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蜀中三才子

巴蜀之地，古稱天府之國，山川鍾秀，英才挺生，以文學擅天下之勝者幾二千年。自司馬長卿、王子淵、揚子云以降，陳伯玉、李太白、三蘇父子以迄虞伯生、楊升庵諸公，實雄出其間，而為天下長。迨至有清，雋才雲蒸，詩家輩出。光緒間孫桐生編《國朝全蜀詩鈔》，列作者三百六十二人，其間成都費密、費錫璜父子、嶽鍾琪，奉節傅作楫，丹稜彭端淑，羅江李調元、李鼎元昆季，銅梁王汝璧，遂寧張問安、張問陶昆季，並自成一家，有盛名於當時，而張問陶尤綽為大宗也。他們共同為天府之國爭得了莫大的榮耀。文化泰斗頻頻出現，為中國文化可持續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國學大師梁啓超説：“我國裏頭四川和江西，向來是產生大文學家的所在。”其中，張問陶、彭端淑、李調元合稱“清代蜀中三才子” ^[2]  。張問陶成就最大，袁枚稱其為“清代蜀中詩人之冠”；彭端淑次之，詩名不彰；李調元位居第三。

張問陶（1764—1814），字仲冶，號船山，清代四川遂寧（今屬遂寧市船山區）人，清初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張鵬翮玄孫。生於乾隆二十九年（1764）五月二十七日。乾隆五十五年（1790）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檢討。嘉慶十年（1805），官江南道監察御史；十四年（1809），改吏部驗封司郎中；十五年（1810），出任山東萊州知府。十七年（1812），辭官。嘉慶十九年（1814）三月初四日申時，病逝於蘇州山塘街青山橋寓所。逾年歸葬故里兩河口祖塋（今四川省蓬溪縣金橋鄉翰林村兩河口）。張船山是清代 乾嘉詩壇射鵰手，亦是巴蜀元明清三代最有成就、最有影響、最有名氣的大詩人、書畫家。其詩論主張獨創，詩中有我，要有真情；而其詩篇戛戛獨造，絕去依傍，大雅不羣，別開境界，成就卓著，是一位獨立的大家。被譽為“青蓮再世”、“太白少陵復出”。船山遍交宇內名士，一時名流如袁枚、趙翼、宋湘、洪亮吉、石韞玉、吳錫麒、法式善、孫星衍、梁同書、桂馥等，並相推重，心折其詩。其詩作流播海內外，日本商人願以高價相購，奉使來朝者皆以得其詩為榮。朝鮮士人爭相傳抄，致使“朝鮮紙貴”。其天才踔厲，價重雞林。四海騷人，靡不傾仰。船山一生寫詩五千餘首，刪存三千餘首。有《船山詩草》二十卷、《船山詩草補遺》六卷傳世。著名古代文學研究專家、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劉揚忠在《張船山全國學術研討會綜述》中説：“張船山不單是西蜀詩人之冠，而且是清代中期全國詩人之冠，對他進行研究，繼承他的文學遺產，乃是全國學者的分內之事。”龍洲劍客在《煙波誰識舊船山》中説：“張船山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應當是不輸于思想史上的王船山。”“象張問陶這樣一往情深地在詩歌中傾吐自己最真誠的生命感悟的人，古往今來恐怕也不多吧！在他之前有杜工部，在他之後只有郁達夫。”“‘江右三大家’中，從袁枚到趙翼、蔣士銓，無論在才氣還是詩歌的造詣上都未必一定勝過張問陶。”“就詩論詩，張問陶是絕對不輸於‘三家’的”；“張問陶在詩界中就象金庸武俠小説裏獨立於正統門派之外時隱時現的絕頂高手，別人只能偶爾識得其蹤跡，卻少有人有耐心與誠心去探尋他的蹤影。”著名學者張永義在《感傷時代的人生幻滅——讀<船山詩草>》中説：“恰恰是黃仲則與張問陶（字仲冶，號船山）代表了清朝中葉的最高詩歌水準。正如同一時代的德語文學有歌德與海涅，如果18世紀封閉的國內文壇，失去了‘二仲’的痛飲高歌，那麼，我們的閲讀一定會顯得枯燥無味。”“我覺得生活在十八、十九世紀之交的張問陶，處境更艱難，他的內心所體會到的深層幻滅感比起我們這些200年後敲擊鍵盤的文人要更具體更疼痛，因為那是整個封建王朝的夕陽殘照，他把墨汁和膽汁混合，輕輕一抹，給那個感傷的時代畫上了蒼涼的休止符。”張船山與唐代李白(號青蓮)、宋代蘇軾（號東坡），號稱古代巴蜀詩歌史上最偉大的三位詩人。四川人民為了紀念他們，分別用他們的名號給其家鄉命名。李白故里命名為四川省江油市青蓮鎮；蘇軾故里命名為四川省眉山市東坡區；張問陶故里命名為四川省遂寧市船山區。船山區是中國唯一一個以清代偉大詩人之名號命名的縣級行政區，這是整個清代詩人的光榮，更是張船山的光榮！因為，清代詩人多達十萬之眾，能享用其名號來命名縣級行政區的，唯有張船山一人而已。其生平事蹟見《清史稿》卷四八五《文苑》、《清史列傳》卷七二《文苑傳三》、胡傳淮《張問陶年譜》等文獻。

