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柏文書

《李柏文書》是前涼唯一有史書可證的重要人物的文書遺蹟，李柏是前涼時西域長史，文書為李柏於公元328年從海頭--羅布淖爾湖畔給焉耆王等幾個國王發出信函而留的草稿，是前涼簡牘資料中最為集中、內涵最為豐富的文書資料。《李柏文書》之一長23釐米，寬27釐米，《李柏文書》之二長23釐米，寬39釐米。文書的書法有筆畫帶有隸書的筆意，但已顯露出東晉流行的行書風貌。因此，文書的出土，對研究行書發展的歷史具有很高參考價值。

從公元220年開始，魏、晉王朝一統內地，繼承了東漢遺制，依然保持着對西域的統治。焉耆以西雖然出現了小邦分立的局面，新疆東部地區由於有大量漢軍墾區存在，仍然處於中央王朝的有效治理之下。魏、晉在中國西部最大的城市涼州（今武威）設涼州刺史、護羌校尉，其管轄範圍包括全部河西地區和西域部分地區。護羌校尉權限很大，其職權主要是兼總西域事務，號令西部諸邊裔民族，包括號令西域諸侯。下設西域長史駐節樓蘭，保護絲路交通，迎送來往使者，主持本地區的屯田。兩漢時期的西域城邦之國，至魏、晉之時已分屬六大政權，其中且末、小宛、精絕併入樓蘭，並改名鄯善；戎盧、扜彌、渠勒、皮山以及曾為漢軍屯駐中心的輪台、烏壘併入于闐，以上為絲路南道兩大國。尉犁、危須、山國併入焉耆；姑墨、温宿、尉頭併入龜茲；莎車、竭石、渠沙、捐毒、休循等併入疏勒，是為絲路中道三大國，原來遷入天山北麓的車師後國等山北六國併入車師前部，以車師為名。

前涼繼承晉代遺制，在樓蘭設置西域長史府，在高昌設置戊己校尉。晉咸和二年（公元327年），戊己校尉趙貞叛，自署高昌郡太守，意圖分裂割據稱雄，獨霸一方。晉咸和三年五月，西域長史李柏請求出擊趙貞，反為所敗，得到張駿寬恕，免予死罪。不久，張駿親自征討高昌，大獲全勝，生擒趙貞，並於咸和四年（公元329年）在高昌設郡，是為中原漢人在高昌正式設郡之始。鹹康元年（公元335年），李柏第二次出任西域長史。“李柏文書”是李柏在出擊趙貞之前致書給焉耆國王龍的書信稿，意在善言問候，表示關心與尊重，先取得焉耆王對討逆的支持，庶免腹背受敵之虞。

這三件文書雖是同日寫就，但是由於所寫時的心理狀況、思路的不同，所表現出宋的意趣也稍有不同。從第一件殘紙和第二件看，均屬初稿，書風大體相同，用墨都很飽滿。臨文把筆，邊想邊思，姿態平和，風神沉靜。縱橫之筆，基本上採用尖鋒順筆入紙法，故起筆尖圓，中截微豐，收筆圓潤，如第三行”恆不去心，今奉台使宋西。”句。所使用的毛筆，大體與《平復帖》相同，筆腰甚為圓健，故只要直按而下,順勢行筆，無須藏鋒，起行自圓。捺法大都易用點法或折法，前者如“史”、“今”、“奉”、“大”等字；後者如“迥”、“足”、“遣”、“通”；心字大都採用點法，如“心”、“息”、“意”，但第二筆較長，有上挑之勢，此乃未脱盡隸法的緣故。轉折雖方圓兼備，但頗不自然，卻與漢簡中的折法一致。總的來説，其書風與羲之早期書《姨母帖》較為接近，都是介於隸行之間的書體形弍。但第三件同前二件的書風相差很大，不僅用筆大有所異，結體也不都相同，其原因主要是兩個方面：此三件文書句法大都同似，文字又不多，幾次改稿後，對文中的內容和句法已熟記心中，故一旦下筆，幾乎達到了不假思索的程度。匆匆寫來，筆勢與書勢也就因此而發生了變化，即所謂“翰逸神飛”；其二，當書者寫到第二稿時。墨已不多，他也無心再去磨墨，就用僅有的那麼一點殘墨一口氣寫來，這便造成了滿紙飛白的特點，沒想到反而使作品顯得神采飛揚，古拙老辣，與顏真卿的《祭侄文稿》有異曲同工之妙。然而，這不是任何人有了上述條件就能達到的，只有當書者的書藝達到了熟而又熟、心手雙暢的程度，這種潛意識的發揮才能達到最佳境界；書者的用筆技能並不十分豐富，而是他嚴守着古老的順筆中鋒的原則，筆筆能中，筆筆能壓住紙，中截入紙最深，故鋒能留得住，不使輕滑。也正是這一點，儘管其運筆甚枯，但筆畫的中心線上墨色最深，而兩邊墨虛似有口子，這是書法中最難得的筆法，意味也最深。 ^[1] 

