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堃

1901年10月8日，楊堃出生於河北省大名縣一個農民家庭。12歲時由私塾轉入縣第二高等小學，15歲時入設立在大名縣的直隸十一中學。1920年考入保定直隸農業專門學校留法預備班，1921年8月結業，因成績優異被保送入法國里昂大學學習。1925年6月先期獲得里昂大學理學院理科碩士學位，1928年11月進入里昂大學文學院哲學系，在法國著名漢學家古恆教授(Maurice-Auguste-Louis-Marie Courant),指導下，攻讀文科博士學位。1928年下半年，被推薦到巴黎民族學研究所，在葛蘭言（Marcel Granet）教授指導下進修民族學。1930年5月30日，楊堃教授在里昂大學文學院順利答辯，獲得博士學位，博士論文是：《中國家族中的祖先崇拜》（Recherches Sur le culte des Ancêtres Comme principe ordonnateur de la famille Chinoise）。5月31日，與同在里昂中法大學學習，並與獲得博士學位的同學張若名女士（1902-1958）結婚，於1930年12月30日共同回國。

1931年到1937年之間，楊堃教授先後在河北大學、中法大學、北平大學、清華大學、北平師範大學等學校擔任講師和教授，講授社會學、社會進化史、人類學、民族學、社會科學概論和當代社會學學説等課程。

1937至1941年，楊堃教授到燕京大學社會學系，接替南下的吳文藻教授，講授原始社會、當代社會學學説、社區研究等課程，並親自帶領和指導學生進行民族學的調查研究。期間共指導學士學位論文19篇（現存16篇）。

1941-1944年，楊堃教授任北平中法漢學研究所專任研究員，負責民俗學小組的工作。1943年，楊堃教授到北京大學任教。1945到1947年，楊堃教授就任北京大學臨時補習班和天津北洋大學教授。1947年底，雲南大學聘請楊堃教授擔任社會學系教授併兼系主任。

從1931年一直到解放前夕，楊堃教授講學和研究的一個重要內容是從法國涂爾幹社會學派理論和方法出發，展開教學和研究。一方面，他系統研究和總結了對自己影響較大的一些學者的理論與方法，將他們引介到中國社會學界，為此撰寫了《法國民族學的過去和現在》，《莫斯教授的社會學學説和方法論》，《葛蘭言研究引論》等文章。同時，楊堃教授特別注重將法國社會學派的理論和方法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用之來研究中國的社會問題和傳統文化，以推進中國社會學的發展，在這方面的典型論文包括《灶神考》等。

1953年院系調整，楊堃教授調入雲南大學歷史系任民族史研究室主任。1955年4月，周恩來總理出訪東南亞途中，在昆明短暫停留期間接見了楊堃教授夫婦，暢談五個多小時，對楊先生的政治信仰和學術追求產生了重要影響，自此，在中國建設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民族學成為先生後半生追求的主要學術事業。

1966年以前，楊堃教授先後赴西盟、德宏、楚雄、大涼山、大理、劍川等地進行民族學實地研究，連續撰寫了《馬散大寨歷史概述》《涼山彝族的手工業》《試論雲南白族的形成和發展過程》《關於摩爾根的原始社會分期法的重新估價問題》《關於民族和民族共同體的幾個問題》等幾十篇論文。直到1966年春，已經65歲高齡的楊堃教授還帶領學生，騎馬到紅河哈尼族自治州調查，並撰寫了《雲南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陽縣哈尼族的宗教生活》。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楊堃教授受到了衝擊。但他一直篤定於創立中國馬克思主義民族學的孜孜追求。在此期間，楊先生幾十年心血積累的數萬張讀書卡片和資料全部丟失，但他仍然盡一切可能的去追憶和重新積累。

1978年，經胡耀邦同志的批准，楊堃教授調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學室任研究員，同時在中央民族學院、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授課。他先後整理出版了《民族與民族學》（1983）《民族學概論》（1984）《原始社會發展史》（1988）等著作，寫作了《論列維·斯特勞斯的結構人類學派》《論法拉格對民族學和經濟民族學的貢獻》等30餘篇論文。

