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濟

其父梁承光，剿捻軍于山西，卒官山西。梁濟八歲時隨母從山西返回北京，嫡母劉氏寒燈授業。光緒四年，任願學堂義塾教師。光緒十一年，舉順天鄉試。清末任內閣中書（四品）官職，十餘年不遷。1906年調京師巡警廳任教養局總辦委員。民國之後，曾在民政部供職。避居城北隅彭氏宅，綽號“梁瘋子”。1918年9月27日，寫《敬告世人書》，11月8日，60歲生日前夕投積水潭（北京靜業湖）自盡，有遺書萬餘言，強調“弟今日本無死之必要也。然國家改組，是極大之事，士君子不能視為無責。”“國性不存，國將不國。必自我一人殉之，而後讓國人共知國性乃立國之必要”，“我之死，非僅眷戀舊也，並將喚起新也。”“去年已決心，今年不復聽賣菱角聲，不吃西瓜矣”，信中還給徐世昌總統上書五條，惓惓者五事：曰民、曰官、曰兵、曰財、曰皇室，區畫甚備。諡貞端。梁漱溟兄弟編印其父遺著《桂林梁先生遺書》印成六卷，共計四冊，分送給公共閲覽機關和他們的好友。1969年由台北文海出版社再次出版,並收錄於沈雲龍主編的《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之中。1989年出版的《梁漱溟全集》也收錄了這一著作。

梁濟，字巨川，廣西臨桂人。父承光，卒官山西，貧不能歸，寓京師，喜讀戚繼光論兵書暨名臣奏議。光緒十一年，舉順天鄉試，時父執吳潘祖廕、濟寧孫毓汶皆貴，濟不求通。迨毓汶罷政，始一謁之。大挑二等，得教諭，改內閣中書，十餘年不遷。舉經濟特科，亦未赴。三十三年，京師巡警招理教養局，濟以總局處罪人，而收貧民於分局，更立小學課幼兒，俾分科習藝，設專所售之，費省而事集。由內閣侍讀署民政部主事，升員外郎。在部五年，未補缺。遜位詔下，辭職家居。明年，內務部總長一再邀之，卒不出。歲戊午，年六十，諸子謀為壽，止之，不可，避居城北隅彭氏宅。先期三日，昧爽，投淨業湖死，時十月初七日也。遺書萬餘言，惓惓者五事：曰民、曰官、曰兵、曰財、曰皇室，區畫甚備。予諡貞端。

1918年11月7日，快要過60歲生日的前清民政部員外郎、學者梁濟問兒子梁漱溟：“這個世界會好嗎？”正在北京大學當哲學教授的兒子回答説：“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裏去的。”“能好就好啊！”梁濟説罷離開了家。三天之後，梁濟在北京積水潭投水自盡，留萬言遺書説：“國性不存，國將不國。必自我一人殉之，而後讓國人共知國性乃立國之必要……我之死，非僅眷戀舊也，並將喚起新也。”

徐志摩評述道：“它的起源與所能發生的效果，決不是我們常識所能測量，更不是什麼社會的或是科學的評價標準所能批判的。在我們一班信仰（你可以説迷信）精神生命的痴人，在我們還有寸土可守的日子，決不能讓實利主義的重量完全壓倒人的性靈的表現，更不能容忍某時代迷信（在中世是宗教，現代是科學）的黑影完全淹沒了宇宙間不變的價值。”

梁啓超也在聽到梁濟的死訊後深感惋惜。他寫道：“自先生殉節後，啓超在報中讀遺言，感涕至不可抑，深自懊悔並世有此人，在我乃不獲一見……《伏卵錄》中相教之語雖不多，正如晦翁所謂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其所以嘉惠啓超者實在大。”同時他還叮矚梁漱溟在“春秋絜祀時，得間為我昭告；為言：啓超沒齒不感忘先生之教，力求以先生之精神拯救天下溺……”“此種俊偉堅卓的人格感化，吾敢信其片紙隻字皆關世道，其效力即不見於今，亦必見於後……繼述而光大之，則先生故不死也”。

陶孟和儘管尤為佩服於梁濟“堅強不屈的性格、謹慎廉潔的操行、忠於妻友的熱誠”，但他認為：“在現在一切事物都商業化的時代裏，竟有巨川先生這樣的人，實在是稀有的現象。我雖然十分的敬重巨川先生，我雖然希望自己還有旁人都能像巨川先生那樣的律己，對於父母、家庭、朋友、國家或主義那樣的忠誠，但是我總覺得自殺不應該是他老先生所採的辦法”。

陳獨秀從傳統的角度讚揚了梁濟。他認為“梁先生自殺的宗旨，……是想用對清殉節的精神，來倡導中國的綱常名教，救濟社會的墜落”。因此他不贊成梁濟是“單純殉了清朝”。同時他明確指出：新時代的人們不必學其捨生取義的做法，但應有他那種救濟社會墜落的勇氣和真誠純潔的精神。

當時剛剛喪父的胡適亦強調公眾要從梁濟的悲劇中吸取教訓，“養成一種歡迎新思想的習慣，使新知識新思想可以源源進來”。

李大釗亦在《北京的“華嚴”》一文中表達了對事態的高度關注，並指出：“他們對於自己的生命，比那些醉生夢死的青年，歷仕五朝的元老還親切的多呢。”

傅斯年在《心氣薄弱之中國人》中儘管將梁濟和辜鴻銘、張勳並列為守舊的象徵，但文章同時也指出：“任憑他是什麼主義，只要有主義就比沒有主義好。就是他主義是辜湯生、梁巨川、張勳……都可以，總比見風使舵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