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粹縝

沈粹縝，江蘇蘇州人。少年時期隨姑母在北京學刺繡，後到南通女工傳習所學習，畢業後留校任助教二年。20歲時去蘇州女子職業中學任教，為該校美術科主任。民國15年(1926年)，沈粹縝與鄒韜奮結婚，在上海安了家。夫妻之間互敬互愛，韜奮專心於工作，家庭事務全由沈粹縝承擔。

民國21年，國民黨政府對積極參加抗日救亡運動的韜奮加緊了迫害，迫使韜奮數度流亡。民國25年韜奮因"愛國罪"被非法逮捕入獄，不久出獄。

抗日戰爭時期，韜奮患癌症，在滬醫治無效，於民國33年去世。沈粹縝在丈夫患病期間，竭盡全力照料護理；丈夫逝世後，長子嘉華由中共派人送往蘇北解放區，次子嘉騮在周恩來關心安排下送往延安，她和三女嘉驪去無錫隱蔽。

抗日戰爭勝利後，沈粹縝回上海，得到宋慶齡和鄧穎超的鼓勵，參加上海婦女聯誼會的各種活動，並幫助整理韜奮遺著的工作。民國38年3月，沈粹縝作為國民黨統治區上海的代表，參加了全國婦女代表大會。

建國後，沈粹縝隨宋慶齡回滬，參加中國福利基金會工作，擔任中國福利會託兒所所長。1951年調上海市民主婦女聯合會任婦女兒童福利部部長。曾任全國政協第二至第六屆委員。還曾任第三至第七屆上海市婦女聯合會副主任。1961年參加中國共產黨。

文化大革命期間，沈粹縝受到迫害。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她才恢復工作。1978年，由宋慶齡親自提名擔任中國福利會秘書長。沈粹縝把珍藏多年的韜奮遺物捐獻給韜奮紀念館。

沈粹縝的丈夫是著名的“七君子”之一鄒韜奮，他創辦了著名的《生活》系列報章雜誌，成為出色的新聞工作者。在他的革命征途中，夫人沈粹縝始終默默地支持着他。鄒韜奮的出色和沈粹縝的平凡相互輝映，堪稱中國知識分子家庭的楷模。

在鄒韜奮身後，夫人沈粹縝始終默默追隨。她要帶孩子，要操持家務，雖然忙碌的鄒韜奮很少顧家，但她從不以經濟上的問題來影響丈夫。據範長江回憶：1941年在香港時，“我發現他的夫人沈粹縝女士有些為難的樣子，仔細一問，原來他在香港的生活和子女的教育費用均無着落，才由朋友們商量以預支稿費的方式按月給他四百元港幣，才算解決了他全家的生活問題。”

1942年，鄒韜奮在廣東梅州隱居，回到上海後，經診斷得了中耳癌。鄒

韜奮在稍微平靜的時候，對沈粹縝説：“你瘦了，是我的病把你折磨瘦了。”病榻上的鄒韜奮念念不忘革命，在遺囑中要求入黨。他對沈粹縝説：“等我病好了，我們一定到延安去。”臨終前，鄒韜奮在一張紙上專門為沈粹縝寫了“不要怕”三個字，這是鄒韜奮留給沈粹縝最後的話。

在上海，因為鄒韜奮正受到日本侵略軍的通緝，他的遺體也只能用化名暫時寄放在上海殯儀館裏。人們都沉痛悼念這位黨外的布爾什維克。9月28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出唁電：“先生遺囑，要求追認入黨，骨灰移葬延安，我們謹以嚴肅而沉痛的心情，接受先生臨終的請求，並引此為吾黨的光榮。”毛澤東在挽辭中説：“熱愛人民，真誠地為人民服務，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是對鄒韜奮一生革命實踐的最確切評價。