1985-1996年，楊堃教授一直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碩士生、博士生導師，培養了一批成績優異的青年學者，為我國民族學事業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在長期的治學過程中，楊堃教授特別強調資料收集和實地調查，主張從宏觀和微觀相結合的角度，用具體分析和比較的方法，由古而今綜合進行研究。對西方的民族學，他主張在方法論上採取充分借鑑，他在評論法國年鑑學派的學術思想和研究方法時充分體現了這種理念。建國後，建立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的民族學是其學術的主要追求。 ^[3] 

1901年10月8日，楊堃出生於河北省大名縣一個農民家庭。十二歲入大名縣第二高等小學，十五歲入大名中學，在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下，產生了“新學”可以救國的思想，認為西方的社會學或許是救治中國社會弊端的良藥。1920年，楊堃高中畢業，考入保定直隸省立農業專門學校留法預備班，1921年暑期，預備班結業，楊堃以名列甲等第三的成績留學法國里昂的中法大學。

1923年，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改名楊赤民，不久，國共第一次合作，楊堃加入國民黨，被選為國民黨駐法總支部里昂支部的宣傳委員，後又被選為駐法總支部代表大會里昂支部代表，在巴黎召開的代表大會中被選為駐法總支部宣傳委員。當時，楊堃參加了很多政治活動，到處宣傳中國革命。中法大學社會系設在哲學系，楊堃覺得記筆記有一定困難，因此，便決定先學理科，取得了理科碩士學位。1926年暑假後，楊堃轉入文科，從師漢學家古恆教授，着手準備撰寫文科博士論文。

1927年“四·一二”政變後，以國民黨名義聲討蔣介石。“七·一五”汪精衞叛變革命，楊堃立即退出國民黨，並與人一道解散了國民黨駐法總支部和里昂支部，為了能繼續撰寫博士論文，不致影響自己學術上的深造，楊堃接着退出了共青團。1928年底完成博士論文初稿《祖先崇拜在中國家族、社會中的地位》。接着楊堃赴巴黎大學進修，從師著名漢學家、社會學家、神話專家葛蘭言教授，隨後又到巴黎大學民族學學院攻讀民族學、體質人類學、語言學和史前考古等課程。同時，還在巴黎高等學術實習學校聽“原始宗教”課，又在巴黎民族學博物館實習。1929年撰寫《在法國怎樣學社會學》，同時撰寫《法國社會學家訪問記》。在法期間，楊堃曾利用假期到歐洲各國旅行，參觀了幾個較大的民族學博物館和民俗學博物館，開闊了眼界，增長了知識，增強了研究民族學和民俗學的興趣和信心，1930年夏楊堃回到里昂，獲得里昂大學文科博士學位。同時，與張若名女士結婚。

1931年初，楊堃與張若名回到北平。楊堃先在河北大學農學院任教，接着先後在國立北平大學法商學院、國立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國立北平師範大學文學院社會學系、中法大學孔德學院社會科學系和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等處任教，主要講授社會進化史、社會學、普通人類學和民族學諸課程。任教期間楊堃除闡述法國社會學派的理論和方法外，也將自己觀察和訪問的體會加選了講義和論文之內，並運用法國民族學派的調查方法指導學生進行實際調查。回國初期，先後翻譯了《法國現代社會學》《汪繼乃波民俗學》《中國古代的節氣與歌謠》等論著，先後參加《鞭策週刊》《西北研究》《社會學刊》等刊物的編輯工作，為《社會學辭典》（孫本文主編）撰寫民族學、民俗學等方面辭條數萬字，1934年，楊堃等人發起成立了中國民族學會，後任民族學會《民族學報》的編委。

1937年，到燕京大學社會學系任教，授原始社會學、當代社會學學説等課。接着，出版和發表了一系列民俗學、民族學論著，如《社會學文存》（1938 年）、《中國家族中的祖先崇拜》（1939年）、《中國兒童生活之民俗學的研究》（與張若名合作1939年）、《葛蘭言中國學研究導論》（1939年）、《社會發展史鳥瞰》（1939年）、《民俗學與民族學》（1940年）等。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燕大關門，楊堃到北平中法漢學研究所作民俗學專任研究員，負責民族學小組工作，擔任《民俗季刊》編委，撰寫發表了《民俗學與社會學》《灶神考》等論著，後因人事關係辭去專任研究員職務，到北京大學法學院任教。

1947年寒假，到雲南大學任社會學系教授兼系主任，開始民族學的三地調查工作。1947年暑假，加入雲南地下黨領導的羣眾組織——“新民主主義者聯盟”，被選為“新聯”教授會小組長。抗戰勝利後，楊堃的主要論著有：《論中國的母系社會制度》（1945年）、《我國民俗運動史略》（1948年）、《雲南農襯》（1949年）等。

