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要義

有人稱梁漱溟為“最後一位儒家”，也有人稱梁漱溟為“第一位當代新儒家”，但他自己，卻認為更恰當的評價是説“他是一個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動的人”。僅就“思想”而言，梁漱溟的最重要着作或許是1921年出版時就轟動一時的《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僅就“行動”而言，他的最重要着作或許是1937年出版的總結近十年鄉治運動經驗的《鄉村建設理論》。但如果確實要把梁漱溟當作“一個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動的人”，甚至如他期望的把他當作“一個思想家，同時又是一個社會改造運動者”。那麼1942年着手撰寫、1949年6月完稿的《中國文化要義》，無疑是他最重要的着作。用時下流行的一個説法，梁漱溟的《中國文化要義》與他的其他着述一樣，充滿着“問題意識”。從大的方面來説，梁漱溟畢生思考的兩大問題是“中國問題”和“人生問題”。每個人從少年起就回避不了的人生意義問題，古老中國在清末以來所遭逢的民族前途問題，都把梁漱溟引向同一個中國文化。在梁漱溟看來，中國文化既是這兩大問題的根源，也是這兩大問題的解答，關鍵在於如何來認識這種文化。從小的方面來説，對中國文化本身，梁漱溟也從一些發人深省的問題入手來探討。中國的知識、經濟和政治無一稱強，卻何以歷史悠久、廣土眾民，以至於面對強悍日寇仍能持久抵禦？人生態度，或對於人生意義的價值判斷，在西方和印度都與宗教密不可分，而宗教觀念淡薄的中國人，卻是靠什麼提供人生意義、統攝眾人思想的呢？人們總説西方人是個人本位、中國人是社會本位，但如何解釋中國人的“一盤散沙”，甚至“缺乏公德”呢？中國文明那麼早就燦爛輝煌，但何以一直沒有發展出像樣的科學體系？中國缺的是民主本身，還是西洋近代國家那樣的民主？

在梁漱溟那裏，這些問題不僅僅是一箇中國文化的“體”如何應對西方文化的“用”的問題，也不僅僅是一箇中國文化的“道”如何適應現代社會這個“器”的問題。梁漱溟寫《中國文化要義》的時候雖然已經不像他寫《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時候那麼着眼於構造一個建基於人生哲學的覆蓋全球的文化哲學，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個普遍主義者，仍然設法用“本能”、“理智”和“理性”這樣一些西方人也能理解的概念來討論問題。在梁漱溟那裏，中國文化對一個有意義人生的重要性不限於中國一隅；中國傳統文化的返本開新也不只是因為它對於民族生存和國家重建所具有的工具價值。梁自己也説過一句話：要讀他的《中國文化要義》，保存中國傳統。保存文化是對的，哪一個民族能否定自己的文化？但想了解中國文化並不容易，讀《中國文化要義》恐怕不如讀《東西文化其及哲學》。1985年，《中國文化要義》一書出版36年之後，梁漱溟先生在中國文化書院舉辦的“中國文化講習班”上作的講演，題目也是“中國文化要義”。那時梁漱溟更加明確地指出：“世界未來的前途是中國文化的復興。我相信，人類的歷史，在資本主義社會之後，不應該還是以物為先，而應該是以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為先，以人與人之間如何相安共處友好地共同生活為先。”對今天如何閲讀《中國文化要義》一書，這是一條很好的啓示。

《中國文化要義》之構思約始於1941年，次年着筆。

1942年2月，49歲，赴桂林，開始寫作《中國文化要義》。

1946年5月，53歲，任民盟秘書長，參與國共和談。9月，勉仁國學專科學校在重慶北碚成立，1948年改為勉仁文學院。11月，國共和談破裂。先生回北碚，重新寫作《中國文化要義》，1949年6月完成。

1949年56歲夏秋間，晉謁貢嗄上師，領取無上大手印，接受灌頂。自8月初至9月初，與羅庸、謝無量等在北碚縉雲山上修習藏密功法。11月，《中國文化要義》出版。為成都路明書店初版豎排本，文字多錯落。因時逢解放戰爭，流傳不廣。1987年6月，上海學林出版社據作者生前訂正出版橫排本，該社編者曾作個別刪改。

