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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

(中國歷史學家、學者)

編輯 鎖定
傅斯年(1896年3月26日—1950年12月20日),初字夢簪,字孟真,山東聊城人。 [1]  著名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專家,教育家,學術領導人。五四運動學生領袖之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創辦者。
傅斯年曾任中山大學北京大學等校教授,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長、代理校長(1945-1946)和台灣大學(1949-1950)校長。 [2]  傅斯年任歷史語言所所長二十三年,培養了大批歷史、語言、考古、人類學等專門人才,組織出版學術著作70餘種,在經費、設備、制度等方面都為歷史語言所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組織第一次有計劃、有組織的殷墟甲骨發掘,其後先後發掘十五次,大大推動了中國考古學的發展和商代歷史的研究。傅斯年還將明清大庫檔案資料爭取到歷史語言研究所,組織進行專門整理,使明清史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傅斯年在歷史學研究方面,重視考古材料在歷史研究中的作用,擺脱故紙堆的束縛,同時注意將語言學等其他學科的觀點方法運用到歷史研究中,取得較高的學術成就,在現代歷史學上具有很高的地位。 [3] 
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在台北病逝, [4]  享年54歲。主要著作有《東北史綱》(第一卷)、《性命古訓辨證》《古代中國與民族》。有《傅孟真先生集》六冊。
概述圖片來源:《傅斯年文集:第6卷》 [5] 
中文名
傅斯年
國    籍
中國
民    族
漢族
出生地
山東聊城
出生日期
1896年3月26日
逝世日期
1950年12月20日
畢業院校
北京大學
職    業
教育者
專業方向
中國史
職    務
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長、代理校長、台灣大學校長、歷史語言所所長
學術代表作
《傅孟真先生集》《東北史綱》《性命古訓辨證》
主要成就
曾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長、代理校長和台灣大學校長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創辦者
職    稱
教授
孟真

傅斯年人物生平

編輯

傅斯年早年時期

光緒二十二年二月十三日(1896年3月26日)生於山東聊城一個舉人之家,初字夢簪。祖籍江西永豐,先祖傅以漸,是清代順治年間的首任狀元。
宣統元年(1909年),就讀於天津府立中學堂。 [6]  民國二年(1913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民國五年(1916年)升入北京大學文科,本科國文門,曾著《文學革新申義》響應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提倡白話文
民國七年(1918年)夏,受到民主科學新思潮的影響,與羅家倫毛準等組織新潮社,創辦《新潮》月刊,提倡新文化,影響頗廣,從而成為北大學生會領袖之一。 [7] 
民國八年(1919年),五四運動期間,傅斯年擔任遊行總指揮,後因受胡適思想影響,反對“過急”運動。不久退出學運,回到書齋。

傅斯年留歐歲月

民國八年(1919年)夏,傅斯年大學畢業後考取庚子賠款的官費留學生,負笈歐洲,先入英國愛丁堡大學,後轉入倫敦大學研究院,研究學習實驗心理學、生理學、數學、物理以及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勃朗克的量子論等。 [7] 
民國十二年(1923年),傅斯年入柏林大學哲學院,學習比較語言學等。

傅斯年大學任教

1927年在廣州的傅斯年 1927年在廣州的傅斯年
民國十五年(1926年)冬,傅斯年應中山大學之聘回國。民國十六年(1927年)任中山大學教授,文學院長,兼任中國文學和史學兩系主任。同年在中山大學創立語言歷史研究所,任所長。此後數年,他一直工作在學界,掌管過西南聯大、北京大學以及台灣大學的校政,培養出了大批優秀學生,可謂桃李滿天下。 [8]  同年,四·一二政變發生後,傅斯年寫信給李石曾,表示贊同蔣介石的清黨。
民國十七年(1928年),傅斯年受蔡元培先生之聘,籌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同年底,歷史語言所成立,傅斯年任專職研究員兼所長,創辦《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任主編。 [9] 
民國十八年(1929年)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從廣州遷往北平,傅斯年兼任北京大學教授,講授“中國上古史專題研究”及“中國古代文學史”。其間先後兼任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中央博物院籌備主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中央研究院總幹事,政治協商會議委員,北京大學代理校長等職。
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他參加胡適主持的獨立評論社,在《獨立評論》週刊上發表的政論文章,擁蔣反共,但贊成抗日,對南京國民政府的外交路線有所批評。 [4] 
九一八事變後,傅斯年於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10月出版了《東北史綱》一書,針對日本學者“滿蒙在歷史上非中國領土”的反動言論,從歷史角度詳細地論證了東北自古就是中國領土的史實,字裏行間洋溢着強烈的民族主義價值觀。此書後由李濟翻譯成英文,送交國際聯盟。《東北史綱》一書為李頓調查團報告書明確指出東北三省“為中國之一部,此為中國及各國公認之事實”起到了重要作用。 [1] 