韜奮的事業是從《生活》週刊起步的。《生活》週刊創辦於1925年10月11日，其初衷是對普通市民進行職業教育。1926年1月，鄒韜奮與沈粹縝結婚。主編《生活》和解決個人生活，對年輕的韜奮來説都是一大飛躍。

婚後的鄒韜奮得到了一個典型的東方婦女所給予他的真摯、樸素而淳厚的愛情。沈粹縝理解和支持丈夫的思想和性格以及他的事業。韜奮要獨立主編《生活》週刊，因為人手不夠，他不得不全心撲上去，早出晚歸。鄒韜奮1937年在蘇州監獄中曾回憶起這段生活：“我的妻子有一次和我説笑話，她説：‘我看你恨不得把牀鋪搬到辦公室裏面去！’其實後來縱然‘把牀鋪搬到辦公室裏面去’也是來不及的。”我們不難想象鄒韜奮在説這段話時幸福與戲謔相交融的甜蜜，也可以體會到沈粹縝對鄒韜奮嗔愛參半的複雜的感情。

薩空了回憶説：“鄒韜奮差不多大我十歲，可是在我看來，他天真得像一個孩子，這一點他的夫人沈粹縝女士是有同感的，她經常也像照顧一個孩子一樣地照顧着他。”

沈粹縝第一次見到孫夫人宋慶齡是在1937年7月5日，地點是在蘇州江蘇高等法院看守所的會客室。鄒韜奮與沈鈞儒、李公樸、沙千里、史良、章乃器、王造時等七人在1936年11月22日深夜被國民黨當局以危害民國罪逮捕，監禁在蘇州江蘇高等法院看守所，造成轟動全國的“七君子”事件。關押了半年多還不釋放，宋慶齡為了營救“七君子”出獄，就聯繫了十六位愛國民主人士簽名發起“救國人獄運動”，於7月5日那天親自率領大家冒着酷暑乘坐火車趕到蘇州，先在高等法院會客室要求會見院長，並義正詞嚴地提出“如愛國有罪，願同沈鈞儒等同受處罰，如愛國無罪則與他們同享自由。”高等法院對此正義之舉驚慌失措，派了一個書記官出來敷衍應付。宋慶齡義正詞嚴地表態：“我們一定

要見院長和首席檢察官，不然就不説話。”陪同來的人也紛紛站起來高呼“不開口”。經過鬥爭，迫使院長和首席檢察官出來接見，在進行辯論之後達成了協議，取得了初步勝利。沈粹縝就是在那天從上海去蘇州探監，聽到這個消息就與同去探監的沈鈞儒的女兒沈譜、李公樸的夫人張曼筠一起去買了水果、點心、蚊香、扇子向愛國正義人士進行慰問。她在與宋慶齡初次見面時雖未交談，但對宋慶齡堅持真理，敢於鬥爭的精神十分欽佩，使她獲得了與韜奮共同戰鬥的精神力量。

