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仲和

温仲和（1848—1904年），家名位中，字慕柳，號柳介，嘉應州鬆口大塘村人。少讀私塾，17歲入嘉應州學，與黃遵憲同窗。後隨父去佛山，就讀於陳蘭甫京卿門下，為“菊坡精舍”專課生。初學訓詁聲韻，繼專治三禮。清光緒十一年（1885年）試得優貢，後入北京肄業於國子監南學。光緒十四年（1888年），以優貢資格參試，考中順天鄉試舉人。翌年殿試中進士，欽點翰林院庶吉士。散館後授翰林院檢討。在翰林院任職四年後歸裏，到潮州主講金山書院，並任院長。1901年與同科進士、愛國詩人丘逢甲及粵東人士何壽朋、温丹銘在汕頭創辦嶺東同文學堂，並在該堂講學。1903年，丘逢甲離汕，嶺東同文學堂由温仲和主持。他深受維新思想影響，力主改良教育，提倡西學，親訂《同文學堂章程》，提出“以歐西新法教育青年，以維新鼓舞士氣”，要求學生“要關心時事政治”，向學生教以西學和灌輸愛國思想。他與黃遵憲、丘逢甲一起，主張廢科舉、興新學。今之鬆口中學的前身鬆口公學，就是在他積極倡議下由梅東書院改建的一所新式學堂。

温仲和才學淵博，治學嚴謹。不但對天文、氣象、算學、理化、.經史、地理等方面很有研究，且精詩文，善書法。光緒十六年（1890年），知州吳宗焯倡修《嘉應州志》，由温仲和任總纂。他精心設計，組織一批學者和測繪人員廣徵博採，嚴謹1修，從光緒二十年始，歷時8年編成32卷70餘萬字之《光緒嘉應州志》。這是温仲和對鄉邦文化事業作出的可貴貢獻。

光緒三十年（1904年）温仲和病逝於家鄉，終年56歲。黃遵憲親臨弔唁，有輓聯雲:“少年同志，卅載故交，寥落數星辰，傷哉梁木材頹，又弱一個；舊學商量，新知培養，評論公月旦，算到松江名德，同列二何。”丘逢甲亦親撰《柳介温公墓誌銘》，稱譽他是“舊學界之經濟家”、“新學界之教育家”、“弟子多成林者”。 ^[1-2] 

温仲和17歲入嘉應州學，與黃遵憲同窗。光緒十一年（1885）科試得優貢，入京肆業於國子監南學，光緒十四年（1888）中式順天鄉試舉人，光緒十五年（1889）登己丑科進士（與丘逢甲同科）。選翰林庶吉士，散館授翰林院檢討。温仲和在京任職四年後，回到故里。從光緒二十年（1894）起，主講於潮州金山書院並任院長。不久又任潮州中學（即金山中學前身）總教習。百日維新失敗後，他與丘逢甲一道創辦新式學堂一一嶺東同文學堂。

為籌措辦學經費，丘逢甲到港澳、南洋華僑中募集辦學經費。温仲和、姚梓芳等留在潮汕繼續主持“嶺東同文學堂”籌辦事宜。學堂於1901年初春開課。丘逢甲任監督，温仲和任總教習，兼任中文教習。温仲和親自制訂嶺東同文學堂章程，申明辦學宗旨是“以泰西新法教育青年，以維新鼓舞士氣”。他力主改革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教學內容除開設文學、史學課，還增設許多新課程，計有格致、化學、生理衞生、算學等。此外，特設“兵式體操”課，聘請留學英美的畢業生及日本“東亞同文會”的退伍軍官為教習。把中學與西學結合起來，學以致用，造就出真正於國於民有用的人才。

嶺東同文學堂開辦後，由於教學內容、教學方式都大異於舊式書院，很快聞名粵東，有志青年紛紛慕名投考。嶺東同文學堂培養出了相當數量的愛國人才，更為廣博的文化知識，而且思想活躍，關心國事，積極投身於愛國運動。

