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里什文

1873年1月23日（新曆2月4日），普里什文出生於俄羅斯奧廖爾省葉列茨縣一個破敗的商人、地主家庭，童年時代在接近自然世界的鄉村度過。他的青少年歲月經歷了俄羅斯19世紀末20世紀初民主思潮的洗禮，還在上中學時就對當時興起的馬克思主義思想產生興趣。1894年他考入拉脱維亞里加綜合技術學校，不久開始翻譯德國革命家倍倍爾的作品，1897年因傳播馬克思主義被捕入獄。出獄後留學德國，在萊比錫大學哲學系攻讀農藝學。在此期間，他大量閲讀了斯賓諾莎、康德、尼采和歌德的著作。1902年回國，開始是在莫斯科近郊的克林和盧加地區做農藝師，後受著名民俗學家翁丘科夫委派，到當時很少有人研究的俄羅斯北方白海沿岸的密林和沼澤地帶進行地理和人文考察，蒐集了大量珍貴的民間文學作品。他從人類學、社會學、民族學角度，對當地的文化歷史進行了深入探討。根據考察見聞，寫成隨筆集《飛鳥不驚的地方》，以富有民間文學特色的語言，細緻而生動地描繪了該地區的自然地貌和人文景觀，描述了尚未被現代文明衝擊的農民、漁夫、獵人、婦女和兒童的淳樸生活和風俗習慣，並且尋幽探秘，追尋當地文化和分裂教派傳統彙集而成的獨特地域文化，融合了從歷史深處延宕而來的凝重而從容的思考。《飛鳥不驚的地方》的成功使普里什文在俄羅斯文壇嶄露頭角。

在以後的10多年中，普里什文的多數時間都在路途、山水中度過，行吟漫遊成為他一系列探求的開端。在此期間，他又寫了《跟隨神奇的小圓麪包》（1908）、《在隱沒之城的牆邊》（1909）、《黑阿拉伯人》（1910）等隨筆集，分別記述自己的幾次旅行經歷。在二三十年代，普里什文相繼推出自傳體長篇小説《惡老頭的鎖鏈》（1923－1954）、隨筆集《別列捷伊之泉》（1925－1926）、《大自然的日曆》（1925－1935）、《仙鶴的故鄉》（1929）、中篇小説《人蔘》（1933）等，這些作品的問世標誌着普里什文創作風格日臻成熟，尤其是《別列捷伊之泉》，更具轉折意義。不僅標誌着普里什文“自然與人”創作思想的生成，而且最終使他為年輕的蘇維埃文學所接納。在這部作品中，作家按照自然的時間推進，並應和於自然界的種種變化，從春天的第一滴水寫起，直至人的春天，其間穿插着俄羅斯中部鄉村的打獵、農事、節慶等生活細節。在這裏，普里什文不僅把自然與具體的日常生活，與人的複雜情感結合起來，而且第一次把“大地本身”當作“故事的主人公”。這表明，在普里什文那裏，自然不再僅僅是人生存的外在環境，不再是存在於人之外的特異的東西，它就具體地貫穿於生命活動和生活進程中，成為一種深入人的實際生活和具體進行在人內心世界中的過程。四、五十年代是普里什文創作的全盛時期，《沒有披上綠裝的春天》（1940）、《葉芹草》（1940）、《林中水滴》（1943）、《太陽寶庫》（1945）、《大地的眼睛》（1946－1950）、《船木松林》（1954）和未完成的《國家大道》都為作家帶來更廣泛的聲譽。他的作品《林中小溪》被選入蘇教版九年級上冊語文書。1954年，普里什文卒於莫斯科近郊的林中別墅。

普里什文不俗的文學成就使他有理由被俄羅斯文學界和讀者推為名家。上世紀50年代和80年代，莫斯科文藝出版社曾分別出版他的6卷集和8卷集，至於作品的單行本也是不斷再版。根據近期資料，1999年“竹林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林帳》，2000年“行動出版社”在“經典薈萃”系列叢書中將他和帕烏斯托夫斯基的中短篇作品結集出版，“蜻蜓新聞出版社”再版了《孩子與鴨子》，2001年“奧林巴斯行動”、“卡拉普斯”、“探索者世界”、“兒童文學”等幾家出版社分別重印了作家的《太陽寶庫》、《刺蝟的故事》等，“國家出版社”也出版了普里什文新選集的前兩冊。此外，從1998年至今，至少已有19種中、小學生課外閲讀書籍中收入了普里什文的散篇作品，這些書籍的總髮行量已超過33萬冊。他時而作為民間故事的寫作者與克雷洛夫、托爾斯泰等人並列齊名，時而又作為描寫俄羅斯自然的聖手與普希金、屠格涅夫、費特等人同時出現，時而他還作為著名的兒童作家被列入馬克·吐温、羅大里一類。

表面上看，俄羅斯人一直在讀普里什文，即便在市場化、商品化的新俄羅斯時代，人們對他的興趣似乎也並沒有明顯衰減，然而就是在這一片出版熱潮的背後，普里什文的文學意義實際上卻在悲劇性地被淡忘和湮沒。從當下普里什文作品的傳播範圍和定位中我們也不難看出，他的文學和精神意義都被大大貶低，他創作中的兒童視角被狹義的兒童文學所取代（上文所列新版書幾乎都屬於“中小學生文庫”、“兒童經典”系列），以至於再版的作品只集中於一兩部童話和描寫自然生活的短篇故事，連《人蔘》、《葉芹草》這樣的作品都難以受到青睞，更毋寧説那些始終沒有引起充分重視的長篇和中篇小説。

