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四大書院

眾所皆知，江西歷史文化悠久、璀璨，人們常以“物華天寶，人傑地靈”來形容。在江西古代文化發展進程中，書院扮演着重要角色。書院是中國古代特有的一種學校，它誕生於唐代，歷時千餘年，在地域分佈上遍及全國，對於我國古代教育和學術文化的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提及江西的書院，還得從唐代桂巖書院説起。書院之名，始於唐代，唐玄宗在長安設麗正書院、集賢書院，用於校刊，收藏經籍。從事教學活動的書院大約始於中唐時期，唐代桂巖書院大致創於此時，它不但是江西書院史上最早的書院，也是中國最早的聚徒講學書院之一。因此，江西是講學書院起源的搖籃。兩宋、元、明時期，江西書院數量在全國獨佔鰲頭，清代，沿海一些發達省份的書院發展迅速，但江西仍位居第二。與全國其他地方相比，江西有名的書院比比皆是，如聞名全國的白鹿洞、濂溪、白鷺洲、象山、鵝湖、豫章、懷玉、東湖書院等，其中，又以白鹿洞書院名氣最大，歷經千年，享有“中國四大書院之首”的美譽。

白鹿洞書院，位於江西省九江市廬山五老峯南麓，是世界文化景觀，享有“海內第一書院”之譽，被評為“中國四大書院之首”。

始建於南唐升元年間（公元940年），是中國首間完備的書院；南唐時建成“廬山國學”（又稱“白鹿國學”），為中國歷史上唯一的由中央政府於京城之外設立的國學；宋代理學家朱熹出任知南康軍（今江西省九江市廬山市）時，重建書院，親自講學，確定了書院的辦學規條和宗旨，並奏請賜額及御書，名聲大振，成為宋末至清初數百年中國一個重要文化搖籃，是中國教育文化的重要發祥地之一。

白鹿洞書院與湖南長沙的嶽麓書院、河南商丘的應天書院、河南登封的嵩陽書院，合稱為“中國四大書院”。後又與江西吉安的白鷺洲書院、江西鉛山的鵝湖書院、江西南昌的豫章書院，並稱為“江西四大書院”。

新中國成立後，白鹿洞書院得到很好的保護和利用，各級政府先後撥鉅款進行三次大的維修，再度興盛。1959年列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1988年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南宋理學家朱熹制定的《白鹿洞書院揭示》又稱《白鹿洞書院教規》影響後世幾百年，其辦學的模式為後世效仿，傳至海外的日本、南韓及東南亞一帶，白鹿洞書院譽享海外。截至2012年，白鹿洞書院已形成集文物管理、教學、學術研究、旅遊接待、林園建設五位一體的綜合管理體制 ^[2]  。

白鹿洞書院位於江西省九江市廬山五老峯東北玉屏山南，虎溪巖背後。是北宋六大書院之一。有六合洞、朝天洞、宛在洞等洞景。原有三寶殿和僧舍，相傳為朱熹在廬山白鹿洞書院講學時，曾來過此地，後人紀念他亦在此起名“白鹿洞”。

唐德宗貞元年間(785—805年)，曾任太子賓客的洛陽人李渤，與其仲兄李涉來到了廬山五老峯下，開始築草堂隱居讀書，當地文人雅士時常慕其名上山與之交談，談詩論學。白鹿洞原是唐代洛陽人李渤年青時隱居求學之地。李渤養有一頭白鹿自娛，白鹿十分馴服，常隨主人外出走訪遊玩，還能幫主人傳遞信件和物品，因此以鹿名人，稱李渤為白鹿先生；以鹿名地，稱此處為白鹿洞。

唐朝末年，兵荒馬亂，各處學校毀壞，到廬山隱居、避難的讀書人，常到白鹿洞研討學問，交流心得。南唐在此處“建學置田”，正式稱之為“廬山國學”，任命國子監九經李善道為白鹿洞洞主，掌管教育和學習。這就是白鹿洞開辦學校之始，比濂溪書院約早30餘年，成為廬山的第一所學校。

