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現實主義

現實主義是西方國際關係中的主流理論，在其龐雜理論體系下，一直存在着各種流派的紛爭。從80年代後期開始，進攻性現實主義與防禦性現實主義間的爭論佔據了顯著地位。近年來，這兩個流派因被參照用來解釋“強國崛起與對外擴展政治利益的關係”而備受理論界矚目。從體系論的角度考慮，進攻性現實主義與防禦性現實主義理論尚不夠完善，但它們經過對國際政治的大膽“簡化”，將龐雜的現實主義理論抽象為兩對變量之間的互動關係，其理論的簡明性與解釋力達到了高度的統一。
　　從學理上講，
　　
　　第一，進攻性現實主義視野中的國際社會。
　　在很多現實主義者看來，在國際政治中取得合作是非常困難的，因為世界處於一種“無政府”狀態，各國之上沒有一個共同的政府來強行施加規則和法律。以國內社會的標準來看待國際社會的機制是非常脆弱的。在這種脆弱的機制下，國家之間的欺騙極其普遍而且不可避免，因而也就不可能存在真正意義上的合作。進攻性現實主義認為“在沒有一個機構保護安全的情況下，大國在世界中為了求得生存總是相互傾軋的，而權力是保障生存的關鍵因素。”因此，世界政治中竭力維持現狀的國家是很少的，因為國際體系為各國創造了有利的時機，在收益超過成本的情況下，總是不放過機會去獲得壓倒對手的權力資源。就如米爾斯海默所概括的，國家的終極目標就是要成為國際體系中的霸主。但事實上，我們通過對現實的觀察不難發現，在國際政治中合作不僅是可以實現的，而且許多合作並不像進攻性現實主義描繪的那樣脆弱。
　　和結構現實主義假定一樣，進攻性現實主義也強調，無政府狀態是國際政治經久不變的特性，這個體系特性決定了國家為了自身安全，必須採取自助手段，他們不能指望任何外部單位來保證其安全。無政府狀態決定國家的動機總是追求最大化的安全。事實上，國際社會中存在着一系列為各國所承認的共同的理念和規則，它們使各國的行為處於一種有序的狀態。新現實主義的代表人物之一吉爾平曾經指出，“儘管國際系統是無政府的，國家之間的各種關係卻有着高度的秩序。無政府的國際系統對國家的行為有着某種無形的控制。”因而可以認為，國際秩序是各種行為方式的有機組合，它是國際社會的最基本組成要素和目標。均勢政治就是一種典型的控制國際秩序的機制。國家行為並不僅僅是由他們的理念和目標所指引，而是由一種超越它們之上的共同的框架所制約。而米爾斯海默眼中的國際社會忽略了這樣一種客觀事實，即一種有效機制的價值在於它的功能以及它的運作方式。政府機制通過立法和權力來實現秩序，但政府並不是提供秩序的唯一源泉，在無政府的國際社會中，秩序仍然是潛在的，他們以不同於政府的其它形式存在着。
　　第二，安全競爭與安全困境。幾乎在所有現實主義理論中存在着的一個重要概念是“安全困境”。米爾斯海默也對“安全困境”和“安全競爭”有過相關的闡釋。米爾斯海默贊同美國學者約翰·赫茲對“安全困境”的最初表達，即“‘安全困境'或‘權力與安全困境'是一種社會狀態，在這樣的狀態中，當權力單元共同存在時會發現不存在凌駕於它們之上，能規範它們行為和保護它們免受攻擊的權威。在這樣的條件下，從相互懷疑和相互恐懼而來的不安全感迫使這些單元為尋找更多的安全而進行權力競爭，由於完全的安全最終無法求得，這樣的競爭只能導致自我失敗。”赫茲還指出，“為求得國家安全免受其他國家攻擊，(國家)只得被迫獲取更多的權力以擺脱強國的影響。反過來，這又使得其他國家感到不安全，從而推動他們做出最壞的打算。在這樣一個被競爭的單元國家充斥的世界，沒有一個國家感到完全的安全，因而國家間的競爭隨之而來，而且陷入無休止的安全和權力擴張的惡性循環中。”由此可見，實際上“安全困境”概念的理論淵源是霍布斯哲學中充滿悲觀色彩的、弱肉強食的“自然狀態”理念。