傅斯年西南生活

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傅斯年赴重慶,連續四次當選國民參政會參政員。擔任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所長。
抗日戰爭爆發後,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兼任西南聯大教授,主張抗戰,抨擊貪官污吏。抗戰勝利後,一度代理北京大學校長。 [10] 
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5月,傅斯年兼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長。
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當選南京國民政府立法委員。同年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

傅斯年赴台之後

傅斯年與蔣介石 傅斯年與蔣介石
1949年1月,傅斯年隨歷史語言研究所遷至台北,併兼台灣大學校長。在政治上,傅斯年要求嚴懲貪官污吏,整制政風,反對“中國走布爾什維克道路”;在學術上,信奉考證學派傳統,主張純客觀科學研究,注重史料的發現與考訂,發表過不少研究古代史的論文,並多次去安陽指導殷墟發掘。他主持歷史語言研究所期間,延攬一流人才,作出不少成績。 [11] 
晚年傅斯年身體肥胖,患有高血壓,醫生囑咐他少吃鹽或不吃鹽,並戒肉類葷腥。又查出患有膽結石。
1950年12月20日上午,傅斯年在台灣省議會答覆教育行政質詢時過度激動,講完話時,大約是6時10分,傅斯年滿含怨氣地慢步走下講壇。就在即將回到座位時,他突然臉色蒼白,步履踉蹌,坐在台下的陳雪屏見狀,趕緊上前攙扶,傅只説了一句“不好!”便倒在陳雪屏懷中昏厥過去。離得較近的議員劉傳來趕緊跑上前來,把傅斯年扶到列席人員的坐席上,讓其躺下,順便拿陳雪屏的皮包做了枕頭。從此傅進入昏迷狀態。 [12]  “突患腦溢血逝世於議場”,享年54歲。
傅斯年逝世後,葬於台灣大學校園,校內設有希臘式紀念亭傅園及“傅鍾”;其中,“傅鍾”啓用後成為台灣大學的象徵,每節上下課會鐘響21聲,因傅斯年曾説過:“一天只有21小時,剩下3小時是用來沉思的。”