面對現狀，我們被一種深深的矛盾所支配。一方面，我們似乎應該慶幸，許多成年人依然在不捨不棄地引導孩子閲讀普里什文。我們不想否認這些經濟行為背後的商業利益，但是在商業利潤和對作家狹隘的理解之外，我們仍然能隱約感受到潛意識中的某種精神性存在：那就是對作家所深入思考的“自然與人”問題的關注和對親近自然的民族文化傳統得以薪火相傳的冀望。然而另一方面，當普里什文僅僅是作為兒童作家被看待時，我們又感到無言的悲哀。悲哀來自我們對普里什文的些許理解：對他為人、為藝術的誠懇，對他一生所承受的壓力和內心無以排解的矛盾，對他藝術中苦心追求的理解，換個角度，我們也可以説，悲哀來自於他在今天俄羅斯讀者中的不被理解，而且這樣的不理解如果一成不變地重複下去，就會成為不斷增生的誤念，隨着作品發行量的增大而流播得愈廣愈深。只要將普里什文的專著與結集出版物的發行種類和數量稍加對比，就不難發現，普里什文作為“這一個”，作為具有開創性意義作家的獨特性正在無奈地消隱於“這一類”中。

可是早在20世紀初，高爾基就認識到普里什文作為藝術家的獨特性。他誇讚普里什文的作品言之有物、結構嚴整、內容豐富、真實可感，達到了俄羅斯文學史上未曾有過的完美。他在《論米哈伊爾·米哈伊洛維奇·普里什文》中讚歎道：“在您的作品中，對大地的熱愛和關於大地的知識結合得十分完美，這一點，我在任何一個俄國作家的作品中都還未曾見過。”高爾基甚至將普里什文作為蘇聯文學的範本加以提倡：“通過他，我看到了似乎還不盡完善，卻被一雙天才之手描畫的文學家的形象，蘇聯文學就應該是這樣。”勃洛克在為普氏的特寫集《在隱沒之城牆邊》所著的評論中也指出：普里什文極好地掌握了俄羅斯語言，許多純粹的人民語言，雖然已經完全被當時“表面化的文學（主要指城市文學）所遺忘”，但對普里什文來説仍是鮮活、有力的。法捷耶夫則在致普里什文的信中承認：“《飛鳥不驚的地方》是培養我成人的書籍之一。”作為普里什文開創的哲理抒情散文傳統的直接繼承者，帕烏斯托夫斯基對這位文學前輩評價甚高。他認為，普里什文的一生是誠實的一生，他所寫俱是其所願，從不違心地趨時附勢或追逐虛名小利。他這樣的人永遠都是生活的創造者和人類精神的豐富者。

然而就是這樣一位曾為不少名家高度評價的作家，今天卻只被認定為寫自然風景、民間故事和兒童文學的作家，其中的原因錯綜複雜。但我們尤其想指出文學批評在此中所起的作用。從20世紀30年代到50年代中期，由於受“現實主義——非現實主義”二元對立思維定勢的影響，蘇聯批評界對浪漫主義文學，尤其是帶有濃郁抒情色彩的浪漫主義文學一直採取漠視態度，將之視為膚淺的、缺乏社會教育功能的、遠離人民生活的落後潮流。普里什文雖然稱自己的創作是以現實主義為基礎，而且他一生中也寫有大量的紀實性隨筆，但其作品中佔據相當分量的抒情和浪漫情緒在確立了他的“哲理抒情散文開創者”地位的同時，也使他長久地陷於邊緣境地。

對以往研究中被忽略或研究不足的作家、作品的新的發現，體現的是一種“史”的眼光。從文學史建設的立場出發，重新研讀普里什文不僅為了深入瞭解他以及他所發展的俄羅斯現代抒情哲理流派的藝術特質，同時對於把握其他流派作家的創作思想和藝術觀念，進而把握俄羅斯文學的整體也大有裨益。而且，作為中國的研究者，立足於當下的歷史語境和中國人的閲讀體驗，普里什文對於我們未嘗沒有新的意義，未嘗不會成為一種新的創造的歷史資源而被繼承和發展。普里什文所描寫的自然美和人性美，因不合“階級鬥爭”的時宜，在過去不僅不被重視，而且曾遭受粗暴的批判。今天看來，自然美和人性美這一創作母題對反思人性的醜陋殘酷、淨化人們的心靈具有重要的價值和意義，它從倫理道德的角度加速着人類文明的進程。

而且，普里什文是超前的，在一個以開發自然為基調的時代，他能夠抵抗住種種誘惑和壓力，把自己柔韌的美學觸角潛入世界的原初和根本，這使我們覺得，他是一個彷彿生活在時間之外或世界開端的詩人，他使自然成為可以為更多的人所接納的文化；他試圖恢復自然的本來面貌，從而使自然真正成為既誘使人去探究，卻又永遠無望窮盡的永恆；他使人由衷地感到對自然的需要，不僅因為那裏有久違的純淨的陽光、水流和蓬勃生長的樹木，更因為那裏有越來越難以觸摸到的人類的根脈，有一種別樣的人生意境。他對於自然、大地的興趣，近於一種純粹的詩情，而其目標在於對人性的發現，對人生之為藝術的賞鑑。那一種對自然、對人生的品評賞鑑，以至賞鑑中的忘我，已難得見之於忙碌而粗心的現代人。我們痛感，這分明是我們某些能力的衰退或喪失，是我們正在流失的一種文化。也許有人認為普里什文簡單，但是，他卻能使自己並不繁雜的理論設想融於變幻無窮的自然現象，藉助自然的無窮實現了藝術的豐富。正如帕烏斯托夫斯基在《一生的故事》中稱：“普里什文彷彿就是俄羅斯大自然的一種現象”，“普里什文用兩三行文字表達出來的這些觀察結果，如果加以發揮，就足夠另一個作家寫出整整一本書來。”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