1904年，積勞成疾的温仲和返回家鄉鬆口。他在家養病，仍念念不忘教育救國，在鬆口大力倡導興辦新學。

温仲和不僅是一位傑出的教育家，而且還是一位著名學者，著作有《求在我齋集經説》《春秋公羊札記》《為學通義》《其觀通》等。他治學非常嚴謹，作為中文教習，“更酌今古文之通，舍其短而取其長，去其非而求其是......沿流溯源，證同別異，爬羅剔抉，務必得其真相而後已。”（見温廷敬：《求在我齋集序》）他“最精熟者，經則三禮，史則兩漢、三國志兼為古文辭。其致力也，初則取徑桐城，繼則追蹤東漢，人之慕先生者，鹹服其訓詁考據之精，詞章之美，信矣。然吾見先生入詞垣後，猶究心算術，知西書之確有實用，復日事探討。”他對當時國人的夜郎自大，故步自封，鄙視西學，極為不滿。饒芙裳稱頌他“融貫中西，而神識閎達”。

光緒十六年（1890）嘉應州知州吳宗焯倡議再修《嘉應州志》，舉薦温仲和擔任州志總纂，由梁詩五、饒芙裳兩位孝廉分擔編輯。温仲和一邊主講於潮州金山書院，一邊細心研究前人編修的地方誌，周密考證，集其優，精心編纂。他在致黃遵選信中寫道：“詩五手書亦接到，催志稿甚緊。人物一門草稿頗具，非不容易。惟目下心亂如麻，未能遽及。烈女稿亦未寄來。南漢烏金塔全完約幾塊，現存幾塊？俱望一一示知，不僅搨本而已也。下馬石亦當開明所在，款式如何？近人所著筆記有關勸戒者，或可採入‘叢談’中。”（見《與黃京卿公度書》）可知他對編纂工作十分嚴謹，可謂一絲不苟。歷九年時間，編成《光緒嘉應州志》。是嘉應地區一千多年來較為翔實的地方誌書，也是嘉應州歷史上正式出版的最後一部地方誌。

温仲和精於詩文。他的《求在我齋詩文集》中多有佳作。鬆口銅琶橋將對聯和梅嶺亭對聯都是他的傳世遺作。橋聯雲：“憶昔日小溪方漲，大河前橫，正柳邊人待歸船，茫茫彼岸；喜今朝樵子負薪，牧童驅犢，看桃洞花隨流水，隱隱飛橋。”亭聯曰：“世間重任實難挑，菱角凹中，亦可息聊坐凳；天下長途不易走，梅花嶺上，何妨歇足漫斟茶。”

光緒三十年（1904），温仲和病卒於家鄉，終年56歲。黃遵憲親臨執紼弔唁，作輓曰：“少年同志，卅載故交，寥落數星辰，傷哉梁木材頹，又弱一個；舊學商量，新知培養，評論公月旦，算到松江名德，同列二何。”悲愴壯麗，哀悼深沉。丘逢甲亦為他親自撰寫《柳介温公墓誌銘》，稱譽他是“新界教育家”、“弟子多成林者。 ^[3] 

在晚清的梅州先賢中，温仲和是一個被時常提及的名字，他在當時的梅州士子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丘逢甲銘其墓，評價其“制行則古之君子，講學則今之通儒”。丘氏之語，是對温仲和一生最為準確的概括。温仲和是一個謙謙君子，他的威望源自於其讓人佩服的君子之風。

温仲和十七歲入州學，光緒十一年（1885）科試得優貢，入京肄業於國子監南學。光緒十四年（1888）中式順天鄉試舉人，次年為乙丑科進士，欽點翰林庶吉士，散館授翰林院檢討。任職一年後，迴歸故里，光緒二十年（1894）起，先後任潮州金山書院院長和潮州中學（今金山中學）總教習。

百日維新失敗後，清廷明令恢復八股舊制，温仲和公開反對，提倡新學，並因此被排擠而去職，與好友一道創辦新式學堂——嶺東同文學堂。光緒三十年（1904）返回家鄉鬆口養病，同年在家中病逝。 ^[4] 