北宋初年，各地設置書院，廬山國學乃改稱為白鹿洞書院，從此規模逐步擴大，逐漸成為全國四大書院之一，與嵩陽書院、嶽麓書院、石鼓書院並稱。書院殿閣巍峨，亭榭錯落，師生雲集，儼如學城。今日白鹿洞書院形成了以禮對殿為中心，有明倫堂、文會堂、御書閣、朱子閣、思賢台、狀元橋、門樓、牌坊、碑郡等眾多殿堂組成的古建築羣，與周圍的山川環境融為一體。

元代末年，白鹿洞書院毀於戰火。明清時期，白鹿洞書院不斷得到修復，並繼續開辦。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維新變法改書院為學堂。光緒二十九年，白鹿洞書院停辦。新中國成立後，政府採取一系列措施對白鹿洞書院進行保護和維修。1959年列為江西省文物保護單位；1979年成立廬山白鹿洞文物管理所；1988年公佈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和國家二級自然保護區，同年設置作為學術研究機構的白鹿洞書院建置;；1990年成立廬山白鹿洞書院管理委員會。

白鹿洞書院，位於江西九江廬山五老峯南麓的後屏山之陽。 書院傍山而建，一簇樓閣庭園盡在參天古木的掩映之 中。白鹿洞最初是唐代貞元時，李渤、李涉兄弟隱居 讀書的地方。

據傳李渤在此隱居時，曾養一白鹿自娛，因此人 們稱李渤為“白鹿先生”，又因此地四山回合，由山麓小路進去也有數里之遙，真有點入洞 之感，所以稱為白鹿洞。南唐升元年間，白鹿洞正式闢為書館，稱白鹿洞學館，亦稱“廬山 國學”，由李善道為洞主， 掌教授，置田聚徒，成為講學和藏書之所。 “四方之士受業而歸， 出為用世，名績彰顯者甚眾。”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賜九經。宋仁宗皇祐五年，孫琛在故址 建學館十間，稱“白鹿洞之書堂”，與當時的嶽麓、應天府、嵩陽併為“四大書院”。

白鹿洞書院雖為宋初所建，但不久即廢。直到著名理學家朱熹重修書院之後，白鹿洞書 院才揚名國內。南宋淳熙六年，朱熹知南康軍。朱烹到任時，白鹿洞書院已經毀於兵燹，棟 宇消落，林園荒蕪，觸目皆是塵封書海，網結門廊。經過朱熹的一再請求，宋孝宗終於同意 重建白鹿洞書院。修葺後的白鹿洞書院，以聖禮殿為中心，組成一個錯落有致、相得益彰的 龐大建築羣。書院共有殿宇書堂三百六十餘間，其中包括御書閣、 明倫堂、宗儒詞、 先賢祠、 忠節祠等。聖禮殿是用於學生拜謁孔子的殿堂，門上方兩塊匾額寫有“學達性天”、“萬世 師表”的字樣。 在文會堂有朱熹親書“鹿豕與遊， 物我相忘之地； 峯泉交映， 知仁獨得之天” 的對聯。朱熹不僅重修了白鹿洞書院，而且還建立了嚴格的書院規章制度。

《白鹿洞書院教條》不但體現了朱熹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 平天下”等一套儒家經典為基礎的教育思想， 而且成為南宋以後中國封建社會七百年書院辦 學的樣式，也是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規章制度之一。 朱熹在白鹿洞書院還廣邀國內著名學者前來講學，學術空氣相當活躍。宋淳熙二年，朱 烹與陸九淵二人由於學術觀點不同， 曾在地處江西鉛山縣境內的鵝湖發生過激烈的論辯。 但 是朱熹並不因此而持有門户之見，邀請陸九淵前來白鹿洞書院講學。

