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文化及其哲學

《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共分為五章。全書從對“文化”的定義開始，次第論述了文化的根本問題所在以及東方文化的特點、西方文化的特點、世界文化的整體格局、世界文化的未來走向等。 ^[2] 

《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對中國、印度、西方三個文化系統的特點及其在世界文化發展史上的地位作了系統的分析，預測了世界文化未來的趨勢，對儒學的前途作了樂觀的估價。該書將世界的文化分為三個種類：其一是西洋的文化，其二是中國的文化，其三是印度的文化。這三種文化形成人生的三種路向。 ^[3] 

梁漱溟自幼接受了以新知識為主的啓蒙教育，中學時廣泛涉獵了梁啓超編《新民叢報》、譚嗣同著《仁學》、張繼翻譯的日本人幸德秋水著《社會主義之神髓》等許多新書、報刊。1913—1915年間轉向佛學，1916年在《東方雜誌》發表《究元決疑論》，進入北大哲學門講授印度哲學，聲言只“替釋迦、孔子發揮”。有兩件事觸動過樑漱溟：一是因護送妹夫靈柩赴湘，現場目睹了南北軍閥混戰下百姓的慘狀；二是其父梁濟1918年11月沉湖自盡，遺書申明自己是“為國性之一存”。所以，梁漱溟立誓：“自今已往，其敢忘吾親之志。”梁漱溟在北京大學深感國內知識界“風氣是極其菲薄東方故有文化”，“在精神上自感受到一種壓迫，必須在自己思想上求得解決”。於是在哲學系演講《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並在1919年寫出《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稿，1920年以同樣題目在北京大學做課外講演。1921年暑假期間，梁漱溟應山東教育廳暑期講演會之聘，在濟南第一中學又做同題公開演講，由北大學生羅常培記錄，隨時付印。同年底，在山東正式出版《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 ^[5] 

對於什麼是文化的問題，梁漱溟指出，“所謂一家文化不過是一個民族生活的種種方面”，即：宗教、哲學、科學、藝術等精神生活方面；家族、朋友、社會、國家、世界、社會組織、倫理習慣、政治制度及經濟關係等社會生活方面；飲食起居等物質生活方面。他認為文化是一民族生活的樣法，其根源在“意欲”。西方文化以意欲向前要求為根本精神，或者説，西方文化是由意欲向前要求的精神產生科學與民主兩大異彩的文化。西方文化之所以是西方文化，其根本在於路向，民主與科學是西方文化所開發的面目，不能把它們看作西方文化。

對於生活是什麼的問題，作者認為，生活就是“相續”，而生物就是生活，就是相續，盡宇宙是一生活。從生活的表層説，生活就是一定範圍內“事的相續”，而事即一問一答。問不已答不已，故事之湧出不已，生活遂成天已的相續。生活中呆實的製作是文明，生活中抽象的樣法是文化。文化不同即生活的樣法不同，也就是生活中解決問題的方法不同。解決問題的方法共三種：（1）向前要求，就是用奮鬥改造局面，滿足要求；（2）對於自己的意思變換、調和持中，即不是奮鬥的改造局面，而是回想的隨遇而安，或者説遇到問題不去解決，而是滿足現狀。（3）轉身向後要求。走這條路向的人，既不想改造局面，又不想變更自己的意思，而是根本上將問題或自己的要求取消。據此，文化就有三種路向西方文化各種異彩的本源在於“向前要求”的態度。中國文化以意欲調和持中為根本精神，走第二條路向。所以，中國文化不是落後於西方，而沒有什麼優長。如果中西不通風氣，中國再走千年也不會產生科學和民主的精神。因為中西不是走一條路向有先有後，而是各走一條路向，各有長短。印度文化以意欲反身向後要求為根本精神，走第三條路向。