1909年2月橘瑞超根據斯文·赫定提交的地理座標，很快找到了樓蘭故城遺址，成為了繼斯文·赫定和斯坦因之後第三個進入樓蘭故城的外國人。在樓蘭故城，橘瑞超找到了震驚世界的“李柏文書”。

那是橘瑞超到達樓蘭後的第五天，他命令民工幾乎翻遍了斯文·赫定挖掘過的每一個角落，除了找到幾枚木簡和一些絲織品、麻鞋和一個陶燈外，沒有任何重大的發現。清晨，他沐浴大漠長風，遙望東方日出，雙手合十，默默禱告説：“願佛祖和天照大神保佑!助我完成大谷法主寄予厚望的‘決勝樓蘭’偉業。”禱告後，他再一次走進佛塔以西曾經是西域長史官衙的“三間房”。望着這三間東西長不過13米、土塊壘砌的土房，作為夾條的紅柳枝從外塗草泥的牆體中伸了出來，皮色如新，這些歷經千年風沙的紅柳枝條似乎想告訴他什麼秘密。難道這三間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土房，就是1901年因出土120枚木簡、36張紙文書而颳起斯文·赫定旋風的颱風眼？難道這就是那個斯坦因為了挑戰赫定，於1906年又在此挖出了大量漢文、佉盧文木簡與紙文書的世界探險考古角鬥台？橘瑞超憑着對明治天皇與大谷伯爵至死不渝的忠誠，帶着他“一夜成名”的急切願望，第五次走進這三間土房，細心搜索着隔牆中的每一處異常。突然，他的眼睛一亮，他發現在一堵土坯牆下面離地面約十釐米的地方，有一道寬不過兩指的縫隙。橘瑞超怦然心動，他撿起地上的一段幹樹枝，伸進了很深的縫隙，在一陣緊張的探索性攪動之後，一個揉皺的紙團隨着抽出的幹樹枝滾了出來，他趕緊拾起紙團，小心地攤開一看，隨後大聲驚叫起來：“天皇萬歲！感謝佛祖降福！”

釋文：

五月七日，海頭西域長史、[關內]侯李柏頓首頓首。別□□□恆不去心，今奉台使來西，月二日到此（海頭），未知王消息，想國中平安，王使回覆羅，從北虜中與嚴參事往，想是到也。今遣使苻大往相聞通知消息，書不悉意。李柏頓首頓首。

五月七日，西域長史、關內侯柏頓首頓首。闊久不知問，常懷思想，不知親相念便見忘也。詔家見遣，來慰勞諸國。此月二日來到海頭，未知王問，邑邑！天熱，想王國大小平安。王使□□俱共發，從北虜中與嚴參事往，不知到未。今遣使苻大往通消息，書不盡意。李柏頓首頓首。