陸九淵講的是《論語》 中“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章，深受白鹿洞書院師生們的歡迎，有些學生甚至被陸九 淵精湛、透闢的説講感動得落淚。為此，朱烹特意把陸九淵所講內容刻石立於院門。這不僅 首開書院“講會”制度的先河， 為不同學派同在一個書院講學樹立了範例， 在中國儒學史上 也一直被傳為佳話。自朱熹之後，白鹿洞書院“一時文風士習之盛濟濟焉，彬彬焉”它與嶽 麓書院一樣，成為宋代傳習理學的重要基地。 元代末年，白鹿洞書院被毀於戰火，一直到明代的正統元年才修復，以後又有所擴修 ^[3]  。

創建於南宋淳祐元年(公元1241年)，在江西省吉安市東部，於贛江中雙水夾流之處，有一座如中流砥石的綠洲，這就是著名的白鷺洲。東南洲頭的綠樹叢中，有兩座重檐傑閣、巋然聳立的古樓，這便是聞名遐邇的白鷺洲書院主體建築之一的風月樓和雲章閣。

據文獻記載，白鴛洲的得名，淵源於唐代著名詩人李白詩中的"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之名句。由於白鷺洲屹立於浩闊的贛江之中，雙水夾流，情景正與李白之詩句相合，所以被用作洲名書院建於南宋淳佑元年（1241），吉州太守江萬里為來此講學的程大中、邵雍、周敦頤、張載、程頤、朱熹等6位儒學大師立祠建書院。

宋理宗御賜“白鷺洲書院”五字，與廬山白鹿洞書院、鉛山鵝湖書院、南昌豫章書院並稱江西四大書院。寶礻右四年(1256年)臨安開考,吉州生員中進士40名,佔該年"高考"全國錄取進士總數的九分之一,其中文天祥以他的文才、志向,或許還因他的大號“宋瑞”被欽點為狀元,宋理宗御筆親題“白鷺洲書院”的匾額以示褒獎。元代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書院被洪水沖毀，吉安路總管李珏修復。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紅巾起義軍與元兵戰于吉安，書院大部被燒燬；時過二年，又遭大水，書院毀壞殆盡。至正十五年重建，恢復舊觀。明代嘉靖五年(公元1526年)，吉安知府黃宗明又重修。到嘉靖二一年，曾將書院從白鷺洲遷離，在城南仁壽寺址另建新院舍。

隆慶六年(公元1572年)，城南仁壽寺新建的白鷺洲書院改為廬陵縣學，又將書院遷建於城北郊。至萬曆二十年(公元1592年)，吉安知府王可受將書院重新遷回白鷺洲上，並增築吉台，開鷺池，立橋池上，擴建齋舍百問，其餘堂、閣、樓、亭均重修。至清代，書院又多次毀於水災和戰爭，曾先後於順治三年(公元1646年)、十二年(公元1655年)，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嘉慶十八年(公元1813年)，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八年(公元1828年)、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等九次重修或重建。

至咸豐六年(公元1856年)，太平軍與清兵激戰于吉安，書院又被焚燬，至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經知府曾省三倡修恢復。洲頭現存的風月樓、雲章閣以及一排排的齋舍，就是同治二年最後一次修建時所遺留下來的建築。而洲中心現存的鷺池，則是明代萬曆二十年重修書院所開闢.白鷺洲書院自宋代創建，迄於清代，數百年來，造就了大批人才，尤其是培養了象文天祥這樣出類拔萃的世代楷模，的確是這所書院的驕傲。清代曾在白鷺洲書院主持講席的著名學者施閏章有詩讚道：“鵝湖鹿洞尋常事，不信風流限古今。” 760多年來，這塊對廬陵文化發揮過重要作用的教育聖地、培養人才的搖籃一直文風鼎盛，桃李滿天下。

位於江西省上饒市鉛山縣鵝湖山北麓， 原鵝湖寺西側，距河口鎮15公里。南宋淳熙二年(1175),朱熹、呂祖謙、陸九齡、陸九淵在此聚會講學。四子歿，信州刺史楊汝礪築“四賢祠”以資紀念。淳祐十年(1250),朝廷命名為“文宗書院”。明景泰四年(1453)重建時,稱“鵝湖書院”。書院建築背山面畈，佔地約5400平方米。八百餘年來，遞廢興，建築規模幾經變動。

