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奴派

“有奴派”是相對於“無奴派”而言的。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隨着改革開放新時期的到來，特別是鄧小平同志於1978年12月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發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講話以來，中國史學界長期定為一尊的“有奴派”主張“中國經歷過奴隸社會”，受到了黃現璠等學者的有力挑戰。正如原青海師範大學校長張廣志教授明確指出：“‘文化大革命’十年，林彪、‘四人幫’打着毛澤東的旗號，把郭沫若的分期説定為一尊……總的説來，新時期古史分期的討論實不過建國後至文革前十七年那場討論的延續、延伸，在理論上和方法上，並無大的進展、突破，因此，在經歷了一段短暫的繁榮、熱鬧後，便漸漸沉寂下來。這種情況，再加上改革開放新時期的寬鬆學術環境，促使一部分學者決心從根子上重新認識、檢討中國古史分期問題，即中國歷史上到底存在不存在一個奴隸社會發展階段？如果它根本就不存在，還在那裏爭論中國的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間的分期、斷限問題，豈不荒唐！新時期主張中國無奴隸社會發展階段説的學者有黃現璠、張廣志、胡鍾達、沈長雲、晁福林等。”（張廣志：《中國古史分期討論七十年》，載《文史知識》2005年第10期）西安理工大學人文學院王長坤教授和魯寬民、尹潔等學者同樣指出：“粉碎‘四人幫’後，特別是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史學領域的研究氣氛非常活躍，中國古史分期的研究也出現了新的勢頭……‘中國未經奴隸社會論’又再度悄然興起。1979年，黃現璠教授發表了《我國民族歷史沒有奴隸社會的探討》一文……文章發表後，得到張廣志、胡鍾達、沈長雲等人的支持。而且擁護者越來越多，近年來發表的此類文章已近百篇……目前這一派（即無奴派）正像趙光賢教授在《文史知識》1986年第五期撰文指出的那樣：現在又重新被人們所重視，擁護者好像越來越多，有一種漫燃的現象。相反‘中國奴隸社會論’和者不多，缺乏新意，受到否定者的有力挑戰。”（王長坤、魯寬民、尹潔：《中國古代社會性質問題研究綜述》，載《唐都學刊》第21卷第3期，2005年5月）因此，當今學界人士一般將主張中國歷史“存在奴隸社會發展階段説”的學者歸為“有奴派”，將主張中國歷史“無奴隸社會説”的學者歸為“無奴派”。普遍認為：當代“有奴派”領袖為郭沫若，代表學者為范文瀾、翦伯贊、呂振羽、侯外廬等人；而“無奴派”領袖為黃現璠，代表學者有張廣志、胡鍾達、沈長雲、晁福林等人。中國學術界雖然沒有嚴格意義上的承上啓下學派，但觀點相近、主張類同的學者，一般被視為同一“派”。這就是“有奴派”之稱的由來。現將“有奴派”導師郭沫若和“無奴派”導師黃現璠的生平和學術略介如下，以利於加深瞭解“有奴派”。

郭沫若（1892—1978），四川樂山人，原名開貞，我國著名文學家、戲劇家、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幼年在鄉讀私塾，後到中學，1914年到日本留學，學習醫學。此間改名為沫若，以取家鄉兩條大河——大渡河（古稱沫水）、青衣江（古稱若水）之名。五四運動對他產生了較大影響，1919年到1920年，他創作了幾十首充滿革命激情的白話詩，1921年以《女神》為題，結集出版，這是我國新詩運動的奠基之作。1921年，他與成仿吾、郁達夫等組建了進步文學團體創造社。1923年，郭沫若在日本帝國大學醫科畢業，但他認為“要使祖國早日覺醒”，“必須創立新文學”，乃棄醫繼續從文。這期間，他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認為唯物史觀是“解決世局的道路”，並表示馬克思、列寧是“我輩青年所當欽崇的導師”。1924年，他回到國內，參加了1926年的北伐戰爭，在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任職。在蔣介石叛變革命前夕，1927年3月31日，郭沫若撰寫《請看今日之蔣介石》，揭露其反動面目。南昌起義後，他趕赴南昌，並在南下廣昌的路上由周恩來介紹入黨。此後，為躲避國民黨當局的懸賞緝捕，黨組織安排他再次東渡日本。在日本，郭沫若克服經濟上的拮据和資料的匱乏，對中國古代社會進行了深入研究，寫出《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甲骨文字研究》等很多著作。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郭沫若冒着生命危險回到國內。此時，第二次國共合作業已開始，郭沫若在陳誠任主任、周恩來任副主任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擔任廳長。1940年以後，他寫了《棠棣之花》、《屈原》等一批歷史劇，其政治性、藝術性都十分強烈，在中國話劇史上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稍後，他又寫了《青銅時代》、《十批判書》等史學論著。新中國成立以後，他任中國科學院第一任院長，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全國政協都擔任過重要職務。這時期他又寫了《奴隸制時代》等歷史論著，主編了《中國史稿》，創作了《蔡文姬》、《武則天》等歷史劇本。教材中所舉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作於1930年。郭沫若根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從當時社會生產狀況出發，分析了中國古代社會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説明了古代社會階級和階級矛盾及其對社會發展的作用。同時，他不容置疑地指出，中國古代經歷了奴隸制社會，“對於馬克思的那個鐵則並不是例外”，從而對否認中國沒有奴隸制時代進而否定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的論調進行了有力的駁斥。

在對中國古代社會的研究中，有奴派的反對者主張“中國歷史”沒有經歷過“奴隸社會”，因此也簡稱為“無奴學派” （這裏所言的“有奴”或“無奴”中的“奴”，一律指“奴隸社會”，而非指“奴隸”或“奴隸制”，特此説明）。當前學界人士將主張中國歷史“無奴隸社會説”的學者羣體歸為“無奴學派”。普遍認為當代“無奴派”領袖為黃現璠，代表學者有張廣志、胡鍾達、沈長雲、晁福林等人（即‘無奴學派’五名家）。中國學術界雖然沒有嚴格意義上的承上啓下學派，但在古史分期中論述中國古代社會有無奴隸社會的問題觀點相近、主張類同的學者，一般被視為同一“派”。

1979年，黃現璠教授發表了《我國民族歷史沒有奴隸社會的探討》一文。文中指出：“我堅決主張我國歷史上沒有奴隸社會，漢族沒有，少數民族絕大多數也沒有。”“歐洲的希臘，羅馬由氏族制社會變為奴隸制社會，就不是人類社會發展規律，世界通例，而是歷史特例。”文章發表後，得到張廣志，胡鍾達，沈長雲等人的支持。而且擁護者越來越多，近年來發表的此類文章已近百篇。

目前這一派正像趙光賢教授在《文史知識》1986年第五期撰文指出的那樣：“現在又重新被人們所重視，擁護者好像越來越多，有一種漫燃的現象。相反‘中國奴隸社會論’和者不多，缺乏新意，受到否定者的有力挑戰。”而青海師範大學原校長張廣志教授的話語最能説明他治學嚴謹的態度，他先後説：“事實上，從時間先後講，帶頭第一個衝破這個禁區的是當時已年屆81歲高齡的黃現璠老先生，他的文章題為《我國民族歷史沒有奴隸社會的探討》，刊登在《廣西師範學院學報》1979年第2、3期上。隨後進入這個禁區的才是張廣志。”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