《李柏文書》的出土在國際上引起巨大的反響，但隨之而來出響了一個到目前都無法解決的問題，《李柏文書》的出土地點在哪裏。

1909年3～4月間，橘瑞超由焉耆、庫爾勒南下，穿過孔雀河與塔里木河的匯合點，於3月上旬進入羅布泊荒原，並在樓蘭一帶進行了挖掘，獲得了《李柏文書》。當時橘瑞超還是個不滿20歲的青年，並未受過考古訓練，他所獲得包括《李柏文書》在內的許多文物當時並未做詳細記錄，而其本人的日記又失於火災，因而《李柏文書》出於何處遺址，即成為歷史懸案。1909年4月13日，橘瑞超離開羅布泊之後，他將《李柏文書》等文物交由同行者野村榮三郎運回日本，自己則赴英國倫敦。在倫敦橘瑞超會見了斯坦因，並向斯坦因出示了《李柏文書》的照片。他們兩人都認為此組文書應出自樓蘭LA古城。1914年日本刊行的《西域考古圖譜》及1937年刊行的《新西域記》都以野村榮三郎所説《李柏文書》出自孔雀河岸的一個廢墟中的説法加以解説。對此，身在日本的橘瑞超並未發表不同意見。1914年王國維在編著《流沙墜簡》時又針對《李柏文書》中出現的“海頭”地名進行了考釋，他認為《李柏文書》的出土地在樓蘭“海頭”城，因而指出樓蘭與海頭是兩個不同的古城。LA城應為海頭而不是樓蘭古城。1959年5月當《李柏文書》出土50週年紀念之際，日本學者森鹿三會見了橘瑞超，詢問了斯坦因所説《李柏文書》出土於LA城的由來，橘瑞超提供了一張他記憶中當時出土文書地點的照片。森鹿三根據橘瑞超提供的照片資料與斯坦因1914年2月在羅布泊荒原發現的LK城圖片相對照，認為兩者是一致的，由此認為《李柏文書》出土於LK古城。森鹿三的論文《李柏文書的出土地》發表在《龍谷史壇》第45期，並在同年出版的《書道全集》第三卷《西域出土的文書》一文中再次提出了他的觀點並附有橘瑞超提供的出土地實景圖片。由此，引發了關於《李柏文書》出土地以及樓蘭城的位置等問題的爭議，諸多學者如一雄和片山章雄等都發表了自己的看法。然而，1968年橘瑞超又清楚地告訴金子民雄，謂《李柏文書》是在樓蘭佛塔附近發現的。《李柏文書》究竟是在何地發現的？目前國內外一些學者認為應在LK古城，孟凡人和餘太山等先生則認為應出自樓蘭古城，也就是LA古城。同時孟凡人先生還引徵馮承鈞先生在《鄯善事輯》一文的觀點認為樓蘭LA古城即為海頭城。 兩漢以後，書寫規範而美觀的漢字逐已成為一種社會的風尚。書法藝術與人們的社會生活產生了密切的關係。樓蘭雖處西域邊陲，然自漢武帝之後，絲綢之路正式開通，大批漢人西遷至此，自然將漢文化傳播於該地區，其中亦包括中國書法藝術。前述黃文弼在土垠遺址所發現之西漢簡牘即是物證。

《李柏文書》是目前所發現的年代最早的中國紙本書信實物標本。《李柏文書》中所出現的李柏其人是在樓蘭所發現的全部文書中唯一一位史籍有載的人物。由於《李柏文書》在歷史、文化、藝術等方面都具有極為珍貴的學術價值，因而國內外學界對此文書十分重視。

兩漢以後，書寫規範而美觀的漢字逐已成為一種社會的風尚。書法藝術與人們的社會生活產生了密切的關係。樓蘭雖處西域邊陲，然自漢武帝之後，絲綢之路正式開通，大批漢人西遷至此，自然將漢文化傳播於該地區，其中亦包括中國書法藝術。前述黃文弼在土垠遺址所發現之西漢簡牘即是物證。文獻所載漢晉時期曾在敦煌和樓蘭地區活動過的書法家或善書者有傅介子、陳湯、班超、徐幹、班固、張芝、張昶、趙襲、索靖等，而敦煌與樓蘭無論行政隸屬關係或交通之聯繫都是極為密切的，敦煌地區聚集了一批書法家，並形成了風格鮮明的書法流派，敦煌書法曾影響了內地書法的發展，它也必然會直接對樓蘭書法產生影響，而樓蘭佛教藝術亦有可能影響了敦煌佛教藝術的發展，從考古發現來看，這種文化上的互動關係應該是存在的。樓蘭的書法遺存皆為墨書真跡，並出現瞭如李柏、張濟、馬厲、宋政等一批造詣極高的書法家，其書法風格紛呈，形式多樣，但整體上卻藴含着一種鮮明而統一的地域特徵。樓蘭書法與西北地區所發現的同時期的書法，如敦煌書法、吐魯番書法以及北涼書法等形成了一個既有聯繫又有差異的藝術流派，它傳承着中國書法的基本規範，但又絕少刻板、因襲的程式化桎梏，並洋溢着率真、恣肆和寫意的神韻，體現了樓蘭書法獨特的地域性和民族性特質。

