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士淳

李士淳，號二何，字仲壘，明朝廣東程鄉縣（今梅州市梅縣鬆口鎮洋坑祥安圍）人。明末清初著名文史學家、教育家。萬曆三十七年（1609）鄉試高中“解元”。萬曆四十七年(1619)，在梅溪出口處倡建元魁塔。崇禎元年（1628）中進士，任山西翼城和曲沃縣令。期間，李士淳捐俸建館講學，治地文風大振，被譽為“嶺南夫子”。被薦賢參加殿試，召對稱旨，授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編修，充東宮講讀。 崇禎十七年（1644），李自成攻陷北京，李士淳備受刑笞，後逃脱潛歸故里。抗清失敗後，隱居鄉里，不應徵召，鬻產辦學，潛心著述。撰有《程鄉縣誌》《陰那山志》《古今文範》《三柏軒集》《燕台近言》等。康熙四年（1665年）因病逝世，葬於鬆口曬佈崗。 ^{[7]  [9]} 

明萬曆十三年（1585年），出生於梅州鬆口鎮洋坑村。自幼聰敏過人。十二三歲能下筆千言，為時人所稱讚。19歲考中秀才。

萬曆三十七年（1609年）中解元。時朝政衰敗，民不聊生，梅州境內遭天災，發生大饑荒，李二何目睹災情，內心極為難過，與邑中人士共商平糶賑濟災民，首先捐出自己赴京會試的津貼花銀，兑換官谷，賑救饑民。

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他有感於梅州鬆口梅溪出口處“山川文峯欠佳”，決心改變這一山川環境，牽頭髮動鄉賢集資興建元魁塔。

天啓二年（1622年），為梅州陰那山修志，並在鄉開設私塾“五龍館”，歲招收數百學生，為後來梅州文風鼎盛作出了一定貢獻。

崇禎六年（1633年），會試得中第18名會魁。越三年，始派任山西翼城縣令。到任後，捐俸銀130兩建“翔山書院”，招生育才，政務餘暇，親為生員講學。至崇禎癸酉、丙子兩科，翼城士子中舉人者20餘人，其中有6人登進士。翼城士紳為李二何建生祠——李夫子祠。

崇禎八年（1635年），調往山西曲沃任知縣，在當地建喬山書院，捐俸銀100兩為該縣科舉諸生作書卷資，並申明學道，豎碑學宮。後曲沃一連三科奪得榜眼。人稱李二何為“嶺南夫子”。

崇禎十一年（1638年），朝廷為選拔賢才，李二何由於在山西兩縣政績顯著，得當時京畿魏御史薦賢，參加殿試，御試答策切中時弊，召對稱旨，欽取第一，授翰院編修，並被命為東宮侍講，教授太子讀書。此後，他在“恭逢聖明千秋之遇疏”中建議不拘一格選用人才，並指出當今朝臣的四個劣性錮習：“一好浮議求勝；二不肯實心做事；三庸庸者各為其身家；四矯矯者各標其門户。”他認為這些人的病根在於“安處”二字。建議皇帝甄別羣臣，察其優者超擢，劣者處治。

崇禎十七年（1644年），農民起義軍李自成進京，崇禎帝自縊於煤山。傳説李二何曾攜太子朱慈烺潛返回故里並隱居於梅州陰那山，繼續為太子侍講，並組織訓練鄉兵，在老家梅州鬆口一帶募資，以圖恢復明朝。後見中原清軍勢大，反清復明無望，便削髮為僧。李士淳曾為此作一詩一聯。詩云：“鐵橋過去便桃源，石上桃花不記年，寄語中原車馬客，風塵暫此一停鞭。”聯日：“黃鶴樓上，物換星移，但求水碧山青，再至呂仙逢舊主；白鹿洞中，春回秋去，又見花開子結，重來學士認前身。”自後，李二何築室於梅州陰那山靈光寺三柏軒隱居，著《三柏軒文集》，並設“粲花館”課士育才。

由於生員過多，68歲時又重建松江書院，並築敕書樓珍藏明柞史籍、頌典、約法。這裏是他借講學行文反清復明的據點。

李士淳70歲修《程鄉縣誌》，75歲登元魁塔作《登塔記》，78歲作《古今文苑序》。著述中，都藴蓄着試圖為民請命的宏願，是他耄耋之年對後生英俊們的殷切期望。李二何一生著述頗豐，《古今文苑》、《三柏軒文集》、《燕台近言素言逸言》、《質疑十則》、《詩藝》、《陰那山志》等均是他得意之作。

清廷為籠絡人士，幾次徵召，李二何均辭以老病，堅卧不出。其登塔詩云：“南山秀色喜長在，北闕徵書莫再來。”李二何一直隱居於梅州陰那山十餘年。永曆十九年（清康熙四年，1665年），病逝於梅州鬆口，終年81歲。 ^{[3-4]  [7]} 

李士淳，少年時，父母長期在外地教書謀生，如失怙恃。故據《詩經·穀風》“無父何怙，無母何恃”之意，取號曰“二何”。其長兄士濂為“匪何”。自幼聰穎過人，博覽羣書。十多歲時隨父遊名勝陰那山，見山水奇勝，寺廟輝煌，即攜行李書籍文具假寓於陰那山靈光寺，潛心讀書。19歲考中秀才，23歲，明萬曆三十七年（1609）己酉科鄉試中解元。他在陰那山靈光寺側闢一書室，因寺前有三棵古柏，故書室名曰“三柏軒”。天啓三年（1623），李士淳進京，崇禎元年（1628）會試中式第十八名會魁，殿試三甲第254名進士。崇禎四年（1631）始任山西翼城縣縣令。三年後改任山西曲沃縣縣令。在翼城、曲沃任內，政績卓著，深得民心，得京城魏柱史推薦，於崇禎十一年（1638）四月應召入京，對策切中時弊，為崇禎帝賞識，擢升為翰林院侍講，教授太子慈烺讀書。崇禎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率農民軍攻陷北京後，崇禎自縊身亡。李士淳與太子慈烺為李自成所俘。吳三桂引清兵入關後，李自成敗走，李士淳乃乘機潛返鬆口。