　　自赫茲提出“安全困境”概念之後，國際政治學的現實主義迅速將它作為自己的理論基礎之一。米爾斯海默曾明確指出:“安全困境，是國際關係文獻中最著名的概念之一，它體現了進攻現實主義的基本邏輯。該困境的實質是，一個國家用增加自己安全的測度標準常常會減少他國的安全。可見，一個國家在不威脅其他國家的安全情況下增加自己的生存機會是困難的。”顯然，在很大程度上進攻現實主義的理論基礎之一就是“安全困境”。米氏曾分析道，“無政府狀態下，一個國家最好的生存之道就是利用其他國家，犧牲其他國家之利，為自己獲得權利。最好的防禦就是一種有效的進攻。由於這一信息被普遍認同，因此，無休止的安全競爭連綿不斷。”進攻現實主義承認“安全困境”概念對理解國際政治很重要，是因為進攻現實主義者常常用悲觀的眼光看待現實世界的發展演變。同古典現實主義和結構現實主義一樣，進攻現實主義對現實世界的認識基礎在於對國際體系的假設: 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國家意圖的不確定性、國家生存的基本動機是生存等。
　　在談到“安全困境”和“囚徒困境”的關係問題上，進攻現實主義則和結構現實主義有顯著分歧。前者認為，“囚徒困境”博弈不能解釋大國之間追求安全的情形，因為在無政府國際體系的“安全困境”中，相互安全實際上是不存在的。國家要麼為了安全擴張實力，要麼為了權力進攻別國，而這些都是與別國的利益不相協調的。因此，米爾斯海默認為國家追求相對權力的最大化是因為這樣做能帶來安全，也是因為由此而推行權力所帶來的價值觀。在米氏看來，由國際無政府狀態導致的“安全困境”不可能通過“囚徒困境”博弈來解決。在安全困境中，國家的安全既不是通過建立國際合作機制，也不是通過採取防禦性的合作措施來實現，而只有通過單方面的進攻來贏得，因為“只要國家生活在無政府狀態中，就幾乎不可能採取任何措施來改善安全環境”。
　　而且在米爾斯海默看來，進攻性的軍事行動不會導致“自我失敗”，這是因為政府通常是能夠取得成功並贏得很大收益的。由此他反駁對其理論的一些指責，即非理性的國家行為體由於未能預測均勢的過程而導致失敗。他聲稱，多數國家未能最終取得勝利，並非由於其非理性的國家特徵，而只是因為他們沒有對“可能存在的風險”進行理性的估算。按照米爾斯海默的邏輯分析，其對國家行為體的一些非安全目標和價值觀的關注是很少的，這些“現實的國家利益”實際上包括許多非安全的目標和戰略，而不僅僅是權力的爭奪。
　　第三，現實主義“歷史觀”的分析。米爾斯海默的歷史觀是建立在其對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結構分析以及對單元國家的基本特徵的分析上。在防禦性現實主義的世界中，維持現狀是各國關注的首要議題，而在攻擊性現實主義看來，國際體系一直存在着一個試圖獲得霸主地位的“修正主義國家”，它們是不會滿足現狀的。如此分析，米爾斯海默眼中的世界就比沃爾茲的世界的衝突要多得多。就如米爾斯海默談到的，國際政治殘酷的事實是，國際政治一直是一項粗暴而又危險的事務，將來仍然如此。雖然競爭的激烈程度不一，但是大國總是相互疑懼，一直為權力而爭奪不止，各國壓倒性的目標是增加在世界權力中的份額。而且他還斷言，“既然沒有一個國家能夠獲得主導世界的權力，那麼世界總是受難於永久的大國間的爭鬥。”顯然，與自由主義的世界觀和歷史觀不同，米爾斯海默的進攻性現實主義歷史觀是“循環論”和“宿命論”的，他把國際關係的發展史視為停滯的、循環往復的。在他看來，和平是短暫的、間歇的，而衝突則是持久的、恆久不變的;一部國際關係的發展史就是一部追求權力、大國衝突的悲觀圖景。從這個意義上講，進攻現實主義不是一種進化或者進步的理論，它無視或者不願承認世界政治中的變化。儘管大國間的爭端和摩擦依然存在，但是隨着制度力量對世界政治的規範和管理，解決這些爭端和摩擦的制度性手段在增加，制度正在塑造和改變着無政府狀態的世界。按照米爾斯海默的理論分析，世界政治的現實和兩三百年前的情景一樣，是一種無序的衝突的世界。顯然，其歷史觀已經很難對現實的國際關係給出一個令人信服的描述。
　　從單元國家的角度分析，有助於我們理解米爾斯海默這一歷史觀的產生。談到沃爾茲的結構現實主義理論，米氏認為，其理論受到國家習慣於“安於現狀”意識的影響，認為該理論完全是論述國家如何進行防禦性行為的理論。沃爾茲的理論或許承認修正主義國家的存在，即便它們具有這樣的動機，但這只是在“單元國家”層面進行討論。而且沃爾茲的理論
