樓蘭

樓蘭國祚自漢文帝前元四年（前176年）始，以唐貞觀四年（630年）終。 ^[11] 

“樓蘭”之名始見於《史記·匈奴列傳》，漢文帝前元四年（前176年），冒頓單于在給漢文帝的信中提及樓蘭：“定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以為匈奴，諸引弓之民併為一家。”這時的樓蘭已被匈奴人征服。《漢書·西域傳上》：“鄯善國，本名樓蘭，王治扜泥城，去陽關千六百里，去長安六千一百里。户千五百七十，口萬四千一百，勝兵二千九百十二人”，“鄯善當漢道衝，西通且末七百二十里”。扜泥城，故址在今新疆若羌縣附近。漢昭帝時，中郎傅介子曾對大將軍霍光説：樓蘭、龜茲對漢朝的態度反覆無常，應該誅滅。霍光説：“龜茲道遠，且驗之於樓蘭。”樓蘭地處東西交通要衝，戰略地位重要，漢朝通往西域的道路非打通樓蘭不可。 ^[2] 

漢元鳳四年（前77年），漢大將軍霍光派平樂監傅介子刺其王，更其國名為鄯善，王都南遷，樓蘭便成為兩漢政權戍守屯墾的重地。 ^[8]  漢朝軍隊屯軍伊循，穩定樓蘭，漢在烏壘城設西域都護管轄西域，樓蘭道與都護治所烏壘之間的交通，成為漢朝在西域設立的最高軍政機構西域都護是否安全存在的生命線。樓蘭在都護的領導下，對整個樓蘭道交通進行了整頓，修建了東西相望的烽燧羣，建立起了較為完善的交通防禦體系。 ^[4] 

東漢（25—220年）時，中央政府開闢了由敦煌到伊吾的“伊吾道”，東西交通線上的軍旅、客商等中的相當一部分分至“伊吾道”，樓蘭道雖未有西漢時的繁榮，但依舊是一條重要通道。為了保證樓蘭道的暢通，東漢政府不斷採取措施，比如東漢派屯田兵士在樓蘭大規模屯田，這都表明東漢時樓蘭的地位依舊十分重要。

曹魏時（220—265年），中原政權非常重視與樓蘭的關係，在樓蘭城設置西域長史，進行屯田，統轄西域；樓蘭道自東漢衰落後一度中興。入晉以後，樓蘭道再度中興。

晉（265—316年）和前涼（317—376年），繼曹魏之後又於樓蘭城設西域長史機構，派駐大量軍隊，進行大規模屯田，牢牢地控制了整個樓蘭地區。魏晉時期，來往於東西方的客商等，大多都要經過樓蘭，東西方文化交流在這一時期，達到一個新的高峯。

西晉前涼後，樓蘭漸衰。前秦建元十二年（376年），前秦滅前涼後，西域長史機構撤離了樓蘭城，在這裏的屯田士卒相繼撤離。4世紀末前後，樓蘭城最終廢棄。 ^[4] 

東晉隆安四年（400年），高僧法顯西行，他在《佛國記》裏記載，此地已是“上無飛鳥，下無走獸，遍望極目，欲求度處，則莫知所擬。唯以死人枯骨為標識耳”。 ^[8] 

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春季，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在羅布泊西部探測時發現一座古城遺址，後經發掘，證實此地就是樓蘭古城。 ^[4] 

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12月，A.斯坦因在充分準備之下，進入羅布淖爾荒原及樓蘭古城。他僱用數十名農工，在樓蘭挖掘了十一天，獲取大量文物。繼後又在米蘭佛寺中發現、挖掘及帶走了有翼天使畫像。 ^[6] 

民國三年（1914年），斯坦因重返樓蘭，再次獲得大量珍貴文物。

民國十六年至民國二十四年（1927—1935年），中國和瑞典聯合組成西北科學考查團，開展多學科綜合考察。 ^[14] 

20世紀30年代前，西方學者在羅布淖爾荒原、樓蘭等地的考古，對相關遺存造成了巨大劫難。但在西域歷史文化研究上，也取得重要的收穫，有其貢獻。 ^[6] 

民國十九年（1930年），中國人黃文弼走進樓蘭地區，卻因羅布泊大水，而未能涉足古城。 ^[7] 

1979—1980年，新疆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曾三次組隊到樓蘭古城和孔雀河沿岸調查發掘。

1980—1981年，中國科學院新疆分院進行了羅布泊的多項科學考察，對該地區與生物學、地學有關的科學問題進行深入研究。 ^[13] 