李士淳青少年時胸懷大志，早在陰那山讀書時，以北宋政治家范仲淹名言“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為座右銘。後來在《南宮掄魁圖志》中表明自己“不願取天下第一科名，願做天下第一事業，尤願立天下第一人品”。如高中解元后，有一年，程鄉縣遭天災和盜賊禍患之亂，發生了大饑荒。李士淳乃慷慨解囊，率先捐出自己赴京會試的津貼花銀，兑換官谷，以賑濟災民。並親自勸説地方富户，捐出錢糧，使許多饑民免於餓死。萬曆四十七年（1619），他感到梅溪出口處“山川文峯欠佳”，遂募資興建元魁塔。至崇禎二年（1629），歷時十載方始建成。

天啓、崇禎年間，東北後金勢力日益強大。崇禎元年（1628），李士淳在京參加殿試，聞廣寧被後金所陷，即上疏朝廷，力主選賢任能，“收攬天下英雄”，“廣開保舉之門，亟張英雄之網，為救時之第一着。”（《李二何先生文存·聞廣寧失守疏》）俟進入仕途後，他又在《恭聞聖明千秋之遇疏》中，建議崇禎皇帝不拘一格選用人才，並指出朝中諸臣有相沿成習之四大弊端：“一曰好為浮議求勝；一曰不肯實心做事；一曰庸庸者各為其身家；一日矯矯者各標門户。”而這些病根在於“安處”二字。為改變這種風氣首先要立志、養氣、敦情。他建議崇禎帝以此來甄別羣臣，作為辨忠奸，察優劣，明賞罰的標尺。他還提出將吏、户、禮、兵、刑、工六部改為六曹；希望皇帝將權力下放，擴大六部的主權。主張用人要因人而異，用人所長。“實求可行之事，實求可用之人。”為解決國家經濟困難和皇室財政危機，他力主開源節流，“裁冗汰濫”。同時，“清屯開荒”，懲治貪官污吏。對東北邊關的制勝之策同樣取決於用人是否得當。他這種以人才為治國之綱的思想，深得崇禎皇帝的贊同。

李士淳一貫重視興學育才。如在翼城任縣令時，曾捐出俸銀一百三十兩修建“翔山書院”，且於政餘暇，親給生員講學。該縣從此文風驟盛，而至崇禎癸酉、丙子兩科，全縣中舉者二十多人，其中六人考中進士。翼城士紳特為他建生祠一一“李夫子祠”。《翼城縣誌》把他列入名宦之頁。崇禎八年（1635），調任曲沃縣後，又捐俸銀創建“喬山書院”，仍親自授課。且捐俸銀一百兩為該縣科舉諸生作“書卷費”，令曲沃縣一連三科奪得榜眼，人們稱頌他為“嶺南夫子”。

甲申國變後，李士淳從北京潛歸故里，積極從事秘密的反清復明活動，同時不忘辦學育人。順治九年（1652），在鬆口興建“松江書院”，並即招生授徒。正如他在《課士圖志》一文中所寫：“甲申遭國變，掛冠旋里，......建造書院於松江，會集鄉中父老子弟，日以講約正俗課士育才為事，四方歸心，謬擬餘為漢之鄭康成，宋之朱考亭，雖不能至，然願學焉。”（《鈎沉鼎新錄》）

李士淳59歲（1643年）時，曾充任山西會試同考官。次年，李自成陷京城，李士淳被執，身受刑笞之苦。第二年，吳三桂引清兵入關，傳李士淳乃乘機攜太子朱慈烺（生於崇禎二年，次年冊立為太子）潛返，一同隱居於陰那山。後聞福王、唐王先後在南京、福州抗清，他即訓練鄉兵，且先在鬆口，後赴興寧、長樂（今五華）、鎮平（今蕉嶺）各縣，募得餉銀三萬餘兩，以圖東山再起，恢復明室。惟後見中原清軍勢大，反清復明無望，只好勸太子從此出家，削髮為僧，有“奯和尚”之稱。梅縣關於“太陽生日”的民俗，梅縣鬆口世德堂古民居的建制，以及民間流傳陰那山“太子菩薩”傳説故事和文人耆舊的著作中提及的“奯和尚”，梅城東郊龍豐祥雲庵太子墓等等，都與崇禎太子朱慈烺有關。

當時，程鄉縣東南的豐政都（今豐順）有降清總兵吳六奇稱霸一方，虎視縣城；東北的堯塘堡有惡霸張吉乘機搶劫，無惡不作。李士淳深入虎穴，單騎與吳六奇會見，申明保鄉保明大義和大丈夫不宜相自擾害之理，終於與吳六奇、張吉共同劃地保民，各守相安，各地百姓才免於兵禍之災。

李士淳南歸後即隱居於陰那山靈光寺三柏軒，著《三柏軒文集》，在“粲花館”培育英才。由於學子日多，68歲時，他又重建“松江書院”，築敕書樓珍藏典籍。早年編撰有《陰那山志》。70歲時，修葛三陽《程鄉縣誌》，71歲時，修《程鄉鬆口李氏族譜》，並撰寫譜序和寫作長聯家訓以曉諭後人。此聯曰：“氣質者，立身之本，人智我愚，進幾分長几分見識。人強我弱，退一步益一步涵養。讀書者，行好事，説好話。交朋友，待尊長以禮，御卑賤以恩，善宜奮往，過則勿憚改，慎哉！懼哉！物色也，造化是資，粗茶淡飯，減分毫添分毫福澤。夏葛冬裘，省些須添些須受用。積一善，救一命，立一功，育一生，周患難之急，濟貧困之厄，水宜從源，木則須知本。記之！記之！”