傅斯年主要影響

編輯

傅斯年歷史學

  • 東北史
傅斯年在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不久就有了撰寫《東北史綱》這一想法。在《東北史綱》的“卷首引語”中,傅斯年交代了其兩大撰寫動機。首先是讓國人瞭解東北歷史,其次是抨擊日本史家的“滿蒙在歷史上非支那領土”等錯誤觀點。除了傅斯年在書中所講的兩個撰寫動機外,還有一個動機是爭取得到國聯的支持,並且這一動機獲得了成功。 [30]  當時列入寫作計劃的《東北史綱》便是他們實施書生救國的重要內容之一,傅斯年、方壯猷徐中舒蕭一山蔣廷黻等當時著名史學專家都積極參加了這部著作的撰寫。 [31]  傅斯年東北史研究的主要觀點集中在由他所撰著的《東北史綱》第一卷及其他論文之中。
①提出東北自古既屬中國説
傅斯年先生留歐時期照片 傅斯年先生留歐時期照片
傅斯年反駁了日本御用學者和軍國主義者的“滿蒙在歷史上非支那領土”的觀點。在《東北史綱》中,他通過研究東北歷史,得出結論:東三省自古既是屬於中國。他説:“東北之為中國,其意義正如日月經天者爾。”並且就歷史而論,“渤海三面皆是中土文化發祥地,遼東一帶,永為中國之郡縣,白山黑水久為中國之藩封。永樂奠定東北,直括今俄領東海濱阿穆爾省,滿洲本大明之臣僕,原在職貢之域,亦即屬國之人。就此二三千年之歷史看,東北之為中國,與江蘇或福建之為中國又無二致也。”通過對東北史的研究得出東北自古就是中國領土的結論。 [32] 
傅斯年不僅提出“東北自古中國論”,還強調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應該稱為“東北”而非“滿洲”,糾正了一直以來日本對此區域的錯誤稱謂。主張用“建州”代替“滿洲”的地名稱謂,並就“滿洲”一詞進行了考證。“渤海之建州為一地名,歷遼金元而未改。明永樂之設建州衞,實沿千年之舊習俗,並非創制。建州之稱既遠在先代滿洲之稱尚不聞於努爾哈赤時,兩字若為一詞,只能滿洲為建州之訛音,決不能建州為滿洲之誤字。”通過對《滿洲源流考》等史書的考證,他認為“滿洲一詞,謂為建州一詞旨亥豕魯魚可也”。指出“滿洲”本非地名,又非政治區域名,乃是日本對中國東北別有用心者所造之名詞。“此名詞之通行,本憑藉侵略中國以造‘勢力範圍’之風氣而起,其‘南滿’、‘北滿’、‘東蒙’等名詞,尤為專圖侵略或瓜分中國而造之名詞,毫無民族的、地理的、政治的、經濟的根據。”明確指出,日本學術界用“滿洲”一詞來指代東北,企圖通過用這種地名稱謂來為它的“滿蒙在歷史上非支那論”提供理論根據,是別有用心的。 [32] 
②通過種族、民族、語言、習俗文化等方面闡述歷史上東北與中原的關係
傅斯年在著述中,用了大量的篇幅闡述了東北與中國北部在遠古為同一種族。他運用考古學方面的材料,來説明“吾等今已確知雖在混用新石器時代,東北區域在人種及文化上已與北中國為一體”。引用美國學者安特生的考古結論:河南仰韶所發現的貝環,在奉天沙鍋屯穴居中“驚人的常遇到”,而且在奉天穴居下層中發現的帶彩陶器殘片,與“河南遺址所發見用具系統中最可注意的一事也”。正是這兩點,安特生得出奉天穴居與河南遺留不僅時代上大致相同,而且屬於統一的民族與文化的部類。安特生的研究結論也證明沙鍋屯居民與仰韶居民及北部中國人為一類。傅斯年不僅使用美國學者的結論,而且引用了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濱田耕作教授關於旅順貔子窩的考古發現。京都帝國大學醫學部清也謙次教授認為“石器時代之貔子窩人,謂為與近代支那人之祖先為一事,實最可通之説也”。這些結論被傅斯年作為有力的證據,證明了遠古時期東北地區與中原在人種及文化方面都有密切的聯繫。 [32] 
傅斯年又通過諸史中的《東夷傳》來考證東夷部落在生活習俗方面與中原的關係,認為:“諸史東夷傳所載之習俗,如居柵寨而不遊牧,飼豕,箕坐,婦貞,三年喪,以弓矢為最要戰具,巫俗等,皆與中國人生活有基本的共同。”據他推斷,在漢語形成之先,“當有一共同之民族或種族,為黃河下半淮水濟水遼水浿水各流域或更至松花江烏蘇里江嫩江流域之後代居民,安置一個基礎的因素,故考人類者,見東北與關內人種之共同,治比較民俗者,見其下層文化之相關,雖後來因黃河流域文明邁進之故,在東北者一時追不上,若文質異途者,究不過上層差別,故易於因政治之力量而混同也”。 [33] 
③提出商代源於東北説
傅斯年於1933年發表的《夷夏東西説》中,明確提出了“商代發跡於東北渤海與古兗州是其建業之地”的説法。為此,他提出《詩經·商頌》中的“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商頌中所謂‘玄鳥’及‘有娀’之本事,在於宗祖以卵生而創業。後代神話與此説屬於一源而分化者,全在東北民族及淮夷”輧輳訛,進而認為夫餘、高句麗以及滿族有關祖先卵生神話都與商有關。“然則商頌中此一神話,與上文所舉後來東北各部族中之神話,明明白白是一件事,至少是一個來源。持此以證商代來自東北,固為不足,持此以證商代之來源與東北有密切關係,至少亦是文化的深切接觸與混合,乃是頗充足,很顯然的。” [33] 

