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仰韶文化遺址

遺址北依韶峯，三面環水，風光宜人，山水秀美，土地肥沃，是我們祖先狩獵、漁牧、定居的理想場所。遺址從東北到西南長900餘米，從西北到東南寬300餘米，總面積約30萬平方米。文化層厚度2—4米，這種現象説明我們的祖先在此長久地過着定居生活。 1921年10月，受聘於北洋政府農商部礦業顧問的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報經中國政府批准，同中國地質學家袁復札、陳德廣等人對該遺址進行了首次調查及發掘，並獲得了大量的文物資料，從而證實該處為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存。按照考古學的慣例，一般將首次發現古文化遺存的地名命名為該文化的名稱，因仰韶文化首次發現於澠池仰韶村，故稱為“仰韶文化”。自此開創了中國近代考古學的濫觴，揭開了我國原始社會考古研究的第一頁。填補了中國遠古文化發展史上的空白。使仰部村古文化遺址舉世矚目，馳名中外，成為中外史學界、考佔學界嚮往的古文化“聖地”。 　仰韶村遺址被發現後，引起了考古學界的高度重視，為了進一步瞭解該遺址的文化內涵、來龍去脈，新中國成立後，對該遺址的發掘與研究工作，又先後進行了兩次.1951年6月，中國科學院考古所河南調查團夏鼐等專家學者對澠池仰韶村遺址進行了第一次發掘，發現有紅底黑彩、深紅彩的陶罐、碗、小口尖底瓶，以及龍山時期的磨光黑陶、壓印方格紋灰陶，帶流陶杯和繩紋灰陶鬲等。 其它　分部　狀況2008年7月26日...如河南輝縣孟莊遺址發現的龍山文化、二里頭文化、商文化的城址，發掘者認為...仰韶文化的發現，宣佈了“中國無石器時代文化”論調的徹底破產。

第一次的發掘研究工作是在1980年10月一11月和1981年3—4月間進行的，由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同澠池縣文化館共同主持發掘，這次發掘進一步澄清了仰韶村古文化遺址的內涵，證實了該遺址含有仰韶和龍山兩個考古學文化、四個不同發展階段的地層疊壓關係。第一期文化，屬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第二期文化屬豫西、晉南和關中東部地區仰韶文化的晚期遺存；第三期文化屬河南龍山文化的廟底溝類型；第四期文化為河南龍山文化的三里橋類型。仰韶村遺址經過新中國成立後的二次發掘，獲得了大量的遺蹟、遺物，從而為研究我國社會發展史提供了豐富的實物資料。

仰韶文化是黃河流域影響最大的一種原始文化，它縱橫二千里，綿延數千年，在世界範圍內來説，也是首屈一指的。漢族的前身“華夏族”，最早就發跡於黃河流域，而仰韶文化遺址中諸多考古發現，如陶器製造、紡織做衣、繪畫雕塑、文字、曆法、宮室營建等等，同文獻記載中炎帝黃帝時代的創造發明相吻合。 ^[1] 

丹江口庫區墓葬出土的陶璧和考古人員繪製的陶璧上的圖案（4月6日攝）。這個陶璧出土於秦漢時期一對夫妻的異穴合葬墓，正反兩面分別為13個太陽和13個鳳凰紋飾，圖案精美，涵義神秘，非常罕見。

房址保存完好 面積大 為迄今所見仰韶中期最大單間房屋基址。

2001年3月至5月，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與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組成聯合考古隊，繼續進行靈寶鑄鼎原聚落考古綜合研究項目的工作，對靈寶西坡遺址第二次發掘。這次發掘面積達550平方米，共發現灰坑41座、房屋基址4座、墓葬25座、甕棺葬3座、灰溝1條，出土大批文物標本，除墓葬、甕棺葬及少量灰坑為西周時期遺蹟外，餘者悉屬仰韶文化中期遺存。其中最為重要的是發現了保存相當完好的仰韶中期迄今所見最大的單間房屋基址。

西坡遺址是鑄鼎原遺址羣中較大的遺址之一，現存面積達40萬平方米。以城鄉公路為界，可將遺址分為南、北兩區。2000年10至12月，聯合考古隊對該遺址南區進行了首次發掘，揭露面積500平方米，取得了較大的收穫。發掘重點選擇在北區進行，同時對南區小面積發掘，並將尚未結束的探方清理至底。