清王朝為籠絡民心，多次徵召，李士淳皆以老病堅辭。據稱，每次收到勸他出山的信函和清廷的詔書時，他都極為鄙視，並把敕書掛於後門以示不屑一顧。他在《己亥十律》中有“南山秀色喜長在，北闕徵書莫再來”（其五）；“丹鳳休教從北至，孤鴻今已望南來”（其六）。這些佳句，鮮明地表示他不願做清廷的官。他一直隱居於陰那山十多年，於清康熙四年（1665）病逝於鬆口，終年82歲。 ^[7] 

李士淳，字二何。二何父親李秋宇是個鄉村教師，在鎮平石窟都（今梅州市蕉嶺縣）教授生徒。他7歲喪父，8歲死娘，家境日漸陷入困境。但他自強自立，在困苦中堅持讀詩書。

功夫不負有心人，19歲時考中秀才。他中了秀才後，即攜帶行李書箱，跋涉60餘里，住進梅州陰那山靈光寺內廂房，潛心攻讀經史，常以范文正公“先憂後樂”之語為座右銘。梅州市梅縣區雁洋鎮李姓為大族，二何在山寺讀書時，族眾常來讀詩論文，亦不寂寞，閒時在山中游玩，曾寫下《陰那靈雨》詩：“五指峯前白鶴旋，空中錫卓祖居先。橋橫曲澗三株柏，路人曹溪一洞天。聽法緣探禽解語，住山歲久俗如禪。甘霖愧負蒼生望，雲雨分膏且插田。”他將自己寄寓的書房題額曰：“粲花館”，取佛家“粲花一笑”之意。

二何的父親生前曾與隔河饒員外指腹為婚，為二何訂定饒小姐為妻。二何父母死後，家道中落，饒員外頓生悔婚之意，將女兒改配給梅州市梅縣區鬆口鎮內的富商馬家公子，饒小姐對馬家公子不屑一顧。她深愛二何的才貌和人品，抵死不肯嫁馬家公子，非二何不嫁，此舉得到母親的支持，為承全女兒的婚事，母女兩人與二何相約行事，待馬家到饒家迎親那天時“搶婚”。馬家少爺來迎親那天，李家的花轎先到饒家，饒家人不知其意，待時辰一到，饒小姐登上二何所備花轎，到李府廳堂與李二何雙雙拜堂，結成夫妻。饒員外氣急敗壞，但想當年自已與李家訂約的誓言，亦無話可説。馬家知道二何與饒小姐指腹定婚在先，爭鬧反羞己，也就罷了。有情人終成眷屑，二何在妻子激勵之下，發奮攻讀，於萬曆卅七年（1609年）25歲時，在省城鄉試中，高中頭名舉人，榮獲“解元”稱號。

松源河流經梅州市梅縣區鬆口鎮，在銅琶村出口匯人梅江河，二何深感出口處“山川文峯欠佳”，所謂“文峯”，即是毛筆形狀的山峯，迷信説法：“文峯”凸顯的地方，就能多出科舉人材。文峯欠佳，就要補救，唯一的辦法就是建造一座筆形的巨塔。因此，二何發出倡議，募捐建造九層八角巨塔，這個倡議得到許多鄉紳的響應，紛紛捐錢捐物，巨塔遂於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動工，至崇楨二年（1629年）建成，歷時10年，即二何高中會魁的第二年落成，故命塔名“元魁”。又在塔旁建造一座文昌閣，歲時祭祀文昌帝君，禱告鬆口能多出人才。李二何親題塔門聯雲：“瀾向閣前回，一柱作中流之砥；峯呈天外秀，萬年騰奎壁之光”。從下聯可以看出他建塔的宗旨和美好的願望。

二何25歲考中解元後，當時已是朝政衰敗，武政不修，寇亂之禍，發生了大饑荒。李二何身處此境，內心極為難過。與邑人商會共商平糶賑民辦法，首先捐出自己赴京會試的津貼花銀，兑換官谷，散賑饑民。

他還為梅州陰那山靈光寺的重修奔走募捐，他寫了《重修靈光寺募緣序》、《陰那山造橋募緣序》、《陰那山造橋募緣疏序》和《陰那山靈光寺山場田地碑記》。建造元魁塔期間，他奔走於鬆口和陰那山之間。天啓元年（1621年），江西高僧真蓮來陰那山主持靈光寺，發願向京師請一部“大藏經”，為山門之寶，當時廣東名寺皆有志書，如《南華志》、《鼎湖志》和《羅浮志》。李二何不辭辛勞，翻閲史料，走訪父老，跋山涉水，編寫成《梅州陰那山志》。在此期間，他遊遍陰那景點，寫下許多詩詞，詩中表達讀書之樂及其閒適之情。

崇禎元年（1628年），44歲的李二何第七次上京應戊辰科會試，這次考試不負他多年的努力，終於考中進士並榮獲會魁（即考生每18名為一組，這個組的頭名進士稱為會魁）。1644年4月24日（崇禎十七年甲申三月十八），中國發生了一樁驚天動地的大事，由李自成率領的農民起義軍攻入北京城，次日，崇禎皇帝走投無路在煤山自盡，一個曾經強大的明王朝統治大廈轟然垮塌。這時，一個梅州人不僅親眼目睹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漢族封建王朝的覆滅，還經受了人生何去何從的心理煎熬和肉體上的痛楚，更在民間催生了一出攜帶皇子隱身梅州的神奇傳説，這人就是明末翰林院編修李士淳。李自成大順義軍攻陷京都，崇楨帝自縊於煤山，朝廷崩潰，皇子皇孫四散外逃，二何與一些官員為大順軍所執，遭受四夾毒刑，逼其歸順，二何寧死不受其官職，他乘守卒疏忽之機，脱身出來，攜太子朱慈烺潛身歸裏，途中巧遇上京尋父的其子李梗，相將南行，抵家。