温仲和於光緒十一年（1885）參加科試得優貢，入京肄業於國子監南學。光緒十四年（1888）中式順天鄉試舉人，次年為乙丑科進士，欽點翰林庶吉士。所謂庶吉士，亦稱庶常。其名稱源自《書經·立政》中“庶常吉士”之意，是中國明、清兩朝時翰林院內的短期職位。庶吉士一般為期三年，其間由翰林內經驗豐富者為教習，授以各種知識。三年後，在下次會試前進行考核，稱“散館”，成績優異者留任翰林，授編修或檢討，稱“留館”，其他則被派往六部任主事、御史，亦有派到各地方任官。温仲和在散館後，被授“翰林院檢討”，這是一個屬於從七品的閒官，掌修國史。

温仲和在翰林院檢討任上未及一年，便迴歸故里，光緒二十年（1894）起，先後任潮州金山書院院長和潮州中學（今金山中學）總教習。百日維新失敗後，温仲和與好友一道在汕頭創辦新式學堂——嶺東同文學堂。

縱觀温仲和一生，其並無意在官場上奔波，而是樂於過一種鄭板橋所描述的“半飢半飽清閒客，無鎖無枷自在囚”的生活。

温仲和這種生活道路的選擇，並非因為其本人沒有經濟之才，相反，其學問文章，深為時論所歎服。丘逢甲謂之“今之通儒”，不但精通經史，且不囿舊學，能與時俱進，以身作則鑽研理化、天文、氣象、地理，並編寫了《代數幾何算稿》，把數學列為各學科的根本。他是“舊學界之經濟學家，新學界之教育家”，饒芙裳（梅縣鬆口人，廣東名儒，曾任廣東教育司司長，眾議院議員）謂之“融貫中西而神識宏達”，“人之慕先生（即温仲和）者，鹹服其訓詁考據之精，詞章之美”，“入詞垣後，猶究心算術，知西書之確有實用，復日事檢討”（饒芙裳《求在我齋集序》）。可見，温仲和的學問才華，是出類拔萃的。

既如此，為何其無意仕進，而選擇回鄉課徒呢？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時局的混亂讓他覺得事無可為。温仲和曾向友人梁居實（嘉應州人，曾長期出使外國，清廷賜寶星勳章，從二品官銜）談及其選擇回鄉課徒的原因是“靜以待命”。“靜以待命”四字，在梁居實聽來，別有一番感觸，他對温仲和説：“‘靜以待命’一語，尋常聞者，不之覺，我聞之，使我心益悲矣，蓋必百方籌劃，夫然後能作語。又必滿腔悲憤，夫然後乃出此語也。閣下寧不喟然耶？”（梁居實《致温仲和書》）儘管如此，但在眾人競進之時，他選擇鄉居課徒，也是源於他身上有一種甘於淡泊的君子之風。 ^[4] 

和全國各地一樣，晚清時期的梅州地區，社會矛盾極為尖鋭，大變局下的各集團利益變動，使得地方士紳之間彼此相互爭鬥捏控。但是，温仲和非但沒有陷入鬥爭旋渦之中，相反，爭鬥各方在談及温仲和時，都是頌揚肯定之語。這是由於他除了甘於淡泊外，還有一種與人為善的君子之風。正如丘逢甲所評論的一樣，温仲和“性和而節，與人若無不可”（丘逢甲《温慕柳先生墓誌銘》）。

温仲和的許多著作都已散佚，在其過世後，其子温德輿復收其經説詩文合為一集，刊之以傳世，名曰《求在我齋集》。集中存有温氏詩歌七十九題一百零八首，書信二十通。從這些留下來的文字中我們可以看到，他與黃遵憲、丘逢甲、梁居實、梁國瑞（嘉應州保安局總辦）、葉璧華（嘉應州才女，詩人）、劉燕勳（畢生堅守鄉野的嘉應州老書生）、陳展雲（鎮平人，曾任廣西陽朔、天河知縣）、陳元焯（長樂人，曾歷官江西鉛山、可安、東鄉、贛州、興國等七縣知縣）、饒芙裳等都有良好的交往。而這些人大多是地方權紳或意見領袖，對地方事務有極大的影響力。