解放後，楊堃致力於建設新中國的民族學。1951年暑假，與劉堯漢帶領雲南大學社會學系學生到武定民族地區實習、蒐集了許多資料，撰寫了調查報告。1953年，轉入歷史系任教授並任雲南民族史研究室主任。1954年，參加雲南省的民族識別工作，寫有總結報告。1956年參加雲南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工作，撰寫了調查報告。1959年，參加了雲南彝族簡志的編寫工作。1960年，參加四川大涼山彝族的調查工作，寫有《涼山彝族的手工業》。1966年到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對哈尼族進行調查，寫有《雲南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陽縣哈尼族的宗教生活》的調查報告，十多年的調查工作、獲得了大量第一手資料，先後撰寫了《什麼是民族學》（1957年）、《試論恩格斯關於勞動創造人類的學説》（1957年）、《關於摩爾根的原始社會分期法的重新估價問題》（1964年）等文。

文革期間，楊堃被抄家批鬥、關牛棚。他的大部分圖書資料、讀書卡片和手稿都遺失了。儘管身處逆境，仍繼續思考民族學的問題。

打倒“四人幫”後，楊堃調到中國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工作，兼在北師大、中央民院授課，講《民族學概論》。相繼出版了《民族與民族學》（1983年）、《民族學概論》（1984年）、《原始社會發展史》（1986年）等專著，發表《論人類起源學的幾個問題》（1979年）、《試論原始社會的分期問題》（1980年）、《關於神話學與民族學的幾個問題》（1982年）、《中國民俗學運動史略》（1982年）、《民俗學和民族學》（1983年）、《民俗學的歷史》（1983年）、《論神話的起源與發展》（1985年）、《女媧考》（1986年）等論文，楊堃任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顧問、中國神話學會顧問、中國民俗學會副理事長等職。1998年在北京逝世，享年97歲。

楊堃在他漫長的民族學民俗學研究生涯中，考察了大量的民間文藝現象，並撰寫了一批研究文章，對於民間文藝事業的貢獻，主要體現在對宗教、民俗事象中的民間文藝現象的考察，而尤以對神話的研究為最突出。

對於神話的定義與範圍，學術界多以馬克思那段關於神話的話為依據。楊堃在《神話與民族學》等文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馬克思關於神話的定義是從文藝的角度來下的，僅適合於原始社會的神話。他認為：“人類童年”時期（原始羣時期）不可能產生神話，神話最早僅能產生於五萬年至一萬年以前，即舊時期時代晚期，亦即晚期智人時代。他以考古資料證明：原始宗教與原始藝術全產生於這個時期。由此出發，楊堃還對神話的發展、演變及消亡作了分析。他認為新石器晚期或石銅並用時期應是原始神話的發展期，這時的生產力發展了，生產關係發生了重大變化，母權制向父權制過渡。反映在社會意識形態裏，對當時神話的發展起了很大作用。原始社會向階級社會的過渡期是原始神話的衰亡期，它開始向傳説與史詩過渡。到階級社會後，原始神話並未消失，一部分記於統治階級的“聖經”之內，一部分流傳於民間，成為民間宗教的組成部分。

對於神話的消亡及其與宗教的關係，楊堃認為，任何民族，只要有宗教存在，就有神話存在，神話是宗教的一個組成部分，原始宗教有四個要素：神話、禮儀、巫術、聖物與聖地，階級社會與宗教亦可歸納為四個因素：神話（“聖經”中的神話）、禮儀（祭祀典禮）、宗教人員及信徒、廟宇和寺院。任何時候，神話都是宗教的組成部分，只要宗教存在一天，神話就存在一天，階級和宗教消亡的日子，是神話消亡的日子，在神化與迷信的關係問題上，楊堃不完全同意袁珂以“對待命運採取的態度”的區分法。他認為原始人的思想意識是一種尚未完全化的意識形態，一方面幻想征服大自然，另一方面也向大自然屈服，乞求大自然幫忙。這是原始神話產生的原因，也是原始宗教產生的根源。而宗教與迷信沒有嚴格的區分，相信宗教的人都認為自己的宗教是真理，其他宗教則是迷信，因此，宗教與迷信同在，即使在社會主義社會，迷信依然存在。楊堃不同意民間文學界那種認為“宗教是消極的，神話則是勞動人民的、積極向上的、具有很高藝術價值的”的看法。