李二何秘密攜太子從京城回家鄉，沿途經過諸多波折，數次組織勤王之師，均未實現，為避開清兵追捕，日宿夜和，跋涉千里，馬不停蹄兼程奔赴南尊故鄉，抵達家園時刻，已是夜闌人靜，人們已入夢鄉。當他回到久別的故鄉，感觸翩翩，強忍悲痛，奮發精神，叩打喊門。在家胞兄匪何聞聲起牀，走到大門邊問道：“半夜三更誰叩門?”他細聲答道：“阿哥是我”。曾讀詩書、久受禮教、深識大節的匪何，聽出是弟弟的聲音，便厲聲呵責二何道：“國破朝廷亡，為何不忠於朝廷，隻身逃命？”拒不開門接納弟弟入屋。二何聽到呵責之後，伏在大門縫隙處，低聲分辨道：“阿哥，我是保護皇太子回來的。”匪何不敢聽信斯言，點起小燈籠從門縫隙處，觀察外面情況，果然有一小孩偎依其弟身旁。急忙開門迎接太子和弟弟等人進來，安頓他們的食宿。李二何回鄉之後，他與哥哥匪何懷着效忠祖國，反清復明的事業而奔忙，與賴其肖、羅萬傑、謝志汴等志土，秘密策劃在鬆口起兵，扶持太子登基，樹立起復興明朝大旗，號召各路勤王之師，以圖恢復大明江山。匪何兒子李直簡是個富商，鼎力支持叔父大業，出巨資建了一座殿堂式圍龍屋（此釐名為“世德堂”，規模大構造獨特，今仍存，曾有中外專家學者前來考察，遊人絡繹不絕）為太子登基時用。

二何有“國事於今成缺陷，家人從此愧團圓”之句。偷偷遁人梅州陰那山，二何始終認為陰那山是個福地，慚愧祖師可助他成功。他把陰那山聖壽寺（即慚愧祖師原創設的老庵）改名“紫殿”，暗中立下先帝牌位，早晚叩首參拜，行臣子之禮，親撰殿中楹聯雲：“黃鶴樓上，物換星移，但留水碧山青，再至呂仙逢舊主；白鶴洞中，春回秋去，又見花開子結，重來學士認前身。”聯中二何以呂仙自比，這個“舊主”正是明太子朱慈烺，二何也許自認“前身”是本寺僧人，此次遭逢大劫，正是大徹大悟之時。農曆三月十九是崇禎皇帝在北京自縊的日子，每年此日他們在靈光寺內祭奠先皇，為掩人耳目，便詭稱此日是“太陽生日”，至今仍被梅州客家人定為節日。

由於形勢嚴峻，二何力勸太子在寺中出家，太子為了保命，只好落髮為僧，法號“大山和尚”。清兵入粵後，大山和尚逃往交趾（今越南），後圓寂於羊城報國寺，其徒孫真愧和尚將其骸骨偷偷帶回程鄉縣葬於東郊祥雲庵側，這是後話。

李二何與明朝遺臣潮州郭之奇、豐順羅萬傑、鎮平（今蕉嶺）賴其肖、平遠謝上逵和澄海謝元汴積極聯絡，並爭取吳六奇，徐圖大舉。1645年（乙酉年），唐王朱聿鍵在福州即位，改元隆武，封二何為詹事府詹事，命其練兵籌餉，二何與子李梗、李梓來往於興、長、平、鎮之間，沿門托缽，有如乞丐，向大户募捐金錢糧食和募集鄉兵，又在鬆口攔河架設鐵鏈，過往商賈之船一律抽税，被人罵為“李秤桄”（即盤剝客商之意），但二何也是為國不得已得罪鄉親，所抽錢糧二萬，全部上交南明小朝廷，當時兵科給事中張家玉上疏稱其忠勞，贈詩有云：“灞上勞軍如見郭，關中轉餉不推蕭。”就是明證。二何命各鄉擇老練生員為長，練丁守險，梅州鬆口為閩粵水路樞紐，凡遺民志士來往經過者，由二何負責接待聯絡，類似近代交通站。

丙戌（1646年）三月，福州隆武朝廷陷落，清兵攻入潮梅，二何又遁入梅州陰那山，靜觀其變。永曆七年癸巳（1653年）二月，潮州總兵郝尚久與土弁蔡元反清歸明，形勢反轉。但是，郝尚久是易反易覆的小人，此舉實圖吞併，故得不到鄭成功和各路義兵的救援。清將耿繼茂與哈哈木等統清兵10萬，於八月至潮攻郝尚久，郝兵敗父子投井死，清兵屠潮州，死10萬人。李二何在梅州陰那山口小歇石上題詩云：“鐵橋過去便桃源，石上題詩不記年。寄語中原車馬客，風塵暫此一停鞭。”他勸同道放下武器（停鞭），等待時機，後來清朝逐日勢大，李二何反清復明的宏願已不可能實現了。再作徒勞也無功之事，不如遁入世外桃源，做個化逸民。曲折地表達了無力挽回乾坤的哀嘆。

清政府統治穩固以後，為籠絡人才，便大興文教，科舉取士，為了家鄉的教育，二何又捐出家產，建松江書院，親自講學，課士育才。人們把他比作漢朝大學者鄭康成、宋朝朱考亭（朱熹）。清政府幾次徵召他出山，他堅持不就。有“南山秀色喜長在，北闕徵書英再來”之誓言。“李翰林應召矣”只是清朝統治者欺騙各地抗清義軍的一句鬼話。永曆九年（清順治十二年，1655年），二何70歲，在縣城攀桂坊建先賢書院，講學其中，還應邀修撰《程鄉縣誌》並作序，署名為“順治甲午前賜進士第翰林院編修邑人李士淳撰，”一個“前”字，可以證明二何未受清朝的官職。