1988年3月底，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化廳，根據國家文物局的指示精神，經過短期準備，組成了古樓蘭遺址地區文物普查隊，在羅布泊荒漠調查22天，於樓蘭古城西南找到“斯坦因編號”的LK（海頭古城）、LL等兩座古城。同時測繪了國內第一張兩座古城的地形圖，採集了一批珍貴文物的標本，填補了中國文物考古工作者在樓蘭考古中的一項空白。 ^[3] 

2022年3月，失蹤三十五年的《樓蘭考古調查與發掘報告》被發現並將出版面世。 ^[1] 

樓蘭國東起古陽關附近，西至尼雅古城，南至阿爾金山，北至哈密。 ^[11]  樓蘭古城今屬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縣，與若羌縣城直線距離220千米。考古隊員重新測定樓蘭古城的位置在東經89°55′22″、北緯40°29′55″，四面城牆約長330米，總面積10.82萬平方米，基本呈正方形。 ^[14] 

樓蘭古國位於今天塔里木河和孔雀河的河口三角洲地帶，地勢較為平緩，土壤較為肥沃。 ^[20] 

樓蘭古城遺址(16張)

樓蘭遺址周邊皆為荒漠，呈現一種奇特的地理景觀，它是一系列斷斷續續延伸的長條形土墩與凹地溝槽間隔分佈的地貌組合，被稱為雅丹地貌。 ^[11] 

樓蘭古國位於塔里木盆地，南部的青藏高原和崑崙山阻擋了來自印度洋的暖濕氣流，而由於距離太遠，太平洋的暖濕氣流很難到達，使得樓蘭古國處於西伯利亞高壓的影響之下，造成該地形成乾旱少雨的氣候。但在兩漢時期，樓蘭古國的氣候經歷了暖濕期。這時期孔雀河三角洲地帶降水明顯增多，並且温暖的氣候加速了周邊山脈的冰雪融化，為樓蘭古國提供了充足的水源，從而使得樓蘭古國迅速得以發展興盛。 ^[20] 

西域氣候的惡化是導致樓蘭覆滅的根本原因。據已挖掘出的直徑達1米的大樹可以推斷，當時是多雨、濕潤的氣候環境。然而，隨着樓蘭國人口、經濟的發展，大量人口轉牧為生，植被受到嚴重破壞，森林被砍伐，生態失去平衡，隨即造成降水量減少，風沙橫行，土地日趨沙漠化，在沙漠逼迫下，樓蘭人無法抵禦惡劣氣候的進攻，沙進人退，最後被塔克拉瑪干沙漠吞沒。 ^[18] 

史書記載過樓蘭國上層建築設立了專管水利的“水部”，有專管橋樑的“橋人”。據此推斷，樓蘭國應是一個多河渠、多湖泊的國家， ^[18]  有塔里木河、孔雀河以及其他河流流經此地。 ^[20] 

樓蘭境內森林密佈，擁有像胡楊、檉柳等沙漠綠洲植物以及蘆葦、香蒲等水生植物，當時野生動物的數量也非常龐大。 ^[20] 

樓蘭歷史文明的全過程，根據考古資料和史籍記載的研究，可以分為四個時期。 ^[8] 

第一期史前文化期，或稱樓蘭聚落形成期。在羅布荒原，尤其在孔雀河下游幹三角洲地區，比較廣泛地分佈有細石器文化點，從打製的細石葉、細石核到琢制的細石鏃和磨製石器，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時期。其中細石鏃佔了相當比重，表明狩獵經濟發達。細石鏃標誌着弓箭已成為當時人類常用的工具和武器，弓、弦、箭已經是很複雜的工具。發明這些工具需要長期積累的經驗和較發達的智力，因而也要同時熟悉其他許多發明。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中指出的：“如果把已經知道弓箭，但還不知道製陶術的各民族，彼此對比一下，可以看到，已經有定居而成的村落的某些萌芽。”從石器文化的分佈點上看，其中以樓蘭城中或城附近採集的琢制細石鏃和磨製石器，特別是打磨光潔的玉石斧最為典型。因此樓蘭城址當是樓蘭聚落形成的中心。 ^[8] 

第二為土著居民時期。古墓溝墓地出土遺物表明，當時人們已處於銅石並用時期。墓地採集的人頭骨標本，經種族人類學者研究，整體來看他們具有低寬的臉面，眉間和眉弓強烈突出，鼻突明顯，顱骨較高，額較後斜等特徵，可以歸入原始歐洲人種類型。再按次級形態差別，又可分為兩組：船棺形墓組，大體上與分佈在南西伯利亞、哈薩克斯坦和中亞地區的阿凡納羨沃類型接近；太陽形墓組，則與該地區的安德洛諾沃類型接近。由此可以推定，該墓地可能由兩批居民所建造。從後者打破前者來看，前者相對時間較早，經採集前者標本碳14測定數據，時間相對集中在距今3800年左右。