鵝湖書院，中國末代時期的著名書院。鵝湖書院，位於江西鉛山縣境內。自東晉以來，歷經唐、宋、明等朝，都聚居過許多學者，曾經是一個著名的文化中心。尤其是朱熹與陸九淵的鵝湖之會，成為中國儒學史上的一件影響深遠的盛事。

據《廣信府志》介紹：“大義寺左為四賢詞。”此實為大義寺的附屬寺左，即仁壽寺左，為“四賢祠”。祠為當時的信州刺史楊汝礪所建，這是鵝湖書院之始。以後屢有修舉，明代宸濠之亂，兵燹之餘，鵝湖書院的學舍全部毀壞。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地方官潘士瑞曾予修理。康熙五十四年(1715)，令尹施德大加修建，當時李光地所作《重修鵝湖書院記》説：“書院之建，實為國家學校，相為表裏，李渤高士爾。朱子猶倦倦焉。今使先賢遺址，煥然重修，江有故理學地，必有遊於斯，而奮乎興起，以紹前賢者。”鵝湖收院絕有官方的支持得以重修，昔日的輝煌已不復再現，以致成為歷史的陳跡。

鵝湖書院在鵝湖寺，即仁壽寺的左邊，而鵝湖塔則在鵝湖書院的左邊。鵝湖書院的大門，不在正中，而在左面，所以正對着鵝湖塔。書院四周有山有溪，環境幽雅。

鵝湖書院比鵝湖寺大得多，建築規模頗似孔廟。由大門進去，經過兩排桃樹，有一個大圓門，圓門內有一個大院子，對面又是一個大圓門，上面是三排殿宇，由此登石階而入，又是一個院子，裏面是半月池，池周圍是石欄杆。渡過古橋是第一排殿宇，再過一個院子，是第二排殿宇，其最後一排殿宇，是四賢祠。祠前也是一個院子，祠後則是一個相當高的坪台，其下有一小池，其後是一座高牆，正對那兩大圓門的北端高牆。這三排殿宇是主屋。在主屋兩旁，又是一排一排的房屋，錯落有致。

在鵝湖書院後面的四賢詞內，設有朱、呂、二陸四個牌位，又有一個題着“頓漸同歸”字樣的匾額，這和書院前排建築中所懸“道學之宗”的御匾，正遙遙相對，由此可見宋代朱陸鵝湖之會的盛況。抗日戰爭期間，鵝湖書院成為東南訓練團的駐紮營地。

這所書院，自南宋至清代，八百多年來，幾遭兵毀，又幾次重建。其中尤以清代康熙五十六年(公元1717年)整修和擴建工程規模最大：新築山門、牌坊、大堂、浮池、拱橋、碑亭、御書樓；兩側更修建廂房數十間，作為士子讀書之所。康熙皇帝還為御書樓題字作對，門額題為“窮理居敬”，聯語為“章巖月朗中天鏡，石井波分太極泉”。至今牌坊、泮池、後殿、廂房等建築保留尚完好；泮池兩側的廂房內，尚存明、清兩代古碑13塊，是研究這座書院歷史的珍貴資料。

鵝湖書院歷經800年的滄桑，風貌依舊，格局完整，原狀留存，是天下名書院實物遺存中，得以完整原貌保存至今的一處。院內佔地面積8000平方米，設有《鵝湖之會與鵝湖書院》、《辛棄疾與鉛山》等固定的展覽、陳列。2006年5月鵝湖書院作為明至清時期古建築，被國務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名單。