嘉應州程鄉縣丙村堡人李文古是李二何的同宗侄兒，富有民族氣節，不願獲取清朝功名。清政府強迫讀書士子進入考場，不考者格殺勿論，李文古巧妙地應付，在試卷上寫遊戲文字雲：“砍南山之竹，釣北海之魚，非鯉也，非鯽也畢叭聲，其鮎乎。”弄得嚴學台哭笑不得，便將他落選，正中其意。一天，李二何在梅州陰那山鐵橋邊涼亭內邀集李文古和一般詩友飲酒，席間講定要行“酒令”，這酒令規定：第一句是一個物件，第二句是一個古人名，第三句是官話第四句問什麼，第五句是回答，要用《千家詩》中的一句。酒令不合格者要罰酒三杯。李二何首先念酒令，説：“我有一張牀，送給張子房。張子房不要，為什麼不要？春色惱人眠不得。”末句暗喻自己處於國事混亂之時，不知如何是好。第二個詩友念：”我有一雙屐，送給王安石。王安石不要，為什麼不要？應嫌屐印蒼苔。”第三個詩友念：”我有一把傘，送給曹子建。曹子建不要，為什麼不要？翦翦秋風陣陣寒。”第四輪到李文古，他念道：“我有一雙靴，送給李二何。”在座者一聽都説：“李文古差了，牽二何是現在的人，你違反規定，罰酒三杯。”李文古笑道：“李二何是明朝進士，現在是清朝了，他算不算古人。”眾人無言以對。李文古繼續念：“李二何不要，為什麼不要？清明時節兩紛紛。”他故意把千家詩的“雨紛紛”改成兩紛紛。“這個清明時節就變成清朝與明清交替之”時節，形象地描述了李二何當時的心境，眾人歎服。李文古舉起酒杯説：“阿叔，要盡盅啊！”話裏有話，弄得李二何十分尷尬，只好自我解嘲説：”老叔雖不能盡盅，但我好得好。”這第一個“好”指愛好，與“孝”諧音，因李二何雖沒有明王朝盡忠（以身殉國），卻躲在家盡孝。

永曆十三年（清順治十六年，1659年），二何在梅州鬆口以建元魁塔落成三十週年為名，邀集各地名士、書生，聚於塔後文昌閣，敲鑼打鼓，飲酒賦詩，二何在會上宣讀了自己所作的十首七律，以表明心跡。

永曆十九年（清康熙四年，1665年）十月十四日，二何81歲因病卒於松江書院，臨終留詩一首：“報國扶傾事隱微，摧心殘局竟全非。如何當世悠悠口，不諒高山賦采薇。”對當世有人對他潑髒水感到遺憾。死後，公諡“文貞”，與原配饒夫人合葬於鬆口曬布岡，程鄉知縣王仕雲率鄰民眾種植樹木於墓的周圍，名日“李林”，並將其人祀於“程鄉縣（今梅州市梅縣區）鄉賢祠”，春秋致祭。李二何是個身處明、清兩個朝代的人物。他曾是明朝重臣，回鄉以後關心公益事業，潛心家鄉教育，編修地方史志。他的生平事蹟引起了專家學者們的關注，人們寫了很多研究他的論著。民間野史軼聞中有關李二何的故事也很多，人們把他的故事編成錄音帶（故事）、錄像帶（戲劇）廣為傳播。他是梅州一位頗帶傳奇色彩的人物。

“文為士範，行為士則”是東漢大儒、廉吏陳寔的人生寫照，是指一個人的文章、德行可以作為世人學習的楷模和典範。明末清初的李士淳，正是梅州士林在這方面的代表之一。

李士淳出生於書香家庭，父親李鵾是一名秀才。李士淳自幼聰穎，少年考中秀才，曾隱居家鄉附近的陰那山靈光寺，潛心讀書，根據寺前三棵柏樹，將自己的書齋命名為“三柏軒”。李士淳的科舉之路是比較順利的，二十五歲高中解元（鄉試全省第一名），四十四歲考中進士，雖略有蹉跎，但對一位嶺南士子來説也不算太遲，因為他讀書的目的並不是純粹為了仕途上的加官晉爵。讀書於陰那山時，他常引范仲淹“先憂後樂”的名言砥礪自己。他設館鄉里，名為“五龍館”，教授子弟。為了振興家鄉的文風，他在鬆口發起修建元魁塔，在塔下建文昌祠，修建耆英書院，以改變地方文風欠佳的現狀。在當時的經濟狀況下，建石塔是個大工程，李士淳晚年曾回憶：“家無擔石之儲，勉任千秋之事。沿鄉募化，逢人請求，人鹹嗤餘之迂……”就是在這一艱難的情況下，李士淳迎難而上，在崇禎庚午年（1630）完成建塔工程。修文峯塔振興文教的想法，以今天的眼光看並無科學根據，但在當時的觀念下卻也起到激勵士子和士民重教的精神感召作用。明代鬆口的進士寥寥無幾，而自李士淳後，登科中甲者不勝枚舉。

李士淳早年在家鄉倡導的另一項文化工程就是纂修《陰那山志》。陰那山是粵東名山，自唐代慚愧祖師潘了拳卓錫此地後，佛教寺院逐漸興起。到了明末，來自江西的真蓮和尚打算向朝廷請頒大藏經，以提升陰那山靈光寺的宗教文化地位。李士淳在繁忙的舉業中，抽空梳理陰那山的歷史，纂修了《陰那山志》，對陰那山的歷史、宗教、文化做了初步系統的整理，開啓了陰那山志書的修纂工程，其傳統一直延續至今天，為保存這一宗教文化聖地的歷史信息做出了巨大貢獻。

李士淳的文筆被清代學者吳蘭修比喻為“野馬脱繮，縱橫恣肆”，兼具卓越的史才、史學、史識，使他得以完成《陰那山志》的編纂。然而能夠完成包括日後的一系列艱辛文化工程，關鍵還是文化使命感在支撐着他的人生信念。 ^[14] 