小河5號墓地，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由瑞典人貝格曼首次發掘，2002年至2005年由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進行全面清理，共發掘墓葬167座，出土文物數以千計。基地規模雖比古墓溝墓地宏大壯觀，墓葬之間也有層位上的差別，但在木棺型制、葬俗葬式、隨葬物品等方面與古墓溝墓地的船棺形墓基本一致。經多個碳14數據測定，時間集中在距今3650—3450年之間。 ^[8] 

第三期漢晉屯墾時期。這一時期是樓蘭古城規模完成和樓蘭綠洲的興盛期。主要根據一是古城東北郊兩處墓地墓葬出土文物，二是古城出土魏晉時期簡紙文書。

在這兩處墓地採集了6具人頭骨標本，經種族人類學者研究，其中5具屬歐洲人種，地中海東支類型，1具為蒙古人種類型。由此可以推定，此時期樓蘭地區居民的歐洲人種成分與帕米爾塞克類型之間，存在着密切的種族系統學關係。個別蒙古人種頭骨的存在説明，樓蘭居民的人類學成分不是單純的歐洲人種民族。

這些簡紙文書的內容主要有：（一）曹魏西晉時期，這裏是西域長史的治所和駐地。簡紙文書上不但屢見“西域長史”或“長史”的官銜及活動記載，而且長史之下還設有一些職能機構及其掾屬吏士。（二）從有年號記載來看，曹魏時有嘉平、景元、鹹熙，西晉時有泰始、永嘉和前涼時的建興。這些年號為判定眾多簡紙文書提供了可靠的時代根據。（三）文書中相當一部分是反映屯墾軍隊生產、戍守、灌溉、廩給、節約糧食、領發器物、發放薪俸、市貿及處理日常生活的事項。（四）出土文書中有古籍抄本《戰國策》《左傳》《論語》的字句，還有“急就章”、古醫案、九九口訣等殘頁，表明自古以來中華民族的祖先對繼承祖國傳統文化遺產十分重視。（五）在出土文書中有一組“李柏文書”、一組“王彥時文書”和一組“張濟逞文書”等，這些文書為研究西晉前涼政權與西域地區的某些政治、軍事、經濟關係提供了直接資料。（六）這些簡紙文書正處於中國書寫載體由木簡向紙張的過渡時期，也是中國楷、行、草書體形成時期，這為研究書法史、簡牘學提供了寶貴資料。此外，這些文書還提供了當時中央或割據政權的行政、法律、詔書、官署行文模式、郵驛傳遞、對居住民的管理和對過往行人查驗手續等非常珍貴的具體材料。 ^[8] 

第四期樓蘭衰廢期。樓蘭出土簡紙文書年代最晚的是前涼建興十八年（330年），從李柏文書中，一些學者根據史籍記載推定，李柏在樓蘭為官當在前涼張駿時期（324—345年）。前涼被前秦滅亡在前秦建元十二年（376年）。再從樓蘭出土遺物來看，不見前涼以後文物出土，由此可以推定，樓蘭在前涼時期即在4世紀中葉以後就處於廢棄狀態了。 ^[8] 

樓蘭古城佔地約10.82萬平方米，古城呈不規則方形，東城牆長約333米、南城牆為329米、西面和北面均為327米，城牆為夯築，在南北城牆的中段各有一個缺口，可能是城門。

城內最高的建築物是位於城東部的一座高10.4米的佛塔，塔身用土坯加木料壘砌而成。塔基為方形，每邊長約19.5米。城中最突出的建築遺蹟是中部的“三間房”，這三間房的牆壁是城中唯一使用土坯壘砌而成的。從這一組建築物的位置和構造等情況分析，這裏可能就是當年樓蘭古城的衙府所在。

城中有一條東西走向、穿城而過的古渠道遺蹟，可能是古樓蘭城居民取水的水道。古城西北5千米處有一座烽燧，高12米，用黏土和木料砌成。城西南為住宅區，已坍塌。牆壁大多用兩排紅柳中間夾泥，以葦繩加固後外面再抹泥築成。城周圍還有一些佛寺和烽燧等遺址、遺蹟和古墓。 ^[4] 

城中有官署、民居、佛塔、寺廟遺蹟；城郊有乾涸的河道、枯死的胡楊林和水渠田陌遺址；古城東、北兩面有古墓羣、佛塔、烽燧。 ^[3] 