傅斯年語言學

傅斯年回國後在中山大學教書,民國十六年(1927年)秋,在中山大學創辦“語言歷史研究所”。 [9]  民國十七年(1928年)10月,傅斯年又在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的基礎上,籌備建立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後他即任所長,一直到1950年去世。他以史語所為基礎,對中國近代學術事業作出很大貢獻。為近代中國學術事業培養了一大批優秀人才。首先他拉了一大批著名學者到史語所領導研究工作,如:陳寅恪、徐中舒、趙元任、李方桂、羅常培李濟董作賓梁思永。民國十六年(1927年)到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是史語所的鼎盛時期,傅斯年收羅很多人才到史語所來。其中不少人後來成為大家,如:陳槃石璋如丁聲樹勞幹胡厚宣夏鼐週一良高去尋全漢升鄧廣銘張政烺傅樂煥王崇武董同和馬學良張琨逯欽立周法高嚴耕望等等。這些人或多或少都受過傅斯年的培養,也或多或少繼承了他嚴謹的重材料、重考證的學風。 [13] 

傅斯年文獻整理

傅斯年手稿
傅斯年手稿(3張)
傅斯年成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後,還參與搶救、整理明清檔案。清朝內閣大庫的檔案,內有詔令、奏章、則例、移會、賀表、三法司案卷、實錄、殿試卷及各種簿冊等,是極珍貴的第一手歷史資料。從宣統元年(1909年)國庫房損壞搬出存放後,幾經遷徙、幾易主人,潮濕腐爛、鼠吃蟲蛀,損失極為嚴重。其中一次主管者——歷史博物館以經費缺乏,曾以大洋4000元的價格將此8000麻袋總計15萬斤的檔案賣給造紙商拿去造紙。著名考古學家馬衡大聲疾呼,由傅斯年呈請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先生做主,才以1.8萬元將這批幾乎要進造紙廠的檔案買下,然而已由15萬斤減為12、3萬斤,少了2萬多斤。搶救下這批十分珍貴的檔案材料,傅斯年是有大功的。 [14] 
傅斯年極重視史料和新史料的獲得。他在《歷史語言研究所之工作旨趣》中説:“(一)能直接研究材料,便進步;凡間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創造之系統,而不繁豐細密的參照所包含的事實,便退步。(二)凡一種學問能擴張他研究的材料,便進步,不能的便退步。”他重視清檔案的搶救整理和殷墟的發掘,目的都在取得新材料,擴張新材料。

傅斯年考古學

主詞條:殷墟殷墟發掘
殷墟的挖掘工程 殷墟的挖掘工程
傅斯年參與了科學發掘河南安陽殷墟的工程。小屯殷墟因出土甲骨出名之後,古董商、藥材商蜂擁而至。殷墟現場受到嚴重破壞。傅斯年呈請中央研究院院長批准,由史語所考古組正式組織人員去小屯發掘。開始困難重重,一些人阻撓發掘或強制停止發掘。傅斯年親到開封(當時河南省政府所在地),上靠南京國民政府的權威,下依河南開明人士的支持,也靠傅斯年的辦事才幹,人事關係才得疏通好,發掘工作才得順利進行。 [14] 
從民國十七年(1928年)到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傅斯年在百忙中,數次親到小屯視察指導。規模最大的一次發掘是第13次,時在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夏。傅斯年偕同法國漢學家伯希和來到安陽。石璋如回憶説:“那時是殷墟第13次發掘,所用人力在三百人以上,為殷墟發掘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也是中國的考古工作在國際間最煊赫的時期。約在五月中旬,氣候已經相當的熱了,他和法國的東方學者伯希和先生到達安陽……伯希和先生對着那樣偉大的陵墓,那樣排列整齊的小墓,那樣大量並精美的燦爛的器物,在孟真所長面前,不斷的驚訝和讚歎!”九·一八事變以後,日軍侵華形勢日急,殷墟發掘被迫停止下來。