韜奮的家原住在法租界呂班路(今重慶南路)萬宜坊54號，後移至辣斐德路(今復興中路)601弄4號。1937年“七七”事變，形勢變化，“七君子”被釋放。“八一三”抗日戰爭全面爆發，韜奮當年12月去了武漢。在武漢他一方面積極參加抗日救國活動;一方面領導生活書店，編輯出版《全民抗戰》，發展文化事業。他曾被國民黨政府聘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和沈鈞儒、王炳南等同志代表全國救國會，攜帶大量書報、日用品到江西北部德安一帶慰勞軍隊，鼓勵戰士奮勇抗戰保衞祖國。1938年10月武漢淪陷前，韜奮到達重慶，繼續主編《全民抗戰》，並參加民主運動，堅持團結進步，抗戰到底，反對國民黨消極抗日妥協投降政策。他在重慶時期，沈粹縝為了照顧好韜奮的生活，就不辭辛勞，長途跋涉地帶了二子一女也到了陪都重慶，住在學田灣的“衡舍”。這時孫夫人宋慶齡為了團結一致，共同抗日，應邀到重慶。沈粹縝在與她會晤後，經過介紹又認識了蔣夫人宋美齡。當時宋美齡正在為抗日救國積極努力貢獻力量。正如鄧穎超在1988年5月寫給宋美齡的信中所説：“嘗讀夫人之《我將再起》，思感殊多。回首當年，國難方殷，夫人致力全民抗戰，促成國內團結，爭取國際援助，弘揚抗日民氣，救助難童傷兵，厥功至偉…。”由於各方面都需要得力人手，因此宋美齡也請沈粹縝參加擔任難童的救濟教育和傷兵的治療看護等領導工作。他們二人在合作共事中密切配合相處得很好，感情融洽並做出了成績。但是在國民黨當局對外妥協，對內壓制的政策下掀起了反民主的逆流和反共高潮。到了1941年春天，國民黨軍隊就明目張膽地襲擊了新四軍，發生了“皖南事變”。接着《全民抗戰》被迫停刊，各地生活書店也橫遭摧殘。如查禁已經審查通過的圖書，駐在郵局的檢查人員隨時扣留生活書店的郵件;密令各地憲兵特務注意防止有人閲讀進步書刊。更嚴重的是各地生活書店連續受到查封停業，工作人員也被逮捕關押。韜奮在多次抗議無效之下忍無可忍，只得憤然辭去國民參政員的職務，秘密離開重慶，先乘長途客車到桂林，再乘飛機至香港。他出走之後，就有特務去其住所搜查，並且接連不斷地向韜奮夫人進行糾纏，使沈粹縝不勝其煩，決心攜帶孩子設法逃出重慶。經過生活書店同事的幫助，利用躲避空襲的機會，也出走到了香港。這次在香港不僅全家團聚而且又有機會與宋慶齡相晤。那時宋慶齡與鄒韜奮都是“保衞中國大同盟”的成員。這個組織曾向支持和同情中國抗日戰爭的外國朋友和華僑募捐，並將募得的錢款和物資設法運送到抗日根據地。為了順利通過國民黨特務人員的檢查，抗日根據地急需的藥品、醫療器材等都經過宋慶齡親自簽名包封。由於募捐到的救濟物資郵量很多，宋慶齡就要沈粹縝與廖夢醒、倪斐君等同去倉庫清理分類，做好運送準備。工作完成後孫夫人又請大家去飯店吃飯。在這次相處中，使沈粹縝對宋慶齡為抗戰救國盡心盡力的實幹精神和平易近人的高貴品質有了更深的體會。

由於受到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國民黨當局的壓迫，鄒韜奮長期過着顛沛流離，身心交瘁的生活而患上了腦癌絕症。雖在黨的關懷下，想盡一切辦法醫治，並在淪陷區上海人民的掩護下先後用過鄒恆升、季晉卿、李晉卿和鄒白甫等四個化名；在紅十字醫院、劍橋醫院、瞿直甫醫院、德濟醫院、上海醫院等五家醫院醫治，但仍無法挽救，終於在1944年7月24日上午7時20分與世長辭。沈粹縝在失去親人的沉重打擊下無限悲痛，不久就患了乳腺症住進醫院動了大手術。病癒後隱居在敵偽統治下的上海，過着憂鬱痛苦的生活。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宋慶齡回到了上海，知道了沈粹縝的遭遇，就立刻伸出温暖的友誼之手，多次派人送去禮物、用品和親切的慰問；還親下廚房做菜，請沈粹縝去她寓所吃飯。席間諄諄相勸，鼓勵沈振作起來參加社會公益活動，實現韜奮的遺志。宋慶齡誠摯的友誼和熱情的態度使沈粹縝深感温暖和振奮。