樓蘭出土文物(3張)

樓蘭城址中出土過多種文物，有漢五銖錢、貴霜王國錢幣、唐代錢幣，漢文和佉盧文殘簡，絲、毛織品殘片，漆器、木器、玉器、銅器、料珠、金銀戒指、耳環以及玻璃器皿碎片等。 ^[4] 

沿孔雀河下游兩岸埋藏有多處土著居民的墓葬，其中以古墓溝墓地墓葬和小河5號墓地墓葬最為典型。古墓溝墓地共發掘墓葬42座，分為兩種類型：Ⅰ型船形木棺墓，共36座。葬具十分簡單，由兩塊略具弧形的粗厚長木板相向而立，兩端各豎有擋板，棺下無底，棺上有蓋板，蓋板由許多不規則小木板橫置組成，蓋板上覆羊皮或簸箕狀韌皮草編織物。有單身葬，有男女合葬，頭東腳西，屍體包裹粗糙的毛織物，頭戴尖頂氈帽，帽上或插羽翎，足穿簡易單層皮鞋，死者右胸大多放有一小包麻黃碎枝，或一件盛有麥粒或糊狀物的草編小簍，腕、腰、頸部帶有玉、骨、珠飾物。棺外隨葬有日用的木質盆、碗、杯器皿、動物角杯、獸角、鋸齒狀刻木等物。在一座男性人骨架骶骨部位見到了一件細石鏃，又一座墓葬中發現了小銅管。Ⅱ型太陽形墓，共有6座，外表酷似太陽，由橢圓的七圈木樁組成，木柱由細而粗，一圈套一圈，環圈之外有呈放射狀的列木，向四面展開，十分壯觀。墓穴在最內圈，屍骨埋葬較深，均為男性，木質葬具已朽，但可看出蓋板和矩形邊板的灰痕。墓主人為仰身直肢，頭東腳西，出土文物較少，在兩座墓中見到了鏽蝕嚴重的小銅件。

樓蘭城東北郊兩處墓地共清理墓葬9座，出土文物200餘件。其中平台墓地隨葬物中，有內向蓮弧柿蒂紋“長宜子孫”銅鏡、“家常富貴”銅鏡、星雲紋銅鏡等，均為西漢中晚期常見形式；出土五銖錢為西漢武帝後期鑄造；出土陶器比較原始，參照碳14測定年代數據，當在西漢晚期至東漢初期。孤台墓地，墓中出土彩繪四蒂流雲紋漆器，與滿城漢墓Ⅰ、Ⅱ型彩繪陶盤一致，棕色的彩繪雲紋、草時紋漆杯是兩漢時期的流行紋飾，出土五銖錢幣與滿城漢墓Ⅰ、Ⅱ型五銖類同。墓中出土器物製作工藝比平台墓地要精細些，結合墓地採集朽木標本經碳14測定，相對年代比平台墓地略晚，相當於東漢前期。在孤台墓地中還清理出了許多珍貴的絲毛織品，不少織錦上織有漢字隸書吉祥語，如“延年益壽長葆子孫”“延年益壽大宜子孫”“望四海貴富壽為國慶”“長樂明光”“長壽明光”“登高貴富”“續世”“廣山”“永昌”等字樣，這些字樣或夾雜在祥禽瑞獸奔跑之間，或翱翔在雲氣飛動草葉漫卷的空間世界，生動活潑，栩栩如生。這些織錦無疑來自漢地織造。在毛織物中，緙毛織品十分精美，製造工藝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有一件以石榴花為主體，兩邊飾有彩虹似的條帶紋的暈間拉絨緙毛，設色講究，典雅秀麗，是古代中業地區的典型製品。民國三年（1914年），英國斯坦因在孤台墓地獲得一件毛織掛毯，他認為是希臘風格人頭的典型圖案。這些絲毛織品顯示了樓蘭地區在早期絲綢之路上的重要位置。 ^[8] 

樓蘭出土的簡紙文書前後共有五批，第一批為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瑞典人斯文·赫定挖獲，第二批為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斯坦因挖獲，第三批為清宣統元年（1909年）日本橘瑞超獲得，第四為斯坦因民國三年（1914年）再次挖獲，第五批為1980年侯燦挖獲。前後五批經梳理清點，共有考古編號木簡413枚，殘紙文書162件，總數為573枚（件）。經考釋已經刊佈的編號有木簡417枝，紙文書292件，總數為709枚（件），這些簡紙文書中，年代最早的為曹魏嘉平四年（252年），最晚的為前涼建興十八年（330年）。 ^[8] 