傅斯年教育事業

傅斯年是北京大學培養出來的,對北大特有感情,在他一生的事業中,對北大也是特有貢獻的。20世紀30年代是北大輝煌的盛世,教授陣營盛極一時,名家胡適、傅斯年、錢穆陶希聖孟森湯用彤等都是北大教授,陳寅恪等都在北大講課。當時蔣夢麟是北大校長,但推動北大盛世出現的卻是胡適、傅斯年,尤其是傅斯年。蔣夢麟回憶説:“當我在民國十九年(1930年)回北京大學時,孟真因為歷史語言研究所搬到北京,也在北京辦公了。九·一八事變後,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參謀就是適之、孟真兩位,事無大小,都就商於兩位。他們兩位代北大請到了好多位國內著名的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後之復興,他們兩位的功勞實在太大了。” [15] 
傅斯年對北大的第二次貢獻,是在抗日戰爭勝利之後。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政府任命胡適為北大校長。時胡在美國,回國之前,北大校長由傅斯年代理。從敵偽手裏接辦北京大學,有很多棘手問題,如對日本統治下的北京大學的教職員如何處理便是一個問題。傅斯年決定一個不用。他給夫人俞大彩寫信説:“大批偽教職員進來,這是暑假後北大開辦的大障礙,但我決心掃蕩之,決不為北大留此劣根。”把困難解除,把“天下”掃平,為胡適回校鋪好道路,這是傅斯年做代理校長以報胡適的決心。他給夫人的信又説:“實在説在這樣局面下,胡先生辦遠不如我,我在這幾個月給他打平天下,他好辦下去。” [16] 

傅斯年人物評價

編輯
  • 胡適:“人間一個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記憶力最強,理解力也最強。他能做最細密的繡花針工夫,他又有最大膽的大刀闊斧本領。他是最能做學問的學人,同時他又是最能辦事、最有組織才幹的天生領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熱力,往往帶有爆炸性的;同時,他又是最温柔、最富於理智、最有條理的一個可愛可親的人。這都是人世最難得合併在一個人身上的才性,而我們的孟真確能一身兼有這些最難兼有的品性與才能。” [17] 
  • 周作人卻認為傅斯年不過是一個外強中乾的人,“又怕人家看出他懦怯卑劣的心事,表面上故意相反的顯示得大膽,動不動就叫囂,人家叫他傅大炮,這正中了他的詭計。” [18] 
  • 李敖在《李敖有話説》中説:“有一個學生領袖傅斯年,終其一生不肯加入國民黨。他不但不加入國民黨,還鼓勵他的老師胡適要採取跟國民黨並不很合作的態度。這一點我覺得傅斯年很了不起……他們要發揮這個知識分子的力量,可是又不想被國民黨吃掉,不被國民黨同化……真正的夾縫裏面的自由主義者,不做國民黨也不做共產黨,他沒有社會地位,很苦。”

傅斯年個人著作

編輯

傅斯年編著

作品名稱
出版地點
出版時間
備註
《傅孟真先生集》



《傅孟真先生集》
台北
1952年
5卷本
《傅斯年全集》
台北
1980年

《傅斯年選集》
台北
1967年
10卷本
《傅斯年學術論文集》
香港
1969年

東北史綱》(第一卷)
北京
1932年
此書由李濟改寫為英文
《歷史上的東北:一個大綱》
北京
1932年

上海
2012年 [19] 

民族與古代中國史》(稿本)
上海
2012年 [20] 

傅斯年刊載

作品名稱
所在刊物
時間
頁碼
《青年的兩件事業》
《晨報》
7月3日,5日,1920年

《周東封與殷遺民》
《傅斯年全集》
-
894-903頁
《中西史學觀點之變遷》
《傅斯年檔案》
-
945頁
《中國近三百年對外來文化之反應》
《傅斯年檔案》
-
708頁
《發刊詞》
《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
1927年
-
《先秦文籍的演化》
《傅斯年檔案》
-
433頁
《性命古訓辨證》
《傅斯年全集》第二冊
-
492--736頁
《夷夏東西説》
《傅斯年全集》第三冊
-
823-893頁
《留英紀行》
《晨報》
1920年8月6日、7日
-
《論哲學門隸屬文科之流弊》
《北京大學日刊》
1918年8月10日
-
《論豪門資本之必須剷除》
《觀察》
1947年
6-9頁
《美感與人生》
《晨報》
1920年7月7日、8日、9日、10日
-
《歐遊途中隨感錄》
-
-
-
《社會革命:俄國式的革命》
《新潮》
1919年
128-129頁
《時代的曙光與危機》
《傅斯年文物資料選輯》
1995年
34頁
《宋子文的失敗》
《世紀評論》
1947年
5-7頁
《大東小東説》
《傅斯年全集》第三冊
-
745-758頁
《談兩件努力週報上的物事》
《古史辨》第二卷
1926-1941年
288-301頁
《禹貢九州釋名》
《傅斯年檔案》
-
637頁