另外，温仲和過人的才學及其與人為善的待人態度，加之不論是其家鄉鬆口，還是其教學之所潮州、汕頭，都是南洋來往唐山的必經之地，所以，他在梅州地區的南洋華僑中享有崇高的地位。他與張弼士（南洋首富，被清廷委為新加坡總領事）、謝夢池（馬來亞南洋鉅富）、梁璧如（謝夢池女婿，南洋富商）、張榕軒（嘉應州鬆口人，晚清著名愛國僑商，是中國第一條華僑商辦鐵路——潮汕鐵路的創辦人，被清廷委為駐檳城副領事）、張耀軒（張榕軒之弟）、梁映堂（印尼華僑領袖）等人都有頻密的書信往來，他們來往唐山時也經常會到他的家中或學校拜訪。

與人為善的君子之風，使温仲和得到大家的共同尊敬，當其病逝之時，“行道之人，識與不識，聞者莫不哀而惜之，以為君子哉！”（丘逢甲《温柳介先生誄》） ^[4] 

晚清時期士紳所要興辦的任何地方事務，首要者便是籌款。而欲籌款，首要者便是向南洋富商募集。由於温仲和在南洋華僑中有崇高的地位，地方士紳便常常求助於他。而温仲和大多數時候都傾力幫助。

例如，1902年，嘉應州因為水旱迭遘，饑饉洊臻，米價驟增，鬥米貴至千錢，以黃遵憲為首的一些地方士紳，擬合眾人之力召集一公司，以蕪湖、鎮江等處為內地米源，暹羅、安南等地為外洋米源，運米返州發糶。黃遵憲將招股啓事寄給温仲和，希望其協助募款。温仲和收到啓事後，旋擇請各富老到場，或由本家先函知外洋認股，然後再發函告急於南洋諸鉅商。他並引朱子之語表達自己對此事望其可、望其成的態度，表現出其不求成功在我，樂於成人之美的君子之風。此後，地方士紳們又擬在米源地蕪湖辦工藝廠，製造仿西洋通行之式的兒童玩具回州販賣。同時，還想利用温仲和主持的嶺東同文學堂，在米源入口地汕頭另辦一工藝廠， 以潮嘉物產為原料製造產品外銷。而這一切，温仲和都給予了大力支持。

另外，1903年地方士紳成立“嘉應興學會議所”，黃遵憲自任會長，發起地方辦學活動，温仲和在學校的選址、經費的籌措、課程的設置、教材的建設、師範生的選送等方面，都給予了大力幫助。

再如，1890年，地方士紳梁國瑞等建議州官重修州志，聘温仲和為總纂。温仲和不但承擔總纂任務，而且積極協助籌款募捐，歷時八年完成了《嘉應州志》。圖片

既勇於任事，又樂於成人之美，這是温仲和君子之風的另一側面。 ^[4] 

温仲和甘於淡泊，與人為善，樂於成人之美，這並不表示他是一個沒有原則的老好人。相反，他的待人處事，有着堅定而清晰的原則底線，這點，丘逢甲在《温慕柳先生墓誌銘》中有明確的表述，他説温仲和“性和而節，與人若無不可，然堅毅有守。義不可，雖勸掖輒婉謝之；其所可，雖不為嶄嶄行，然必達所守之義而後已，俗論不能搖”。而在黃遵憲等人擬辦米公司而要温仲和協助募款時，温仲和也在給黃遵憲的回函中清楚地説明了他的原則底線，他説：

朱子雲：聖賢辦事，豈不望其可，望其成。然必事求可功求成，聖賢自不如此，所以然者，以斷之以義故也。公今日出而主持此事，正所謂見義勇為者，弟等安敢不相助乎？運米多則米價自平，人心自靖。米價平，人心靖，地方自安。防賊防飢兩者皆不容稍懈。雖知其難，以今日保衞桑梓而論，無要於此，不敢不勉也。

可見，他雖然有“望其可，望其成”的成人之美願望，但是否助其成，須“斷之以義”，“義不可，雖勸掖輒婉謝之；其所可，雖不為嶄嶄行，然必達所守之義而後已，俗論不能搖”。他之所以為黃遵憲等人辦米公司而協助募款，是因為此事對平米價，靖人心，安地方有益，所以，他見義勇為，不敢不勉。同樣，他為地方士紳的辦學活動出力，是因為辦教育是有利國家民族的大好事。