“樓蘭美女”，1980年出土，是新疆已出土古屍最早的一具，距今約有三千八百多年的歷史。科學測定該女子死時為四十五歲左右，生前身高1.57米，現重10.1千克，血型為O型，出土時她仰卧在一座典型風蝕沙質土台中，墓穴頂部覆蓋樹枝、蘆葦、側置羊角、草簍等。古屍身着粗質毛織物和羊皮，足蹬粗線縫製的毛皮靴。

樓蘭美女髮長一尺有餘，呈黃棕色，卷壓在尖頂氈帽內，帽插數支翎，膚色紅褐色富有彈性，眼大窩深，鼻樑高而窄，下巴尖翹，具有鮮明的歐羅巴人種特徵。 ^[19] 

佉盧文文書記載了大量關於鄯善國的經濟、社會生活。 ^[17] 

從已發掘整理的佉盧文資料來看，鄯善國的財政來源非常廣泛，除了常規的税收以外，還有各類經營性收入、貢獻、罰款、路費、借貸等。

從出土的佉盧文文書來看，對於一個政府而言，鄯善國的財政徵收不穩定且隨意，財政的收入總體而言仍然較少，當然這也與鄯善國人口稀少，土地貧瘠，經濟發展水平有限關係密切。文書中所反映的財政來源可能只是鄯善國的一部分，因從佉盧文文獻看，鄯善的社會經濟結構屬農、牧兼作的領主制經濟，國王及其王室是最大的領主，有王室的莊園和牧場，其下各地貴族領主的莊園經濟，為其社會經濟結構的支柱，國王及其王室佔有國內最多的財富，仍然有其他的渠道獲取財政收入，當然這樣的財政收入與周邊的中原政權相比仍然太少，這也是其不得不委身於周邊的中原政權。 ^[17] 

税收是鄯善財政收入的主要支柱，在佉盧文文書中，常常見到各類徵税的文書，鄯善國的税收制度比較混亂，一年繳税一次，以實物税收為主，徵收的主要是各類牲畜、經濟作物、糧食作物、生活用品等，這也是西域各國“國無常税”的普遍現象。徵收糧食最多的一次可達到350米里馬之多。

税收的拖欠情況非常嚴重，短則一年，長則三、五年，而拖欠的規模也是非常可觀，僅以207號文書所記載的拖欠額度就佔據了所有徵税量相當大的比例。在所有涉及徵税問題的近30件文書中，就有7件提到欠税問題，可見鄯善國欠税情況之普遍，這與鄯善國徵税繁重、民眾貧苦有着非常密切的關係，在所有徵税文書中，政府徵税非常之頻繁且急切，而鄯善之產出相對有限。 ^[17] 

鄯善國財政的另外一個重要來源則是經營。鄯善國王擁有大量的田地、牲畜等，依靠這些重要的資源，鄯善國也採取了大量的措施進行經營活動，官方從民間徵收大量牲畜並進行養育，“各類牲畜不僅是王國重要的税收來源，而且還在民間的商貿活動中充當着貨幣的角色”，官方牧場養育的大量牲畜事實上也成為了鄯善王國的重要財政收入，王國政府與投入大量精力對牧場進行精心的管理，180號文書記載了官方駱駝的數量，非常之詳細，官方進行精心的經營牧場成為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之一。名義上所有田地地歸鄯善國國王所有，但是實際上，“國內普遍存在私有土地，田主對土地的使用具有完全支配權”，在私有田地之外，政府還控制了大量的耕地和無主荒地，160號文書就記載了國王賞賜田地的情況，鄯善國的官員們普遍接受國王賞賜的土地，“國王總是按照他們官職的大小，就近賞賜給他們一片相稱的土地”。此外，鄯善國還有大量荒地有待開墾，713號文書記載了此事，政府與採取各類措施經營這些土地，最顯著的做法是招募難民進行開墾，403號和471號文書記載了收留難民的情況，這些難民成為重要的農業勞動力來源。

鄯善國內的民間借貸利率非常之高，普通民眾難以承受常常是借一還二，因債務問題，導致鄯善國內社會動盪不安，政府為了穩定社會，保障底層平民，同時也能夠獲取一定利潤，常常進行放貸，當然官方的借貸利率常低於民間。 ^[17] 

在佉盧文文書中記載了大量關於司法、契約等方面的文書，部分文書中會涉及到罰款問題，這些罰款也是鄯善國政府的重要財政收入來源之一，在佉盧文契約文書中，有對於違反約定而制定懲罰條款的情況，吐魯番出土文書及敦煌文書中，也常有違約懲罰的規定，“敦煌出土契券中具備違約條款的估計在80％以上”，吐魯番文書契約中“近９0％的契約有明確的違約責任條款”。 ^[17] 