　　沒有對修正主義國家和安於現狀國家如何在體系結構內運作進行説明，國家對權力和安全的競爭也只是在國家尋求自身安全的時候才隨之發生。米爾斯海默試圖修正沃爾茲所主張的這一理論基礎。但是在其修正的時候有些矯枉過正，將國際體系中單元國家的特徵極端化。按照米爾斯海默的理解，如果沃爾茲的理論世界完全充斥着安於現狀的國家的話，那麼，米氏的理論世界則僅僅包含修正主義國家。體系中的所有國家，至少是大國都在尋求權力的最大化，因為在無政府體系中，權力的每一份增加都會增強它們在體系中生存的安全係數。從而使得當前的世界幾乎沒有希望安於現狀的國家。只有少數情況是例外的，即某一國家獲得了相對於其他國家的絕對的霸權優勢，該國才有可能安於現狀。如果跳出大國對於權力最大化的謀求，從長時段看待米爾斯海默的悲觀主義歷史觀，我們可能會對國家格局的演變產生同樣悲觀的判斷。正如蘇長和博士曾經在一篇文章中談到的，以米氏的歷史觀來分析，我們可能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即每一次大的格局變幻是否都要經歷一次系統性的大國衝突?如果按照經驗和一些理論研究成果來分析，歷史上大國政治關係的根本調整，都是通過系統性的戰爭來完成的化，那麼我們或許會對冷戰結束後的國際格局轉換做出這樣的假設:冷戰的和平終結並不意味着大國政治格局完全定型，或者説冷戰的結束僅僅為未來的格局定型開闢了一個起點。那麼在米爾斯海默看來，如果新的大國政治格局“塵埃未定”的話，那麼只有通過未來的大國衝突才能最終完成。
　　第四，進攻性現實主義的“結構”理論與國際機制。進攻性現實主義同結構現實主義一樣，都賦予國際結構特徵以重要的意義;而與沃爾茲結構現實主義不同的是，進攻性現實主義在強調結構決定性的前提下，斷定國家追逐權力的本性也是未泯的，即國家總是盡力所為，以獲得最大的權力，以成為霸權國家。從米爾斯海默的思想體系可以看出，國際結構及其類型成為進攻性現實主義解釋國際衝突的一個關鍵變量。但深入探討其理論基礎我們就會發現，進攻性現實主義注重的是單一的軍事實力，國家對軍事安全機制的渴求成為維護其安全的主要因素。這就使得國家結構豐富的內涵簡單化，使得國際結構成為僅僅是物質力量的凝結。顯然，在米爾斯海默看來，結構只具有物質的涵義，而忽略了日益發揮重要作用的規範的意義。這種靜態的、僵硬的觀察問題的方法，直接導致了進攻性現實主義對國際體系和國際結構的庸俗看法，從而將規範、機制和觀念等因素排斥在其理論分析之外。從某種程度上講，進攻性現實主義的世界是“物化”的、僵硬的世界。
　　事實上，儘管在一個無政府的國際體系中缺少一個共同的強制力量，但國家之間的共同利益是存在的，進攻性現實主義僅因為前者就對合作的前景表示悲觀是片面的。冷戰之後的國際社會越來越廣泛地存在着各種形式的國際機制。當各國的政府需要系統的、持久的合作來實現其目標時，政府就可以在相互利益的基礎上建立起種種機制。霸權並不是維護政治機制的最重要因素，儘管美國的霸權曾在建立一些國際機制的過程中起到重要作用，但二戰之
　　後它的軍事力量並沒有直接影響發達國家之間的合作和分歧的方式。進攻性現實主義對國際機制的懷疑主要來自於它們對“無政府狀態”的理解，但事實上無政府不一定就會對合作形成阻礙。國家行為是基於理性分析的，這意味着國家尋求主觀的效用最大化，對自身效用的期望還涉及到對他國能力和意圖的預測。國際機制的存在主要就是為了減少不確定性並使期望保持穩定，使合作者能夠在合作中實現自我的利益。
　　如果從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之間的爭論來分析，或許會有助於我們理解，在規範和制度可以塑造國際體系文化的時候，簡單地利用物質結構解釋國家行為是蒼白無力的。如果説進攻現實主義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結構(無政府狀態與實力分配)的影響的話，那麼從某種意義上講，它忽略了進程 (相互作用和學習)與制度的影響。在結構主義看來，無政府狀態中存在着這樣一種實踐，它們能夠創造並説明認同與利益的一種結構，而不是另一種結構。制度是一系列相對穩定的認同與利益，或者是認同與利益的“結構”。這樣的結構經常由正式的規則或規範固定下來，但是隻是由於行為體對集體認識的社會化以及參與，它們才具有了動力。制度作為集體知識，制度化則是一種把新的認同與利益進行內化的過程，因而從一定程度上講，結構主義對“合作問題”的分析基本上是認知分析，而進攻現實主義對合作問題則主要是行為分析，因而在解釋現實世界中的衝突與合作時就顯得僵硬而單一。