傅斯年合著

編著者
作品
出版地
出版時間
傅斯年,李濟,董作賓,梁思永,吳金鼎,郭寶鈞,劉嶼霞
《城子崖》
南京
1934年
“個人著作”部分資料來源: [21] 

傅斯年軼事典故

編輯

傅斯年對話李濟

傅斯年主持的史語所特別重視史料的發掘。為此,傅斯年曾主持購進清代所藏內閣大庫檔案,費資不少,但在整理的過程中傅斯年卻有一些失望。一次他在北海靜心齋對李濟説:“沒有什麼重要的發現。”李濟卻問:“什麼叫重要發現?難道説先生希望在這批檔案內找出清朝沒有入關的證據嗎?”傅斯年聽了大笑。 [22] 

傅斯年彈劾孔宋

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傅斯年擔任國民參政員,曾兩次上書彈劾行政院長孔祥熙,上層雖不予理睬,但後來還是讓他抓住了孔祥熙貪污的劣跡,在國民參政大會上炮轟孔祥熙並最終把孔轟下台。孔的繼任者宋子文也難逃此數。傅斯年一篇《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朝野震動,宋子文也只好下台——一個國民參政員一下子趕走兩任行政院長,歷史上也是並不多見的。 [23] 

傅斯年寧府對獅

自北大畢業後,傅斯年考取了官費留學。從1919年至1926年,他先後留學英、德。留學期間,傅斯年一心撲在學習上。據趙元任夫人楊步偉在《雜憶趙家》中記錄。當時的留學生大都“不務正業”,無所事事就鼓勵大家離婚,但這麼多留學生中,真正全副精力用來讀書、心無旁騖不理會男女的只有陳寅恪和傅斯年,以至於有人把他倆比作“寧國府大門口的一對石獅子”。在“許多留學生都以求得博士學位為鵠”的世俗風氣中,傅斯年連個碩士學位也沒拿到。但是,沒有人不佩服他的學問淵博。 [22] 

傅斯年學生尊崇

傅斯年先生疼愛學生是眾所周知的。傅斯年夫人俞大彩的回憶文章記道:“他常在中午返家時,偕我到各宿舍探視,並查看學生的伙食。他一進餐廳,男生必高呼歡迎校長,女生則擁到他身旁。他去世後,學生們痛哭哀悼,是青年們發乎自然的真情。”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因腦溢血猝死於台灣大學講台,新聞報道曾廣播説“傅斯年先生棄世”,被其學生聽成了“傅斯年先生氣死”。於是台灣大學學生聚眾要求校方懲辦兇手,直到當時台灣國民政府官員出面解釋清楚,學生才退去。由此可見傅斯年先生深受學生喜愛。

傅斯年解圍胡適

胡適(中)與傅斯年(左一),胡祖望 胡適(中)與傅斯年(左一),胡祖望
民國六年(1917年)9月,胡適被北大蔡元培校長聘為文科教授,講授中國哲學史。很多學生認為胡適是“思想造反”,不配做大學教授,有人甚至醖釀要將他趕出北大。顧頡剛是哲學系的學生,他聽了胡適講課,卻從中聽出了門道。他認為,胡適讀的書固然不如原來的老先生多,但他“有眼光,有膽量,有斷制,確是一個有能力的史學家”。他聽説有人想要趕走胡適的事,就請好友傅斯年聽聽胡適的課。傅斯年聽後也感到確有新意,很佩服他對內容的把握和他講課的風格。於是,就跟哲學系的學生説:“這個人書雖然讀得不多,但他走的這條路是不錯的,你們不能鬧。”傅斯年平時在學生中很有威信,他的一席話,就將這場醖釀的風波平息下去了。 [24] 