在元魁塔落成的前兩年，李士淳考中進士，從此開始仕宦生涯，最初的六年是在山西的翼城、曲沃兩縣擔任知縣。

他上任翼城縣縣令伊始，“惠民訓士，朔望詣明倫堂，集諸士講學課文，捐俸建翔山書院，一時文風丕振”。對教育的重視，貫穿在李士淳的人生經歷中。在他調任曲沃縣縣令後，依然重視當地的文教，他在當地倡建喬山書院，“講學課文”。山西當時是貧瘠之地，適逢明朝社會動盪，李士淳重視文教，不少經費是自掏腰包。史料記載，自從他出任知縣到經選拔入中央政府的翰林院，“飲冰茹櫱，不名一錢，家居蕭然四壁，不殊寒素”。其《課士圖志》記錄，他捐建翔山書院俸銀一百六十兩；在曲沃他捐銀一百兩，作為當地士子科舉卷資。

在李士淳的努力下，在他任內翼城兩次鄉試中舉二十多人，會試中進士的六人；曲沃任內中舉十多人，中進士三人，都是他指導賞拔的士人。正因為李士淳以身作則推動在任地區的文教發展，他的人格魅力得到當地百姓和讀書人的擁戴，被認為是一位來自嶺南地區有德望的教育家，所以尊稱他為“嶺南夫子”。

今天想了解李士淳事蹟的人士，往往會選擇去鬆口銅盤下店的世德堂緬懷，其實這座宏偉的大屋並非李士淳的物業，而是他的侄子李椅（字直簡）建的房子，李椅是他哥哥李士濂的兒子。在鬆口，李士淳的後裔主要住在老街的書院一帶，部分則定居梅城攀桂坊的洗腳塘先賢書院，正因為物業不多，所以他的後裔不斷外遷，在鬆口圩鎮成為李氏望族的是他哥哥一脈，這也佐證李士淳是位清操有守的官員，在明末官員貪污成風的社會中，是個特殊的人物。

在曲沃知縣任上，當時發生旱災，朝廷撥出款項，命內臣前往賑救災民。山西省的最高行政長官委派李士淳察驗有災情的州縣。李士淳單車簡從，深入深山窮谷，進行調查和甄別，淘汰濫竽充數的冒領者，讓上萬受災最嚴重的窮苦百姓得到賑濟撫卹。李士淳的愛民和他注重當地教育的出發點是一脈相通的，文教發展是歷時較長才能見效的事業，他畢生醉心於此，正是他作為一名讀書人和官員的使命感所推動的。 ^[14] 

李士淳作為一名地方官員，盡忠職守，最後被召入中央政府擔任翰林學士和皇太子的講讀老師。但是他個人的努力終究是渺小的，由於社會的混亂和朝政的腐敗，造成局勢不可挽回。在農民起義和清軍入侵的夾擊下，明王朝最終轟然崩塌。

1644年3月，李自成率農民起義軍攻入北京，崇禎皇帝在煤山自縊，明王朝滅亡，史稱“甲申之變”。進入京城的農民軍對明朝的王公大臣進行拘押，採取拷打追繳財物的方式，李士淳沒有像太子的另一位老師項煜等人一樣投靠大順政權，因此列入羈押行列。羈押期間，李士淳曾遭受夾刑共四次，有些人因不堪此刑而死。幸運的是，《明季北略》雖以“慘甚”的字眼形容他受刑，大概用刑者沒有下死力，讓這位老者得以死裏逃生。此後，李士淳一度被釋放，但在四月初三又再次被囚。當月發生的大事，是大順軍在山海關被清軍和吳三桂的部隊擊敗，並在這個月底倉皇撤往陝西，大概是在混亂的無政府狀態中，李士淳才得以從牢獄中脱身“匍匐歸裏”。這年，他正好步入花甲之年。

李士淳南下的時候並沒有到福王登基的南京，這是因為南京同樣存在明末黨爭的局面。南明政權官員抱着黨爭的態度和絕對主義的封建節烈觀念，不但把投順和被迫臨時順從大順政權的明朝官員視為逆黨，而且荒謬地將李士淳這類拒絕合作而受刑的官員，經由南明朝廷的刑部定為“降賊諸臣”，罪名是“被囚偷息生還”，要求類似官員回鄉待罪。這樣，李士淳成了一名政治難民：大順，他不肯投降；清政權，他不屑於投靠；南明，他不被接納。所謂“匍匐歸裏”，不單是身體有傷，也有心靈受傷寫照的成分，這位“嶺南夫子”只好回到家鄉廣東程鄉縣鬆口。

1645年，南京的福王政權很快在清軍的進攻下土崩瓦解。唐王在福州被擁立登基，年號隆武。其時，身在家鄉的李士淳採取了積極的支持態度，他和小兒子李梓都接受了隆武朝廷的封職，這在一些早期的文獻或者族譜一類的民間文獻中可以看到。李士淳此時的職務有“吏部右侍郎詹事府詹事”、“禮部右侍郎詹事府少詹事”等，比清代官修志書中“前賜進士第翰林院編修”的記錄要長，而李士淳擔任的這些職務，正是南明政權的隆武以及後來的永曆皇帝頒授的。雖然這些職務是遙領，並沒有前往實地任職，但的確表明了李士淳嚴正的民族立場和忠貞的氣節。

儘管遭遇磨難和不理解，李士淳內心還是堅守對明王朝的忠誠。在清兵入粵前後，李士淳曾在程鄉縣鬆口保境自守，當時地方武裝勢力蜂起，三河以下有吳六奇的武裝虎視眈眈，北有堯塘張吉的地方武裝枕戈待旦。李士淳以嚴正的態度曉諭對方，還單騎到三河拜訪吳六奇，強調要團結對外、保境安民。他在鬆口梅江、松源河口，牽設鐵鏈、檢查點，對過往運輸船隻收取税金，作為支持南明覆國大業的經費。