遺址北區發掘部位處於該區的北中部，地形平坦開闊。發掘表明，在耕土和明清文化層之下即為西周與仰韶時期的文化堆積，其中仰韶時期的遺存最為豐富。 仰韶時期堆積除僅分佈於同時期房基及其附近之上的片狀文化層外，餘皆為遺蹟。灰坑以圓形、橢圓形為主，另有長方形、弧角三角形和不規則形等多種，多筒狀，習見台階、壁龕和局部袋狀結構，凡口部規整的灰坑往往深而較大，壁、底也較整齊。

仰韶時期大型房基已清理3座，其中北區2座、南區1座，北區者保存較好。均為長方形半地穴式，建築結構複雜，普遍採用了夯築技術，居住面及牆壁加工考究，表面光滑規整，灶坑、柱洞等設施齊備。以102號房址為例，房基平面呈長方形，長9.2（殘）—10、寬8.7—9.35米，牆基以內長8．2—8．46（殘）、寬6.9—7.56米。窄而長的門道位於前牆基中部，朝向東南，直壁斜坡狀，長4．8、寬0．68米。房基整體佔地面積約98平方米，室內淨面積68平方米以上，牆基保存高0．7—0．77米。房內近門道處有一圓形略斜壁下張平底的灶炕，口徑1．12、深0．76米，煙道朝向房門，長0．74米。該房基的建築程序為：1、在擬建房之處挖大長方形斜壁平底坑作房基槽（含門道基槽）；2、在房基槽周邊開挖牆基槽，據剖面顯示，牆基槽寬0．7—1、深約0．15—0．55米；3、將牆基槽夯實，在基槽內約等距離地挖柱洞，栽埋木柱並夯實周圍，現殘存牆基內柱洞47個，其總數據復原當為52個左右；4、修整房基內部，挖灶坑並設置4個對稱的房內柱礎石，將房基一層層夯實，共有四層夯土，夯層清晰，在最下層夯土下略有水浸痕，疑係處理房基前灑水所致，以利於增強夯土與生土的結合，在夯層之上又加墊一層細泥土，夯窩直徑0．04—0．07、深0．04—0．06米；5、依房基周圍的木柱做地穴部分之牆；6、室內石礎之上挖穿夯墊層栽立木柱並夯實，柱礎石面上塗紅色；7、做含料礓石的灰白土居住面，並在地穴部分的牆上面、壁內面及門道與灶炕壁、底面上抹塗細泥層；8、燒烤居住面、牆上面及壁面；9、在牆外與房基槽周壁間填土與房外地面近平；10、在木柱間跺草泥牆，搭做房頂。在建好房屋後又在牆壁面上刷抹一層厚約1毫米左右的白色塗料，疑為白土泥漿，以使牆面美觀潔淨。該房基建築程序繁多，結構複雜，據形狀與室內柱洞佈局初步判斷其為四面坡式的建築。另2座大型房基與102號房址形狀相同，結構相仿。其中104號房址室內淨面積近90平方米，佔地面積則達120餘平方米。

仰韶時期的灰溝僅清理1條，位於102號房址西牆基外附近並與西牆基平行，淺弧底，因其內包含有大量的碎陶片、料礓石顆粒而不排除其曾經為102號房址之散水、排水溝的可能。 　仰韶時期出土遺物眾多，以陶器為主，多夾砂紅褐陶和泥質紅陶，主要器形有罐、尖底瓶、碗、缽、盆、缸、釜、灶、釜形鼎、小陶杯、小器蓋等，彩陶以黑彩由弧邊三角、圓點、直線紋相結合構成的紋樣為大宗，也有少量在白衣之上飾黑彩或黑、紅複合彩色彩絢麗的精美圖案，其中一件白衣紅、黑復彩的泥質紅陶器座堪稱彩陶中的珍品。此外，陶環數量甚多，形制多樣，其出土的比率明顯高於三門峽一帶的其它仰韶文化遺址者，而多件製做精緻、寬且大的白陶環尤引人矚目。除陶面外，也見陶豬頭等陶塑藝術品。石器較少，其中的眾多“陀螺形器”則頗具特點。骨器多簪等。動物骨骼發現甚多，據初步觀察，主要為家豬，另有鹿、犬、野兔等。本遺址仰韶文化遺存的年代多相當於廟底溝一期的中、晚階段。

西周時期堆積在北區普遍有一層較厚的文化層。灰坑以規整的圓形袋狀坑為主。墓葬均土坑豎穴單人葬，有無葬具、單棺、單棺單棚等三種形式，有葬具者多隨葬有陶器，主要有鬲、盆、罐、豆之類，流行葬貝習俗，也見隨葬銅戈或由玉管、綠松石、海貝串綴組成的項飾的。甕棺葬分別以鬲、罐及鬲、甑、罐一起為葬具。因在北發掘區發現墓葬多而集中，這裏顯系一處西周時期的墓地，初步判斷其年代為西周早期。