傅斯年身體肥胖

學者中間傅斯年的體胖是有名的。一次羅家倫問他:“你這個大胖子,怎麼能和人打架?”傅斯年答:“我以質量乘速度,產生一種偉大的動量,可以壓倒一切!”這樣的話真是能給肥胖的人壯氣。
不過,關於傅斯年之胖的故事還屬以下這則最為有趣。傅斯年、李濟還有一位裘善元同在重慶參加一個宴會。宴會結束,主人特別為他們三個人僱好了滑竿。六個抬滑竿的工人守在門前。第一個走出來的是裘善元,工人們見他是一個大胖子,大家都不願意抬,於是互相推讓。第二走出來的是李濟,剩下來的四個工人看比剛才出來的還胖一些,彼此又是一番推讓。等到傅斯年最後走出來的時候,剩下的兩個工人一看,嚇了一大跳,因為傅斯年比剛才的兩個人都胖得多,於是兩個工人抬起滑竿轉頭就跑,弄得請客的主人甚是尷尬!我想許多人看到這裏都會莞爾一笑,因為在四川抬滑竿的,實在沒有太壯的人!

傅斯年決鬥孔庚

還有一次為中醫問題,傅斯年反對孔庚的議案,兩個人激烈辯論,孔庚當然辯不過傅斯年,於是在座位上開始辱罵傅斯年,説了許多的粗話,傅斯年氣得説:“你侮辱我,會散之後我要和你決鬥。”等到會散之後,傅斯年真的攔在門口要和孔庚決鬥,可是他一見孔庚七十幾的年紀,身體又非常瘦弱,傅斯年立刻將雙手垂了下來説:“你這樣老,這樣瘦,不和你決鬥了,讓你罵了罷!”

傅斯年拒不做官

早在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初,蔣介石就與陳布雷商量,要在北方人士中補充一個國府委員。陳布雷對蔣介石説,北方不容易找到合適人選。蔣介石提議説:“找傅孟真最相宜。”陳布雷瞭解傅斯年的志向與秉性,對蔣介石説:“他怕不幹吧?”蔣介石大概不相信有人不願當官,他很有信心地説:“大家勸他。”結果,任説客説破了天,傅斯年堅決不肯加入政府。

傅斯年總統上賓

蔣介石到台灣後,把傅斯年當作“座上賓”,時常邀請他到總統府吃飯,商議國事。李敖在《李敖有話説》中講了這樣一個細節:“到台灣來以後,有一天,當時的代總統李宗仁到台灣來,在台北的松山飛機場要下飛機的時候,蔣介石跑去歡迎李宗仁。在松山機場的會客室裏面,蔣介石坐在沙發上,旁邊坐的就是台灣大學校長傅斯年。傅斯年怎麼坐的?在沙發上面翹着二郎腿,拿着煙斗,就這樣叼在嘴裏,跟蔣介石指手畫腳地講話。其他的滿朝文武全部站在旁邊,沒有人在蔣介石面前敢坐下。憑這一點大家就知道傅斯年在台灣的地位。”

傅斯年親屬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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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妻子:俞大彩,在台大執教英語。 [25]  退休後,長期移居美國。
  • 兒子:傅仁軌 [25] 

傅斯年後世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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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紀念館

傅斯年陳列館 傅斯年陳列館
1993年,聊城市政府決定成立“傅斯年陳列館”,1994年程思遠副委員長專門為傅斯年陳列館寄來了題詞:“傅公高風亮節,足為後世楷模”。季羨林先生為傅斯年陳列館題寫了匾額。 [26]  傅斯年陳列館是國家及省文物管理部門批准設立的名人紀念館,館內還坐落着省級文物單位——傅氏祠堂。 [27]  在傅斯年陳列館的院裏,還立有《留別李莊碑》《八項命令碑》《東昌府東關敕封土地神祠記碑》等歷史碑刻。 [28] 

傅斯年學術活動

2014年8月,“傅斯年與新文化運動”學術研討會在聊城大學召開,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南開大學山東大學等單位的50多位專家學者參加了會議,與會學者共同探討傅斯年的學術成果,挖掘傅斯年的教育思想。 [29]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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