李士淳支持張家玉在程鄉縣募兵勤王隆武政權，又曾與明朝遺民羅萬傑、何士冡等結“陶社”。今天的大埔縣湖寮鎮磐湖庵，還留有一塊碑記，正是他們之間交往的歷史遺蹟。另外，李士淳與揭陽籍進士郭之奇互通聲氣，曾力圖響應潮州總兵郝尚久的反正，以打通粵東地區與粵西永曆政權的聯繫。這些歷史都被近代著名學者温廷敬記錄進《明季潮州忠逸傳》一書中。

復明事業終告無力迴天，盡了忠後，李士淳採取的就是“逸”的態度。但他隱逸的方式又與同時期的羅萬傑、金堡（今釋澹歸）不同，後兩者是遁入空門，禪寂一生，而李士淳是隱逸鄉間、隱逸市井，思有作為。李士淳以年老為辭，謝絕清王朝的徵召，先在家鄉鬆口重建松江書院，為此賣掉田產數百畝，籌款五百兩白銀，構建一座有百餘房間，上中下三堂以及書樓的書院，聚眾講學；又在梅城東郊的洗腳塘建有建築一座，名為先賢書院（一説原名立誠書院，位於今華僑大廈附近），帶動攀桂坊一帶李氏、張氏、蕭氏家族文風的興起。他還應清朝第一任程鄉知縣葛三陽的邀請，領頭纂修已經一百多年未曾續修的《程鄉縣誌》。作為明朝遺民，李士淳出面修志，既有“苟有關世教，則稗史之與正史等耳，國史與邑志何擇焉”的態度，也有“而吾程之志，經百餘年，未及修葺，殘缺泯滅。次第不倫，豕亥魯魚，訛舛可疵，缺徵信考疑，無所景行仰止”的迫切感，更有心存明室，企圖保存明史地方文獻的用心。在修志的過程中，李士淳記錄了南明在粵東的活動歷史，包括職官、科舉等一類的文獻，只不過這些記錄在康熙年間劉廣聰續修縣誌時，以“查所記載，與近來條例殊多未合”為由刪除了。但這從側面反映李士淳心存明室的隱曲之心。

李士淳晚年以靈光寺的三柏軒作為自己文集《三柏軒集》的書名，他推崇柏樹，雖有飽經風霜、追求長壽的想法，更多的可能是迴應一些世人對他在明亡後沒有殉節的苛責。“歲寒而知松柏之後凋”，是柏樹的特性，也是李士淳在山河破碎、心無所依中堅貞與守望的一種表白。如果我們拋開傳統的封建節烈觀念，可以窺見李士淳一生堅守了施教愛民、忠於王室、心貞如一的信條，在社稷淪亡、死亡威脅、世人誤解、戰火紛飛中保持有功於社會、懷德為民的作為，是多麼可貴。1665年，李士淳在家鄉逝世，後世追諡“文貞”。此前一年，靈光寺門前的一棵柏樹枯萎。 ^[14] 

李士淳是科舉時代梅州人的一個典範，通過寒窗苦讀而金榜題名，實現從平民子弟到任地方官再擢升為京城中央政府官員的飛躍，其文章學問甚至得到皇帝的讚賞，從而被選為東宮侍讀，成為皇太子的老師之一。李士淳後來在自己的畫像上曾這樣自題：“幼樹幟於粵東，壯空羣於冀北，績再奏於巖疆。帝特簡之太乙，矢啓沃於儲宮，計寒暑已六歷，道漸達於邦家。”人生有此成就，夫復何求，可惜這位李夫子生於末世運便消，甲申之變讓這位封建社會的知識分子最終投筆四顧心茫然。

李自成進入北京城，羣龍無首的明朝中央政府一班臣子迅速出現分化，小部分如大學士範景文等人基於道德忠貞的理念，採取自戕的方式追隨崇禎而去，更多的是迫於形勢，主動或被脅迫轉投新的政權，其中就有與李士淳同為皇太子老師的項煜。那麼李士淳本人是作出怎樣的抉擇呢？按《程鄉縣誌》的説法，他沒有接受新政權大順朝的任命，因此受到刑笞，最後潛遁歸裏，具體則語焉不詳。李士淳在自己的文字裏也僅提到：“愧一死而未能”和心情沉重“匍匐歸裏”。

大順軍在農曆三月十八進入北京城後不久，對明政府的部分王公大臣進行羈押，目的有兩個，一是要求對方繳交財產，二是懲罰不肯歸順新政權者。這期間李士淳就被羈押在大順重要將領劉宗敏的軍營裏，湊巧的是，據有關記載，太子朱慈烺也被關押在劉宗敏處，兩人有沒有相遇碰面的機會，尚不得而知。羈押期間，李士淳曾遭受夾刑共四次，有些人因不堪此刑而死，幸運的是，《明季北略》雖以“慘甚”的字眼形容他受刑，大概用刑者沒有下死力，讓這位六旬老者得以死裏逃生。此後，李士淳一度被釋放，但在四月初三又再次被囚。當月發生的大事是大順軍在山海關被清軍和吳三桂的部隊擊敗，並在這個月底倉皇撤往陝西，大概是在混亂的無政府狀態中，李士淳才得以從牢獄中脱身，由於刑傷未愈，只能躺着被抬或車載走上還鄉的路程，即所謂“匍匐歸裏”。

在李士淳南歸的路上，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登基建立南明政權，改元弘光，按理，像李士淳這類官員應該成為接納的對象。但南明政權官員卻以黨爭的態度和從絕對主義的封建節烈觀念出發，不但把投順和被迫臨時順從大順政權的明朝官員視為逆黨，連李士淳這類拒絕合作、受刑的官員也被南明朝廷的刑部定為降賊諸臣，罪名是“被囚偷息生還”，要求類似官員回鄉待罪。這樣，李士淳成了一名政治難民，大順，他不肯投降；清政權，他不屑於投靠；南明，他不被接納。所謂“匍匐歸裏”，不單是身體有傷，也有心靈受傷寫照的成分，這位“嶺南夫子”只好回家做一名遺老了。至於他南下是否攜帶了太子或宗室某王同遁，面對殺氣騰騰的清政府及南北發生的假太子案，李士淳即使真的攜帶了某王，看到如此兇險的政治局面，大概也不敢輕易聲張。 ^[5] 