因鄯善國税收制度的不完善，上層權貴經常會出現直接向平民進行索取的事例。在需要各類物資時，上層貴族會直接予以索取，“輒斂富室商人，取足而止”，這些索取也成為財政的收入。 ^[17] 

雖然鄯善國的財政收入並不多，但是其財政的支出似乎並未節制，不僅沒有現代預算制度，支出的安排也非常隨意，國王與主要的官員決定財政的支出安排，這種隨意性使得鄯善國的財政存在很大的壓力。 ^[17] 

身處的鄯善國與周邊政權建立了非常密切的政治聯繫，特別是同處西域的于闐，整個西域南道由鄯善與于闐控制，一些小國也從屬這兩個西域強國，“南道西行，且志國、小宛國、精絕國、樓蘭國皆併為鄯善也。戎盧國、扜彌國、渠勒國、皮山國皆並屬于闐”，西域各國間的政治交往密切，鄯善國也花費大量的錢財在政治交往上，特別是與臨近的于闐國。

因佉盧文文書出土之地尼雅遺址所在地為鄯善國治下的精絕州，而精絕離臨近於闐，“自莎闊、尼壤前往于闐人員旅途支出均由精絕負責，精絕一般提供前往于闐人員坐騎與衞兵，所用經費均由精絕支付”。因此文書中的出訪主要是涉及到精絕所臨近的于闐，不代表鄯善與其他政權的政治交往會少，以國家實力估算，鄯善與匈奴、中原政權的政治聯繫也會非常緊密，投入的財政支出也會更多，漢使者往來西域的嚮導、飲水等也主要由鄯善承擔，因此政治交往對於鄯善國而言負擔並不輕鬆。由於鄯善國地處絲綢之路的關鍵裏的地段，東西方的使者、商旅都可能會途經鄯善國，鄯善也需要給予一定的協助，“古樓蘭—鄯善國正處於古代絲綢之路的必經之地，來往於這條絲綢之路上的東西方使者、商隊和僧侶都要經過這裏。……覺得依靠沿途各國一段一段地提供嚮導、駱駝、水和糧食，甚至是守衞的人”，因此鄯善國在對外交往上的花費在財政中的比例必然不會很小，這些交往也是鄯善維持政權重要措施。 ^[17] 

鄯善國國王為籠絡各級官員及上層人物，維護自身的統治，常常給予下屬各類賞賜，22號文書所載，使者之賞物由如舊例一樣，由國庫負擔，對於高級官員的賞賜會更多。

不僅政府的低級官員需要發放薪俸，文書中記載了大量的僱傭性的文件，政府僱傭大量人員進行各項工作，放牧、從軍、從政等，這些人員的費用也需要財政承擔。因鄯善國有比較多的皇家牧場，而這些皇家牧場多數都由牧户進行放牧，國家在制度上給予每户薪俸。 ^[17] 

從佉盧文文書來看，鄯善國正處於由於奴隸制社會向封建制社會轉型的過程之中，鄯善國的奴隸並非都是一無所有的無產者，他們有一定的獨立自主經濟生活，至少有部分的奴隸已具有這種地位。而這種地位已近乎於農奴，這是奴隸社會晚期自然出現的現象，但他們仍被稱之為奴隸，其實際身份和地位已在處於蜕變之中，從這一現象不難看出，3—4世紀的鄯善國已處於奴隸社會的晚期。轉型社會時期，鄯善國內部的矛盾非常之尖鋭，特別是身處底層的奴隸，遭受到嚴重的剝削，“現在諸當權人物使諸奴隸非常痛苦”，為了保障社會的穩定和政權的延續，鄯善國也採取了許多措施保障底層人民的生活，限制對底層人民的剝削等，272號文書記載了國內人民因為債務問題互相為難，國王限制富裕者糾纏欠債人，其中比較典型的是進行救濟。

雖然政府採取了許多措施進行救濟，安定社會，但是上層人物仍然維持着奢侈的生活，不僅是國王常要求各位財物送往王廷，其他王室人員也消費驚人，而這些消費都需要財政負擔，貴族的花費非常之多，遠超一般家庭的收入，因此上層貴族的享受也給財政帶來壓力。 ^[17] 

從佉盧文已記載的財政收支來看，鄯善國的財政收入與支出規模都不算大，而其支出的規模可能遠遠超過收入，其收入的來源相對有限而支出卻非常之多。形成鄯善國財政狀況惡化並最終被鄯善為丁零所破的原因有很多，但是主要有以下幾點：