作者認為，印度文化以宗教為中心，且始終不墜與不變。因為印度沒有西洋人那樣的餘閒，所以他們的動機不是求知，不是科學，而是行為，是實行的目標。他們厭棄生活，期求出世，或者説欲解脱生活復其清靜本體。而宗教就是以超絕於知識的事物，謀情志方面的安慰勖勉。宗教的存在有兩個條件：一個是以對於人的知識之超外背反立根據。“宗教者出世之謂也。”生活與出世一正一反，常相輔以促進文化的發展。只要人在情感方面有不寧存在，只要這種不寧需要安慰勖勉，宗教就有存在的土壤。故宗教存在，永有必要。作者認為，在中國文化裏，宗教很淡微，重要且無處不適的是玄學形而上學。作者認為：中國形而上學與西洋、印度都不同，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問題，二是方法。西洋、印度的形而上學追究宇宙本體是什麼，其問題是靜體的問題；中國形而上學完全講變化，只講變化上的抽象道理。從方法上看，西洋印度所用的概念是靜的，呆板的；中國所用只是些抽象的虛的概念，如陰陽乾坤之類。作者認為，中國形而上學的大意是調和，即以為宇宙中沒有那種絕對的、單一的、極端的、一偏的、不調和的事物；如果有這些東西，也是隱而不現的，凡現出來的都是相對的中庸、平衡、調和。變化就是調和——不調和——調和的過程。而調和到不調和之間也未償不調和，或者説，求所謂調和不調和實不可得，不過言語表達的力量限於如此罷了這種形而上學的一套思想都源於周易，而其代表是孔子。孔子人生哲學可為中國文明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卻並非中國人所適用之文化。因為，儘管孔子以前的中國文化差不多都收在孔子手裏，孔子以後的中國文化又差不多都由孔子那裏出來，但孔子的人生，孔家的文化從來未曾實現。中國人的生活大體説來是：物質生活方面安分知足，很少向前要求。結果是物質文明不發達，一切文明制度也因此不能開發出來。但從另一方面看，也避免了西方的經濟狀況，免受西方人所受的痛苦。社會生活方面，個性不得伸展，社會性不得發達，我們不如西方。但是，西方人重個人，處處講權利義務，甚至父子夫婦間都要算帳，此種生活實在不合理。而中國人處處尚情無我，人我不分，不講權利義務。這種生活處處可得一種情趣，不是冷漠、敵對、算帳的樣子，於人生的活氣有不少的培養；精神生活方面，中國人是失敗的，宗教、文學、藝術、科學、哲學諸方面都無可數。中國人走上第二條文化路向的原因，是“古聖人”系非常的天才，致使後人不能出他們指示的方向和範圍，只能順這條路向走下去。作者認為西洋哲學偏於向外，是對於自然的。結果是略於人事，人生哲學不發達，而所有之人生哲學又自古迄今崇尚理智。總之，“（1）西洋生活是直覺運用理智的；（2）中國生活是理智運用直覺的；（3）印度生活是理智運用現量的。”

作者從三個方面的變遷預測世界未來文化發展的走向。第一個方面，事實的變遷即經濟的變遷。西方在中世紀以後，逐步造成新經濟制度。這種經濟制度使社會劃分成兩個階級，且貧富懸殊，太不合理。人們要求改變這種經濟現象，實行社會主義。西方文化的轉變萌芽於此，人類文化由此發生根本改變：由第一條路向折到第二條路向。也就是説，對生存問題不再注目，而轉向人對人的關係問題。或者説，經濟改正以後的社會將從物質不滿足時代轉入精神不安定時代，從取得時代轉向享受時代，這就不能不從物的一致轉向心的認同。第二方面，見解的變遷或科學的變遷。見解的變遷主要指心理學的變遷。先前的心理學差不多以意識為整個心理，而不知無意識部分實乃根本。後來人們知道人類心理的重要部分不是知，而是情和意。這樣，西方人的眼睛逐步關注到人類情感方面，與孔子接近了，也就不能不走第二條路向。第三方面，態度的變遷或哲學的變遷。西方哲學從前講絕對，後來講相對；從前主知，後來主情意；從前用理智，後來尚直覺；從前是靜的，後來是動的；從前只是知識的，後來是行為的。總之，從前是向外看的，後來迴轉其視線於自己，於生命，這就與求生命、重人事的東方哲學走上同一條路向。與此相關，西方思想家也明顯地要求改變人生態度，其趨向是走孔子的路，中國的路，也就是：提倡泛愛、靈肉一致等，以改變過去的衝突、對抗、狹隘、空洞、疲乏的人生。

概述就物質、社會、文化三個方面生活推説未來文化。作者認為，經濟根本改造以後應實行基爾特社會主義。照此主義，人們未來的生活安定恬淡許多且從容不迫，物質事業退居從屬地位，生產上向着藝術創造一路走，而所有這些都像中國從來的樣子。政治生活方面，近世什麼專制、共和及統馭式的法律將不復存在，而走尚情無我的道路。在情志方面，宗教和藝術都不濟事，未來世界將以禮樂取代法律。這完全符合孔家宗旨。精神生活方面，人類將從物質不滿足時代轉到精神不安寧時代，但那時宗教一途走不通，各種宗教都將失勢。那時孔子求仁的學問必將大大發揚，就是説，也將走中國的路。總之，作者認為世界未來文化就是中國文化的復興，所以不贊成東西文化融合之説。

概述提出三期文化重現説。作者認為，人類生活中的問題有三個層次，人類生活也就有三種態度，由這三種態度組成三大系文化。三系文化迥然不同，論其成績，則無所謂誰家好壞，都是對人類的偉大貢獻。但論其態度，則有合宜不合宜之分。在物質不滿足時代，希臘人的態度是對的；中國人和印度人的態度拿出的太早了，因為問題還不到。西洋文化的勝利，只因其適應人類的問題。東方文化的失敗，並非因其本身不好，只是不合時宜罷了。人類文化之初，都不能不走第一條路，中國人也不例外。但他不待第一條路走完便折向第二條路，成為文化的早熟。不過，雖然在以前不合時宜而此刻則機運到來。西洋走第一條路到了盡頭，要走第二條路了。印度文化也是文化的早熟，它不待走完第一條、第二條路逕直拐到第三條路上去。而未來文化之興，實足以引進第三問題，所以中國文化復興以後將繼之以印度文化復興。印度人的生活差不多是一種貴族式生活，非可遍及平民的。只有到人人生計都有安頓之時，才容得人人去作。於是，古希臘、中國、印度三種文化於三期間次第重現一遭。作者申明：“我並非有意把他們弄得這般整齊好玩，無奈人類生活中的問題實有那麼三個層次，其文化的路徑就有這麼三個轉折，而古人又恰好把這三條路都已各別走過，所以事實上沒法要他不重現一遭”。