楊堃學術研究中一個明顯的特色，是利用民俗資料，民間文藝資料研究民族學問題，同時利用民族學知識和資料來開拓民間文藝、民俗學的研究角度與領域。

在《女媧考》中説：“我發現，我們的民間文學工作者，僅知從民間文學的觀點去調查傳説，而不知從民族學的觀點或民俗學的觀點去調查這一民族、這一地區的風俗習慣和民間生活與民間文化的全貌，那就帶有侷限性，而説服力不強。紗整篇《女娟考》以豐富的民族學資料和民俗學資料，縱橫比較研究，深入淺出，洋洋灑灑，對母親氏族社會的意識形態作了比較全面的考察，得出“我國母系氏族社會的意識形態，便是以母系崇拜為主體，並以反映母系崇拜的圖騰主義為基本內容”的結論二文中對女媧由來、女媧與蛙圖騰、原始思維、女媧與伏羲等問題，均有自己的見解。1987年楊堃又寫出了《圖騰主義新探》一文，作為《女媧考》的續篇，在這篇文章中，他進一步論述了圖騰是女性生殖器的象徵，認為彝族、佤族的葫蘆崇拜、鳥圖騰、虎圖騰等都是母體崇拜，是女性生殖器的象徵。

在另一篇文章裏，楊堃以“鯀腹禹”與“產翁制”材料，充分證明了民族學對神話學的貢獻。他運用世界上許多民族的有關材料，證明“產翁制”產生的年代不可能太早，同時，又利用這些材料,去補充和分析了我國鯀禹神話的內容。在學術界，多認為“產翁制”發生於因對偶婚制而產生父親地位觀念的中石器時代。楊堃對這種看法提出商榷，認為“產翁制”的出現比對偶婚制的出現要晚得多，它之發生與對偶婚制之發生沒有因果必然聯繫。“產翁制”出現於新石器時代之後的石銅並用期（亦即父權制初期）。這時，男子成為主要生產者，為產翁制這一上層建築的產生打下了經濟基礎。為取代母親在子女中的威望，男子便想方設法將生兒育女之功記在自己賬上，這是“產翁制”出現的直接原因。他以美拉尼亞的仇布端安島人和雲南、貴州等地的部分少數民族為例，旁證這種制度發生時代不會太早。反映在我國曆史上，“產翁制”時代正是鯀禹神話時代。楊堃認為：顧頡剛、童書業等人研究鯀禹，皆未指出這是一則“產翁”神話，這是一個不足。他在以“產翁制”角度複述這個神話之後，運用民族學的有關知識和材料對鯀禹神話的內容進行了分析補充。他認為鯀腹禹是一種“產翁制”，而塗山氏的行為是一種“不落夫家”的習俗，對鯀變鱉、變龍、變熊等説法，對禹變熊、禹為石所生、塗山氏變石等等都進行了分析闡述。他通過民族圖騰和社會習慣等方面知識作分析研究，對傳説時代的古史，尋找出具相應的年代和當時社會歷史的基本面貌。這種在經濟基礎變更中尋找原因，在社會勞動分工變更中尋找依據，運用民族學中有關資料來分析神話的方法與角度，為民間文藝學科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鑑。

除此，楊堃在民間文藝史探討和國外民間文藝理論翻譯介紹諸方面，都取得了一些成就。《我國民俗學運動史略》可説是中國民間文藝的一篇簡史，儘管其中觀點不無商榷之外，但其史料價值是比較大的，有的甚至填補了民間文藝史的空白，如對抗戰時期有關民俗活動的記載。翻譯介紹方面，有《汪繼乃波民俗學》《中國古代的節令與歌謠》《論列維·斯特勞斯的結構人類學派》等。在讓中國學者瞭解國外民間文藝理論及國外學者對我國民間文藝研究狀況，並借鑑其有益成分諸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

中國社會科學網訊 10月23—24日，“中國社會科學論壇（2021年）：現代民族國家與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國際會議暨紀念楊堃先生誕辰120週年座談會”在京召開，會議採取線上線下相結合的方式進行。中國社會科學院副秘書長馬援、國際人類學與民族學聯合會主席小泉潤二以及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所長王延中、國際合作局副局長廖凡、信息情報研究院副院長趙江林出席開幕式。開幕式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副所長丁賽主持。

