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端芬

戊戌變法的重要人物，密保康有為、梁啓超、譚嗣同，在關鍵時刻上書敦促變法，光緒皇帝特提拔他為禮部尚書。變法失敗後，慈祥太后以“競將大逆不道之康有為等濫行保薦，並於召對時一再百陳”的罪名，將他發配新疆。李端芬的《請推廣學校折》，提出了“一經五緯”的改革綱領。他認為人才關係國家之強弱，激勵人才是當務之急，應從中央到地方創設新式學堂，引進新思想、新知識，“以此為經”。“五緯”是指設藏書樓（即圖書館）、廣立報館（出版報刊）、選派遊歷者（派人出國留學、考察）。他的這些主張為光緒皇帝採納，成為政府決策。儘管變法以“百日維新”告終，但“廢科舉，興學堂”成為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對中國近代文化教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1] 

中國近代教育改革第一人

在中國，教育費用自古以來就是老百姓的經濟負擔。而李端棻是最早提出為貧困地區學生減免費用的人。當時雖然還不存在“教育亂收費”問題，但他看到雲貴兩省地處偏遠，“士多寒酸”，士子們去北京會試不僅路途遙遠，而且車馬費用負擔沉重，不少人因出不起錢僱車馬，只得靠步行進京，往往誤了會試。或負擔不起進京費用，雖考中舉人也只有放棄進京會試的機會。於是他與雲貴總督劉嶽昭、雲南巡撫岑毓英聯合上奏清廷，請對“滇黔兩省舉人會試，例給火牌馳驛至京”，得到朝廷批准。從此，滇黔兩省的舉人，憑着官府發給的火牌（介紹信）進京會試，沿途驛站免費提供馬匹車船和伙食，這項措施為滇黔兩省造就了不少人才。

李端棻一生剛正不阿，不屑於買官賣官，只要是人才，他都舉薦使用，儘管他為舉薦人才付出了沉重代價，但終身無怨無悔。

在光緒十五年（1889年）他主持廣東鄉試時，發現梁啓超是難得的奇才，以第八名錄取，並將堂妹許給他為妻。

在中國近代教育史上，李端棻最大貢獻就在於他改革學制，注重科學，反對應試教育，倡導素質教育。

他鑑於甲午中日戰爭的慘敗教訓，於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五月初二向光緒皇帝上了《請推廣學校折》。指出當時實行的應試教育，不能培養出大批時事所需人才，在奏摺中他提出在京師和全國各省、府、州、縣皆設新式學堂，並提出建圖書館、試驗室和出版社，並向科學發達國家派出留學生等新舉措。希望改革舊的教育制度，為國家培養有用之才，以雪國恥。

光緒皇帝採納了他的主張，下令在全國推行。之後，京師大學堂及各省的新式學堂相繼成立。創建於1898年的京師大學堂，在1912年改名為北京大學。

所以説如果沒有貴陽人李端棻，就沒有今天的北京大學。在北京大學校史館，至今陳列着李端棻向光緒皇帝所上的《請推廣學校折》就證明了這點。

戊戌變法名留青史

在歷史上，李端棻不僅是中國近代教育的改革家，還是近代維新運動的政治思想家。

他舉薦了嚴修、唐才常、熊希齡等16人，這些人在戊戌變法後的中國歷史進程中，均做出過積極貢獻。在他所舉薦的人才中，在中國近代史上影響最大的首推康有為、譚嗣同、梁啓超等維新派首領人物，若不是李的保薦，維新派就很難參與決策。之外，李還以他在政壇上的成熟穩健，全力投入到戊戌變法中。

今天的人們紀念李端棻，不是因為他做過大官，而是紀念這位貴州籍官員在戊戌維新中起過獨特的重要作用。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6月11日頒佈《明定國是詔》，宣佈變法，“一切維新，基於此詔；新政之行，開於此日。”維新變法之火焰，至此熊熊燃起。但以慈禧太后為首的守舊頑固派，認定“祖宗之法不能變”，對變法百般阻撓。他們利用掌握的實權，加緊反撲，將力主變法的翁同和“開缺回籍”；任命榮祿為直隸總督，以武力控制京師；又規定二品以上大員任用，需經慈禧太后批准，阻止維新人物進入上層，維新運動面臨極大困難。

值此關鍵，李端棻卻不同於一般首鼠兩端的官僚，而是直面現實，以行動支持改良維新。他於6月初上《變法維新條陳當務之急》的奏摺，為變法推波助瀾，繼後又多次上書，提出更為具體的變法主張，其領域涉及政治、文化教育、用人諸方面。梁啓超回顧當時的情況時説，李端棻“屢上封事，請開學堂、定律例，開懋勤殿大誓羣臣諸大事，二品以上大臣，言新政者一人而已。”（《戊戌政變記·新政詔書恭跋》）康有為則稱讚李端棻當時是“抗疏維新冠九卿”。從康、梁這兩位維新派領袖的評價中，應當肯定李端棻在維新運動中，是身居高位的朝廷大員中支持變法最得力的首領人物。

1898年李端棻因舉薦康、梁亂黨和積極參加變法，被革職發配新疆。1901年因病獲赦返回故鄉貴陽。

回到貴陽後的李端棻仍十分關注貴州的教育，他接受貴州巡撫之聘主講貴州經世學堂。1905年，他聯合貴陽士紳於德楷、唐爾鏞、任可澄、華之鴻等，呈請貴州巡撫林紹年，將原貴陽府中學堂移到次南門外雪涯洞，改名貴陽中學堂，後再改為貴州通省公立中學堂（即今天的貴陽一中前身）。1907年他逝世時留下遺囑，將一生所有積蓄一千兩白銀捐給貴州通省公立中學堂作辦學經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