根據上述分析，作者認為中國人當時應持的態度是：毫不容留地排斥印度態度，全盤接受、根本改過西方文化，批評的拿出中國原來的態度。總之，鑑於西洋文化之弊害而知所戒，並預備促進世界第二條路向文化之實現。因此，新派人士提倡民主與科學是應該贊成的，但新派並沒有給人們以根本的人生態度，不加修正地把西方文化原盤拿來的態度也不對。舊派反對新派，不能贊成，但他們反對新派並不徹底。作者不贊成佛化派，因為這條路向和態度的提出，為時尚早，也會延續國內的動亂。只有把人類送過第二路人生這關，才能使他們從佛教而得救，也才能使佛教見其真。作者最後強調，他提出的態度是孔子所謂“剛”，也就是主張先根本啓發一種人生，超脱個人的為我，物質的歆羨，處處的算帳，有所為的而為，提倡奮往向前，提一種風氣，一種生活，也就是所謂適宜的第二路人生。 ^[6] 

《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首版出版以後，不過一年即銷售10萬餘冊，同時引發了近百篇論文、講演、十幾本小冊子，同作者進行討論、商榷。論者大都肯定此書的學術價值、歷史地位，同時對書中提出的一些基本觀點發表了許多不同見解。該書在當時的東西文化論戰中曾引起過思想學術界的重視。自20世紀70至80年代起，隨着海內外現代新儒學研究的興起，該書再度受到人們的注意，並被視為現代新儒學的開山之作。 ^{[6]  [1]} 

中國現代哲學家李石岑：在中國出版界沉寂的時候，居然有這部有系統的著作出現，誠為學術界一宗頂可樂觀的事。此書是討論或比較東西文化和哲學的，應該主論東西文化旁及東西哲學、或附論東西哲學。但該書內容卻並非如此，而是由東西哲學觀察東西文化；所舉哲學也僅是一家或一宗，或專論純正哲學的。這是此書一大錯處。 ^[6] 

中國民國時期教育家劉伯明：“就其全體而觀之，是書確有貢獻於今日，其影響之及於今日學術界者，必甚健全”。梁漱溟的三種文化路向説對阻遏“侈談西化”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將第三路向的印度化作為人類之歸宿是不通的，是“依據佛學成見”來評論三種文化的結果。梁漱溟的文化絕緣論，在中西文化不但可以借鑑，而且能夠調和。梁漱溟對西方文化的理解存在着明顯的錯誤。西方文化有科學、神秘、人本三種傾向，漱溟只及其一，而忽略簿論章了西方“帶浪漫色彩之神秘思想”和情感生活人生哲學的精華。直覺主義應該分兩派，一主理性，一主情感，西方也有主情感的直覺主義。而漱溟所謂“向外逐物”的西方文化僅僅是培根一系，並不能囊括全體，所以“率皆偏而不全，易滋誤解”。 ^[7] 

中國現代哲學家張東蓀：漱溟的《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在論哲學而不是在論文化，是以哲學代表文化，而不是用科學來分析文化的整體和全貌，所以只不過説出了文化的一部分問題。 ^[7] 

中國近代資產階級思想家、政治家吳稚暉：梁啓超“歐遊心影”的美妙言詞“欺騙了”梁漱溟，使他對西方文化產生了誤解，得出了錯誤的認識。 ^[8] 

馬克思主義者楊明齋：就《東西文化及其評傳哲學》一書，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來批評其錯誤：一是“以人的意欲為文化的根源及意欲方向不同產出文化即異之錯誤”。否定了梁漱溟從意欲演繹出來的三路向説，而堅持唯物主義的進化史觀。二是“西洋中國印度生活的理智直覺感覺之運用的公式之錯誤”。三是“孔子的人生觀解釋之錯誤”。漱溟對孔子的解釋太過主觀，對中國人的人生過於美化。 ^[8] 

《東西文化及其評傳哲學》首版於1921年10月由北京財政部印刷局印行。1922年又改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1987年商務印書館又根據小字本影印出版。1989年山東人民出版杜將此書收入《梁漱溟全集》第一卷出版。 ^[9] 

梁漱溟（1893—1988），近現代學者。原名煥鼎，字壽銘，桂林人。清宣統三年（1911）入同盟會京津支部。民國六年（1917）任北京大學印度哲學講席，次年正式任課。民國十三年（1924）辭職，赴山東主持曹州中學高中部及重華書院。後任廣州政治分會建設委員會主席、河南村治學院教務長、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院長等職。一生致力於儒學、佛學和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著有《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國文化要義》《鄉村建設論文集》等。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