位於江西省南昌市進賢門內（南昌第十八中學），先後以理學祠、孝廉堂、書院等形式出現，為古代江西學術思想的傳播、人才培養的著名官學機構。書院創建於南宋，為當時理學家們傳播朱程之學的基地。明時期一度改“豫章二十四先生祠”。清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改名為“理學名賢祠”。康熙三十一年(1692)巡撫馬如龍重建，聘南昌進士熊飛渭為山長；選江西各府、州、縣、廳學之生員俊秀者入學。五十七年(1718)，康熙皇帝御書“章水文淵”四字門額賜予書院，使書院進入了歷史上最好的發展時期。由於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的重視，豫章書院成為全國聞名遐邇的大型書院之一 ^[1]  。

豫章書院源於江西豫章羅氏，漢惠帝時大農令羅珠奉守九江郡，郡人張交獻地，乃與灌侯築新城，並在溝內手植豫章樹，豫章郡因此而得名。羅氏此後以豫章為堂號顯於天下。古豫章書院創於南唐升元二年（938），距今1000餘年，為江西四大書院之首。明萬曆七年（1579），江西巡撫凌雲翼、潘季訓先後重修，改祀宋、元、明諸儒，稱“豫章二十四先生祠”即羅從彥（豫章）、陸九韶（梭山）、陸九齡（復齋）、陸九淵（象山）、李燔（文定）、黃灝（商伯）、張洽（元德）、吳澄（草廬）、吳與弼（康齋）、羅倫（一峯）、胡居仁（敬齋）、張元禎（東白）、歐陽德（南野）、鄒守益（東廊）、羅洪先（念庵）、魏良弼（水洲）、舒芬（梓溪）、羅欽順（整庵）、胡直（廬山）、羅汝芳（近溪）、王時槐（塘南）、鄧以贊（定宇）、李材（見羅）、鄧元錫（潛谷），他們都是江西省內的理學名家，蜚聲海內，象山先生陸九淵更是一代儒學巨擎。

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改名為“理學名賢祠”。康熙三十一年（1692）巡撫馬如龍重建，聘南昌進士熊飛渭為山長，選江西各府、州、縣、廳學之生員俊秀者入學。五十六年（1717）官方再次重建，而且佈局有所不同，右為講堂，左為祠堂，面向全省選拔數百名學子讀書其中；第二年（1718），康熙皇帝御書“章水文淵”四字門額賜予書院，使書院進入了歷史上最好的發展時期。乾隆皇帝對書院亦較為重視，並對師長、士子兩方面作了嚴格規定，強調人品為上的原則：“凡書院之師長，必選經明行修，足為多士模範者，以禮聘請。負笈生徒，必擇鄉里秀異、沉潛學問者，肄業其中。其恃才放誕佻達不羈之士，不得濫入”，並明令仿效白鹿洞書院“立之規條，以檢束其身心”。在這種形式下，陳宏謀與郝碩兩位巡撫分別從院規與院舍兩個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奠定了書院進一步發展的基礎。道光（1821—1850）及同治（1862—1874）時期，豫章書院在規模與藏書量方面得到了繼續擴展。光緒（1875—1908）初，一度改為舉人書院，名曰“孝廉堂”，堂稱“孝廉書院”，並立有《孝廉書院碑記》。由於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的重視，豫章書院成為聞名遐邇的大型書院之一。

此後，豫章書院隨羅氏家族文化名人的致力推廣，很快在全國發展，黔東豫章書院在貴州巡撫羅繞典的大力推廣下，成為與江西豫章書院、廣東豫章書院、福建豫章書院齊名的四大豫章書院之一。

公元2004年黔東豫章書院遷到貴陽市烏當區羊昌鎮羊昌村，距省會貴陽30餘公里，佔地30餘畝，三面環山，綠水護繞，交通便捷，視眼開闊，是一個適合文化傳播的好地方。

今天，豫章書院立足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全心全意為社會主義新農村服務；倡導和諧文化，緊跟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步伐。學習、鑽研祖國傳統文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開拓進取，使之與當代社會相適應，與現代文明相協調，保持民族性，體現時代性，“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為“弘揚中華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作出應有貢獻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