在本次發掘中，為了在有限的發掘面積內儘可能多地獲取考古信息，發掘者除運用常規的發掘方法外，更多的注意和採取了以下方法和技術：1、採用小探方法。以更細緻、更科學地清理與記錄房基內的堆積及其包含物。2、凡較重要、完整的遺蹟，先做小剖溝瞭解堆積的趨勢與層次，繼而逐層清理其內的堆積，並記錄出土物的層位與部位，更注意觀察每個遺蹟使用與堆填的過程、傾倒填土的發生位置、房基牆壁的倒塌範圍、器物的埋藏層位等。這樣為判斷遺蹟間的相互關係與平面佈局、推測未發掘區遺蹟的分佈、指導繼續發掘等都提供了更為科學的信息。3、所有堆積單位內的出土物採集的更全、更細，較重要、完整的遺蹟內填土均過篩撿採包含物，每個堆積單位皆取有大量土樣用於浮選。出土物如陶片、動物骨骼等分直接撿採、6毫米見方孔網、3毫米見方孔網過篩和浮選等多種方法獲取並分別記錄與收集，以獲得更多的科學樣品。4、大量收集如房基居住面、燒土塊、木炭、料礓石塊、彩陶顏料等各種樣品，以備多學科分析與研究之用。

本次發掘取得了重大收穫，各種資料與信息為研究西坡遺址的文化內涵提供了科學依據。尤其是發現的大型房屋基址以其保存相當完好、面積大而成為迄今所見仰韶中期最大的單間房屋建築，是我國史前考古新的突破，其作為聚落的主要構成要素之一為鑄鼎原聚落考古的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礎。以往陝、晉、豫交界地區雖然也曾發現形狀相近的房基，但均面積較小、結構簡單，這裏的大型房基因其數量多、具有普遍性而為其它區域遺址所不見。房屋結構複雜，居住面、牆面處理考究，為探討仰韶中期的生產力水平、居住形式、建築技術等增添了重要的資料，同時對發生在仰韶文化中、晚期的中國社會複雜化過程的考察、中華文明溯源也具有積極的意義。

2001年10月—2002年元月，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與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單位組成的鑄鼎原聯合考古隊繼續進行靈寶鑄鼎原聚落考古綜合研究項目的工作，對河南靈寶西坡遺址進行了第三次發掘。

本次發掘面積約650平方米，發現了一座仰韶文化的特大型房址及蓄水池、灰坑等遺蹟，出土大批文物標本。其中的特大型房址，保存完好，規模宏大，結構複雜，居住面處理考究，室內柱洞、火膛等設施齊備，夯墊土深厚，四周設置迴廊，為迄今發現的仰韶文化時期，時代最早、面積最大的房屋建築基址。 　本次發掘仍在遺址的北中部進行，在第二次發掘的基礎上，對已有線索的仰韶文化房址等進行揭露。

仰韶文化特大型房屋基址編號01HLXF105，疊壓於第二次發掘的面積稍小的同時期房址F104之下，保存基本完好。其以弧角近正方形的半地穴式主室為中心，四周圍以迴廊，大致位於前牆中部的斜坡式門道伸出迴廊外，室內設大而深的柱洞，柱洞下置礎石，近門口處有一火膛，地基與居住面處理十分考究，各種設施齊備，佈局井然有序，形成一個結構複雜嚴謹的建築整體。該基址坐西面東，門道方向110°。

室內指地穴內，南北長14．9、東西寬13．7米，面積約204平方米。經夯打處理的地基指下挖的房基坑　南北長19．85、東西寬18．75米，面積約372平方米，深2．75米以上。整體建築面積指回廊外側柱洞以內面積　南北長24、東西寬21米，連同門道外門棚僅存柱洞　以內的面積共約516平方米。迴廊寬指回廊柱洞距牆壁柱洞　2．9—4．7米。牆壁指半地穴部分　保存最高達0．95米。門道長8．75、寬0．95—1米。牆內及迴廊外側柱洞大都為直徑在0．45—0．7米之間的大型柱洞。地基、牆壁等處夯層厚6—12、夯窩直徑4—7、深2—4釐米。