1990年收入《梁漱溟全集》第三卷時，又據路明書店版再次作文字和編排上的訂正，並恢復刪略字句。現據《全集》文本收入本卷，並再次據路明書店本和學林出版社本作文字上的訂正和復原。

又，本書部分內容曾專文刊佈於《文化雜誌》等刊物。

《中國文化要義》 ^[1]  是從梁漱溟的《鄉村建設理論》簡約出來的，哲學味太重，每一個項目都需要再加以申説，否則不易懂。《中國文化要義》開篇即指出“法律制度”“為文化重要部分”，而與具有“公共觀念”、“紀律習慣”、“組織能力”和“法制精神”的近世西方的長處相較，“法制之不見形成”為中國文化的特徵之一。既一般性地指稱法制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又特別説明傳統中國文化中缺乏法制，即此處所謂“法制之不見形成”之“法制”，當指近世西方意義上的“法制”，亦即孟德斯鳩氏“宗教、法典、儀文和習俗”四者分立意義上的“法制”。相較於前文所謂“老中國”之“政治問題”意味着“不成政治”或者“政治的沒有”，“法制之不見形成”非指老中國沒有“法制”或法律，而是説缺乏現代意義上的西式法制，法律本身並不具有獨立的規則的品格，毋寧，它籠罩於“禮”的網絡之中，在出禮入刑的轉圜中曲盡其有限的功用。所謂“禮－法”文化，概若如是。《中國文化要義》在東西文化觀上，把人類文化劃分為西洋、印度和中國三種類型，稱“中國文化是以意欲自為調和、持中國其根本精神的”，與向前看和向後看的西方和印度文化有別。中國文化以孔子為代表，以儒家學説為根本，以倫理為本位，它是人類文化的理想歸宿，比西洋文化要來得“高妙”，認定“世界未來的文化就是中國文化復興”，認為只有以儒家思想為基本價值取向的生活，才能使人們嚐到“人生的真味”。斷定中國是一個“職業分途”、“倫理本位”的社會，缺乏“階級的分野”。 ^[2] 

梁漱溟（1893-1988），原名煥鼎，字壽銘、蕭名、漱溟，後以其字行世，廣西桂林人，出生於北京。著名的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愛國民主人士，著名學者，主要研究人生問題和社會問題，現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國最後一位儒家”之稱。梁漱溟出身於“世代詩禮仁宦”家庭，1899年，6歲入中西小學堂讀書。14歲開始讀梁啓超主編之《新民叢報》和《新小説》等出版物。自稱此時開始思考苦樂問題。早年頗受其父梁濟（巨川）的影響。青年時代又一度崇信康有為、梁啓超的改良主義思想影響。辛亥革命時期，參加同盟會京津支部，曾熱衷於社會主義，著《社會主義粹言》小冊子，宣傳廢除私有財產制。二十歲起潛心於佛學研究，幾度自殺未成，經過幾年的沉潛反思，重新追求社會理想的熱情，又逐步轉向了儒學。

1918年，受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學講師，後升為教授，發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闡發其“東方精神文明論”和新儒家思想，在學術界頗有影響。梁漱溟自稱“是一個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動的人”。1924年，他辭去北大教職，到山東菏澤辦高中，又創辦了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發表《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鄉村建設大意》、《鄉村建設理論》等著作，推行鄉村建設運動。抗日戰爭爆發，參加抗戰活動，曾在重慶北碚辦勉仁書院。

1940年，參加發起“中國民主同盟”，次年赴香港辦《光明報》，為“民盟”言論機關。1946年，參加重慶政治協商會議，並代表“民盟”參與國共兩黨的和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從四川北上，出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委員。1955年，由於批評當時的農民政策等，遭到政治批判。以後主要在家從事理論研究，發表了《人心與人生》、《東方學術概觀》等著作。八十年代後期，九十多高齡的他仍著文和演講，繼續宣傳他的中國傳統文化復興的思想。1988年6月23日，95歲，梁漱溟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