彭端淑（1699－1779），字樂齋，號儀一，眉州丹稜（今四川丹稜縣人）。生於清聖祖康熙三十八年，卒於清高宗乾隆四十四年。清朝官員、文學家，與張問陶、李調元一起被後人並稱為“清代四川三大子”。 端淑十歲能文，十二歲入縣學，與兄彭端洪、弟彭肇洙、彭遵泗在丹稜萃龍山的紫雲寺讀書。雍正四年（1726年），彭端淑考中舉人；雍正十一年又考中進士，進入仕途，任吏部主事，遷本部員外郎、郎中。乾隆十二年（1747年），彭端淑充順天（今北京）鄉試同考官。此時，他與其弟彭肇洙、彭遵泗都在京師，並都以文知名當時，在當時文學界有“丹稜三彭”之稱。但“三彭”中只有最為著名的彭端淑名列“清代蜀中三才子”。乾隆年間任廣東肇羅道員，有政績，受當地民眾稱頌。在看透官場中黑暗和傾軋後，“宦途不滿意”，於是彭端淑辭官歸蜀。回家鄉後，彭端淑致力於古文辭的研究，同時在四川錦江書院主講，開始了他一生中“誨人不倦”的教學生涯。此時，他很後悔過去熱衷功名，誤入仕途，所以他全身心投入教育事業，直至生命的終止。他用廣博的學識專心於教書育人，聲望漸大，許多學生慕名來投，其中就包括李調元。除了教學外，彭端淑文學造詣頗高，他一生苦心詩文創作，在當時的文學界裏就很有名氣。彭端淑文章筆力剛勁，氣勢渾厚，激昂奮進，常給人以鼓舞和教益。彭端淑一生著述較多，但大多已經散失。我們能夠知道的有《白鶴堂文集》、《雪夜詩談》、《晚年詩稿》等，其中《白鶴堂文集》最為有名，議論小品文《為學一首示子侄》(簡稱《為學》)即出於本書。1779年，八十一歲的彭端淑去世。今四川彭山縣尚有彭端淑的墳台遺址。

李調元（1734—1802），字羹堂，號雨村、童山，清代四川羅江人。乾隆二十八年（1763）進士。歷官吏部主事、員外郎、廣東學政、直隸通永兵備道。為蜀中異才，與問陶、彭端淑，並稱為清代蜀中三才子。編輯有《涵海》，對保存蜀中文獻，尤有功焉。李調元在清代詩壇的地位並不高，至多算二流詩人，時人及後人對他的詩歌評價都不高。李調元和其從弟李鼎元、李驥元號稱綿州“三李”，清代著名學者王昶在《蒲褐山房詩話》中説：“近日綿州稱三李，以墨莊(李鼎元)為最。”嘉慶本《四川通志》154卷《人物》介紹李調元時雲：“其自著詩文集，不足存也。”光緒本《國朝全蜀詩鈔》卷十四評價李調元雲：“少作多可存，晚年有率易之病，識者宜分別觀之。”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認為：“其自著童山詩文集亦不甚警策，詞則更非所長。’’當代香港學者羅忼烈先生在《雨村詞話可入笑林》一文中雲：“清人詞話最淺陋空疏，又復強作解人，以致謬誤百出者，莫過李調元之《雨村詞話》。”因此，李調元未能進入《清史稿·文苑傳》、《乾嘉詩壇點將錄》和《中國文學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