鄯善雖然在西域有一定的實力，但是西域諸國普遍較小，國家經濟也較貧瘠，“樓蘭是個小國，乏水草，少田作，自然條件差，經濟薄弱，支撐能力有限”，其經濟是典型的畜牧業經濟，其農業規模非常有限。

其農業在漢屯田伊循之後，中原的農業生產技術傳入西域，鄯善國的農業生產水平得到顯著提高，犁耕技術已在這裏開始採用，種植的農作物則以小麥為主，雖然鄯善在農業技術與管理有很大的提高，但是鄯善國仍然要“寄田仰谷旁國”，糧食仍然不夠，這也是由於其典型的粗放經營的綠洲農業經濟導致的，綠洲農業經濟使得鄯善的土地分散且數量少，這一點在鄯善國的土地買賣契約中可以發現，買地面積普遍不大，農業總產出並不高，這一點在徵糧數量上也可以發現。

鄯善國因地處絲綢之路要衝，大量的商旅途經，漢簡也證明鄯善地區出現了專業化商人，社會許多階層也都參與商業買賣，過境貿易顯然刺激了鄯善國內的商業發展。但是隨着東漢之後，中原陷入混亂的局面，鄯善的商業經濟也受到比較大的衝擊。在經濟規模本身比較小，又受到絲綢之路斷絕的衝擊，鄯善國的發展自然受到一定的限制，這也制約了其財政規模的擴大。 ^[17] 

鄯善所處的地域環境並不理想，由於國力病弱，周邊強國林立，鄯善不得不依附於周邊政權，即便這樣仍然時常受到周邊國家的軍事騷擾。周邊地緣環境給予鄯善很大的壓力，鄯善也不得不投入大量資源到軍事防禦與政治交往之中。 ^[17] 

鄯善國財政狀況的惡化更與其內部管理的混亂有着非常密切的關係，首先，拖欠税款現象非常嚴重；其次、各級官吏浪費、貪腐現象驚人，文書中最長的貪污行為達20年之久；不僅如此官員的浪費現象也很嚴重。上層人物的奢侈享受、貪污腐化、翫忽職守都導致鄯善國財政的困難。 ^[17] 

西漢時期記載樓蘭國有1.4萬多人口。 ^[15] 

關於樓蘭綠洲廢棄的原因，學者們討論的説法很多，綜合起來主要有五種：一是氣候變幹説；二是河流改道或分流説；三是接納水系週期性變化説；四是人類用水不當，導致土地鹽鹼化説；五是絲綢之路改道，因前涼時隨鮮卑勢力退出北方，前涼在高昌（吐魯番）設郡，絲綢之路中道暢通，導致了樓蘭古城和樓蘭綠洲的蕭條。此外，還有異族入侵説、疾病流行説等。

侯燦認為樓蘭的衰廢既有自然也有人為的原因，是它們互相影響、互相作用的結果。河流的改道、氣候的變幹、交通路線的改變都是其原因，而最根本的原因卻是超承載力的開發利用。樓蘭自第四紀以來風沙與風蝕地貌均已形成，氣候乾旱少雨，生態環境比較脆弱。進入歷史時期後，這種狀況並沒有多大改變，只是那時的情況要比衰廢后的情況要好。已經發掘的土著居民墓葬表明，當地人要造一個太陽形墓葬，粗略估算，至少要砍伐100棵以上的樹木才能組裝起來，有的木材直徑粗大至20—30釐米。船棺形墓雖然用的樹木少了些，但棺板厚達10—15釐米，寬20—30釐米，也必須砍伐相當大的成年大樹才行。由此可以推測，當時樓蘭綠洲的植被還是比校好的。但是當時的人們只知道急功近利，趨利為用，不可能有保護生態的意識。至於屯墾時期，侯燦1980年在城中佛塔前殿和三間房官署遺址測得，房梁木和房基木直徑可達30—40釐米，同時侯燦在城郊西北、西南和東南，還發現了大片大片的枯死楊樹林，在有的雅丹台地頂部還疊壓有20—30釐米厚的枯枝落葉，由此表明當時樓蘭的林木植被也是比較好的，因此在沿河兩岸、湖口堤邊都適宜於人類生產生活和生存。但是出於中原王朝或割據政權軍事上、政治上和交通上的需要，在此設官置署、屯田戍守，不斷開發經營，尤其是曹魏、西晉時期，由於天山東段被鮮卑勢力控制，伊吾（今哈密）、高昌（今吐魯番）道路阻塞，他們為了交通西域，重振樓蘭通道，超越當時自然條件和生產技能所能提供的承載能力的開發經營，才是樓蘭衰廢的根本原因。樓蘭屯墾時期一再出現的吏士口糧不斷減少，耕種土地得不到來水灌溉，官署勒令“宜漸節省，使相周接”的事實，表明了這種開發經營導致的惡果。如《水經注》中記載，西晉索勱在樓蘭屯田，一次召集數千人橫斷注濱河（今塔里木河下游）的故事，更可以説是掠奪性的經營。樓蘭衰廢導致植被破壞、生態惡化，再加上千百年來強勁的東北風淘蝕，形成如今溝壟相間、破敗不堪、目不忍睹的雅丹地貌慘狀，令人不堪回首。 ^[8] 