在《陰那山志》記錄的觀音座前香燈田租碑記裏，可見南明皇帝“永曆”的年號。 當年山中居住着一位名字頗為奇特的僧人——奯山和尚，山志記錄了他的兩首詩，其一： “誰人伸臂劃虛空，裂碎迷雲千萬重。 掌握明珠山吐月，周天星斗五輪中。”氣勢不凡，令人遐想。碰巧的是，靈光寺的三柏軒主人李士淳是明朝的翰林，曾任東宮侍讀，即皇太子的老師之一，相傳，他 南下逃離北京時，曾攜皇室人員潛遁歸裏。因明末皇太子下落不明，於是衍生出太子出家陰那山的傳説，奯山和尚甚至被認為就是出家的太子朱慈烺。奯山和尚 後輾轉來到梅城東郊的祥雲庵，不久雲遊越南，回國後圓寂在廣州報資寺。由徒孫慧日和尚運回其骸骨，葬在祥雲庵，留下一段撲朔迷離的歷史傳説。 ^[11-12] 

據説清初明室傾覆，李二何攜崇禎太子慈姅潛遁歸裏，與明唐王駕下兵部給事東莞人張家玉、明大學士揭陽人郭之奇陰圖規復，用蠟丸勾通，後人稱為反清復明"一杆稱"：張稱砣、李稱杆、郭稱鈎。後因大勢已去，未能有所作為。太子出家陰那，法號"弔和尚"，李二何則著述陰那，以為保護。今鬆口世德堂，相傳為李二何設計建造的明太子行宮。 ^[13] 

太子出家陰那，法號"弔和尚"，李二何則著述陰那，以為保護。李二何有詩"東山何處最崔巍？獅象灘前浪滾雷。石破天驚弔客至，披肝瀝膽紫宸開。趙雲阿斗肩孤命，雲貴徵袍護主來。收拾金甌掀鐵臂，龍飛九五又重回"可為佐證。 ^[13] 

清順治十年間，明永曆狩安隆，張獻忠餘部孫可望，李定國等均降順。李定國率一支軍自滇入桂，攻下沅靖、武崗、全州、桂林，殺清提督孔有德，出梧州攻粵，延平郡王鄭成功於閩沿海收復漳浦、平和、詔安、南靖，逼近潮郡。李二何以為時機已到，欲舉事鬆口。在梅江河口橫一鐵鏈攔河收税以充軍餉。郭之奇上奏疏於明永曆帝雲："潮郡衣帶漳泉，趾相錯也。.... ^[13]  ..

據陽江知縣饒章稟報，則鎮守惠潮原伯臣郝尚久反正有日，輔臣黃士俊、刑貳臣黃廣輔起義於廣，銓貳臣李士淳、僉憲臣羅萬傑、賴其肖、兵科都臣謝元汴起義於潮。但得詔蠟相通，修茅敵愾，其一呼萬應也。"李二何反清復明事從郭奏疏中可見。 ^[13] 

李士淳對梅州文化的貢獻，首先在保存地方歷史文獻上，《陰那山志》與《程鄉縣誌》的傳世，都和他的努力分不開。其次是推動了地方文化教育，倡導儒學，自己又先後創辦松江書院、立誠書院等一批教育機構。第三，李士淳運用自身的社會聲望和人脈關係，為地方文化的建構起到龍頭作用。他與明朝遺民羅萬傑、牧原和尚均有密切的交往，又曾邀請日後的大埔百侯進士蕭翱材來課讀子弟，李士淳家族還與攀桂坊的張、蕭兩大家族聯姻，對以書香世家為核心的科舉教育也起到推動作用。 ^[9] 

隱居的李士淳沒有忘記自己作為士大夫的責任，他鬻產得500金重修松江書院，在攀桂坊倡建立誠書院，親自教學造士，培養了諸多學生，從此鬆口文風大振，人才輩出。家風相傳，他的舉人兒子李楩是著名書法家，首創嶺南第一書法帖——《溪聲堂法帖》，他的孫子李恆熉更是高中解元。據統計，有清一代，鬆口出了10多位翰林進士和諸多舉人，如號稱“經學博士”的吳蘭修、翰林温仲和以及被稱為一門三進士的饒應坤、饒軒、饒軫三父子等。書聲遍於閭巷，教化流佈曠野，這些蒼穹文星印證了鬆口文教在科舉時代的發達，元魁塔也成為了一座名副其實的文峯塔。 ^[9] 

李士淳主要遺著有《三柏軒文集》、《陰那山志》、《古今文苑》、《燕台近言素言逸言》、《質疑十則》、《詩藝》等。 ^{[7]  [15]} 

李士淳的墓葬在鬆口鎮曬佈崗（今中山公園內原工農兵塑像的基地即為他的墓墳）。 ^[7] 

父親：李鵾，明朝秀才。 ^[14] 

兄長：李士濂。 ^[7] 

兒子：李楩，明思宗崇禎十二年（1639年）舉人，著有《函秘齋詩文集》。 ^[6] 

小兒子：李梓。 ^[14] 

孫子：李恆熉，清朝康熙四十七年（1708）戊子科解元。 ^[8] 

侄子：李椅（字直簡），李士濂之子。

李士淳在鬆口的後裔主要住在老街的書院一帶，部分則定居梅城攀桂坊的洗腳塘先賢書院。 ^[14]  從譜牒瞭解，李士淳家族與張家圍的肩一公家族、大河唇蕭墱家族、城內的侯謹度家族，均有聯姻之誼。印尼華僑李一正是李士淳的後裔，而且是他的兒子李楩一脈，可見李士淳、李楩的後裔已經在印尼開枝散葉，並非僅僅住在鬆口。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