亂的時期,是他為官16年來的“青絲變白雪”的時期,也是他對“憂樂升沉,事緒非一”的抒懷之作；

《續朝天錄》,作於辛亥八月至壬子五月(1601年9月—1612年6月),是作為光海君的“奏請世子官服”的副使,往還北京(第三次)途中所作；

《新恩唱和錄》,大概作於1612年六到七月,是李睟光回國後,為慶祝二子敏求中狀元而設宴,時與沈喜壽、金玄成、車天駱等唱和共作詩一百首；

《昇平錄》,作於丙辰九月至己未三月(1616年10月—1619年4月),“昇平”即順天府的別名,這是李睟光為反對光海君遷都、立生母金氏為後的先後兩個決定而直言進諫,遂犯“癸丑之禍”(1613年),並於1616年秋自貶外放後所作；

《皇華集次韻》作於1619年,是李睟光外放期滿,歸於水原田舍。光海君先後授命他為大司成、兵曹參判、同知中樞、詔使迎慰使等,但都堅執不授。為考慮外交影響,只好應和在平壤的明朝使臣龍用卿(其文章浩瀚,沿途所作,廣播東方)所作的詩而成此作。

另,除以上創作詩歌二十卷之外,在《芝峯集》中的“卷二十一”、“卷二十二”、“卷二十三”都是屬於各種應用文如“書”、“札”、“碑”、“銘”、“贊”等雜著,其中,就有著名的作於乙丑(1625年)給仁祖王的《修陳務實札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