樓蘭不是傳説，她有三個名字，分別是3800年前的“小河”，那是由古印歐人種中的吐火羅人，在羅布泊西部180多千米的庫姆河支流建立的文明；漢代的“樓蘭”，存在時間不足百年，那是由古印歐人種中的塞人，在羅布泊西北岸的綠洲上建立的文明；後來的“鄯善”，由樓蘭更名而來，存續了500多年，中心位於羅布泊西南部的若羌綠洲上。 ^[5] 

樓蘭古城遺址對研究中西交通、東西文化交流和中國古代邊疆與內地的聯繫——中國古代邊政史研究等歷史問題，均有着重要價值。 ^[4] 

樓蘭地處絲綢之路咽喉要地，為最初絲綢之路的主要幹線。當各商人在到達樓蘭後，要酌情考慮選擇西行路線，是走北道還是南折向南道。由此可以看出，樓蘭的地理位置在當時較為重要，為當時的樞紐。因此，在此地彙集了各地區國家和不同民族的文化。

各文化間在當地相互吸收和借鑑，從而形成了多樣的樓蘭文化。如：鄯善王名前冠有一系列的榮譽頭銜的方式源於古波斯帝王的詔誥，而鄯善王顯然是效仿了貴霜王的稱號；漢文有在竹簡上書寫文字的習慣，但現出土的木簡文書中有很多外來文字也是書寫在竹簡上：佉盧文木簡、統文木簡，這便是兩種文化在此地的融合。同時，也出土很多不同的文化融合痕跡。在語言方面，樓蘭文化也顯現出積極吸納性。據《法顯傳》記載：“諸國俗人及沙門，盡行天竺法，但有精施。從此（鄯善）西行，所經諸國類皆如是。惟國國胡語不同，然出家人皆習天竺書、天竺語。”

綜上所述，樓蘭地區曾是一個多種文化交流、融合的大熔爐。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具有多元特點的樓蘭文化。 ^[11] 

樓蘭出土的文物震驚世界，有珍貴的晉代手抄《戰國策》、漢代五銖錢、貴霜錢幣、晉唐錢幣、織工精細的漢錦絲綢、漢文、粟特文等，這些都有較高的考古價值。 ^[10] 

樓蘭文書的面世，對於研究樓蘭地區的歷史、政治、經濟、文化提供了很大幫助，同時為書法研究者也提供了大量真實可靠的墨跡資料。通過對樓蘭的考古發掘，出土了大量漢文簡紙文書墨跡，從出土文書中可知，已出土文書的年代為曹魏至西晉和前涼時期，這一時期在中國書法史上存在諸多空白，樓蘭文書的出土，正好為研究這一時期的書法字體演變提供了有力證據。樓蘭行書的面世，也讓人們可以一窺魏晉行書的真實面貌。 ^[12] 

兩漢時期古樓蘭紡織業發展迅速，趨於成熟，織物紋飾豐富美觀，具有一定的程式，非常受歡迎。當時流行的紋飾主要有雲氣紋、鳥獸紋、文字紋和茱萸紋等，不同的紋飾為兩漢時期古樓蘭的紡織品提供了更高的觀賞價值。

“絲綢之路”的開闢，推動了古樓蘭紡織業的發展。其紡織品紋樣造型各不相同，與各種歷史背景結合相得益彰，特點鮮明，形成了具有時代性的優秀歷史藝術遺產。兩漢時期，從西方湧入古樓蘭的紡織品，主要紋飾是幾何紋飾，與西域當地民族獨特的風格形成較大的差異，但是古樓蘭完美融合東西方的藝術風格，這些外來文化也是古樓蘭獨特藝術風格的組成部分。 ^[16] 

1988年1月13日，樓蘭故城遺址作為樓蘭存在的表示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佈為第三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9] 

樓蘭故城遺址不對外開放。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G3012吐伊高速——G3012吐和高速——301省道——G30連霍高速——486村道——328省道——235省道——樓蘭故城遺址

鄯善（樓蘭）（前92—54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