1949年，新中國成立。宋慶齡就請沈粹縝擔任中國福利會託兒所所長，這使沈憂喜交加，喜的是能在宋的直接領導下工作，憂的是怕負不起這個重擔。但在宋以身作則熱情鼓勵下，沈粹縝很好的完成了自己的任務。宋慶齡曾多次提到孫中山童年時代生活很苦，到15歲才有鞋穿，但是還沒有米飯吃。她説：“中國農民的生活不該長此困苦下去，中國的兒童應該有鞋穿，有米飯吃。就是為了這個理想，中山一生從事革命。”這些發自肺腑的話，體現出宋慶齡的偉大理想和對兒童巨大的愛心。十年動亂風雨如晦，宋慶齡本人雖受到周恩來的保護，但她為祖國和人民仍分擔着痛苦，並且時刻關心着周圍的知己好友，常常給沈粹縝寫信，問候她的情況，詢問她有沒有受到衝擊和批鬥，希望她沉得住氣多保重身體。如有困難和問題或要求可回信實言相告，必當幫助;在信中還向沈通報了某些信息，如某位親戚被迫自殺或某一同志遭到不測等。宋在信的最後總寫有“閲後燒掉”四字，以防不測。這些信使沈加強了自我保護意識，她也回信向宋傾吐心聲。1967年8月14日，宋曾一再寫信要沈從淮海中路1487弄13號搬到陝西北路369號一幢花園洋房去住。這是宋慶齡母親生前居住的地方。她以為住在那裏可以安全些，並且可以晤面。盛情難卻，沈就與女兒搬了過去，不想卻遭到了造反派的批鬥，“勒令”搬回原處。在患難中，宋慶齡對她的愛護好意是永遠難忘的。

1981年5月，宋慶齡病重。在最後一段日子裏，沈粹縝專程到北京去，日夜守護在宋的身邊，一方面照顧她的病體;一方面相互交談訴説心裏話。宋曾斷斷續續向沈談了許多長期隱藏在心底深處的話，最突出的是對她妹妹宋美齡的思念之情。有一次宋對沈説：“我很牽記美齡，現在能來就好了”；又説：“美齡假使能來，住在我這兒不方便，可以住到釣魚台去。你們是認識的，可以幫我接待她；早上接她來，晚上送她回去。”沈聽了十分感動，連連點頭應允，並將這件事向鄧穎超作了彙報，不久接到迴音説宋美齡已移居美國，由於身體有病不能遠行回來探親。聽到這個消息，慶齡嘆了口氣，惋惜地説：“太遲了！”又有一次宋似有預感地説：“國內認識美齡的人不多了，如果她來你一定要好好接待她。”沈理解宋的心情，俯身安慰説一定牢記她的囑託，歡迎美齡歸來。宋慶齡最終沒有見到分別多年的胞妹，帶着遺憾，於1981年5月29日與世長辭。沈粹縝對宋慶齡的逝世無限悲痛，經常思念。在宋慶齡塑像建成時曾坐了輪椅去陵園參加揭幕典禮；1993年1月又為宋慶齡誕辰100週年發表了紀念文章。她對未能完成接待宋美齡的任務而深抱遺憾，她迫切希望海峽兩岸早日統一，宋美齡能迴歸大陸探望故居，與當年在重慶合作共事同為九四高齡的老友相遇團聚。

沈粹縝同志青年時期任南通女紅傳習所教員。1926年與鄒韜奮結婚後，她全力支持鄒韜奮的進步文化事業和革命鬥爭，雖生活貧困、顛沛流離，仍含辛茹苦悉心培育子女。鄒韜奮逝世後，在宋慶齡、鄧穎超的關心幫助下，沈粹縝積極投身抗日鬥爭和民族解放運動。新中國成立後，她參加了中國共產黨，歷任上海市婦聯副主任、中國福利會秘書長等職，在宋慶齡同志領導下，為中國福利會事業的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她衷心擁護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熱情宣傳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婦女兒童工作的巨大成績，為中國的婦女兒童工作奉獻出了全部的智慧和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