對於《李柏文書》的年代學研究，離不開對文書內容的分析。前面提到“李柏請擊叛將趙貞”而“為貞所敗”之後，險被誅之。因張駿“善政”，李柏免於死罪，此後李柏之下落文獻無載，即便尚在軍中任職，亦不可能繼任西域長史。然文書起首便自署“西域長史李柏”，尚顯無丟官奪爵之跡。而李柏書寫此信目的乃是“慰勞諸國”，慰勞的對象是焉耆王龍熙，慰勞的原因與欲討“逆賊趙”有關。“今奉台使來西月二日到海頭”，可能是李柏自涼州商議擊趙貞事後返海頭。文中所謂“北虜”，據王國維考證：“北虜者，匈奴遺種，後漢以來，常在伊吾車師間。晉時此地已為鮮卑所據，謂之北虜者，用漢時語也。”焉耆“王使回覆羅從北虜中與嚴參事往”，嚴參事不是西域長史屬吏，而是涼州官員，嚴參事和焉耆王使或是自涼州與李柏分手後繞道北虜至焉耆。嚴參事和焉耆王使或是“四月十五日共發”北虜，五月二日回到樓蘭的李柏猜測嚴參事和焉耆王使“想是到（焉耆）也”。故李柏書信遣使，慰勞通消息。從書信殘稿“逆賊趙”等文字來看，李柏給焉耆王寫信是與擊趙貞事有關。迫於形勢，李柏急於在擊趙之前得知北虜和焉耆方面的消息。趙貞為西晉戊己校尉，駐軍高昌，西晉亡後，西域長史李柏歸順於張氏政權，而趙貞不附於駿。《晉書》載：“初，戊己校尉趙貞不附於駿，至是，駿擊擒之，以其地為高昌郡。”孟凡人考證此事發生的時間應在咸和二年（327）秋至年底之間，並推斷《李柏文書》似應寫於325年5月7日。

《李柏文書》等一大批樓蘭紙質行書和草書作品的發現，實質上也對中國傳統書法史學中所謂“南帖北碑”説提出了質疑。樓蘭出土的以《李柏文書》為代表的數量眾多的魏晉時期紙本墨跡，以其經典的“帖學”範式證實了中國“帖學”書法產生的多元性，即“帖學”書法之產生不僅僅侷限於江南一帶，西北地區無疑是“帖學”的發源地之一。作為“帖學”的代表人物王羲之出現以前，所謂“帖學”風格的書法早已成熟於涼州及樓蘭地區。王羲之所崇拜的書聖之一即是敦煌人張芝，而王羲之生活的年代，也正是《李柏文書》等一大批樓蘭紙文書出現的時代。如前所述《李柏文書》書寫時間有諸種説法，綜合各家所説，其書寫年代在325～346年之間，這是無疑的。而有關王羲之的生卒年代，由於《晉書》為唐人所修，其《王羲之傳》中僅記“卒年五十九”，而未指出生卒年月，相關文獻又較為缺乏，因而出現了幾種不同的説法，但各家所説的年代基本在303～379年間。那麼李柏與王羲之當為同時代之人，而李柏生卒年月或略早於王羲之。由此可以得出以下推斷：從《李柏文書》及樓蘭前涼時期文書書法來看，東晉時期北方行草書法已有了極大的發展，處於一個極其成熟的階段。從傳為王羲之的作品來看，其書法尤其是行草書法，在結構、用筆、章法甚至文辭章句上，大都可以在《李柏文書》及樓蘭文書中找到極為近似的實證來。這一方面證實了在王羲之時代或稍早時期內，中國南北各地即已普遍出現了較為成熟的行草書體，而早於王羲之的諸多北方書法風格及樣式一定會在某種程度上對王羲之的書法產生影響。因而，王羲之書法及其“帖學”的產生並非偶然現象。更何況王羲之未有一件真跡傳世，今人所見所謂王羲之書法大多為後人摹本，我們不排除許多摹本的可靠性，但也有些作品卻是後人假託或偽造的。王羲之書法的真實面貌究竟如何？學界尚存在着不同的看法。由此可進一步推測，所謂中國書法之“南帖北碑”之説當有偏頗之嫌，至少從目前的考古實證來看敦煌和樓蘭地區當屬中國帖學的發源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