相反，若事情不合道義，他則堅決不予支持。

例如，光緒二十六年（1900），義和團運動興起，粵東客籍地區陷入動亂之中，黃遵憲等地方士紳擬團練鄉勇自保。温仲和則提出“團練鄉勇，不如募練營勇”的不同意見，他認為“練四五營兵，以三營保潮，以兩營保嘉”，“較之團練，尤為得力”。所謂團練鄉勇，係指從地方上招募勇丁訓練。鄉勇平時在自己家裏發展生產，一旦有事便集合起來平亂；所謂募練營勇，即地方募集資金，從綠營中抽選兵丁訓練，專職防衞地方。温仲和反對團練鄉勇，主張募練營勇，真實的意圖大概是擔心鄉勇與地方勢力關係過於密切，容易被別有用心的人士利用，違背保土安民的初衷。事情未依其主張發展，他也不願參與到地方團練事務之中。後來的事態發展證明，在黃遵憲等人去世後，地方武裝（嘉應州保安局）成了個別權紳的私人工具，在地方上平添了許多動亂。

再如，當時許多大家族興起修譜風氣，而在修譜過程中總是喜歡不顧事實地攀附名人以顯貴。對此，温仲和吶喊：“豈能以一人之手掩天下目哉？”所以，當晚年黃遵憲在家修《攀桂坊黃氏族譜》時，温仲和就對其中的錯誤進行了不留情面的指正。

以上事例説明，甘於淡泊、與人為善、樂於成人之美的外表之下，温仲和有着堅定的道義追求，而這，正是其君子之風中最為可貴的一面。 ^[4] 

温仲和生前著述有《求在我齋集》(四集七卷)、《三禮彙纂》《讀春秋公羊札記》《為學通義》《其觀通》及詩文集等。 ^[2] 

温仲和不僅精詩文，而且善書法。温仲和作字，恃仗的是敏感和學養，如蘇東坡一樣“直以神遇而不以力致”。温仲和的隸書取法漢隸，尤着力《史晨碑》《張遷碑》。潮州鐵巷黃已公祠門樓有四幅隸書石刻，字體方整沉厚，骨肉停勻，波磔分明，法度嚴謹，用筆方圓兼備，平正中有秀逸之氣，虛和中有整飭態。而温仲和楷書和行書則帶有很強的蘇東坡書法意趣。蕉嶺縣文福鎮淡定村丘逢甲故居的正門有温仲和所題寫楷書“培遠堂”，這三個大字不矜而妍，不束而嚴，不軼而豪，其英氣逸韻，可高視古人。《銘雀硯齋印存》中有温仲和水印行書題詞五頁，其精緻的筆畫，姿媚的字態，鬱郁的情調，將我們帶進一個清新純淨的世界。卷末落款為“丙申四月嘉應温仲和”，蓋兩方印，一為“恨相知晚”，另一為“翰林院檢討嘉應温仲和”。汕頭黃紹炮收藏温仲和寫給劍珊的一件行書扇面：“心在水精域，衣沾春雨時。洞門盡徐步，深院果幽期。到扉開復閉，撞鐘齋及茲。醍醐長髮性，飲食過扶襄。把臂有多日，開懷無愧辭。”此扇面書法的主要特色是用筆多取側勢，結體扁平稍肥，字內短促的筆畫密疊。撇捺順左右斜展，呈“白鶴亮翅”之勢；鈎折圓動剛毅，似“金雞翹首”之姿，如“飛泉絕壁”之態。看似信筆揮灑，意忘工拙，可又姿態百出，天真浪漫，氣象雍容，自出新意。

温仲和擔任嘉應州志總編，歷時八年，終成《光緒嘉應州志》。著有《求在我詩文集》《三禮彙纂》《春秋公羊記》等。丘逢甲所撰《介柳温公墓誌銘》稱其為“舊學界之經濟家”、“新學界之教育家”。

蔡起賢在《“潮州學派”形成及其影響》一文中，認為温仲和在潮州中學堂這一段時間，學生都受他的影響，蔚然成為一個學派，在這個學派中成就較大的有温廷敬、饒鍔、饒宗頤，他們都有精湛的著述，其中饒宗頤更是國際漢學大師。此外黃仲琴、翁東輝、劉聲繹、吳雙玉等也是這一學派的佼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