馬援在開幕式致辭中指出，“文明交流互鑑”是世界各國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基礎，也是各國民族學人類學研究的主要議題之一。民族學人類學的主要研究內容就在於文化，在於世界各國、各地、各民族的文化與文明。國際社會當下正日益成為一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從民族學人類學的文化視角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構需要以全世界各國和各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文明互鑑為基礎。

小泉潤二在致辭中回顧了國際人類學與民族聯合會與中國民族學、人類學的交往歷程。廖凡在致辭中表示，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如何闡釋好多元與一體之間的辯證關係，需要深入挖掘和充分探析中華民族、中華民族共同體這些關鍵語詞的豐富內涵和時代特徵。王延中在致辭之後圍繞如何更好地貫徹中央民族工作會議精神、樹立正確的中華民族歷史觀、建設中華民族共同體等議題發表了主旨演講。

一是現代民族國家與民族共同體。“民族共同體”建設，是各國民族學人類學研究的重要議題之一，也是本次論壇最為核心的議題之一。在討論現代民族—國家問題時，與會學者分別從各國實際出發討論了國家和民族之間的關係。王延中認為，從歷史上看，中國和民族國家之間在歷史上並不同構，因為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強調建設中華民族共同體，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國的國家建設與中華民族建設實現了一定程度的關聯。加拿大民族研究聯合會原主席、卡爾加里大學教授郭世寶以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加拿大反亞裔種族主義衝突為例，對過去50年來加拿大多元文化政策進行了深刻反思。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副所長田德文以歐盟為例系統總結了強化共同體的歐洲經驗等。

二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與構建中華民族共同體。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會議明確提出了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推動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目標和任務。與會學者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內涵、特徵、路徑、內涵與意義進行了多方位、多層次、多渠道的闡釋和探討。如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總工程師曹兵武從考古學的角度推演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和華夏認同的形成。中央民族大學中國少數民族研究中心主任、中國民族學學會副會長丁宏從海外華人視角關注中華文化建設對於中華民族發展的意義。

三是作為民族共同體研究的基礎學科，各國民族學、人類學承擔起構建本國民族共同體的重任。印度人類學聯合會主席蘇門德拉·莫漢·帕特奈克提出整體理解印度人類學的制度、譜系和實踐三個維度。東南歐人類學協會主席、塞爾維亞貝爾格萊德大學教授文斯娜重點介紹了塞爾維亞民族學和人類學的新興分支學科的發展情況等。與會學者認為，各國民族學、人類學的學科建設與發展與各國現代民族國家和民族共同體建設是相輔相成、緊密結合的。

四是以人民為中心的民族學、人類學的繼承與發展對於民族共同體的建設具有重要意義。民族共同體的建設不可避免地涉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個方面，因此，一百年來特別是近二三十年來，民族學、人類學新學科領域不斷髮展，形成了諸如都市人類學、教育人類學、企業人類學、藝術人類學、旅遊人類學、宗教人類學、生態人類學、民族政治學等分支學科，逐漸凸顯出民族學、人類學以人民為中心的學科價值與學術關懷。如中國藝術人類學學會會長方李莉重點介紹了中國藝術人類學的相關理論與實踐等。

五是回顧中國民族學人類學的傳統、探索新的發展方向。在紀念楊堃先生誕辰120週年座談會上，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副所長王鋒在致辭中表示，紀念楊堃先生對於民族學與人類學“三大體系”建設以及研究所發展有重要意義。日本神奈川大學教授周星、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研究員翁乃羣、王曉麗以及新疆師範大學教授迪木拉提、雲南大學西南邊疆少數民族研究中心主任何明等分別從自身經歷深切緬懷楊堃先生。與會學者還深入研討了楊堃與馬克思主義民族學、楊堃社會學思想與法國年鑑學派之間的關係等議題。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民族社會研究室主任張繼焦在總結髮言中表示，楊堃先生是中國民族學人類學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實現了學科“從無到有”的突破。要秉承楊堃先生的開創精神，繼往開來，實現民族學人類學“從有到強”的跨越式發展。

會議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主席團主辦，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承辦，中國民族學學會協辦。來自中國、美國、加拿大、法國等國家的50多位專家學者參加會議。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