該房址的建築程序初步判斷為：

1、處理地基。在擬建房之處挖約正方形的大斜壁坑作房基坑，在房基坑內墊土夯打，其中部約相當於室內部分的最上3層為十分堅硬緻密的灰白色草拌泥，這3層表面皆抹平並塗成紅色。

2、夯築牆壁。在房基坑周圍挖牆基槽，並層層夯打至地表，做地穴部分之牆基及牆，寬0．35—0．7米。然後修整牆壁內、外側，在牆壁上約等距離地挖出柱洞，有的柱洞下部經夯打砸實或用火燒烤。共發現牆壁柱洞37個，據復原總數當在41個以上。柱洞距地表深2．2—2．65米。

3、栽立木柱。有的柱洞內下部發現有灰白色木頭朽灰，而多數柱洞內周圍則有硃砂遺留。然後填土夯打牆壁外與房基坑之間的空隙處，成為“夾牆”。

4、設置室內柱礎石，鋪設地坪，在房基夯土之上再墊5層夯土，為處理居住面做準備。

5、挖門道、火膛，加工室內柱洞，在其周圍糊泥、打磨光滑並用火燒烤，爾後栽柱。已發現室內柱洞2個，分別位於室內西北與東北部。其中位於東北部的柱洞內有接近完整且較大的小口尖底瓶殘片。因現場保護F104，F105內中南部尚未發掘，據已完全揭露的同時期房屋F102、F104等推斷，F105室內當為對稱的4個柱洞。火膛也因保護F104尚未清理而暫不詳，推測為圓形直壁平底坑，據鑽探深0．6米。

6、加工居住面。分5層對居住面進行處理，按自上而下順序，第1層為灰白色的細泥層，厚0．5—0．7釐米；第2層為由料礓顆粒及粉末形成的料礓層，厚1．5—2．5釐米；第3層為黑灰色的細泥摻料礓粉和蚌殼末，厚1．5—3釐米；第4層用料與第3層相同，厚0．5—1釐米；第5層為草拌泥，經夯打，厚3．5—4釐米。各層均十分緻密而堅硬，尤其是第3、4層猶如當代的混凝土。除第2層外，每層表面皆刷抹泥漿並塗呈紅色。居住面與牆壁面上保存較好之處均有紅彩發現。

7、修築地面以上的牆壁。

8、在房基四周挖迴廊柱洞及門道兩側門棚的柱洞，並栽木柱。發現迴廊柱洞30個，據復原柱洞總數當為37個左右。門道兩側柱洞發現13個，其中頂端的2個為直徑達0．45米的較大柱洞，在一柱洞底部見有柱礎石。

9、搭建房頂及門棚。據下部結構初步推測該房基為四面坡式建築，由於面積大，跨度廣，佈局複雜，也可能其為重檐結構。因居住面、牆面、有的夯墊土表面均塗成紅色，柱洞周圍多有硃紅色物質，甚至有些夯土之中也有類似物質發現，顯示出該建築具有濃郁的宗教色彩。除火膛及牆壁上個別柱洞與室內柱洞有火燒痕跡外，房址無用火燒烤或火毀的明顯跡象。室內填土為較純淨的深黃色土，且不可分層，也不見牆壁或房頂的倒塌堆積，當系一次性回填而成。據層位關係及填土內出土物，尤其是房內東北部柱洞內出土的小口尖底瓶等判斷，該房址的年代屬於仰韶文化中期的廟底溝類型無疑。關於該房址的性質與功能尚需在今後對其周圍遺存進行全面發掘的基礎上再做出綜合判斷。

本次清理出的蓄水池遺蹟有2處。其中G102位於遺址北發掘區的西北部，略呈南北向長方形，據發掘部分並結合鑽探可知，其長約20、最寬處約9．5、最深達1．2米。G103位於F104之西，打破了F105的西部，約呈東北—西南向長條形，長約19、寬2．5—9．5、最深達1．55米。池內下部均有多層淤沙，並有大量碎陶片，以一層1—2釐米厚的硬殼為底，壁或底有許多顯由人為加工而成的溝槽狀遺蹟。這2處蓄水池的發現，加上2000年秋在南區發掘的1座，在僅千餘平方米的發掘範圍內，其總數已達3處。

靈寶西坡遺址的發掘，為仰韶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資料。尤其是發現的特大型房屋基址，是迄今為止在整個仰韶文化中所見年代最早、結構複雜、規格高級、面積最大的房屋基址。

該房基設計嚴謹，氣勢宏偉，工程浩繁，技藝精湛，為中國建築史上的創舉。它的發現是仰韶文化研究的重大進展，是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新的突破。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